書名：古月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政治社會 卷三：皇帝、官僚與社會

作者簡介

邢義田
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秦漢史、古代中外交流史、羅馬史。出版有《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一：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二：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三：簡牘、畫像與傳世文獻互證》、《秦漢史論稿》、《西洋古代史參考資料(一)》、《古羅馬的榮光》、《天下一家》、《地不愛寶》、《治國安邦》、《畫為心聲》、《立體的歷史》、《畫外之意》等。

書籍目錄

卷三　皇帝、官僚與社會
皇帝
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秦漢皇帝與「聖人」
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
漢武帝生命中的幾個女人
揮別孤獨—漢武帝的最後一夜
母權．外戚．儒生——王莽篡漢的幾點解釋
東漢光武帝與封禪
東漢的皇帝登基儀式
從比較觀點談談秦漢與羅馬帝國的「皇帝」
政府與官僚
有容乃大——從秦代李斯諫逐各國賓客說起
趙高與秦朝的終結——談傳統帝制的一個結構性悲劇
青雲、溝渠、芒刺、腐鼠—漫談漢代的君臣關係
允文允武：漢代官吏的一種典型
蕭何、田蚡、衛青、楊震——關說在漢代
東漢孝廉的身分背景
東漢察舉孝廉的年齡限制
論漢代的以貌舉人——從「行義」舊注說起
家、宗族、鄉里風俗與信仰
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
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
〈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再議——兼與俞偉超先生商榷
秦或西漢初和奸案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江陵張家山 247 號墓《奏讞書》簡 180-196 考論
從尹灣出土簡牘看漢代的「種樹」與「養老」
東漢的方士與求仙風氣—肥致碑讀記
《太平經》對善惡報應的再肯定——承負說
《太平經》裡的九等人和凡民、奴婢的地位

推薦序/導讀/自序

自序
為歷史稍稍上色
《古月集》四卷是聯經版《今塵集》（2021）的姊妹篇。這又是一套難脫硬邦邦嫌疑的秦漢史研究論文集。這類古史論文集通常只有文字，沒有圖畫，更沒有黑白以外的顏色。長期以來，依據傳世和出土文獻而書寫的史學論文，基本上並不考慮歷史上人物和人世間原本存在的色彩。這兩套書但願稍稍有點例外。
　　真實的世界原本多彩多姿，有聲有色，猶如我們每一天睜眼所見。如果我們稍稍挖掘一下自己的記憶，也許會赫然發現記憶中的人和事常常如同一張張黑白照片，並沒有人物或場景該有的顏色。怎會這樣呢？大家也許曾注意，也許像我一樣根本沒想過。
　　依據當代認知與知覺神經生理學的一大發現，在神經通路上視覺神經對圖形和色彩訊息的傳遞是先拆開圖形和色彩，而後於較高階的腦區組合。圖形與色彩組合成功以後，進一步做記憶、語意分析並賦予意義。如果視覺神經接收到的訊息不包括有色光譜中的色彩，則腦中存檔的記憶也就沒有色彩。
　　為什麼視覺神經接收的訊息常沒有色彩呢？除了視覺先天性缺陷或後天的病變，一大原因是我們習慣閱讀文字，經由文字形成我們對當下世界和歷史的認知和記憶。對視覺神經而言，文字是圖形。文字不論手寫、鉛印或電腦打字，如同黑白圖形，也就是非光譜色中灰階式的黑到白。原本多彩的歷史現場一旦化為文字，經閱讀，腦「記憶檔」儲存了僅有黑到白非光譜色的圖形。如果我們想從「記憶檔」搜尋和重建某些畫面，或許能組合出若干影像，影像必成黑到白不同灰階的狀態，也就像一張張黑白照片了。
　　自人類發明文字，文字成為傳遞訊息和記憶主要的載具以來，長期累積的經驗使我們很自然也不自覺地以為凡過去的一切都會隨時間而褪色。可是彩色攝影出現以後，不論照片、電影或電視，歷史現場的顏色得以保留。有趣的是從此影視導演常用影像色彩單一化的手法，不論是黑白或泛黃，去倒溯故事情節，引導觀眾進入一段過去的故事場景。當導演恢復銀幕上的五光十色，觀眾立即明白倒溯已經結束，回到了情節的當下。導演可以用「有色和失色」引領觀眾出入故事情節的當下和過去，正是因為導演和觀眾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和經驗—當下多彩，進入過去就等於進入一個色彩消褪、單一或失色的世界。
　　我們的視覺習慣其實是面對充滿色彩的當下世界。顏色幫助我們辨別和認識世上的種種，誘發我們的情緒，也激起我們觀看的興趣。過去的人和事會褪色，這無形中造成我們對過去一切相當的距離感，甚至隔閡。越古老的似乎越蒼白模糊，也越難引發我們的興趣。對今天許多人來說，兩千多年前的秦漢中國正是遙遠模糊，一張張蒼白乏味的老照片……這相當不幸。
　　長期以來人們對秦漢歷史文化的記憶主要建築在《史記》、《漢書》等四史的文字性材料上。文字或因司馬遷的生花妙筆，令今人仍樂於閱讀，可是讀史書畢竟像看一部黑白電影或一張張黑白照片，從視覺經驗來說，仍然存在難以跨越的距離。
　　彩色影視出現以後，影視導演用彩色攝影消除了視覺上有色和無色的隔閡感，恢復了歷史現場的絢麗。現在樂於觀賞七彩影視劇的人無疑遠多於喜歡閱讀二十五史的。影視劇裡趙飛燕、楊貴妃身穿華服，滿頭珠翠，或雙頰貼著花鈿，眉心點染胭脂，豔紅的嘴唇微微輕啟，激活了今人對漢、唐宮中風流的想像。其中原因當然非常非常多。我覺得最少有一部分是因為今天的攝影重現了歷史現場該有的五光十色。今天如何能去重現兩千年前秦漢的五光十色？又如何去想像古人的風采呢？靠出土文物。
　　近百年來，考古出土了大量秦漢時代的文物。織物、飾品、陶銅金銀玉器、壁畫和畫像石刻等等的色彩得以重現在世人的眼前，使我們有機會捉捕到兩千年前若干原本的絢麗光影。陝西漢景帝陵出土的帶彩女陶俑和西安交通大學校園內漢墓出土的彩色壁畫都讓我們瞥見漢世貴婦和婢僕的花容月貌。歷史現場的絢麗雖然只可能部分恢復，用想像卻可從殘痕去填補失色的部分，再現歷史的風華。
　　就人世間繽紛多彩而言，古今本沒有什麼不同。顏色更是古今中外建立人間秩序的重要工具。遺憾的是今天的歷史研究和書寫者有很多忽略顏色，仍然習慣性地專注在文字材料上。這不是他們對顏色無感，而是文字本身無形中造成了無意識的習慣和局限，不自覺地將色彩一事排除在思考和關注以外。
　　這幾十年來我有幸接觸不少秦漢考古出土的原始文物和圖畫。它們的繽紛絢麗和鮮活生動讓我感覺到兩千年前的世界離我似乎不再那麼遙遠和冰冷。因此每每企圖將它們納入死硬的研究論述，一方面為文字論述作證，一方面也希望多少拉進今天讀者和秦漢的距離。讀者也許會發現，《古月集》和《今塵集》附有比一般為多的彩色圖版。利用古文物和圖像資料為秦漢歷史稍稍上色是我長久以來的願望。
　　因此我要特別感謝聯經出版公司不計成本，同意用全彩印刷這兩個集子。《古月集》和《今塵集》既然是先後出版的姊妹篇，為什麼開本大小不一致？這也必須感謝聯經慷慨同意我任性的要求。主要是因為《今塵集》出版以後，我希望《古月集》能有較大的版面，清楚呈現彩圖的細節。不少彩圖出自我幾十年中的走訪拍攝，當年親見的感動，希望能更好地傳遞給讀者，讓我們共同見證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
　　《古月集》論文的寫作年代在《今塵集》之前。《古月集》所收文字十一年前大部分曾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限於當時的條件，印成黑白。現在調整編排，增刪篇目和內容，換補彩圖，希望彩圖帶給讀者較為鮮活的想像。為了鮮活性，《古月集》增添了幾篇當年在聯經《歷史月刊》上刊登的文字，例如〈趙高與秦的終結〉、〈漢武帝生命中的幾個女人〉、〈蕭何、田蚡、衛青、楊震—關說在漢代〉……希望讀者能感覺到「人」才是歷史的主角。有人，才有情緒、溫度和人世間的多彩多姿。
　　《古月集》較中華書局版《秦漢史論著系列》（2011）有增有刪。例如〈中國古代的天下觀與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一文刪去，是因為已移入《Google 地球與秦漢長城》（2022）一書。所增則達十餘篇。另有若干篇因增補內容以致改動篇題。其餘也無不有或多或少的刪修和增補，所補多者至數百或數千言。小小心得當以新版為準。
　　個人精力十分有限，近年考古出土排山倒海，相關研究和出版大增，有太多太多來不及吸收。舊文又多失誤，現在不敢說修補完善。數十篇論文書寫在幾十年之中，如今無力完全統一體例，也是一個遺憾。有些是我刻意保留早期的體例，以見證論文寫作要求的時代變化。這都是須要向讀者說明或致歉的。
　　幾十年中幫助我的師長、朋友和學生太多，令我感恩難忘。尤其大學老同學黃榮村不久前贈送我他翻譯的諾貝爾獎得主艾力克．肯德爾（Eric Kandel）關於視覺神經和認知的經典大書，使我得以重新思考「歷史失色」的問題。他們的幫助帶給我治學莫大的快樂，使我明白知識的浩瀚和自己的渺小。謝謝他們。
　　最後要謝謝長期默默支持我的妻維紅和一雙兒女。


原序（節錄）
秦漢以皇帝為核心的官僚體制如何出現？又如何運作？是我長久關注的主要課題。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較，這套體制以及背後的價值觀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政治和文化經驗中的一大特色。
　　學者討論秦漢帝制的形成，每每從春秋戰國這「天地間一大變局」的角度出發，強調從周代封建制沒落到秦漢郡縣官僚制出現，中國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各方面都發生了鉅變。這幾百年間確實有極大的變化。然而注意變化，有時不免會忽略了其中的不變，或變化不是那麼劇烈的部分。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中更根本的「底色」。
　　以春秋戰國至秦漢社會最底層的農村聚落來說，在定居式農業、族人聚居、聚葬和職業世代相襲的基本生活形態上都表現出頑強的延續性。聚落內部尊老尚齒的倫理，歷經春秋戰國的鉅變也延續不絕。這是兩千年傳統中國農村一層重要的底色。春秋戰國以來，列國以鄉里什伍之制將鄉野聚落編組起來，加強控制。這並沒有破壞聚落的結構，甚至強化了原有的秩序和權力支配關係。此後，象徵國家徵兵、徵稅和司法的有秩、嗇夫、里正和代表鄉里聚落本身利益的父老，共同成為基層聚落的領袖。這本集子中的〈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再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和〈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四篇都和探討這個主題有關。
　　這樣的社會又會產生出怎樣的統治體制和相應的價值觀？過去二十多年的探討主要注意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注意社會特質和統治體制之間的關係。因此寫了〈從安土重遷看漢代的徙民和遷徙刑〉，指出不論就農民本身或統治者的角度，都不會也不希望農民輕易離開土地。漢代政府為了實邊或救荒，遷移人口每每須要提出鼓勵措施，而遷徙刑造成遷者離鄉背井，不得返葬，也往往會被認為是「更甚於死」的重刑。由於想到農民不輕意也不可能年年離開鄉里，因而寫成〈漢代案比在縣或在鄉？〉一文，分析農民日常可能活動的範圍、旅行的條件、地方行政的能力以及漢代縣、鄉面積等等因素，指出漢代每年八月案比，只可能在鄉里，而不可能在縣城舉行。
　　另外利用漢代居延和敦煌邊塞出土的大量習字簡、急就篇和九九術殘簡等，寫〈漢代邊塞士卒的軍中教育〉一文，指出由內郡各地徵調到邊塞守邊的士卒，原本不通文墨，即所謂「不知尺籍伍符」，在服役期間有機會學習文字、算術和國家法令，退伍後返回鄉里，即成為地方官員以外，較底層的知識文化群體，也成為帝國重要的一部分支柱。
　　〈月令和西漢政治〉是依據秦代武公時期更修〈為田律〉木牘、西漢東海郡功曹史墓出土簡牘和敦煌懸泉出土王莽月令詔條五十條，配合傳世文獻寫成。本文指出月令早已存在，系統多樣，漢以後逐漸統一，但漢朝自有「漢家月令」和經書月令不完全一致。王莽即使尊經泥古，也只能摘其可行者行之。王莽月令詔條清楚反映傳統政治不能違背，而且只能順應一個定居農業社會的生活秩序。這樣的原則自《夏小正》出現以來大概就不曾改變過。
　　〈從尹灣出土簡牘看漢代的「種樹」與「養老」〉一文則指出秦漢政府如何積極維護一個自古以來鄉里「尚齒」的傳統。〈秦或西漢初和姦案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奏讞書》簡 180-196 考論〉一文從秦或漢初的一件和姦案辯論案例，指出以秦地風俗為背景的秦律有著和關東六國倫理上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在漢代的意義。以五服制為核心的儒家倫理禮制雖經漢代循吏大力提倡，真正變成國家法律遵循的原則，並在中國社會生根，要等到晉代泰始律出現以後。由於服制成為法律的準則，借法律的力量強制推行，中國社會的儒教化從晉代以後向前大步邁進。
　　二是注意官僚人才的來源與訓練。前後寫了〈東漢孝廉的身分背景〉、〈察舉孝廉的年齡限制〉、〈論漢代的以貌舉人〉和〈秦漢的律令學〉等文，探討不同背景的地方精英，以什麼條件，通過怎樣的管道進入全國性的官僚體系。秦漢官僚大體上都是在以吏為師的傳統下，接受以律令為主的文吏訓練；如要升遷，就須進一步通曉儒經。漢代經師無論公私，幾乎都是在朝或退隱的官員，拜他們為師可以說也是以吏為師。章學誠早已指出，以吏為師是政教不分的封建老傳統，秦漢承之，足證秦漢去古之未遠。漢末王粲曾指出「吏服馴雅，儒通文法」是漢代官員品質的一大特色。這個特色到漢末魏晉才隨著士族的貴族化而漸漸消褪。
　　三是注意官僚體制運作的特色。〈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一文從漢代「如故事」和「便宜從事」這兩個公文套語，探討漢代官僚運作的基本依據和特質，指出祖宗故事、經義和律令是官僚行政的三大依據。官僚行政有因循保守的傾向，又因允許某種程度的便宜行事，而能保持彈性，不致僵化。為求了解秦漢行政的特色，曾注意秦漢地方公文書的形成方式、行文程序和保存。因此寫了〈從簡牘看漢代的行政文書範本—「式」〉、〈漢代書佐、文書用語「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候粟君責寇恩事」簡冊檔案的構成〉、〈湖南龍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跡和原檔存放形式〉等論文。
　　談官僚體制運作不能不說官僚頂端，權力來源的皇帝以及皇帝制背後的思想觀念。這一部分離完成尚早，目前僅寫了〈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秦漢皇帝與聖人〉、〈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母權、外戚、儒生—王莽篡漢的幾點解釋〉、〈東漢光武帝與封禪〉、〈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等文。
　　四是注意官僚士人的價值觀。過去有學者指出從戰國以後，封建時代的武士蛻化為文士，漢代儒家興起，變得重文輕武，或者說沒有了「兵的文化」。但我認為封建時代的某些價值觀，如《詩經》裡所說的「允文允武」，並沒有隨郡縣官僚制的建立而煙消雲散。〈允文允武：漢代官吏的一種典型〉一文從兩漢官吏的養成教育、仕宦過程、仕宦中的實際經歷、文官武吏都佩刀帶劍的服飾特色、墓葬畫像和碑志的讚頌、魏晉南北朝士人對當代及漢代的評論，指出秦漢官吏雖分文武，實則分際不嚴。一般官吏習騎射、知兵法，出入文武兩途。兩漢薦書每以「才兼文武」為言，漢末墓葬祠堂畫像充滿狩獵和戰爭圖，墓碑經常以文武雙全表揚死者。這些都反映出封建貴族的基本價值，一直到漢末沒有根本的變化。
　　以上相關論文共三十八篇，收入本書卷三、卷四。這些可以說是我思考中國古史發展的若干切片。思考的主軸如同前文提到，是有意在王夫之所說「戰國者，天地一大變革之會」或趙翼所謂「天地間一大變局」之外，揭示自周至漢變局中較為少變或不變的一面，也企圖說明所謂變革或變局的特色，也許可從封建貴族制向社會下層擴大和延伸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詮釋。今後還有多少機會說清全部的故事，不可知。以下再簡單說說這三十八個「切片」所源自的思考主軸。

文章試閱

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中國的皇帝制度大概是世界上，除了古埃及的法老之外，延續最久的一種君王制度。從秦朝到清朝，中國有整整兩千一百三十二年（西元前 221-西元 1911 年）的時間是在皇帝的統治之下。此期間，除了竊號自娛的，列名正史的皇帝就有三百五十位以上。這些「奉天承運」的真命天子，高居中國政治社會的頂端，以「天賦」的威權，君臨天下。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他們不但是政治上治之理之的帝王，更是道德上教之化之的表率。三代以降，國化為家，皇帝又儼然是天下的家長，養育萬民的父母。儘管歷史上真正道德足式、愛民如子的皇帝寥寥可數，可是環繞皇帝而發展出來的制度和理念，長久以來已經成為傳統政治、社會和道德文化各方面統合的焦點。民初革命，取銷帝制，不僅導致政治體制的改變，也促使傳統社會失去重心，趨於崩解。帝制可於一夜之間灰飛煙滅，兩千年來深入人心的帝王思想，卻是餘波盪漾，至今不息。要了解傳統的中國，就不能不一探傳統社會紐帶所繫的皇帝制度。
一、皇帝制度的出現
　　皇帝制度像歷史上許多其他的制度一樣，既非突然出現，也非一人所能獨創。司馬遷曾以十分戲劇化的手法記述皇帝制度的建立。以下就從這戲劇性的一幕說起，再追尋它的來龍去脈。
　　這一幕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裡，是從秦王政詔令群臣議尊號開始。秦王政二十六年（西元前 221 年），一位不到四十歲的少壯國君在完成統一天下，「自上古以來未嘗有」的大功業以後，下令群臣商議一個和其功業相稱的尊號。於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廷尉這一班重臣找來通曉古今的博士一起商量，決定建議秦王稱「泰皇」。因為泰皇是古代三皇—天皇、地皇、泰皇中最尊貴的一個。可是這位天下的新主人不願襲用舊號，於是自出心裁，刪去「泰」字，在「皇」下加一帝字，合而為「皇帝」。為求不同於過去，也為示新王朝的永遠長存，他廢除傳統的諡法，以世代稱呼代代相承的皇帝。由於他是第一位皇帝，稱為始皇帝；他的子子孫孫則稱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皇帝名號的擬訂當然是皇帝制度建立重要的一環。此名一立，兩千年因襲不改。「皇」字原義從金文上看是煌煌、光輝、盛美、偉大的意思，用為名詞在天皇、地皇、泰皇中則是君主的尊稱。「帝」字原指天帝或上帝，是宇宙萬物至高的主宰神。皇帝連稱意即「煌煌上帝」，師𠣭簋和《尚書．呂刑》裡出現的「皇帝」都是這個意思。帝原來既然是神的尊稱，用以稱人君，顯然有神格化人君的用意。傳世文獻如《獨斷》另有一說，秦王政用皇帝作為人間君主的稱號，是合三皇之「皇」與五帝之「帝」而成。據說這是因為他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
　　人君稱帝不是秦始皇的創舉，戰國時代已經如此。戰國時，諸侯紛紛僭越稱王。到了晚期，爭霸的諸王覺得稱「王」已不夠響亮，秦昭襄王於是約齊湣王共同稱帝，一為西帝，一為東帝。此後又有游說以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的國際外交活動。諸王稱帝的事雖然為時甚短，「帝」則顯然已經由天上降到人間，變成一個超越「王」的人間尊號。《管子．兵法篇》曾有「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之說。皇與帝的尊貴性在王、霸者之上。戰國君主稱帝，還沒有稱皇的。由此看來，秦王政以「皇帝」為號並非憑空創造，只是在已有的帝號上加上更尊貴的皇字，使自己顯得更神聖，更偉大。
　　秦始皇帝還作了兩件影響深遠的決定。一是採用戰國以來流行的五德終始說，強化秦得天下的正當性和神聖性；二是推行郡縣制度，奠下帝制中國中央集權式官僚政治的基本規模。
　　秦國到秦王政統一天下已經是一個有數百年傳統的國家。秦王政相信秦之所以能興起、兼併六國是賴祖先神靈的護佑。他在詔書中一再強調宗廟之靈，例如議帝號詔中說：「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在議封建時又說：「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秦併天下後，丞相王綰建議「昭明宗廟」，始皇於是在渭南作極廟為祖廟。極廟乃象天極，天極在天之中，謂之中宮，為天帝所居。他的這一套作法和想法有非常古老的淵源，殷商即是以祖廟所在為天下的中心。秦併六國，置祖廟於天下之中，似乎有意以此證明他們得以王天下的根據和憑藉。
　　不過這一套花樣對秦國以外的六國後人很難有說服力。在六國人的眼中，秦本是不得參與中原盟會的西陲小國，一向以「夷翟遇之」。如今秦人憑藉武力，霸有天下，要想東方各地人民心悅誠服接納秦人的統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舉例來說，楚國的郢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西元前 278 年）就被秦軍占領，改為南郡。但是過了五十年，南郡的太守還在一篇發布給郡內縣、道官吏的文告裡抱怨百姓不遵法令。楚人反抗秦治十分激烈，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就是流行在楚地的諺語。秦末，起兵反秦者也以楚地為多。
　　在戰國末期，自以為最具資格統一天下的是齊國。齊自威王（西元前 355-320 年在位）兩敗魏師以後，成為東方的強國，再經宣王和湣王兩代的經營，已經成為與秦東西對峙的兩強。秦昭襄王因此約齊湣王稱帝，兩分天下。就在威、宣王齊國最盛的時代，有齊國人騶衍大力宣傳五德終始之說，認為金、木、水、火、土五德轉移，當運者得興。勢大氣盛的君王無不認為自己承運當興，騶子之徒因此紅極一時，備受齊王以及其他國君的禮遇，其說也因而流行於東方齊、魏、趙、燕各國。但是事實證明當運的不是這些國家。齊湣王稱帝不久即一敗塗地，遭燕、趙、魏、秦、韓、楚六國圍攻，幾乎亡國。齊國一敗，其餘各國也先後為秦所亡。
　　真正逢運當興的是秦國。秦王政要贏得東方人承認秦得天下的正當性，這種本在東方流行的德運說自然是一個很便利的工具。據《史記》說，秦始皇曾親自推算五德之運，認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水以剋火，故秦為水德。應興之德，必有符瑞。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於是利用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的故事，以為水德之瑞。為了配合水德又有一連串的改制。如以十月為歲首，衣服、旄旌、節旗色皆尚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車輿六尺，六尺為步，車乘有六馬。因水德尚嚴苛，於是「凡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秦始皇利用東方人相信的理論來贏取東方人的支持，緩和他們的反抗是十分明顯的策略。
　　秦始皇除了採用五德終始之說宣傳秦得天下的正當性，也沿用了淵源古老的天命說。五德終始以證明秦乃「承運」而興，再加上天命，秦始皇才是真正奉天承運的帝王。天命說最遲在殷商時期已有。據說商紂王即曾自恃天命而拒諫。周人曾利用天命宣傳周之所以代殷而有天下。秦始皇雖然創用皇帝尊號，並沒有放棄帶有宣傳天命意味的「天子」稱號，他的玉璽上據說即有「受命于天」四個字。這方玉璽在秦亡以後，落入劉邦之手，成為漢代的傳國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