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古月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政治社會 卷四：法制、行政與軍事

作者簡介

邢義田
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秦漢史、古代中外交流史、羅馬史。出版有《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一：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二：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三：簡牘、畫像與傳世文獻互證》、《秦漢史論稿》、《西洋古代史參考資料(一)》、《古羅馬的榮光》、《天下一家》、《地不愛寶》、《治國安邦》、《畫為心聲》、《立體的歷史》、《畫外之意》等。

書籍目錄

卷四　法制、行政與軍事
法制
秦漢的律令學——兼論曹魏律博士的出現
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遷徙刑
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重論秦漢的刑期問題
月令與西漢政治——從尹灣集簿中的「以春令成戶」說起
月令與西漢政治——重讀尹灣牘「春種樹」和「以春令成戶」
行政
秦是否曾都櫟陽？
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
論漢代的邊郡與內郡
漢代案比在縣或在鄉？
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
中國古代的地圖——從江蘇尹灣漢牘的「畫圖」、「寫圖」說起
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
從簡牘看漢代的行政文書範本——「式」
湖南龍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跡和原檔存放形式
漢代書佐、文書用語「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檔案的構成
漢代《蒼頡》、《急就》、八體和「史書」問題——再論秦漢官吏如何學習文字
古代的簽署、書寫筆跡和辨偽暗記
軍事
略論漢代護軍的性質
從居延簡看漢代軍隊的若干人事制度——讀《居延新簡》札記之一
漢代邊塞軍隊的給假與休沐——讀《居延新簡》札記之二
漢代邊塞吏卒的軍中教育——讀《居延新簡》札記之三
漢代中國與羅馬帝國軍隊的特色

推薦序/導讀/自序

自序
為歷史稍稍上色
《古月集》四卷是聯經版《今塵集》（2021）的姊妹篇。這又是一套難脫硬邦邦嫌疑的秦漢史研究論文集。這類古史論文集通常只有文字，沒有圖畫，更沒有黑白以外的顏色。長期以來，依據傳世和出土文獻而書寫的史學論文，基本上並不考慮歷史上人物和人世間原本存在的色彩。這兩套書但願稍稍有點例外。
　　真實的世界原本多彩多姿，有聲有色，猶如我們每一天睜眼所見。如果我們稍稍挖掘一下自己的記憶，也許會赫然發現記憶中的人和事常常如同一張張黑白照片，並沒有人物或場景該有的顏色。怎會這樣呢？大家也許曾注意，也許像我一樣根本沒想過。
　　依據當代認知與知覺神經生理學的一大發現，在神經通路上視覺神經對圖形和色彩訊息的傳遞是先拆開圖形和色彩，而後於較高階的腦區組合。圖形與色彩組合成功以後，進一步做記憶、語意分析並賦予意義。如果視覺神經接收到的訊息不包括有色光譜中的色彩，則腦中存檔的記憶也就沒有色彩。1
　　為什麼視覺神經接收的訊息常沒有色彩呢？除了視覺先天性缺陷或後天的病變，一大原因是我們習慣閱讀文字，經由文字形成我們對當下世界和歷史的認知和記憶。對視覺神經而言，文字是圖形。文字不論手寫、鉛印或電腦打字，如同黑白圖形，也就是非光譜色中灰階式的黑到白。原本多彩的歷史現場一旦化為文字，經閱讀，腦「記憶檔」儲存了僅有黑到白非光譜色的圖形。如果我們想從「記憶檔」搜尋和重建某些畫面，或許能組合出若干影像，影像必成黑到白不同灰階的狀態，也就像一張張黑白照片了。
　　自人類發明文字，文字成為傳遞訊息和記憶主要的載具以來，長期累積的經驗使我們很自然也不自覺地以為凡過去的一切都會隨時間而褪色。可是彩色攝影出現以後，不論照片、電影或電視，歷史現場的顏色得以保留。有趣的是從此影視導演常用影像色彩單一化的手法，不論是黑白或泛黃，去倒溯故事情節，引導觀眾進入一段過去的故事場景。當導演恢復銀幕上的五光十色，觀眾立即明白倒溯已經結束，回到了情節的當下。導演可以用「有色和失色」引領觀眾出入故事情節的當下和過去，正是因為導演和觀眾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和經驗—當下多彩，進入過去就等於進入一個色彩消褪、單一或失色的世界。
　　我們的視覺習慣其實是面對充滿色彩的當下世界。顏色幫助我們辨別和認識世上的種種，誘發我們的情緒，也激起我們觀看的興趣。過去的人和事會褪色，這無形中造成我們對過去一切相當的距離感，甚至隔閡。越古老的似乎越蒼白模糊，也越難引發我們的興趣。對今天許多人來說，兩千多年前的秦漢中國正是遙遠模糊，一張張蒼白乏味的老照片……這相當不幸。
　　長期以來人們對秦漢歷史文化的記憶主要建築在《史記》、《漢書》等四史的文字性材料上。文字或因司馬遷的生花妙筆，令今人仍樂於閱讀，可是讀史書畢竟像看一部黑白電影或一張張黑白照片，從視覺經驗來說，仍然存在難以跨越的距離。
　　彩色影視出現以後，影視導演用彩色攝影消除了視覺上有色和無色的隔閡感，恢復了歷史現場的絢麗。現在樂於觀賞七彩影視劇的人無疑遠多於喜歡閱讀二十五史的。影視劇裡趙飛燕、楊貴妃身穿華服，滿頭珠翠，或雙頰貼著花鈿，眉心點染胭脂，豔紅的嘴唇微微輕啟，激活了今人對漢、唐宮中風流的想像。其中原因當然非常非常多。我覺得最少有一部分是因為今天的攝影重現了歷史現場該有的五光十色。今天如何能去重現兩千年前秦漢的五光十色？又如何去想像古人的風采呢？靠出土文物。
　　近百年來，考古出土了大量秦漢時代的文物。織物、飾品、陶銅金銀玉器、壁畫和畫像石刻等等的色彩得以重現在世人的眼前，使我們有機會捉捕到兩千年前若干原本的絢麗光影。陝西漢景帝陵出土的帶彩女陶俑和西安交通大學校園內漢墓出土的彩色壁畫都讓我們瞥見漢世貴婦和婢僕的花容月貌。歷史現場的絢麗雖然只可能部分恢復，用想像卻可從殘痕去填補失色的部分，再現歷史的風華。
　　就人世間繽紛多彩而言，古今本沒有什麼不同。顏色更是古今中外建立人間秩序的重要工具。2 遺憾的是今天的歷史研究和書寫者有很多忽略顏色，仍然習慣性地專注在文字材料上。這不是他們對顏色無感，而是文字本身無形中造成了無意識的習慣和局限，不自覺地將色彩一事排除在思考和關注以外。
　　這幾十年來我有幸接觸不少秦漢考古出土的原始文物和圖畫。它們的繽紛絢麗和鮮活生動讓我感覺到兩千年前的世界離我似乎不再那麼遙遠和冰冷。因此每每企圖將它們納入死硬的研究論述，一方面為文字論述作證，一方面也希望多少拉進今天讀者和秦漢的距離。讀者也許會發現，《古月集》和《今塵集》附有比一般為多的彩色圖版。利用古文物和圖像資料為秦漢歷史稍稍上色是我長久以來的願望。
　　因此我要特別感謝聯經出版公司不計成本，同意用全彩印刷這兩個集子。《古月集》和《今塵集》既然是先後出版的姊妹篇，為什麼開本大小不一致？這也必須感謝聯經慷慨同意我任性的要求。主要是因為《今塵集》出版以後，我希望《古月集》能有較大的版面，清楚呈現彩圖的細節。不少彩圖出自我幾十年中的走訪拍攝，當年親見的感動，希望能更好地傳遞給讀者，讓我們共同見證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
　　《古月集》論文的寫作年代在《今塵集》之前。《古月集》所收文字十一年前大部分曾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限於當時的條件，印成黑白。現在調整編排，增刪篇目和內容，換補彩圖，希望彩圖帶給讀者較為鮮活的想像。為了鮮活性，《古月集》增添了幾篇當年在聯經《歷史月刊》上刊登的文字，例如〈趙高與秦的終結〉、〈漢武帝生命中的幾個女人〉、〈蕭何、田蚡、衛青、楊震—關說在漢代〉……希望讀者能感覺到「人」才是歷史的主角。有人，才有情緒、溫度和人世間的多彩多姿。
　　《古月集》較中華書局版《秦漢史論著系列》（2011）有增有刪。例如〈中國古代的天下觀與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一文刪去，是因為已移入《Google 地球與秦漢長城》（2022）一書。所增則達十餘篇。另有若干篇因增補內容以致改動篇題。其餘也無不有或多或少的刪修和增補，所補多者至數百或數千言。小小心得當以新版為準。
　　個人精力十分有限，近年考古出土排山倒海，相關研究和出版大增，有太多太多來不及吸收。舊文又多失誤，現在不敢說修補完善。數十篇論文書寫在幾十年之中，如今無力完全統一體例，也是一個遺憾。有些是我刻意保留早期的體例，以見證論文寫作要求的時代變化。這都是須要向讀者說明或致歉的。
　　幾十年中幫助我的師長、朋友和學生太多，令我感恩難忘。尤其大學老同學黃榮村不久前贈送我他翻譯的諾貝爾獎得主艾力克．肯德爾（Eric Kandel）關於視覺神經和認知的經典大書，使我得以重新思考「歷史失色」的問題。他們的幫助帶給我治學莫大的快樂，使我明白知識的浩瀚和自己的渺小。謝謝他們。
　　最後要謝謝長期默默支持我的妻維紅和一雙兒女。


原序（節錄）
秦漢以皇帝為核心的官僚體制如何出現？又如何運作？是我長久關注的主要課題。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較，這套體制以及背後的價值觀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政治和文化經驗中的一大特色。
　　學者討論秦漢帝制的形成，每每從春秋戰國這「天地間一大變局」的角度出發，強調從周代封建制沒落到秦漢郡縣官僚制出現，中國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各方面都發生了鉅變。這幾百年間確實有極大的變化。然而注意變化，有時不免會忽略了其中的不變，或變化不是那麼劇烈的部分。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中更根本的「底色」。
　　以春秋戰國至秦漢社會最底層的農村聚落來說，在定居式農業、族人聚居、聚葬和職業世代相襲的基本生活形態上都表現出頑強的延續性。聚落內部尊老尚齒的倫理，歷經春秋戰國的鉅變也延續不絕。這是兩千年傳統中國農村一層重要的底色。春秋戰國以來，列國以鄉里什伍之制將鄉野聚落編組起來，加強控制。這並沒有破壞聚落的結構，甚至強化了原有的秩序和權力支配關係。此後，象徵國家徵兵、徵稅和司法的有秩、嗇夫、里正和代表鄉里聚落本身利益的父老，共同成為基層聚落的領袖。這本集子中的〈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讀記〉、〈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再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和〈從出土資料看秦漢聚落形態和鄉里行政〉四篇都和探討這個主題有關。
　　這樣的社會又會產生出怎樣的統治體制和相應的價值觀？過去二十多年的探討主要注意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注意社會特質和統治體制之間的關係。因此寫了〈從安土重遷看漢代的徙民和遷徙刑〉，指出不論就農民本身或統治者的角度，都不會也不希望農民輕易離開土地。漢代政府為了實邊或救荒，遷移人口每每須要提出鼓勵措施，而遷徙刑造成遷者離鄉背井，不得返葬，也往往會被認為是「更甚於死」的重刑。由於想到農民不輕意也不可能年年離開鄉里，因而寫成〈漢代案比在縣或在鄉？〉一文，分析農民日常可能活動的範圍、旅行的條件、地方行政的能力以及漢代縣、鄉面積等等因素，指出漢代每年八月案比，只可能在鄉里，而不可能在縣城舉行。
　　另外利用漢代居延和敦煌邊塞出土的大量習字簡、急就篇和九九術殘簡等，寫〈漢代邊塞士卒的軍中教育〉一文，指出由內郡各地徵調到邊塞守邊的士卒，原本不通文墨，即所謂「不知尺籍伍符」，在服役期間有機會學習文字、算術和國家法令，退伍後返回鄉里，即成為地方官員以外，較底層的知識文化群體，也成為帝國重要的一部分支柱。
　　〈月令和西漢政治〉是依據秦代武公時期更修〈為田律〉木牘、西漢東海郡功曹史墓出土簡牘和敦煌懸泉出土王莽月令詔條五十條，配合傳世文獻寫成。本文指出月令早已存在，系統多樣，漢以後逐漸統一，但漢朝自有「漢家月令」和經書月令不完全一致。王莽即使尊經泥古，也只能摘其可行者行之。王莽月令詔條清楚反映傳統政治不能違背，而且只能順應一個定居農業社會的生活秩序。這樣的原則自《夏小正》出現以來大概就不曾改變過。
　　〈從尹灣出土簡牘看漢代的「種樹」與「養老」〉一文則指出秦漢政府如何積極維護一個自古以來鄉里「尚齒」的傳統。〈秦或西漢初和姦案中所見的親屬倫理關係—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墓《奏讞書》簡 180-196 考論〉一文從秦或漢初的一件和姦案辯論案例，指出以秦地風俗為背景的秦律有著和關東六國倫理上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在漢代的意義。以五服制為核心的儒家倫理禮制雖經漢代循吏大力提倡，真正變成國家法律遵循的原則，並在中國社會生根，要等到晉代泰始律出現以後。由於服制成為法律的準則，借法律的力量強制推行，中國社會的儒教化從晉代以後向前大步邁進。
　　二是注意官僚人才的來源與訓練。前後寫了〈東漢孝廉的身分背景〉、〈察舉孝廉的年齡限制〉、〈論漢代的以貌舉人〉和〈秦漢的律令學〉等文，探討不同背景的地方精英，以什麼條件，通過怎樣的管道進入全國性的官僚體系。秦漢官僚大體上都是在以吏為師的傳統下，接受以律令為主的文吏訓練；如要升遷，就須進一步通曉儒經。漢代經師無論公私，幾乎都是在朝或退隱的官員，拜他們為師可以說也是以吏為師。章學誠早已指出，以吏為師是政教不分的封建老傳統，秦漢承之，足證秦漢去古之未遠。漢末王粲曾指出「吏服馴雅，儒通文法」是漢代官員品質的一大特色。這個特色到漢末魏晉才隨著士族的貴族化而漸漸消褪。
　　三是注意官僚體制運作的特色。〈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一文從漢代「如故事」和「便宜從事」這兩個公文套語，探討漢代官僚運作的基本依據和特質，指出祖宗故事、經義和律令是官僚行政的三大依據。官僚行政有因循保守的傾向，又因允許某種程度的便宜行事，而能保持彈性，不致僵化。為求了解秦漢行政的特色，曾注意秦漢地方公文書的形成方式、行文程序和保存。因此寫了〈從簡牘看漢代的行政文書範本—「式」〉、〈漢代書佐、文書用語「它如某某」及「建武三年候粟君責寇恩事」簡冊檔案的構成〉、〈湖南龍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號秦牘的文書構成、筆跡和原檔存放形式〉等論文。
　　談官僚體制運作不能不說官僚頂端，權力來源的皇帝以及皇帝制背後的思想觀念。這一部分離完成尚早，目前僅寫了〈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秦漢皇帝與聖人〉、〈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母權、外戚、儒生—王莽篡漢的幾點解釋〉、〈東漢光武帝與封禪〉、〈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等文。
　　四是注意官僚士人的價值觀。過去有學者指出從戰國以後，封建時代的武士蛻化為文士，漢代儒家興起，變得重文輕武，或者說沒有了「兵的文化」。但我認為封建時代的某些價值觀，如《詩經》裡所說的「允文允武」，並沒有隨郡縣官僚制的建立而煙消雲散。〈允文允武：漢代官吏的一種典型〉一文從兩漢官吏的養成教育、仕宦過程、仕宦中的實際經歷、文官武吏都佩刀帶劍的服飾特色、墓葬畫像和碑志的讚頌、魏晉南北朝士人對當代及漢代的評論，指出秦漢官吏雖分文武，實則分際不嚴。一般官吏習騎射、知兵法，出入文武兩途。兩漢薦書每以「才兼文武」為言，漢末墓葬祠堂畫像充滿狩獵和戰爭圖，墓碑經常以文武雙全表揚死者。這些都反映出封建貴族的基本價值，一直到漢末沒有根本的變化。
　　以上相關論文共三十八篇，收入本書卷三、卷四。這些可以說是我思考中國古史發展的若干切片。思考的主軸如同前文提到，是有意在王夫之所說「戰國者，天地一大變革之會」或趙翼所謂「天地間一大變局」之外，揭示自周至漢變局中較為少變或不變的一面，也企圖說明所謂變革或變局的特色，也許可從封建貴族制向社會下層擴大和延伸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詮釋。今後還有多少機會說清全部的故事，不可知。以下再簡單說說這三十八個「切片」所源自的思考主軸。

文章試閱

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遷徙刑
遷徙離鄉在秦漢人心目中的嚴重性，可以從下面這個故事明白地看出來。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 122 年），淮南王劉安謀反，苦無不安的情勢可以利用。中郎伍被於是獻上一計，鼓動民怨：
　　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及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辨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
　　以伍被估計，在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的情況下，如果製造徙民朔方的傳言，又假傳詔書逮捕諸侯太子及幸臣，將可激起平民與豪門普遍的疑懼怨恨，創造有利起兵的情勢。淮南王聞其計，也認為「此可也」。這個計畫後來雖然並沒有實現，卻很真切地反映了漢代人對遷徙，尤其是徙邊一事的感受。
　　伍被如此計謀，當然有他的背景。就在元狩元年的五年以前，也就是元朔二年（西元前 127 年）的春天，武帝遣衛青等人敗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和五原郡。同年夏天，武帝即募民十萬口徙朔方。伍被說「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就是指這一次徙民。同時，武帝還曾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於茂陵。關東大俠郭解被迫遷徙又遭族誅一事，即發生在徙民茂陵的行動中。募民徙朔方一事在當時社會上造成什麼反應，文獻失載，不得而知。不過，根據《漢書．游俠傳》，徙郡國豪傑及富人於茂陵一事，在當時震動了關山東西。時隔五年，人們記憶尚新，那些豪傑富人應該更是餘悸猶存。五年前遷徙的是家貲三百萬以上者，遷徙的地點是京師旁的茂陵，如今傳言徙家產五十萬以上者，受影響的富人將更多，遷徙的地點是荒遠新闢的邊郡朔方，其可能引起的疑慮震恐必然更大。這可以說是伍被此計的用心和最直接的背景。
　　如果深遠一點說，自從中國成為一個定居的農業社會，離鄉背井大概已是一般人最不得已和最難忍受的事之一。定居的農業使人傾向安土重遷。絕大部分的農民如果不是因為天災人禍或人口增殖的自然壓力，通常都不輕易離開他們的土地。這種社會習性最早從盤庚打算從奄遷到殷，「民不適（適，悅也）有居」（《尚書．盤庚》）已經可以看見。漢代人對百姓安土重遷的特性也曾有深入的觀察。司馬遷指出：「關中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故其民猶存先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又說：「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地重，難動搖。」（《史記．貨殖列傳》）所謂「地重」或「地重，難動搖」者，安土重遷也。漢元帝在永光四年勿徙民初陵的詔書裡說：「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祖先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長久之策也。」劉向在《說苑》裡也說：「安故重遷，謂之眾庶。」東漢崔寔則謂：「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對遷徙感受最深刻的恐怕要數屬籍安定的王符。王符在《潛夫論．實邊》篇中說：
　　且安土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遷徙，不習風俗，不辨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
　　東漢明、章以後，帝國西疆飽受羌患，朝臣紛紛主張放棄邊郡並遷邊民於內地。王符以邊郡人的切身感受，竟然說出「民之於徙，甚於伏法」，「奪土遷徙……類多滅門」這樣深痛的話來。他又指出邊地雖然危險，邊民「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他的話和崔寔所謂「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可以說明白表露了當時人對遷徙離鄉的感受。
　　如果被迫離鄉，不論是因戰爭、災荒、仕宦或遭遷徙刑，都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故里。楚、漢之際，因戰爭而人口流亡甚多。等到戰爭結束，天下安定，「民咸歸鄉里」。〈國三老袁良碑〉記其先祖「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這是百姓於戰亂之後，返回鄉里的實證。漢人仕宦離鄉，致仕之時，例乞骸骨，歸故里。司馬遷曾親訪豐沛，說：「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可見這些追隨劉邦的漢初功臣殁後，即行歸葬。西漢元帝時，貢禹乞骸骨上奏裡有一段頗能反映思歸之心切：「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洿席薦於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上書以「死無所恨」作結，可見他的心情。班超從西域上書求歸，說：「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班超身在異域，以中土為故鄉，反映的也是同樣的心情。如果不幸未及生而返鄉，亦願死而歸葬。其他因天災人禍，離鄉望返的例子，下文還會再提到。總之，所謂「代馬望北，狐死首丘」，人們思鄉戀土之情如此濃烈，主要是因為秦漢承古遺風，家族聚居，親朋故舊，盡在於斯。田園廬墓，彼此相連，死生同恤，祭祀同福。人一生較緊密的血親和地緣關係通常都和鄉里故居分不開，而這一切又是農業聚落長期定居和安土重遷的自然結果。
　　對這種社會習性和心理有所認識，才能比較深切地了解秦、漢時代若干徙民措施和遷徙刑所具有的意義。由於人們迫不得已不願遷徙，遷徙因此可以成為被視作「甚於伏法」的嚴重懲罰。又因為遷徙刑是以遷徙作為懲罪的方式，政府對於無罪的百姓就不能隨意遷之。如要徙民，須「募」，須以利誘之，尊重其意願。如不顧意願，強迫而行，就可能激起民變。伍被獻計，依據的就是這樣的社會背景。因此，我們看見秦、漢兩代為了政治或軍事的目的，大規模徙民或遷移罪犯於邊地，都採取了種種鼓勵的措施。
　　對鼓勵徙民的措施有比較詳細描述的是鼂錯。他在徙民實邊的建議中說：
　　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他建議的種種措施，不僅在促使百姓樂於遷徙，更在於使民遷徙之後，願意長期定居下來。簡單地說，第一步為使百姓樂於遷徙，必須讓他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第二步為使人民願意長居，必須為他們安排一個他們原本習慣的聚落生活。儘管如此，這一切安排對傾向安土重遷的百姓，吸引力仍不足。事實上只有貧窮或因災無以維生，或犯罪的人才可能接受這樣的安排。因此，鼂錯建議募民，以犯罪為先，欲贖罪或得爵者次之：
　　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
　　不論是對罪犯或平民百姓，用的方式都是「募」，而不是迫令。鼓勵的措施包括贖罪、拜爵、除復徭役、供給衣食，甚至代辦婚配。再加上前文提到的供給田、宅，為置巫醫等，條件可以說相當豐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