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聯經中國史】首崇滿洲的多民族帝國：清史

作者簡介

葉高樹╱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專業領域為清代中國史，關注滿洲漢化、八旗生計、旗人教育等議題。著有專書《降清明將研究（一六一八―一六八三）》、《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以及〈乾隆皇帝與滿洲傳統的重建──以薩滿祭祀儀式為例〉、〈仰食於官：俸餉制度與清朝旗人的生計〉、〈清朝部院衙門的翻譯考試〉等學術論文五十餘篇。

書籍目錄

總序　
導言
一、清朝的歷史地位
二、不同視角的清史論述
三、史料與官方修史
四、《清史稿》與官修正史
五、對清朝的表述
第一章 北亞與東亞：滿洲興起前的世界
一、明朝的疆域與邊防
二、蒙古諸部的消長
三、朝鮮與周邊的互動
四、女真諸部的動態
五、「滿洲」的由來
第二章 開國與建制：民族共同體的形成
一、努爾哈齊建國的歷程
二、滿文的創製及其發展
三、八旗制度的建立
四、議政政體的演變
五、部院組織與稱帝建號
第三章 傳說與史實：清初宮廷疑案解析
一、太祖幽弟殺子
二、孝莊太后下嫁
三、順治皇帝出家
四、雍正皇帝繼統
五、乾隆皇帝身世
第四章 征服與擴張：多民族帝國的建立
一、疆域的形成
二、因俗而治
三、化「邊陲」為「內地」
四、同文之治
五、戰爭與儀式
第五章 延續與創新：仿行明制及其更張
一、清承明制
二、考試制度的發展
三、理藩院的設置
四、軍機處的設立
五、內務府的創建
第六章　調適與支配：文化互動及其控制
一、統治的正當性
二、巡幸與治理
三、學術正統的確立
四、滿洲傳統的重建
五、徵書、編書與禁書
第七章 正信與異端：宗教信仰及其統制
一、薩滿信仰
二、藏傳佛教
三、佛教與道教
四、天主教與伊斯蘭教
五、民間秘密宗教
第八章 集權與極權：康雍乾三帝的治術
一、文字獄與言論控制
二、打擊朋黨與擴張皇權
三、密奏制度與強化皇權
四、整飭吏治與懲辦貪汙
五、社會組織與社會控制
第九章 危機與守成：局勢的惡化與遏止
一、乾嘉之交的治道
二、苗事與洋盜
三、民間秘密組織的擾動
四、對外關係的變化
五、「康乾盛世」之後
參考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總序
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汎森
在過去一百多年中，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改變，一方面源自於近代中國幾次重要的史學革命，從梁啟超在《新史學》「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的批判，到胡適的國故整理運動、傅斯年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再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興起。這幾波的史學革命，雖然彼此關注的重點各不相同，但對於歷史的定義、史料的範圍、解釋的角度等議題，都產生重大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國際間對中國歷史的演變，無論是在歐洲、日本還是美國，一代又一代學者，不斷推陳出新，提出新的觀點與詮釋。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臺灣的歷史學者在這個領域，同樣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並發展出獨特的學術風格。他們既繼承了近代中國新史學的脈絡，又吸納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學術潮流，加上引入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並在上個世紀末，接受到後現代主義的衝擊與洗禮。
幾年之前，有一位編輯朋友來信提及，臺灣已經很久沒有編寫成套的中國斷代史，聯經出版公司的發行人林載爵先生也與我談起，覺得有必要將這些累積起來的成果作一個整理。二ま二四年，適逢聯經出版公司創立五十週年，因此有了這項《聯經中國史》的出版計畫。
將近二十年前，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任內，為了慶祝史語所成立八十周年，曾組織一項「集眾式」的工作，與史語所同仁共同完成《中國史新論》，當時也是由聯經所出版。不過，《中國史新論》是專題式的論文集結，旨在呈現臺灣學者對中國史研究所開展的新課題、新領域與新方向。
《聯經中國史》也是一項「集眾式」的工作，但定位截然不同。在策畫之初，我們便希望這套書是要服務大學生和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的一般讀者。也因此，我們訂下了幾點寫作的基本原則：
第一、書寫方式採取敘事型的手法，而非純粹學術論述或理論分析，引文也只限於必要的範圍。
第二、必須融入近年來新研究之成果，但並非研究回顧，而是以新研究為基礎，融會貫通而成的新通述（synthesis）。
第三、反映近年來新研究之趨勢，避免只聚焦於上層政治、宮廷政治，而多著墨社會經濟、日常生活、菁英與大眾文化（high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之交流、性別、地方社會的多樣性等議題。
第四、重視非漢族群與非漢字中心的觀點，以及不同朝代與亞洲其他地域互動的關係，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史。
第五、在參照融會新近研究時，注重中文（特別是臺灣）學界的研究，以期與其他相類似叢書在見解與框架上有所區別。
為了完成這項計畫，我們邀請了精熟各個時代的資深歷史學者擔綱作者。我要在此感謝各冊作者，承擔起這項不容易的工作。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認識和書寫歷史的方法。我們期待這套叢書，能代表這個時代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聯結起過去與現在，並為所有想要了解中國歷史的人，提供一個全面而深入的視野。

文章試閱

一、清朝的歷史地位
清朝與現代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八旗勁旅直入北京，時人遭逢「天崩地解」的劇變；對懷抱強烈漢族中心意識的人而言，更是繼元朝（一二七一—一三六八）之後，中國再次「亡國」。士人同時面對忠奸和夷夏的抉擇，拒絕接受「異族」統治的「遺民」，將「亡國」和「亡天下」、「治統」與「道統」加以區分，或寄望於「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選擇和新政權合作的「貳臣」，則藉由元朝統治下漢文化大放異彩的論辯，推翻「宋亡而中國亡」的說法。
關於「改朝換代」一詞，「改朝」固然是指政權更迭，若將「換代」作「世代交替」解，意味著新政權尚需經過一段時間，才會被人民接納。當清朝展現恢復秩序和重建社會的能力後，遺民的立場也出現鬆動，並提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之論，不再堅持儒家「忠奸之辨」、「夷夏之防」的核心價值。大約在三藩戰爭（一六七三—一六八一）前後，滿、漢之間的緊張關係已趨和緩，部分遺民接受「博學鴻詞」科的徵召；抗節自持者雖拒不出仕，卻不禁止子弟參加科舉，「遺民不世襲」也成為共識。降及晚清，社會上有「不分滿、漢，但問旗、民」的說法，滿、漢的族群畛域漸泯，但有身分、待遇的不同。
十九世紀後期，在西力衝擊下，激起中國的排外、反外意識，熱情的革命運動家則將之催化為排滿、反滿情緒。這股風潮並未因清朝覆亡而暫歇，緊接而來的中、日戰爭，再掀反日、仇日的聲浪，加上否定清朝的「革命史觀」推波助瀾，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成為詮釋清史的主流。因此，清史研究深受現實政治影響，也是史家與時代互動的例證。
清朝統治對現代中國而言，至少有兩個重要意義：一、疆域，不論是一九一二年的中華民國，或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規模都繼受自清朝。二、族群，不論是孫文革命成功後所宣傳的「五族共和」，或是今日中國的民族識別有「五十六個兄弟民族」，族群成分也都奠基於清朝。

中國史的清朝
一九六七年，何炳棣從清朝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意義，論述清朝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他的主要論點有：
一、自一六○○年至一八○○年間，滿洲統治者在治理邊疆的同時，將帝國凝聚成地理的和種族的實體，締造現代中國的基本型態。
二、帝國人口空前成長。糧食產量增加、手工業發展，以及清初幾位皇帝福國利民的政策，開啟長達百年的全盛時代，人口也暴增至三億。
三、早期的滿洲統治者採行有系統的漢化政策，使清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儘管漢化和儒家化使滿洲付出喪失民族特質的代價，卻換得空前繁榮的盛世。
四、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機制日趨成熟。就政治制度而言，在機構間的協調、文書的分類與傳遞、決策和執行的程序，以及官員考核等，顯得審慎而有序。在社會、經濟方面，雖然在制度上少有創新，但大規模的跨區域整合與交流持續進行。
五、物質文化與藝術發展的成就。在和平與繁榮的世紀中，國家纂輯、出版大量書籍，宮廷收藏無數的藝術品，社會也出現一批版本目錄學家和藝術鑑賞家。
以上含括的層面極廣，是了解中國現狀淵源的重要指引；強調「漢化」對清朝統治中國的作用，則影響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的清史研究。其後，若干討論清朝在中國史地位的論著，雖舉出更多的事例，仍不出上述架構。縱使在一九九○年代後期出現對「漢化」觀點的質疑，何炳棣仍對自己在三十年前發表的「複雜的宏觀史學觀點」充滿自信，並認為拒絕「漢化」則難以在中國史中為清朝定位。

歷史比較的清朝
「比較」是認識、分析事物或現象的重要方法，可以從中探知研究主體所代表的意義。二十世紀初，梁啟超稱清代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所謂「文藝復興」（Renaissance），是指歐洲在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化運動，從恢復古典文化出發，進而建立新的文化基礎和社會體系；結束中古時期，並開啟近代文明。梁啟超認為，清代學術的特徵在「對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其動機和內容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似，而文藝復興在歐洲所發生的新影響，正在清末民初的中國醞釀。
梁氏立論的要旨有五：一、考據學派冷靜縝密的傳統，性質近於科學。二、學者對佛教哲學過度發達的批判，正是宗教改革。三、學者將經世致用的傳統擴大為改良社會，注重生計問題，一如社會主義。四、文學、美術的雄厚根柢，一旦與西方文化接觸，必定創成新派。五、在復古之餘，將來亦應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簡言之，將清代的學術發展建構成由復古而解放，由主觀的演繹進而為客觀的歸納，正與歐洲文藝復興若合符節；但清代學術並未使近代中國免於衰亂，則其說不免流於附會。即便如此，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官方獎崇文教，人文主義學者醉心學術，而盛清時期朝廷偃武修文，私人研史窮經，藉由比較，清朝的「世界性」意義猶可凸顯。
二○一一年，國立故宮博物院推出「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流」特展，也是從歷史比較的視角，將同一時代的兩位君主因文化交流所產生的影響並呈。康熙皇帝（玄燁，清聖祖，一六五四—一七二二，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在位）與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一六三八—一七一五，一六四三—一七一五在位）同為十七世紀著名君主，兩人都是沖齡即位，集大權於一身，軍事、文化各有成就，康熙皇帝開創清朝歷史的「康乾盛世」，路易十四在位期間則被史家譽為輝煌無比的「路易十四時代」。
兩位君主的交集，源自路易十四派遣耶穌會（Societas Jesu）傳教士至中國。後藤末雄指出，康熙皇帝懷柔傳教士，使其成為中國文化的崇拜者，以致路易十四對清朝的政治野心無法遂行；傳教士將中國的德治思想介紹回法國，則成為伏爾泰（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等人抨擊天主教和專制政治的材料，是導致波旁王朝（Maison de Bourbon，一五八九—一七九二，一八一四—一八三○）沒落的原因之一。透過比較，可以覺察異文化間互動的其他面向。

全球史的清朝
二十世紀後期，著重整合和差異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興起。全球史的範圍不必然是「全球」，而是以宏觀的視角，超越政治或文化單元，強調議題的相關性，注重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關心歷史事件的同步性，以及去中心化的研究取徑。從「漢化」的角度，清朝誠然具有「中國」特徵；若置於全球史的脈絡，以其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性質，則清朝不應只是「中國」而已。
岡田英弘認為，蒙古帝國的領域東自日本海、西至俄羅斯大草原，在範圍內的居民都成為帝國的一分子，其後又孕育出可以連結到今日、嶄新的民族和國家，乃提出「世界史是從蒙古帝國展開」的概念，而大清帝國則是其繼承者。清朝的皇帝有多重身分，既是漢人傳統式的皇帝，也是滿洲部族會議的領袖、蒙古的大汗、藏傳佛教中地位最高的「施主」，以及東突厥斯坦穆斯林的保護者。大清帝國的本質，是五大種族的「共主邦聯」國家，也是能夠統治廣大疆域長達二百餘年的關鍵。
美國從非漢民族觀點出發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學者，挑戰「漢化」的說法，強調「滿洲因素」的重要性；據以檢視清朝皇權的建構，則認為是中國與內陸亞洲兩個不同政治體制的混合體。他們將清朝對蒙古、新疆、西藏的軍事征服，及其統治邊疆的政策，與俄羅斯帝國、鄂圖曼帝國等「殖民帝國」作比較，指出清朝統治下的中國，同樣面臨控制、擴張、正當性等問題。
二、不同視角的清史論述
同化的「漢化」關於「漢化」，學界迄今仍未形成普遍接受的定義。一般分為兩個層面：一、寬鬆的定義，指非漢民族與漢民族接觸後，接受漢文化的成分，如藝術、風俗等，至於該民族是否放棄原有的文化與認同，不在考慮之列。二、嚴格的定義，則與人類學的「同化」（assimilation）同義，是指兩個族群因長期接觸，導致文化從屬群體放棄其原有文化，並全面接受文化主宰群體的文化，且與之融為一體。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學者多將「漢化」等同於「同化」，總認為進入漢地的非漢民族，都會被漢文化同化。基於此一信念，激烈的漢民族主義者更發展出「歷史上凡以武力征服中國者，終將為中國所征服」的「鐵律」，完全漠視非漢民族的歷史地位。
曾任戶部郎中的漢人劉體智（一八七九—一九六三）指出，歷史上曾經統治中國的「異類」，除蒙古尚有遺族外，其餘「未幾即與之俱盡而不復見」。雖然滿人「不求文學，惟重騎射」，八旗「不與居民雜處，不與漢人聯姻」，但是二百年間，「滿人悉歸化於漢俗，數百萬之眾，僉為變相之漢人」。他的政治立場是同情清朝的，卻持同化的觀點，認為漢化是無法避免的趨勢，遂有「茫茫禹域，真亡國滅種之利器」之嘆。

「征服王朝」理論
一九四九年，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據人類學的「涵化」（acculturation）觀點，即不同文化持續接觸，受影響的一方會主動調適吸收或排斥抗拒，提出「征服王朝」理論。他將帝制中國分為典型中國朝代，以及征服王朝、滲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指五胡十六國〔三○四—四三九〕、北魏〔三八六—五三五〕、北齊〔五五○—五七七〕、北周〔五五七—五八一〕等，在華北以半和平滲透方式所建立的政權）。
所謂征服王朝，是指某一個民族征服另一個民族的部分或全部居住地所建立的政權，在中國歷史上有遼（九一六—一一二五，契丹）、金（一一一五—一二三五，女真）、元（蒙古）、清（一六四四—一九一一，滿洲）。他們統治中國期間，既強調本民族特質，又實施二元統治，展現「社會文化二元性」特徵。以游牧為主的契丹、蒙古和已經發展農業的女真、滿洲，由於文化性質不同，對漢文化有「文化抗阻力」強弱之別，遼與金分別代表征服模式的兩大類型，遼為「抗拒型」，金是「讓步型」，清則是兩者的「中間型」。
滿洲在征服、統治中國的過程中，雖然主動汲取漢文化因素，但也採取若干保障政治權力的措施，以及由此而來的經濟、社會特權；舉凡推行八旗制度、控制官僚組織、提倡滿洲語文、堅持軍事價值、維護滿洲禮俗等，在在顯現清朝的社會二元性特徵。然而，清朝的複雜程度，又遠遠超過遼、金、元三朝。以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族群屬性為例，契丹、女真或蒙古征服者，可以清楚地區分「本族人」與「非本族人」；對於以女真族為核心，並具有民族共同體特質的滿洲而言，從政治、經濟或社會的旗、民分治原則來看，雖能劃分出「旗人」與「非旗人」，惟此係從制度觀點，並非就族群而論。
在八旗制度中，包括滿洲、蒙古、漢軍三大族群，其地位高低自有等差；然在「入旗」、「改旗」以及「出旗」的辦法下，族群身分亦能調整。漢族在滿洲政權中，實兼具征服者（漢軍）與被征服者（民人）的角色，與以往北亞民族征服漢族的模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