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什麼是思想史

作者簡介

陳正國
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興趣為蘇格蘭啟蒙運動、英國思想史與殖民史。

書籍目錄

序
第一章 「思想史」— 從詞到義
第二章 思想史的學術意涵
第三章 思想史必須先是一種歷史—西方現代史學濫觴
第四章 西方的舊思想史—文化史與精神史
第五章 英語世界的「思想史」發展
第一節 觀念史作為一種思想史
第二節 智識史作為一種思想史
第六章 史料、時代與思想史—從史基納思想史講起
第七章 史基納思想史的優點與局限
第八章 思想史的研究對象
第九章 寫作中的思想史
第十章 當前思想史的發展—跨境思想史研究
第十一章 從跨境思想史到比較思想史
第十二章 結論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
曾經看過一則有著知識人類學興味的笑話，大致如下：
「如果你要一個法國人去研究駱駝，他會選擇在某個週日下午帶把傘出門，先到一座咖啡館坐下，點杯咖啡，讀點報紙。等到稍晚時分，怡然信步到附近的動物園，走近駱駝，用傘尖戳一下這生物，略事觀察。然後轉身回家，花半小時寫就一篇雋永慧詰的論文小品。如果你要一位英國人研究駱駝，他會花兩年時間，周詳的準備帳篷、手電筒、望遠鏡、鍋碗瓢盆等各式露營所需的裝備，然後開拔到沙哈拉沙漠駐紮兩年，仔細觀察駱駝的作息。返國後，他會交給你厚厚兩大疊充滿各種事實，卻毫無組織可言的觀察報告。如果有個德國人要研究駱駝，他會直接走進書房，關上門栓並開始思考。當他在半年後重啟書房大門時，他會繳出一套六大冊的鉅著，標題為《駱駝精神現象之形上學研究》。」
近百年來，歐美歷史學界研究人類非物質文化—如信念、價值、邏輯、觀念等等—以及這些非物質因素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影響時，也有法、英、德三種語系各自擅場的書寫形態，分別是法國的 l’histoire des mentalité（心態史）、英美的 history of ideas（觀念史）與 intellectual history（智識史或思想史），以及德國的 Begriefsgeschichte（概念史）。中文學界近一百年所實踐的「思想史」研究與寫作，固然有中國史自身的長遠傳統，但其吸收外來學術觀念與紀律的部分，則明顯接近英美的觀念史與智識史，此為本書之所以側重英美「思想史」輪廓之描述的主因。
本書初稿係為上海三聯書店「樂道文庫」而作。感謝叢書主編羅志田教授以及推薦人王汎森教授垂青，囑我負責撰寫他們最擅長的思想史一冊。二○二二秋天在完成簡體字版後，便開始思考繁體字版的出版。與簡體字版相比，本書主要論點並無不同，但增加了些許篇幅，主要是台灣學界更熟悉，可能會更感興趣的思想史故事。筆者尤其要感謝聯經出版公司所邀請的兩位專業審查人，他們所給予的建議大大幫助了本書的修改。樂道叢書的旨意是為大眾讀者編寫一套學術入門書籍，希望大家樂在閱讀。但筆者私心以為，思想史一題並不容易普羅化，所以雖然本書行文刻意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口語化，但自寫作伊始便設定將此書獻給對「什麼是思想史」有足夠好奇與志趣的大學生，尤其是歷史系學生，同時希望此書的論點與論證對博士生與年輕學者而言，同樣夠具挑戰性。
本書以英語世界的思想史之初軔、發展、沿革與優缺點為討論的重點。英語世界對思想史的介紹其實不少，讀者可以從註釋中得到一些出版資訊。此外有幾本值得參考的相關著作，但本書並未徵引，其中包括 Brian Young & Richard Whatmore (eds.) A Companio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2016). Brian Young & Richard Whatmore, Palgrave Advanc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algrave, 2006). Richard Whatmore,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2016)。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翻閱並比較它們之間以及與本書之間的差異。大抵而言，本書與多數英文相關著作不同之處有以下數端。第一，本書刻意從歷史學的本質開始談起，強調思想史是歷史學的一支次學科。第二，透過與其他次學科，尤其是姊妹學科如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等的比較，本書希望從學科邊界的角度說明什麼是思想史。第三，多數英語著作強調思想史中的所謂「劍橋學派」，本書則花相當篇幅在於講述北美觀念史的濫觴，尤其是觀念史興起的知識社會學背景。第四，與多數英語著作強調「劍橋學派」的做法不同，本書強調劍橋思想史史家的多樣性，並且評議以史基納為首的脈絡史學的本質及其局限。第五，或許也是本書最希望深論者，本書認為歷史研究莫不受到當地歷史與知識興趣的影響，這也是「跨境思想史」與「比較思想史」之所以在中國與東亞特別重要的原因。本書認為東亞的歷史條件與社會情境，使得此地思想史家必須嚴肅思考跨境與比較思想史寫作的問題與挑戰。
感謝沙培德（Peter Zarrow）教授、李峙皞博士、邢義田教授、陳建元博士、陳禹仲博士、傅揚博士、渡邊浩教授閱讀本書草稿，並提出許多受用的意見。張存一先生仔細校對過文稿，聯經出版公司的編輯與校對協助，讓本書可以順利出版。對上述前輩、學友、審查人以及年輕朋友的厚意與辛勞，筆者由衷感激！惟書中所有舛陋概為作者之責。
本書主體完成於客居北美普林斯頓的二○二二初夏。感謝傅爾布萊特基金會與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在二○二一年春天新冠肺炎初顯緩和的空檔，慷慨同意開放並補助跨國學術活動，讓筆者有機會在此學術小鎮生活一年。感謝該大學的一切設施尤其是圖書館對本書寫作的助益。本書的增補與最後修訂完成於筆者讀書思考的例行場所—中央研究院，感謝她在精神與物質上的所有協助。願以此書獻給隨筆者到普鎮生活，告別各自的朋友一年的家人。

文章試閱

「思想史」—— 從詞到義
顧名思義，「思想史」是研究思想的歷史。但什麼是思想？何種思想應該、值得成為歷史研究對象，則受各國史學發展的影響而有不同的答案。思想史在不同的學術傳統中會呈現出不同的色彩，會有各自的方法學上的偏重，叩問不同的歷史課題。例如「中國思想史上的轉型」是此間史家的重要課題，而在西歐，學者更常追問的課題是重大政治事件如法國大革命、英格蘭內戰、北美獨立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或思想淵源。職此之故，無論是作為一種概念還是一種寫作類型，思想史都有其自身的歷史，所有對思想史的定義都是開放性而非終極或確定的。
今日「思想」一詞，大抵指涉心靈與心智活動的過程與產物。這一詞彙出現的時間其實相當晚，用以代表一種特定學術類型的時間則更晚出。「思想」應該是晚清作家們借自日本漢字的新鑄詞；古人在談論心智活動時，多半會（單）用「思」、「悟」、「會」、「知」等字來表示。一千九百年之前中文文獻中的「思想」一詞，幾乎都是「思」或「想」的疊詞，意思相當於現代白話文「思念」、「想念」。晚清以後，「思想」才開始被用來指涉理性活動本身，或指涉人類利用理性思維所創造出來的事物，諸如抽象的觀念、價值、態度、評價、以及與這些觀念與價值相關的具體作品等等。換言之，在晚清以前，「思想」指涉感性的活動，此後才成為具反思性的心智活動及其產物。一九四○年代，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寫道：「西方學者每言經濟決定思想。若此而論，則中國今日所流行之代表思想，亦即一種次殖民地之思想也。」錢穆在此處顯然是以思想一詞來統括所有有關價值、觀念、語言、文本、創造等等心智活動的產物了。
「思想」、「主義」、「民主」這一類的新鑄詞、新觀念在加入中文詞彙世界之後，經常還保有相當的涵括性、彈性、不穩定性—以至於人們在使用它們的時候，如水之流瀉，難免渙漫。近年動物權崛起，有些學者會提出「動物是否有思想」這樣的原則性或哲學問題，這裡的思想顯然包括思考、理性的意思，甚至指涉所有的心智與心理活動。但在另一方面，「思想」又常常被拿來標示一種特定學術研究取徑、研究方式或寫作類型。例如許多學者會使用「文學思想」、「哲學思想」等詞彙，好像文學思想有別於文學，哲學思想有別於哲學一般。這些現象其實不能怪大眾與學者在使用思想一詞時過於輕率，而是我們現代中文的語言與學術經驗還相對年輕；我們還在摸索、試驗現代中文如何精準表達快速膨脹的現代學術。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或許是最早使用「思想」一詞的著名作家。他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九○二）將「學術」與「思想」連用，既預示了日後思想一詞的氾濫，同時開啟了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大門。許多當代傑出的中文思想史家如余英時（一九三○—二○二一）與葛兆光（一九五○—）等人都認為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應該盡量廣取，不應限制在菁英知識分子身上。本書將會對此議題提供淺見，在此我們僅須注意，史家們之所以希望擴大思想史研究範圍，固然有嚴肅的學術理由，但現代中文學術用語中，思想（史）一詞具有語意的延展性、概括性也是重要原因。
古代中國沒有「思想」一詞，不表示古人未曾研究「人類心靈與心智活動的過程、結果與影響」。即便從現代思想史的角度看，《莊子》〈天下篇〉與《史記》〈太史公論六家要旨〉描述前代學術或思維成果的狀況與利弊得失，完全可以視為精彩的學術思想史作品。〈天下篇〉與〈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在體例與書寫風格與今日學院實踐迥異，固無庸贅言，尤其是《莊子》的作者感慨「道術為天下裂」，司馬遷追求「通古今之變」都透露古代偉大作家行文思考帶有形上意義、整體史的關懷，與今日高度分工與強調實證的現代史學大相逕庭。但無論如何，把〈天下篇〉與〈論六家要旨〉視為人類早期的思想史著作，應該沒什麼疑義。甚至將《史記》中的〈屈原賈生傳〉、《漢書》〈董仲舒傳〉與現代思想傳記相比，雖然古代史書中思想描述的濃稠度明顯不足，但其寫法與現代思想傳記之間仍有許多可比較之處。
從先秦〈天下篇〉、漢代〈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到正史中的〈儒林傳〉、〈藝文志〉再到清初《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都說明了「學術史」本來就是中國的重要書寫傳統。只是梁啟超將思想與學術兩詞並舉，其真正目的並不容易揣度；或許任公是有感於傳統學術「史」的書寫過度強調生平、書目、版本、校勘、以及師承、交往、學派，對於觀念的分析，辯證的過程，理據預設的說明與鋪陳，亦即有關「思考的故事與其現實目的」較少交代，亦未可知。幾乎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發表同時，陳懷（一八七七—一九二二）在《新世界學報》發表的〈學術思想史之評論〉（一九○二）同樣將「學術」與「思想」連用。陳懷說，「學術之辨，史氏之大宗」；指的就是中國的學術史傳統。他又說，人面對萬事萬物，自然會「結而為思想，發而為學術」，這就是既強調思考的成果，也強調其中的過程。或許可以這麼說，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發韌是以特殊的「學術思想史」這一文類或概念進入讀者視野的。質之〈論六家要旨〉、〈藝文志〉、甚至後來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清代注重家法與師承的樸學等傳統，此一特殊現象並不特別令人訝異。但正如本書以下所要交代，此一特色固然造成中文世界有相對豐富的學術史材料，卻遮掩了其他思想史次類如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科技思想史等等領域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