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

作者簡介

邁克•迪倫（Michael Dillon）
是杜倫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創始主任，曾在那裡教授中國現代史課程。他也是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和英國皇家亞洲學會的會員，曾於2009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40多年來，他的足跡遍布中國和中亞地區，並能用漢語和蒙古語溝通和閱讀。著有《中國：一部現代史》(China: A Modern History)、《蒙古國：一部土地與人民顛簸前行的百年獨立史》等。

譯者簡介

何啟仁
畢業於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72年班、海軍官校76年班、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後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CMC）取得高等研究文憑（DEA, 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並為該中心博士生。譯作有：《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主宰中國的太子黨》。

書籍目錄

序言 一個謎一般革命者的人生歷程
第一章 在淮安、東北、天津和日本的成長：一八九八∼一九二○年
第二章 在法留學和革命：一九二○∼一九二四年
第三章 廣州和黃埔軍校：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
第四章 身處風暴中心，上海和武漢：一九二七年
第五章 中國共產黨和六大的危機：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
第六章 江西蘇維埃：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
第七章 長征與延安：一九三六年
第八章 刧持與抗日：西安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
第九章 戰友：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
第十章 重慶與南京——戰爭、內戰及其後餘波：一九三七∼一九四三年
第十一章 為權力作準備——延安、重慶和南京：一九四三∼一九四六年
第十二章 從內戰到人民共和國：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
第十三章 總理兼外交部長：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五年
第十四章 從鄉村走向國際：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
第十五章 知識分子和內部權力鬥爭：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
第十六章 亞洲外交任務：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
第十七章 「整風」和「右派分子」：一九五七年
第十八章 高爐煉鋼——大躍進：一九五八年
第十九章 廬山對決：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
第二十章 饑荒、洪澇和恢復：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
第二十一章 長征領導人的昏晦——文化大革命序曲：一九六二∼一九六五年
第二十二章 非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
第二十三章 動盪、恢復和生命最後一年：一九六七∼一九七六年
後記：周恩來，迷失的領導人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言：一個謎一般革命者的人生歷程

當韓戰正熾的一九五○年秋，剛剛獨立的印度共和國大使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邀請比他們還要新近開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同時也兼任外交部長）共進晚餐。
九月二日周恩來私下過來與我晚餐。和一般節儀有所不同，他的夫人陪著他一起來參加，當時周夫人身體不太好，通常不太常出門參加聚會。我也請了曾經和我在南京一起共事的朋友，緬甸大使宇敏登（Myint Thein）。席間非常熱絡，宇敏登所講的故事讓大家在整個過程中都笑聲不斷。我認為周恩來應該對像這樣的外交晚餐有點意外，他非常放鬆，還頻頻用英文表示這是個「家庭式的聚餐」。主要因為有緬甸大使的高超幽默和周恩來所散發出的熱情，使得在餐桌上的對話，即便不能說是精采絕倫，也是機智處處、令人愉悅。

這幾位亞洲的政治和外交人物在冷戰重要時刻有了一次非正式的會面。潘尼迦不是共產主義的信徒，而且在工作上和稍早前戰敗的國民政府總統蔣介石有著良好關係，但是他認為在數十年的戰爭和被占領後，透過鄰國政府讓他們有所發展是最好的做法。宇敏登曾當過律師和軍人，也是緬甸獨立運動領袖翁山（Aung San）的支持者。他和潘尼迦一樣，曾經眼見國民黨在南京的政權崩解，而現在則在北京代表著剛獨立的緬甸。周恩來曾負責非正式外交工作，而潘尼迦和宇敏登則敦促他要對外派出外交使團，以免在韓戰中和之前曾經發生過的一樣遭到更嚴重的孤立。
周恩來私底下所表現出的另一面使得他成為被世界各國所歡迎的共黨分子，但他的性格其實很複雜。在他工作生涯所得到的各種描述中，最常被用到的是「謎」、「灰衣主教」和「在權位背後的力量」。他從一九四○直至一九七六年去世，均位居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之列。當他周遭的人在清洗和大規模鬥爭中紛紛半路落馬時，他仍然能屹立不搖，也成為傳奇。
重要領導人中，許多人出身軍事，或有著農民背景，少有人受過良好教育。周恩來卻是受過良好教養、城市出身、具同理心、有學識和相當受到非共黨人士、外國人和他自己屬下的欣賞。在中國，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中，他作為一個代表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保護朋友和同僚而被許多人崇敬不已，但也有其他人責備他放手看著文革發生。他並不是一位單純的政治操作者，而是一位政治家，並且在國際舞台上成就頗豐。

總理
周恩來在毛澤東擔任中國共產黨主席期間，在名義上負責所有政府事務，那段時間涵蓋災難性的政治嘗試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當許多人被免去職位，有些更失去自由甚至生命時，他依然在位。即便他的政治傾向和毛的對手更為相近，即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鄧小平，他仍表現出對毛澤東個人的忠誠。劉和鄧兩人在文化大革命時都遭到了整肅。

外交部長
周恩來在同一時間也擔任外交部長，更是中國的首席外交官。他負責在韓戰期間（一九五○∼一九五三）打造中國的國際地位；並在一九五五年召開的萬隆會議上和當時所謂的第三世界不結盟國家進行談判；還在一九六二年中國和印度發生邊界衝突時負責折衝。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主要是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間），他從紅衛兵手中保全外交部免於被毀，並讓中國能在這十年的紊亂裡維持國際外交能見度，即便當時中國已經被西方國家和共黨世界孤立―有意思的是只有無甚相關的阿爾巴尼亞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六年都經常被視為是「毛的中國」，然而至少在剛開始那幾年中國的門面是周恩來，直到文革前對毛個人崇拜浮現為止，毛澤東對外界都還仍是個未知數。

周恩來和鄧小平
周恩來和鄧小平在他們的生活中有許多地方很像，但兩個人在個性和背景上卻相當不同。他們或許不是很親密的朋友，但政治工作在他們人生非常重要的兩個時期將兩人拉在了一起：當中國共產運動初生時的一九二○年代在法國，以及當一九七○年代中國正從文化大革命的廢墟中緩緩站起時。在老幹部中有這麼樣不同個性的存在，顯示出對中共支持的廣泛性。一九四九年後周恩來在鄧小平之前為政府所做的努力，讓鄧小平能使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崛起，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強權也有了可能。鄧小平以周恩來的聲望和想法為基礎，推動與他掌權在位密不可分的「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政策。如果說鄧小平是打造現代中國的人，那他憑藉的根基就是周恩來所設計出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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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生於一八九八年，是垂死的中國帝制百日維新嘗試失敗的那年。他經歷一九一一年的帝國崩解、各地軍閥交戰，以及國民黨和共產黨蔓延的內戰，這場內戰卻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因日本侵略而建立起兩黨難得的合作而被打斷。在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二十七年後，他死於一九七六年一月，比毛澤東的死亡早了八個月。周和毛保持著非常親密的私人關係，他從來不公開批評毛，而在造成許多共產黨老幹部紛紛失去所有職務的文化大革命狂飆期間，他自己卻也遭到批評。他被毛的夫人江青攻擊，江青曾領著黨內的激進派系在一九七三年進行批林批孔鬥爭。

對周恩來工作的評價
要確定周恩來或是黨內領導團隊中的任何其他成員要為決策負責的程度是很困難的，不像毛澤東，畢竟在許多問題上毛澤東被認為是最後拍板的人，而且後來所有的失敗和災難都被歸咎到他身上。
在那本對蘇聯共產黨和政府高層很重要的研究作品「史達林團（On Stalin’s Team）」中，希拉．菲茲派翠克（Sheila Fitzpatrick）提出了一個對照案例的方法來重新評價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他認為不能只用簡單的個人獨裁殘暴來看，因為即便在史達林有生之時，有時候也是以蘇聯模式的「集體領導來運作，就是一個被認為最高領導的人，在一批人的參謀下經理決策，通常最高領導的意見都要獲得這批人的同意，而其中這位最高領導的意見比其他人都重要」。
這個經理團隊的概念，借用比照下，通常也可以拿來了解毛澤東如何遂行治理的途徑，至少對於人民共和國最早剛開始那幾年是如此。這裡的篇幅沒辦法詳細描述這個統治「團隊」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所有作為，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周恩來晚年的作為更應該要拿來作評價。希拉．菲茲派翠克也指出，將蘇聯領導人視為普通人看待的蘇聯史學者們，常常會成為那些喜歡簡單地把共產黨政治領導人描寫成本質上就是邪惡的人批評謾罵的目標。她認為「對歷史研究者而言……因為不理解歷史人物對於他們所作所為的想法而無法掌握曾發生的事」比起錯誤地指責這些人為他們行為而做的辯護危害性更大。3政治行動者都是可以行善、為惡和做出在善惡之間任何事情的人：人們應該依據他們的作為、他們對那些作為的想法和他所處的時代來評斷。用於史達林統治下蘇聯的做法，也同樣適用在毛統治下的中國。

周恩來生平的資料來源
這本書的主要材料取自於從北京、香港和臺灣所獲得有關周恩來的近期中文出版品。對於周恩來作為革命分子早期的生活，則補充自其他材料，包括一些曾經在抗日戰爭期間訪問過中國共產黨根據地的西方記者所寫的內容。
周恩來早就是在中共中央委員會支持下許多官方傳記和研究的主題，其中包括有以多冊發行的周恩來文稿選輯的前三冊，和他完整生平的四冊年譜。政府授權的傳記和其他有關周恩來的書寫在處理上都要很小心，它們的內容可能會遭到刪減。這些資料在出版前要經過層層的政治評估和確認，但又不能忽略它們。有許多不太重要―某些寫的像是聖徒傳記一樣―而有些則寫的很詳細並甚具參考價值。他們提供的細節對於有關周恩來生活和工作的概括描述的準確性是值得信任的。︽周恩來傳︾是一部兩冊巨著的傳記，由金沖及在中央委員會文獻研究室委託下編纂而成，確實特別有價值。它約有兩千頁，直接引用或是參考在其他地方都還沒看到的周恩來和中共其他高層人士的書信、正式或是不正式會議的紀錄，以及一些類似的原始資料。
麥克．迪倫，於雪伍德森林，二○一九年十一月

文章試閱

後記：周恩來，迷失的領導人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召開一場參加者眾多的工作會議，即為後人記憶中的「七千人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上一個重要時間點。大躍進的重大缺失已是人盡皆知，毛澤東的聲望降至有史以來最低點，而理性官僚機構的反對聲浪高漲。周恩來明顯可以選擇取毛澤東而代之。長征前，他在黨的體系中地位就已經很高，除了曾經在南方領導祕密工作及外交工作，還有著實際和完整的軍事領導人的經歷，更有擔任總理和優秀外交部長的資歷；為什麼這樣一位受人敬重且盡忠職守的人無法成為中國的（最高）領袖？
在七千人大會前，周恩來表現在外的是一位有著一般身高和體型而個性謙和的人，散發出有學識且優雅但也具備經驗和能力的氣質。以張素華的看法，「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有機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把手，但他從沒這麼做。」在中國文化中，一個人的祖籍地被認為有著很重要的影響，而周恩來的祖籍是浙江紹興，雖然他並不是出生在那裡。史上紹興以盛產「師爺」聞名，也就是在政治上提供意見的人。周恩來會不會是受到地方文化的影響？他常常甘於作一位領袖身邊的參謀或是助理而非領袖。他在一九六二年的職位就是在共產黨黨主席麾下的國務院總理。
周恩來的經歷透露出他之所以未能登頂，是因為他的吝於表達而不是因為政敵對他的敵意，至少一直到他最後的那些年，他常常有機會傷害及除去他的政敵，但卻狠不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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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日本訪客曾讀過權延赤所著《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據權延赤所見，中國是被一神和一聖統治了半個世紀。他質問：而自從這位神（即毛澤東）被摘除了光環後，難道不是也到了該除去這位聖（即周恩來）外衣的時候了？周恩來確實在許多中國人心中有著聖人形象，但是他真的就只是毛澤東的副手？
在中國政治圈中流傳著周恩來永遠不會成為政治權力上的頭號人物，而他自己也堅稱他不是一個「帥才」，即便他有著豐富的軍事經歷。他既不是排在第二位的人物也不是接班人，但他安於接受排在第三名的位置，所有人都同意這個位置符合他一貫的謙遜並能反映出他被公認的行政管理能力。權延赤記得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有一場周恩來和他所參加的「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南下兵團」負責人於中南海會議廳的會面。那天是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譯註：即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前一天，超過一百萬的紅衛兵群聚天安門廣場。在經過漫長七個小時的會談和必須的合照後，周恩來走進他的紅旗座車，要前去人民大會堂接見一位重要外賓。在離開前，他問這些紅衛兵「領袖」們他們在組織裡的職務，權延赤回答他是「政委」。周恩來提醒他們革命是要服務人民而不是當官，毫無高高在上的姿態。這句話單獨聽起來像是隨口說出符合一般觀點的場面話，但按照周恩來的生活經歷和職業生涯，這句話有可能發自他真正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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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期間，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周恩來所處的位置極不容易。為了生存，他要說和做一些非他所願的事。藉著自保後仍有的權力，他限制了一定程度的損害，護住了許多朋友和同僚。縱使他有無可懷疑的聲望和影響力，但也無力發起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抗拒。
周恩來的影響力取決於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最終權威還是毛澤東。儘管非常不贊成，周恩來不論是在共產黨內或是個人都依然對毛澤東忠誠，這也造成他在情感上永遠難解的衝突。周恩來試著掌握毛澤東並要將文化大革命的鬥爭限制在文化事務領域，讓這些事只發生在中央領導人之間，他失敗了。他的失敗讓這個國家陷入一團混亂。如果他公開反對毛澤東，他幾乎可以確定早就被清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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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輩子忠誠的共產黨員，他把黨和他所相信的革命志業放在所有其他事務之前，包括他的個人生活。雖然他仍然保持著和家人及朋友的聯繫，即便像是在內戰和日本侵略等最困難的時間裡依然如此。他的妻子鄧穎超，也將自己奉?給中國共產黨，他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既是政治夥伴，也是個人關係的結合。周恩來對黨和他妻子的忠誠至死方休。這對夫婦沒有自己的小孩，卻為他們所收養的孩子建立了一個家。鄧穎超曾經流產，這對她的健康造成長期性的影響，而她在婚姻早期也曾經打掉過一個胎兒。
雖然在周恩來一生的婚姻中，偶爾都會出現暗指他是同性戀的說法，並說這就是他為什麼不能統領中國的原因。但這是一個難以解開的謎。中國共產黨在公開上是拘謹的，雖然個別人物之間的關係並不是那麼傳統。在一個對承認同性戀存在並非那麼開放的環境裡，任何指稱周恩來是同性戀的暗示都會被認為是政治上的抺黑。
大部份的流言都暗示他樂於有年輕男子的陪伴，並且對他們有所傾心，但很難有證據證明。最近有一本由一位記者蔡詠梅所寫並在香港出版的《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一書，指稱周恩來「藏著對一位世交好友和小他兩歲的同學李福景一生的愛戀」。這僅僅只是臆測，並且是作者對已出版的周恩來日記及其他一些文件遐想之作。 周恩來絕對有能力在社會各個層面都能獲得長久和親密的友誼，這是他性格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對他的政治生涯頗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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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當周恩來被送往八寶山火化時，成千上萬的群眾佇立街旁，悼念共產黨內失去了一位黨員和理性的代表。當年稍晚之後的清明節，正當眾人祭祀祖先及近期逝世的親人時，對這位前總理的哀悼和致敬大量湧現。這正是以江青為首的周恩來政敵們看上去似乎要全面接手中國共產黨之際，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周遭紛紛出現詩歌、花圈和一些頌揚的作品。數千名參與遊行者蜂擁來到天安門廣場，四月五日這些人遭到警察、軍隊和民兵的驅離。數百人被捕，許多人受傷，房舍和警車被焚。剛復出的鄧小平被指控並再度被撤職。直到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九月死亡及江青和四人幫終於垮台之後，鄧小平才回來繼續周恩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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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無疑是個孜孜不倦的人，但仍然是人。在工作上他絕不會放任自己鬆懈。他的下屬不論晝夜都隨時等著被召喚，或是回覆緊急訊息，或是處理他凌晨和毛澤東或其他領導人討論的問題。他的工作方式是革命戰爭所遺留下來的，那是一種已經滲入共產黨和其政府多年的軍事化文化。在周恩來部屬回憶中對這樣的事也幾乎沒什麼怨言：在戰爭年代，一位參謀被要求要在深夜發送一封電文或是繕打一份文件時，也不會對他的指揮官抱怨。周恩來的奉獻和勤奮受到一致崇敬，但他對工作人員仍一樣處處關切且待之以禮。在政治運動中，即便並不是每件事都能做到，但他仍盡一切可能讓他們不受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