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

作者簡介

皮國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為中國醫療社會史、疾病史、身體史、中國近代戰爭與科技等領域。
著有《近代中醫的身體與思想轉型：唐宗海與中西醫匯通時代》、《臺灣日日新：當中藥碰上西藥》、《「氣」與「細菌」的近代中國醫療史：外感熱病的知識轉型與日常生活》、《國族、國醫與病人：近代中國的醫療和身體》、《中醫抗菌史：近代中西醫的博弈》、《虛弱史：近代華人中西醫學的情慾詮釋與藥品文化(1912-1949)》、《跟史家一起創作：近代史學的閱讀方法與寫作技藝》等學術專書，並合編有《衛生史新視野：華人社會的身體、疾病與歷史論述》、《藥品、疾病與社會》、《憶載航空城：大園落地生根的記憶》以及高中歷史教科書等等，另有學術論文、專書篇章等80餘篇。

書籍目錄

推薦序
自序
緒論 一次創新疾病史書寫的嘗試
第一章 初遇流感：俄羅斯流感疫情與中國醫學之認識
第二章 疫病與社會應對：一九一八年大流感在京、津與滬、紹之區域對比研究
第三章 全球大流感在中國的延續：一九一九–一九二○年的疫情
第四章 那些年的中醫抗病毒史：全球大流感疫情中的中醫及其應對方式
第五章 大流感時期(一九一八–一九二○)的物質文化：基於身體、防病與藥品的考察
第六章 從專業知識到家庭醫藥之轉型：民國時期中西醫對流感的治療與調攝
第七章 大流感的歷史記憶：臺灣流感小史
第八章 結論
註釋
徵引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全球大流感在中國：重拾東亞知識網絡裡的發言權

劉士永（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美國匹茲堡大學Global Professor）

自從二○一九年新冠肺炎肆虐以來，社會大眾再次揚起了對於疾病史的興趣。舉凡討論重大傳染病，如霍亂、鼠疫乃至於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流感大流行，即俗稱西班牙流感的許多中外書籍，莫不成為這段時間裡呶呶議論的談助，也經常是學術場合中機辯交鋒的依據。閱讀疾病史之所以耐人尋味，正是因為瘟疫的病理與當下之人文社會相互激盪，經常能碰撞出科學與人文間的火花，既展現過去也映照當下。但即便是最嚴謹的學術專書，也無法繞開人性的影響。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的大流感，曾經在西方因為疾病汙名化或國家對立的緣故，衍生出許多不同的別名，如「西班牙女士」、「那不勒斯士兵」，或是「黑人病」、「德國瘟疫」等。這些別名或暱稱顯然並不符合醫學專業的定義，卻十足浮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歐陸各國間的敵視與對峙。而在疾病文學的領域中，哥倫比亞作家馬奎斯的小說《愛在瘟疫蔓延時》，透過魔幻現實主義的文學筆法，更將霍亂的折磨對比於相思的煎熬，讓疫情下的堅持成為人性尊嚴的體現。
相對於眾聲嘈雜的西方，東亞世界對於這場粗估奪去千萬人性命的瘟疫，卻彷彿噤聲不語或事不關己。在醫學史相關的領域來看，除了二○○六年日本歷史人口學家速水融著作之《日本メ襲ゲギЗнユ⑦・ユ⑦июリ⑦Е―人類シヨユюЗソ第一次世界戦爭―》外，東亞學者並沒有完整論述之專著。據此，皮國立教授此刻出版這本《全球大流感在近代中國的真相：一段抗疫歷史與中西醫學的奮鬥》，不僅「躬逢其盛」得以對話許多談論西方全球大流感歷史的名著，並且提供彼時中國與臺灣之經驗外，更為歷來僅從西醫角度討論或分析的書寫主流，另外開啟一扇中醫視野映照這場流感大戲中許多過去未曾深究的細節。速水融教授在其書中交錯分析官方的流行病調查資料與當時的新聞報導、個人筆記等，刻畫出日本遭逢流感侵襲的實況。對照當前的新冠疫情與防控舉措，書中許多歷史場景如強制休市、人人戴口罩、過勞的醫護群像等，莫不提醒著我們，儘管距離這場大流行已超過百年，但仍身處新冠威脅下的人性卻彷彿置身靜止時空。若說速水融筆下的這場大流感在日本具有令人窒息的靜謐感，那麼在流感統計上的中國就流露出一種詭異的冷漠。皮國立教授也注意到這個特殊的情況，在開頭便直指當時中國社會對於流感的記錄相當不足也殘缺，而且對於感冒、流感、傷風等病的區別不僅人言言殊，更因為中西醫理之別總是讓人如墜十里霧中。這些特殊的歷史情境，都可能是造成中國境內流感統計殘缺的原因。只是若從另一方面來說，曖昧不清的病名與病理定義，有時也會為苦難中的民眾帶來一時疫情舒緩的期待。皮國立教授的論述除了引經據典地使用中醫相關知識與材料外，也從醫療社會史的視角，呈現出當時社會對此疫情的常民反應，乃至於在此期間如何藉由傳統文化肆應疫病之道，將專業的中醫知識內化為養身保健的日常。百年前一場無聲無息間襲來中國的莫名惡疫，在作者的筆下則成為深入探究近代以來中醫發展與糾結的「顯微鏡」，也由於彼時中日醫學交流與匯通的歷史境遇，讓曾經「失語」的全球大流感之中國經驗，透過本書重拾東亞知識網絡裡的發言權。除此之外，從文化醫療史角度解讀下的全球大流感，還被作者延伸到一九六○年代的臺灣經驗，甚至是對於當前中醫史研究的深層反省上。作為一個饒富趣味的尾韻，本書的這個結語尤其值得讀者合上書扉再三咀嚼。


以在地關懷之心，從全球化視野來看全球大流感

一本書的誕生，必有其複雜纏繞的因緣巧合，以我個人的寫作來說，很多計畫本非一開始就定下。思緒成書，文字積累的功夫固不可少，然外界的推力與各種研究主題關懷之遞嬗綿延，加上師友之勉勵、學術環境之配合，有時才是一本書誕生背後的無形推力。在此誠摯地交代這些故事，既可使讀者明瞭本書寫作之背景與意旨，還可作為同道寫作之參考經驗；更重要的是，以此序言盼與讀者產生更為親切對話，在閱讀正文之前，能有一份貼心與踏實的相見歡。
「流感」作為一種古老的傳染病，不屬於一國一區之歷史，它不分國界、不問人種，更無視經濟的成果與國力之盛衰，一旦暴起，侵奪人命之冷酷無情，全球皆然。故像是大流感這類與新冠肺炎(COVID-19)同為全球性的傳染病大流行，可以說既是疾病史，也是全球史的一環。正如呈現在讀者眼前這本全球第一本以中國流感史為主題的學術專書，它當然是道地的疾病史專著，但也因著全球大流感的惡名，而成為具有全球視野的一個具體案例研究。一直以來，疾病史的研究不斷推陳出新，也出現不少具有全球視野的著作，現今全球史的書寫熱依舊方興未艾，學者也更為重視傳染病歷史將可展現全球史的獨特性； 但放眼一看，它們幾乎都是西方著作，這不免讓人感到遺憾，為什麼我們寫不出新的、具有全球視野的中文本土疾病史？本書的誕生，或可彌補此一缺憾，除了防治傳染病乃是公領域中被賦予高度關懷的事務外，本書也試圖拉長時代斷限，並進行地方與世界的對照，符合了全球視野內專題比較的特色。唯在論述模式上，學術專書還是不宜過度寫成「大歷史」形式， 宜有範圍和節制，讀者或可於書中看出作者之折衷與剪裁，頗符合筆者提出的「重層醫史」(The diversity of medical history research )概念──探索上層醫學理論與知識建構，和下層日常生活、物質文化之互動關係。
要書寫全球流感史，實不能缺少中國這塊拼圖。筆者雖然從近代中國出發，但促使書寫成書的動力，實則是有在地關懷於其中催化。二○○九年，臺灣爆發新型H1N1流感疫情，引發民眾很大的恐慌，由於筆者的博士論文當時正在撰寫有關民國時期中西醫對傳染病觀點交鋒的過往，心想能不能把流感一起納入討論？但當時傳染病史的研究，大家最關心的還是鼠疫、天花和瘧疾等重大傳染病，關注中國流感史的文章極少，加上各式報刊資料庫尚未普及，故研究只能從基本的翻閱舊報紙開始進行，並逐步建立對當年疫情之認識，後來隔年參加陝西師範大學所舉辦的「醫學史教育及醫療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才發表自己第一篇流感史的研究論文，距今成書已超過十年以上。
這一點都不漫長，大凡研究者手頭上都有好幾本專書或其他的研究計畫，正處於構思或寫作過程，不少學者都可以處理得很好，但筆者屬於三心二意、效率不彰型，以至於時程拖延甚久。這些年，趁著研討會的邀約，努力地寫著同樣的主題，並構思成書的可能。二○一一至二○一三年，大概都處於忙著博士畢業與就職的歷程，直至二○一四年，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醫療、疾病與社會：民國時期對流感(Influenza)疫情的認識與應對」(103-2410-H-033 -007 -MY2)，並獲得多年期補助，才正式開始加速整體寫作速度，感謝科技部與審查委員給予支持，才讓筆者在該計畫中的「出版專書」這件事得以繼續推展。隨後藉著在中原大學舉辦「二○一四生命醫療史與醫籍文獻」學術沙龍暨青年學者研討會的機緣，開始展開更寬廣的探索，將視角延伸至一九一九–一九二○年的疫情。二○一五年，感謝上海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邀請，再於「言必有物：近現代中國的物與物質文化」以及「報刊與近現代中國的知識再生產」等兩個工作坊上發表相關論文，這時也已從單純的疫情考察，拓展到新文化史的探索了，奠定本書以探索疫病進程與社會反應、大眾文化心態為主之基調。
二○二○年，筆者進入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服務，在校方與同仁的支持下，方有餘力思考成書的可能，進而書寫接下來的部分，將疫情的梳理工作於時間軸上再往前、向後來擴大求索，拓展全書的廣度。往前的部分，當然是拉到晚清的俄羅斯大流感時期，這是一場重要的疫情，但過去極少有人談及它和中國流感流行的關係，雖然資料並不充裕，但整個探索下來，似乎仍能追查到蛛絲馬跡，並在全書的一開始，展現了探索中國疾病史本身的豐富意義與複雜性。當然，史學寫作不可能、也不應該脫離現實關懷。就在這一年，COVID-19疫情席捲全球，截至二○二二年初，疫情依舊肆虐全球，即便臺灣防疫得當，但我們這兩年還是經歷了延後開學、旅遊業蕭條、搶口罩恐慌、防疫破口等等事件，無論在經濟還是教育方面，都造成不小的影響。疫病對人類的影響著實巨大，我們今天所遭受的恐懼與不便，還是建立在我們已經有比較好的防疫觀念和醫學技術發展上，那麼，一百年前的民國時期呢？本書想講的是一個時空背景與環境、技術都與今日有所差異的故事。回到一九一八年時，書中的大背景或許就像是一個中西醫融合、並進的樣態，兩造並無激烈爭執，與一九三○年代後的爭論狀況差異甚大。全球大流感時期，具有現代性的公共衛生舉措已在緩步進展中，但西醫的力量仍不足以全面深入地方社會，故中醫參與治療與防疫的工作，並不牴觸，達到一種共生互助的狀態，這是今日比較無法想像的。
疾病史乃醫學史的三大根基之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對抗疾病的手段，要放到歷史脈絡中來看，方知我們今日所熟知的防疫策略，其實是透過一次次疫情洗禮而得來的經驗；一百年前的人們，在沒有現代媒體與即時資訊傳播之載具協助下，要瞭解疾病和認識防疫，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面對尚未停歇的全球大疫，臺灣的歷史學者，包括雷祥麟、巫毓荃、顧雅文等紛紛發表相關文章，努力與上一世紀的大疫進行對照，不少文字皆觸及到臺灣流感史的內容。 還有不少專業史家與業餘寫史者(我姑且稱之為大眾史家)，紛紛在新媒體與網路上發表文章，抑或是以網上短講、座談等形式，梳理傳染病與人類的各方面關係。本書以近代中國的大流感史為主，本應與臺灣流感較無關聯，但因新冠疫情之故，不少人不斷提及一九一八年大流感所帶來的震撼；甚至攤開整個臺灣傳染病史來看，每當有大疫來臨時，大家總是說一九一八年的那場疫情如何的嚴重、如何的恐怖等等。但包括這次在內的整個疫情期間，出版界配合市場脈動所出版的相關的疾病史著作，都是直接翻譯外國著作，本土研究者較少對疫情做出全方位的探究，更對當時中國的疫情全貌，缺乏認識，這也是本書雖以探討近代中國大流感的歷史為主體，但卻加入第七章以臺灣現代流感史為探討核心的篇章，就是希望能夠連結過去與現代，提供人們對一九一八年大流感認識的全貌。
謝謝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的總編輯胡金倫和主編王育涵，雖說現下正是「大疫當頭」，但他們並非懷著趕流行的心態來出版這本書，而是站在本土史家應該要有深刻的全球疾病史專著，不能只以轉譯西方著作為滿足。這樣的理念，讓我一口答應，放心將稿件交付出版。由於寫作時間很長，要感謝的先進與朋友很多，不可避免的必定有所遺漏，包括邀請我參加研討會與刊行相關論文的先進，例如余賡哲、張仲民、陳麒方、張淑卿、張芸、趙婧，甚至曾經想先幫我出版這本書的余新忠和科技部計畫的協同主持人劉士永，以及總是鼓勵我將此論題寫成專書的臺灣流感史研究先行者蔡承豪等諸位師友。同時，我還要感謝曾對本書單一篇章提出審查意見的先進，以及本書出版前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的諸多寶貴建議。書中兩篇推薦序，都是由熟知本論題的研究專家所撰寫，且於百忙之中應允，筆者也一併致謝。最後，我要感恩年邁的父母，他們還算健康，是我最大的資產，很抱歉這孩子總是忙得團團轉，沒有太多時間陪伴你們。我的太太張慧瑩，分擔我的辛勞，照顧正處於升學時期的宇宏、妤姍，這段時間大概也是作為家長最辛苦的時刻之一。僅以短短幾行文字，紀念我們既享福又患難的生活點滴。
皮國立，於中央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大樓210室
二○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文章試閱

緒論 一次創新疾病史書寫的嘗試
一、問題的提出
二○一九年底延燒到二○二一年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迅速蔓延全球，至今疫情仍未完全停歇，仍處在發展階段，致使這段時間以來大眾皆有人心惶惶、未來茫茫之感。有不少媒體、報刊都拿一百年前爆發的全球大流感疫情來對比今日的慘況，然就死亡人數而言，新冠肺炎不過「小巫」而已。現下許多學術類或科普類的專著，都對一九一八年的流感疫情有詳盡的梳理，其實原本「流感史」是歷史研究所忽略的一個疾病，直到一九七○年代都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全球史的代表學者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1931-2018）在一九七六年率先討論流感的歷史，為有關該主題的國際研究鋪了一條道路。他指出：「疫情結束後，傳染病通常很快就從公眾話題中消失了。」這似乎是人類疾病史的通病，當時美國人都不願意談論甚至去好好研究這個疾病的歷史，所以他寫了專書來論述美國流感史，喚起大家對該疾病歷史的重視。現在，流感史和疾病史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碩，疾病史也已非昔日的冷門研究了。
正因為流感具有全球化視角，是第一個在短時間內傳染「遍布全球」的疾病，所以史學家更不應該缺席對它的認識與理解。然而，至今仍未有一本專書是針對中國大流感史進行全面梳理的，特別是該次疫情，乃民國肇建以來第一次面對世界疫情的挑戰，無論作為中文世界的著作或中國近代史學者之研究，都不應該略過這個課題。研究此論題的意義還在於，正如此次新冠肺炎爆發時，部分西方人士以「中國病毒」來作為攻擊政治宿敵的話語，連帶導致整個華人乃至亞洲人都被西方社會歧視，甚至被攻擊、殺害等新聞，實在令人感到遺憾。奇怪的巧合是，也有不少研究指稱一百年前的大流感是由中國開始的，而且中國死亡人數眾多，甚至高達千萬人云云。這些論述是怎麼來的？它們合理嗎？而真相又為何呢？一九一八年的大流感，是個反思歷史學研究的好題目。目前，人們對它的理解，常充斥著恐懼與冷冰冰的死亡數字，被記起來的歷史，永誌難忘，但當時人們的奮鬥與努力，卻常常被遺忘。
因此，本書就圍繞著「中國大流感」的歷史，展開了文字與史料的探險歷程。歷史寫作需要創新，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不過，創新往往不是橫空出世，而是需要基於自己對過往研究的反思，檢討，爾後尋找問題再加以書寫的思辨過程。筆者在研究道路上，得到不少學界前輩的協助，自攻讀碩士班時即開始撰寫有關中國醫學論述中的身體觀主題，著眼於中西醫在近代的相遇，論述那些有關氣化、身體解剖生理與形質間的碰撞與爭論。對中國人而言，宗教、哲學、身體觀、醫學、博物學、武術、相術、風水等學說內，沒有任何一種知識領域能避而不談「氣」的作用。這促成了中醫在近代之初仍以「氣論」作為和西方醫學對話之基礎。但進入第二期，也就是西醫細菌學逐漸興盛的民國初年，中醫「氣」的論述開始受到更多挑戰。蓋近代西人以船堅炮利、科學之物質文化取勝，「氣論」顯然無法讓中國富強、解決傳染病或衛生政策等相關問題。這段論爭大概可以視作形而上的「氣論」與物質文化的科學、細菌學之對壘，這條從身體觀發展到氣與細菌學之爭議脈絡，在討論近代中國流感疫病史時，能發揮基礎的指引作用，本書希望能探討中西醫學對「流感」疫情之理解。至於筆者曾經提出的「重層醫史」（The diversity of medical history research）概念― 探索上層醫學理論之建構和下層日常生活之互動關係，以及牽涉醫者、文獻的綜合研究，或許也可以藉由本書的主題，來探索其發展、書寫之可能，這是筆者希望深化這一系列研究的背景。
本書以「流感史」為主要論題，還有幾個重要的原因。首先，該疫情嚴重與常見，與人類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主題研究卻相對較少，全球學界缺乏對中國疫情的相關研究與分析，是本書寫作最重要的動機。一九一八年全球大流感的疫情，無疑導致自黑死病以來單獨一場疫病損失人口最多的紀錄，「至少」有兩千多萬人因此殞命，至多的一種說法，則是殺死一億多人。由於當時沒有大規模檢驗微生物的技術，故無法精準地判斷死亡人數，也無法解釋流感從何而來，何時、何地首先造成大流行等等問題。但史學家始終不曾放棄對它的解釋權，他們根據此病的特點去尋找蛛絲馬跡―包括它會消失很長的時間，再次出現時又廣為流行；抑或是在某個冬季發病，病狀可能為「兩天流感」，伴隨發燒、喉痛、頭痛等症狀，但當幾個月後再次出現時，它將會成為一種更嚴重的疾病，而且併發肺炎的機率大大提升。「流感」之名，可能源自義大利文，大意為這種病是受天體的影響造成的，它充滿神祕感，來無影去無蹤，而且基本症狀雷同，但引起的併發症又不一定一致，增添其捉摸不定的特色。歷史學者很難在古代紀錄中確知流感是何時出現的，其實即使到二十世紀初，要精確分別「流感」還是「感冒」，仍非常困難，本書會在第一章略為梳理病名之源流，還會先探討近代的俄羅斯大流感疫情，以作為接下來探討的基礎。
流感的一大特點是，它好像同時侵擾許多相隔很遠的地區，因此難以確定一九一八年的流感疫情是從什麼地方開始的。由於這次疫情是全球性的，所以整個中國也就無可避免地被捲入這場疫病的漩渦之中。不過，目前我們仍無法掌握當時中國流感疫情爆發的細節，故本書會先行挖掘當時中國疫情爆發之狀況，接著再談更進一步的分析。臺灣疾病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陳勝崑醫師（一九五一－一九八九）就曾指出，西人在探討世界疾病史時常常缺乏對中國疫情的梳理，導致所謂的世界疾病史觀，其實缺了對中國疫情之理解。回應本書對中國流感史的討論，現存許多不足與模糊，是本書可以做出貢獻之處。總結本書主旨，即全面探討民國時期的流感疫情，特別是一九一八－一九二○年爆發的全球大流感疫情在中國肆虐的細部情形，並從中西醫、政府、社會、民眾等各個層面為出發點，研究當時人們對此疫病的認識與因應之道；兼及深究以該病為中心，所映照出的二十世紀初中西醫學論述的交會、身體觀與藥品等日常生活方面之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