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瞄準平型關

作者簡介

何世同
1947年生，籍貫湖北鄖縣

學歷
省立台南一中初、高中(1958年~1964年)
陸軍官校37期(1964年~1968年，步兵)
三軍大學戰爭學院1980年班(第一名畢業)
淡江大學法學碩士(1994年~1996年，榜首考入)
中正大學歷史博士(1997年~2001年，榜首考入)

軍旅經歷(1968年~1994年)
陸軍空降部隊排、連、營長、戰爭學院上校野戰戰略教官、外島(馬祖)上校步兵旅長、陸軍總部與國防部高級參謀、獨立空降特戰第71旅少將旅長、空降特戰訓練中心少將指揮官

教學經歷(2001年~2011年)
崑山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主要著作
◎《戰略概論》(2004年9月)
◎《中國戰略史》(2005年5月，升等副教授代表著作)
◎《殲滅論》(2009年6月，升等教授代表著作)
◎《中國中古時期之陰山戰爭及其對北邊戰略環境變動與歷史發展影響》(2010年3月)
◎《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2015年6月)主筆、繪圖
◎《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2019年11月)編校、繪圖
◎《堅苦卓絕─國民革命軍抗日戰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五)》(2021年5月)
◎《運籌帷渥•因敵制勝─大軍統帥學教室》(2021年10月)
◎《以史為鑑話領導》(2022年7月)
◎《間不容髮─黃河園口決堤》(2022年12月)

書籍目錄

目錄
第一章 導讀
第一節 引言
第二節 相關軍語釋義
第三節 要圖調製與說明
第二章 日軍進犯晉察綏省
第一節 「蘆溝橋事變」前後的華北情勢
第二節 華北方面與關東軍的「察哈爾作戰」
第三節 國軍退守內長城之線
第四節 中共宣示「共赴國難」
第三章 洛川會議與共軍參加抗戰
第一節 洛川會議召開的背景
第二節 洛川會議為共軍抗日指導原則定調
第三節 共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
第四節 共軍分批入晉參加抗戰
第四章 國軍的「平型關之戰」
第一節 日軍突破國軍東跑池至團城口間陣線
第二節 差一點創造殲滅戰果的國軍「反擊作戰」
第三節 國軍放棄內長城防線
第四節 國軍平型關戰敗後的成功轉進
第五章 共軍的「平型關大捷」
第一節 平型關伏擊戰是違背毛澤東意志的產物
第二節 林彪師趕上了「平型關之戰」
第三節 第115師指戰員對伏擊戰鬥經過的描述
第四節 被過度放大的戰果
第五節 第343旅旅長陳光不見了
第六章 日方對共軍伏擊戰鬥的記述
第一節 9月25日直前日軍在平型關兵力狀況
第二節 「行李隊」的中伏與被殲
第三節 「自動車隊」的中伏與撤退
第四節 東西跑池附近的戰鬥
第五節 腰站、驛馬嶺、倒馬關附近的戰鬥

推薦序/導讀/自序

自序
本書是筆者繼2015年《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2019年《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2021年《堅苦卓絕─國民革命軍抗日戰史》及2022年《間不容髮─黃河花園口決堤》後，撰寫的第5本關於抗日戰史專書。
曾經全程參加過「八年全面抗戰」的前行政院長 郝柏村先生，對抗戰有著一份親歷的感受；但他覺得從1949年「國共內戰」之後，這一頁中華民族最偉大、最壯烈歷史的真相，受到了很大的掩蓋與扭曲，內心感到十分難過。所以自1987年兩岸開放交流以來，他一直就有一個到大陸的抗日戰場，去緬懷先烈，憑弔死難，並找回抗戰歷史真相的心願。
當時郝先生認為，抗戰雖然結束超過一甲子，當年戰場的交通、地物、地貌及一些小的地形必然會改變，但是空間距離和山系、水系等大的地形卻不會變動；許多抗戰遺蹟、烈士埋骨處還保持原狀，可以去實地查訪瞭解。於是自2014年4月開始，到2018年10月為止，他以近百歲高齡，自費帶著我們這些退役將校及歷史學者，展開了6趟定名為「重返抗日戰場」的「參謀旅行」，走訪一些能代表抗戰精神，兼顧地區均衡，具有特殊意義，並涵蓋22場「大會戰」與「滇西作戰」主戰場的地方，以作為還原被隱埋抗戰歷史真相的基礎與依據。
記得在2014年4月，當郝先生的第1次「重返抗日戰場」旅行回來之後，筆者拿了一篇登載在期刊，篇名為〈國軍「平型關之戰」與共軍「平型關大捷」〉的拙著論文抽印本，呈給郝先生鈞閱指導。郝先生接過文章，略看了一下對我說：「你到過平型關沒有？」筆者回答道：「沒有！」郝先生頓了一頓說：「沒有去過平型關，怎麼能寫好平型關之戰的論文？」接著他語重心長地告訴筆者：「研究抗戰戰史，一定要先實地瞭解戰場的地形；平型關之戰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我帶你到平型關看看，回來後再參考日本人的資料好好去寫。」郝先生的這番話，對筆者日後論述抗戰戰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是筆者撰寫本書的最大動機。
2014年7月7日，是「蘆溝橋事變」爆發77週年紀念日，郝先生帶著周仲南上將、傅應川中將、黃炳麟中將、胡筑生中將及筆者，作第2次「重返抗日戰場」旅行，登上蘆溝橋，向抗戰陣亡將士獻花致敬。7月8日，乘坐中巴由北京出發，概沿當年日軍「察哈爾作戰」進攻路線西行，經宣化、張家口、天鎮，來到「平綏鐵路」(當年地名，北平至綏遠省包頭)與「同蒲鐵路」(大同至風陵渡)交會點的大同，沿途觀察山川地形與交通狀況，討論1937年8月國軍棄守晉北「長城防線」的戰鬥經過。7月9日，再由大同南行，經渾源、王莊堡、蔡家峪、小寨，來到1937年9月25日中共所稱「平型關大捷」的主戰場喬溝，公路旁矗立標示「平型關」3個大字的巨型石碑；但此地是借用「平型關」之名，並非地理上「平型關」之所在。
「平型關」原為北宋及明代「內長城」上的重要關隘，但自滿清以北族身分入主中原後，基本上已無北患，平型關即不再是防禦北族「劫掠」的軍事關隘。又因1936年修建河北蔚縣至山西代縣的「蔚代公路」時，並未使用平型關口的古道，而是改經其東北隔了幾個山頭的關溝，使得平型關口在1937年9月日軍由蔚縣方面入侵山西時，也非「攻所必取、守所必固」的戰略要點。
1937年9月下旬，國軍第2戰區(含改編成國軍的共軍)「右地區」，與日軍激戰於「蔚代公路」上關溝以西，至團城口、茹越口的「內長城」之線；平型關口因非日軍進攻「作戰線」所經，故未發生過戰鬥。但於9月25日，改編成國軍的共軍第115師(師長林彪)，配合國軍出擊，在平型關東北約3公里的喬溝隘道，伏擊日軍「後勤車隊」奏功，「第一時間」被中共宣傳成「殲敵萬餘」的「平型關大捷」；於是「平型關」乃聲名大噪而「家喻戶曉」，連帶國軍戰史在記述「內長城」作戰的條目，也都列為「平型關之戰」。影響所及，國軍在此戰中，浴血戰鬥10天，傷亡近4萬人，反而被前者「杜撰戰果」的「光輝」掩蓋而「無人知曉」；中華民族不公平之事，恐亦莫此為甚。此戰，日方資料稱為「內長城會戰」，應是比較符合實際狀況的說法。
我們一行來到喬溝後，先到溝道最南端的關溝村，這裡是1937年9月下旬，日軍步兵第21旅團進攻「內長城」國軍防線時的「後勤地區」；我們由此轉東，繚繞山路而行約700米，參訪隱身於荒山野嶺中，建築雄偉的「平型關大捷紀念館」；頗令人有「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此處正是當年第115師第585團伏擊日軍「自動車隊」的戰場。入館參觀後，郝先生對館方人員說，他很羨慕在這場伏擊戰中犧牲的4百多名共軍烈士，能享受如此高規格的表揚；如果能將國軍在「平型關之戰」陣亡的官兵，也納入館內紀念，就符合抗戰歷史的真相了。
離開「平型關大捷紀念館」後，我們回到關溝，再由關溝沿右側與喬溝相鄰僅十餘公尺的現今公路北行約1分鐘，見到公路西(左)側路旁有一座規模不大的古廟；下車一看，正是在「喬溝伏擊戰」中，被共軍描寫為「上有飛機，下有大砲、坦克，日寇漫山遍野持刀槍與八路軍格鬥」的激戰戰場「老爺廟」。但觀察所見，老爺廟附近卻是高出喬溝僅十餘公尺的一片植被平地，既不便「觀測」，也談不上「射界」，並不具備「地形要點」條件。當年指揮所謂「老爺廟激戰」的第115師第586團團長李天佑，在其《回憶錄》中將老爺廟說成位於「三四百米的禿山山腰」，是「控制公路的制高點」；顯與現場地形有極大出入。
接著我們又乘車向北行進約2分鐘，在公路右(東)側一塊標示有「平型關大捷主戰場喬溝」字樣的大理石碑前下車，這是一處能俯視喬溝溝道全景的參觀台；1937年9月25日午前，共軍第586團就是在這裡伏擊了日軍對1個步兵大隊補給的「行李隊」。觀察喬溝兩側溝壁，是高約十餘至二十餘公尺不等、有植被的陡峭地形；但因高度不大，攀登並不困難。溝底寬約5公尺，有明顯車輪痕跡，溝道起自小寨村南，盡頭是關溝村，長度約1公里，其右上方高處是老爺廟。這就是1936年修築的「蔚代公路」喬溝路段；共軍第585、586兩個團，即「一翼設伏」於溝道東面的連綿小高地稜線上。
郝先生就現地與我們這些「戰鬥兵科」背景的退役將官，作了詳細的「作戰地區地形特性」研究，並對在這種地形上進行「伏擊」、「反伏擊」戰鬥的各種狀況，模擬推演與討論。大家的結論是：這個地形打個小埋伏還可以，但若要打「殲敵1千」以上的大伏擊，則絕不可能；因為，一則空間容納不下，二則大部隊通過一定會按照「隘道戰鬥」要領，先派遣尖兵占領兩側高地，掩護本隊通過。如此一來，共軍的「預伏」(Waiting ambush)必然會被發現而落空。而不論共軍聶榮臻等現場指戰員所回憶「入伏」之敵，是日軍「板垣師團第21旅團的輜重和後衛部隊，共近2千人」，以及「100餘輛汽車載著日本兵和軍用物質在前面開路，200多輛大車和騾馬砲隊隨後跟進，接著開過來的是騎兵」等的說法，都不是事實，本書有詳細論述。
其實共軍的「平型關大捷」，只是奉國軍第2戰區命令出擊所創造的一場小規模「伏擊戰鬥」勝利而已，打了數小時，第2天凌晨即撤出戰場，殲敵人數也只有165人(見附錄)，其中大半是未受過軍事訓練、未配賦武器、被稱為「輜重兵特務兵」的「勤務人員」；因此對整個「太原(忻口)會戰」戰局影響甚微，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影響。其所以成為全中國大陸對抗戰「集體記憶」的「大捷」，更是大陸同胞在八年抗戰中唯一能憶及的一場「勝利」，實完全出於中共「第一時間」與「爾後持續」宣傳效果所致，惟也對「抗戰歷史真相」造成了無與倫比的扭曲與傷害。
如姜克實《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一書中所說：在中共立國之後，「平型關大捷」不但寫入黨史、軍史、革命史、抗戰史及開國史，甚至納進大學的政治課教材和中學的歷史課本；而且還持續地被報紙、雜誌、電台、電視等大眾傳媒廣大宣傳、渲染和複製，不斷地被革命回憶錄、報告文學、小說劇本、詩歌舞蹈、電視電影等文藝作品頌揚和吹捧。還在「伏擊戰」的戰場，樹立了巍峨高大的「紀功碑」，和壯麗輝煌的「紀念館」；以致「平型關大捷」幾乎成了中國大陸對八年抗戰知識「集體記憶」的全部。筆者認為，此不但掩蓋了抗戰歷史的真相，也對在這場為中華民族「反侵略」、「爭生存」戰爭中犧牲的3百多萬軍人、2千多萬平民百姓不公平。
中國大陸對1937年9月25日「喬溝伏擊戰」的論述，雖然殲敵人數不斷下修，現已「萬餘人」降至「1千人」，但還是一直以「大捷」為基調，建構在事後「統一口徑」的當事人回憶、杜撰上。由於「平型關大捷」已成中國大陸對八年抗戰「集體記憶」的最重要內容，所以一些人就將這些缺少事實根據的回憶、杜撰資料，當成歷史來看，演義了更多脫離事實的故事，也在「百家爭鳴」、「各說各話」的情況下，為原本已夠「精彩」的「大捷」，創造了更多「為政治服務」、更「有聲有色」的內容與版本，亦更加深對歷史的傷害。又因為抗戰歷史真相的隱晦變形，讓英、美等列強竟不將中國抗戰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內，更給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始作俑者日本，有了篡改歷史，始終不承認罪行的機會。為還原這段歷史的真相，讓歷史的歸歷史，政治的歸政治，期與國際接軌，進一步爭取二戰的「話語權」，遂成筆者撰寫本書之目的。
過去郝先生一再地講，抗戰歷史不是哪一個黨派的？也不是哪一個政權的？而是全中華民族的。「八年全面抗戰」可以說是全中華民族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犧牲最慘烈、成果也最輝煌的一場「對抗外族侵略」的戰爭，是全體中國人的光榮；故而，不論是哪個黨派當政？只要是中國人的政府，都不能掩蓋或扭曲這場戰爭的歷史真相。中華民國如果後繼無人，可以亡；中國國民黨如果後繼無人，也可以亡；唯獨中華民族不可亡，中華民族抗戰的歷史不可亡。朝代有興替，政權有更迭，相較於抗戰歷史的真相，任何黨派、任何政權、任何個人的利益，都不重要了。
因此，郝先生認為，1949年國民政府丟掉大陸，最大的損失，不是失去在大陸的政權，而是抗戰歷史的真相沒有了；這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才是最無可彌補的損失。他多次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抗日戰爭歷史真相，是中華民族最珍貴的精神資產，要一代代傳承下去。」筆者承繼了郝先生「還原抗戰歷史真相」的「使命感」，於是孜孜矻矻地研究抗戰戰史，選定真相被扭曲的事件，著書還原歷史的原本面貌；《間不容髮─黃河花園口決堤》是第一本，本書是第二本，願能起拋磚引玉之效果。
由於「喬溝伏擊戰」在中共大力形塑之下，不但成了全中國大陸對抗戰「集體記憶」的「平型關大捷」，更是大陸同胞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唯一能憶及的一場「勝利」，也是宣傳抗戰中「打破皇軍不可戰勝神話」的「首勝」。其實，在此之前的1932年1月上海的「一二八之役」，及1937年8月的「南口之戰」，中國軍隊都曾擊敗過日軍，而且作戰規模都比「喬溝伏擊戰」大得多。不過，要扭轉撼動這種「根深柢固」的認知，與幾乎可視為「意識型態」的「刻板印象」，不但要有「原始性」、「權威性」的資料與證據，更須有「一錘定音」的令人信服論述邏輯，困難度很高，但也並非不能；因為「真理」到底存在，有「真理」，「真相」就不會被湮沒。
本書區分6章，都16萬字，除自行拍攝的現場照片外，附自繪作戰要圖20張，衛星空照地圖3張，期能對相關狀況作最清晰完整的論述。第一章〈導讀〉，包括引言、相關軍語釋義、要圖調製，是對本書作一般性的閱讀說明。
第二章〈日軍進犯晉察綏省〉，闡明日軍入侵山西、綏遠、察哈爾之行動，與國軍由「外長城」轉進至「內長城」防線之作戰過程，為接下來的「平型關之戰」鋪陳狀況。
第三章〈洛川會議與共軍參加抗戰〉，記述中共中央「洛川會議」的緣起與經過，及共軍改編成國軍，參加抗戰「指導原則」之決議。以上的「一般狀況」，形成了國軍「平型關之戰」、共軍「平型關大捷」與日軍「內長城會戰」的共同背景。
第四章〈國軍的「平型關之戰」〉，記述國軍第2戰區在1937年9月下旬，概沿西起管涔山，經陽方口、雁門關、茹越口，東到團城口、關溝的「內長城」之線，對日軍第5師團第21旅團及關東軍蒙疆兵團浴血戰鬥的狀況。過程中，共軍第115師奉第2戰區命令，配合9月25日「右地區」的拂曉出擊，攻擊日軍側背，在喬溝伏擊日軍兩支「東西對進」的「後勤車隊」奏功，這就是被中共「第一時間」所宣稱的「平型關大捷」。有關國軍戰史對此一戰鬥的記述，基本上來自朱德第18集團軍轉第115師的戰報，兩者可謂「同源資料」；但也正說明了國軍與共軍在這場戰鬥中的「主從關係」；也就是，國軍是「主」，共軍是「從」。沒有國軍的「拂曉出擊」，就沒有共軍的「關溝伏擊」。
第五章〈共軍的「平型關大捷」〉，其戰鬥經過與結果，主要是根據當年指戰人員在談話、日記或回憶錄中的描述；不過這場違背毛澤東意志的戰場勝利，卻在「第一時間」被毛大加利用，宣傳成了「殲敵萬餘」的「大捷」，而坐收極大戰略利益。但也由於戰果過分誇大，及這些指戰員回憶說法兜不攏，其後又有好事者虛構、演義、杜撰情節過多，加上帶著部隊到「伏擊區」，應該在現場指揮「伏擊戰鬥」的第343旅旅長陳光「被歷史抽掉」，也衍生了甚多疑點。
第六章「日方對共軍伏擊戰鬥的記述」，包括：9月25日直前日軍在平型關附近的兵力與兵力位置，由靈邱方面西行「行李隊」的中伏與被殲，由關溝方面東行「自動車隊」的中伏與撤退，加上東西跑池、腰站、驛馬嶺、倒馬關附近的戰鬥等；旨在根據日方戰史記載，逐一比對中共說法，以實際數據與戰報，重建戰場，還原這段「為政治服務」而被扭曲的歷史。
本書歷十年的增刪修補，終於完成付梓。感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對本書初版的贊助，感謝「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協會」理事長黃炳麟將軍、前國防部發言人現協會發言人黃穗生將軍、秘書長林榮趁將軍的鼎力支持，感謝陸軍官校同期同學前國防部聯訓部主任王詣典將軍、前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張鑄勳將軍的溫馨鼓勵。感謝前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長傅應川將軍、昔日傘兵同袍趙建爍將軍、前戰爭學院戰略教官宋啟成博士、與中研院近代史研究員年輕學者蘇聖雄博士提供的寶貴資料，感謝台南一中六年同窗旅美學人歐紹源教授的試讀與校對，感謝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總編輯楊中興先生及公司同仁們的情義協助與出版。也謹以此書，獻給最敬愛的 郝伯伯在天之靈，感謝 他老人家帶我去平型關，以及對我不斷耳提面命的指導。
何世同 謹識於台南 2023年9月3日

文章試閱

第一章 導讀
「平型關」位於山西東北部，東傍太行山，北望恆山，南依五台山，是北宋時期為防禦北族南下劫掠，所修建之「內長城」上重要關口；又因扼晉北高原通華北平原古道之咽喉，遂成宋、明以來四戰之地。1937年9月下旬，國軍第2戰區為抵抗日軍進犯山西，在此以西的「內長城」之線，浴血苦戰，傷亡近4萬人，是謂「平型關之戰」；屬於抗戰「第一期戰役」中的「太原會戰」，為「忻口之戰」(10月11日至11月2日)前的一場大規模作戰。
在本作戰前，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會議」，為參加抗戰「不打正面戰場作戰」的「指導方針」定調，一面依國民政府命令將共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又奉國民政府命令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一面向國民政府遞交「共赴國難宣言」，開啟第二次「國共合作」局面。9月中旬，第18集團軍納入閻錫山的第2戰區作戰序列，開赴山西參加抗戰。
9月25日，林彪率領第18集團軍之第115師主力，在平型關北面一處名為「喬溝」的隘道中，「伏擊」日軍「後勤車隊」奏功，殲滅日軍165人；但「第一時間」被中共渲染為「殲敵萬餘」的「平型關大捷」而聲名大噪，成了大陸「家喻戶曉」的抗日「首戰」勝利。影響所及，竟使得國軍以鮮血鋪灑的「平型關之戰」，反而變得不重要，而「鮮為人知」。
為不使青史成灰，本書旨在重建戰場，還原這場作戰的真相，讓歷史的歸歷史，政治的歸政治；論述概念與各章節簡介，見於第一節。本文中使用甚多「軍語」，為統一見解，彙整條目，「釋義」於第二節。又為使讀者易於了解以「軍隊符號」顯示各種狀況之「作戰要圖」，作「要圖之調製與說明」於第三節。

第一節 引論
本書以1937年9月下旬，國軍、日軍、共軍三方在平型關附近的戰鬥為論述核心，故以《瞄準平型關》名之。
為完整鋪陳「平型關之戰」的全過程與結果，並加評述，全書兼顧本戰由日軍發動侵華戰爭到入侵山西的「縱向連貫」，與國軍、共軍、日軍在平型關附近戰鬥中的「橫向關係」；區分：導讀、日軍進犯晉察綏省、洛川會議與共軍參加抗戰、國軍的「平型關之戰」、共軍的「平型關大捷」、與日方對共軍伏擊戰鬥的記述等6章，述而論之。
第一章〈導讀〉，包括：引言、相關軍語釋義、要圖調製與說明等3節；旨在對本書作一般性的閱讀說明。
第二章〈日軍進犯晉察綏省〉，包括「蘆溝橋事變」前後的華北情勢，華北與關東日軍的「察哈爾作戰」，國軍退守內長城之線，中共宣示「共赴國難」等4節；旨在說明「蘆溝橋事變」前後中國的國情與面臨的困境，及日軍入侵山西的緣起，國軍第2戰區「持久抵抗」的構想，與「國共合作」的醞釀。
第三章〈洛川會議與共軍參加抗戰〉，包括：洛川會議召開的背景，洛川會議為共軍抗日指導原則定調，共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共軍分批入晉參加抗戰等4節；旨在說明中共中央「洛川會議」的背景、經過與決議，及其對中共參加抗戰與共軍改編國軍「作戰方針」之指導原則。
第四章〈國軍的「平型關之戰」〉，包括：日軍突破國軍東跑池至團城口間陣線，差一點創造殲滅戰果的反擊作戰，國軍放棄內長城防線，國軍平型關戰敗後的成功轉進等4節；旨在說明國軍第2戰區在內長城之線，與日軍浴血奮戰經過狀況，以及共軍在9月25日「反擊作戰」中的配合角色。
第五章〈共軍的「平型關大捷」〉，包括：平型關伏擊戰是違背毛澤東意志的產物，林彪師趕上了「平型關之戰」，第115師指戰員對伏擊戰鬥經過的描述，被過度放大的戰果，第343旅旅長陳光不見了等5節；旨在根據中共史料與幾位當時第115師指參人員的回憶為主，詳述中共版本的本戰始末，與其所衍生的一些疑點。
第六章〈日方對共軍伏擊戰鬥的記述〉，包括：9月25日直前日軍在平型關兵力狀況，「行李隊」的中伏與被殲，「自動車隊」的中伏與撤退，東西跑池附近的戰鬥，腰站、驛馬嶺、倒馬關附近的戰鬥等5節；旨在根據日方戰史記載，逐一比對中共說法，以實際數據與戰報，還原這段歷史被扭曲的部分。
不同於一般「流水賬」式的戰史著作，本書主要特點有三：一是，2014年7月9日，筆者陪同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先生，由靈邱、蔡家峪、小寨、喬溝、老爺廟、平型關大捷紀念館、關溝至繁峙，對當年「平型關之戰」的主戰場，作過「參謀旅行」，並與郝先生實地研究討論相關戰術、戰鬥問題；本書之撰寫，即建立在對「作戰地區地形特性」詳細檢視，與對戰鬥狀況「現地推演」的基礎上。二是，使用國軍、共軍、日軍三方資料，耙梳整理各自記述的「平型關之戰」；以「論戰」角度，相互比對，求取公正客觀結論，俾達還原歷史真相的目的。三是，每一狀況，均繪製標有「比例尺」之作戰要圖或衛星空照地圖；作戰要圖大部分以色彩疊壓方式，顯示「等高線」，易看易懂。文中有的地名，要圖中必可尋得，能補文字敘述的可能不足。
本書所引用之資料，兼顧「同源」與「異源」，俾相互對照，參伍異同，以收用相徵驗之效。但國軍資料，基本上多得自共軍第18集團軍轉第115師的戰報，故兩者一部分可視為「同源」；因此，真正的「異源」，在於日軍與共軍的資料，也是本書關注的重心。除此之外，大陸學者楊奎松的〈關於平型關戰鬥的史實重建問題〉及〈八路軍平型關戰鬥再研究〉，與翟志成的〈集體記憶與歷史真實：「平型關大捷」的建構與解構〉，提供了筆者廣闊的思維；而姜克實的《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更成本書廣蒐「異源」資料的工具文獻。
第二章 日軍進犯晉察綏省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8月下旬日軍入侵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所轄之察哈爾、綏遠、山西三省； 因本次會戰的主戰場在忻口，故稱「忻口會戰」，又稱「太原會戰」。 本戰，國軍浴血抵抗日軍進攻，共軍也以國軍第18集團軍番號，納入2戰區作戰序列，開赴山西參加作戰，揭開「國共合作」抗日的歷史新頁。
9月20日至30日，中、日兩軍概沿「內長城」南北之線大戰，因攻防重點置於平型關一帶，故名「平型關之戰」。又因共軍林彪的第115師一部，於9月25日晨在平型關以北一個叫「喬溝」的隘道上，伏擊日軍後勤車隊成功，被中共宣傳成了「平型關大捷」而聲名大噪，並掩蓋了國軍鮮血鋪灑平型關的悲壯史頁。本文由「蘆溝橋事變」發生前後的華北情勢起論，嘗試重建國軍「平型關之戰」與中共「平型關大捷」戰場，以還原歷史真相。
第四章 國軍的「平型關之戰」
國軍「平型關之戰」發生的時間，概在1937年9月22日至9月30日；作戰地區概沿「內長城」 之線，西起管涔山，經陽方口、雁門關、茹越口，東到團城口、關溝、平型關(位置見圖3-11)，歷大小戰鬥數十次。因雙方攻防之重點，概置於平型關以西至團城口一帶，又由於共軍宣傳在此創造了「大捷」，而慣以名之。但客觀地說，應作「內長城之戰」才是。
本戰，不但是「太原會戰」中，主戰場「忻口之戰」的前哨戰，更是共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後，第一次參加的對日作戰。又因共軍林彪所率領的第115師，於9月25日，在平型關以北的「蔚代公路」隘道上，伏擊日軍「後勤車隊」成功，「第一時間」被宣傳成了「平型關大捷」而聲名大噪，家喻戶曉；然而國軍奮勇抵抗，鮮血遍灑，悲壯戰鬥，犧牲慘烈的「平型關之戰」，反倒鮮為人知。為還原歷史的真相，本文將詳細比對國軍、共軍及日軍之資料與說法，論述異同，以重建戰場；
第五章 共軍的「平型關大捷」
觀察上述第2戰區的「平型關之戰」，國軍不但傷亡慘重，而且還被日軍壓迫退到離太原僅50餘公里的忻口之線；既是戰敗退卻，但為何同一時間會平白跑出一個「同名同姓」的「平型關大捷」？而前者竟「鮮為人知」，後者卻「家喻戶曉」？有關「平型關戰鬥」的論述，中國大陸仍是以共軍「大捷」為基調；但迄未脫離「自說自話」的情形。 然而，前者的「平型關之戰」與後者的「平型關大捷」到底有何關連性？為何會出現一個「鮮為人知」、一個「家喻戶曉」的狀況？國、共、日三方又各有不同記述，成了一團歷史迷霧。
其實共軍的「平型關大捷」，只是奉國軍第2戰區命令出擊所創造的一場小規模「伏擊戰鬥」勝利而已(見前文)；對整個「太原(忻口)會戰」戰局影響甚微，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影響。其所以成為全中國大陸對抗戰「集體記憶」的「大捷」，更是大陸同胞在八年抗戰中唯一能憶及的一場「勝利」，實完全出於中共「第一時間」與「爾後持續」宣傳效果所致。
第六章 日方對共軍伏擊戰鬥的記述
「戰爭」，是「國家」或「集團國家」間、「大軍」與「大軍」間的「武裝衝突」行為；也就是說，「戰爭」的要件，必須是「雙方性」，甚至「多方性」。因此，戰爭歷史的紀錄，不可能只存在於一方，也不可能一方說了算數；所以研究或論述「戰爭」，及其從屬之「戰役」、「會戰」、「作戰」、或「戰鬥」，必須審慎檢視參戰各方的所謂「異源」資料，相互比對，才能獲得「近乎實況」的客觀結論。而戰爭的記述，如果沒有「原始性」、「權威性」資料的佐證，就不能當成「歷史」來看；因此，作為一個戰史研究者最基本的道德修養，就是秉筆直書，價值中立，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前述國軍第2戰區「平型關之戰」，主要目地是在說明與共軍第115師「喬溝伏擊戰」的「主從關係」；從第2戰區「平型關之戰」的全過程看來，雙方角色的扮演，國軍是「主」，共軍是「從」，已毋庸置疑。換言之，如果沒有9月24日以前國軍第2戰區建立的內長城防線態勢，如果離開了9月25日國軍第2戰區的「出擊行動」與其所衍生的狀況，就不可能有共軍第115師「喬溝伏擊戰」的機會與勝利。至於國軍戰史有關「喬溝伏擊戰」之記述，則是來自第18集團軍轉來的第115師戰報，可視為「同源資料」，無助此一問題上的深度論述；故欲解析中共的「平型關大捷」疑點，最佳研究途徑，就是在「異源」的日軍資料中找答案，如此才能落實與中共說法相互徵驗，進而還原歷史真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