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帝國何以成為帝國：一部關於權力、差異、與互動的全球政治史（插圖新版，大學通識課程必讀）

作者簡介

珍．波本克（Jane Burbank）

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專研俄羅斯史，現為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波本克曾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以及密西根大學任教，並於密西根大學擔任俄羅斯與東歐研究中心主任。波本克也曾在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卡桑高等師範學院以及柏林洪堡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著有《知識階層與革命：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俄羅斯觀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俄國農夫上法院：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間鄉間地區的法律文化》、《俄羅斯帝國：空間、人民、權力，一七○○年至一九三○年》等專書。

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

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專研十九、二十世紀東非奴隸與勞工問題，現為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庫伯曾在行為科學深入研究中心、威爾遜中心、洛克斐勒貝拉吉奧研究中心、南特卓越研究院以及柏林高等研究院擔任研究員。同時他也在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高等師範學院以及巴黎第七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二○○一年，庫伯獲選為美國人文與科學學會院士。著有《備受質疑的殖民主義》、《從奴隸到流民》等專書。

譯者簡介

馮奕達

專職譯者。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組碩士。譯有《消失在索穆河的士兵》、、《大人的地圖學》、《全球史的再思考》、《帝國與料理》、《帝國城市》、《不曾結束的一戰》、《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獻給國王的世界》、《職人新經濟》、《埃及的革命考古學》等書。並以八旗文化出版的《帝國與料理》、《職人新經濟》，兩度獲得「Openbook年度好書．翻譯書」殊榮。

相關作者簡介

校訂者
鄭天恩

台大歷史所碩士，曾任日文小說編輯，目前為專職翻譯。譯有《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二十世紀旗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人民解放軍的真相》等書。

書籍目錄

•序言

【第 一 章】帝國的發展軌跡
•帝國的統治套路
•帝國的國家形式
•如何研究帝國

【第 二 章】羅馬與中國的帝國統治
•羅馬打造的世界
•中國——另一種帝國舞台
•羅馬與中國——局內人與局外人

【第 三 章】羅馬之後——拜占庭、基督教與伊斯蘭
•從羅馬城到君士坦丁堡
•帝國衝突論？地中海世界的伊斯蘭信仰
•又一個新羅馬？查里曼的天主教帝國
•多帝國世界中的吉哈德與十字軍
•小結

【第 四 章】貫通歐亞——蒙古諸帝國
•通往權力的歐亞草原之路
•打造蒙古式的帝國
•蒙古和平
•蒙古作風
•瓦解與重建
•蒙古的重要性

【第 五 章】跨出地中海——奧斯曼帝國與西班牙帝國
•拼裝君主國與「西班牙」帝國的由來
•打造奧斯曼帝國
•小結：兩個帝國，一段神話

【第 六 章】大洋經濟與殖民社會——歐洲、亞洲與美洲
•多中心的貿易世界？
•國王、商人與歐洲人的海洋帝國
•海外帝國建立過程中的土地、社會與道德——西班牙在美洲
•公司、種植園主、移民與國家——打造不列顛帝國
•貿易奴隸、奴隸制度與帝國
•交流、領土與帝國

【第 七 章】跨出草原——俄羅斯與中國的帝國創建
•俄羅斯的歐亞帝國
•中國——充滿轉折的帝國治世
•定下帝國邊界

【第 八 章】革命年代中的帝國、民族與公民權
•法國—海地革命
•拿破崙的挑戰
•不列顛帝國的資本主義與革命
•西班牙屬美洲的帝國、民族與政治想像
•政治中的可能性與緊張關係

【第 九 章】跨洲帝國——美國與俄羅斯
•北美洲的空間與帝國
•俄羅斯的統治
•自由之外

【第 十 章】帝國的統治套路與近代殖民主義迷思
•帝國與解放
•自由貿易、殖民的蔓延與帝國世界的重組
•帝國升級——十九世紀的不列顛屬印度
•帝國擴張——逐鹿非洲
•沒有殖民主義的殖民行動？美利堅帝國的神話與現實
•小結

【第十一章】主權與帝國——十九世紀的歐洲及其近鄰
•俄羅斯與歐洲——重塑中的帝國
•在帝國的土地上創造民族
•克里米亞的帝國戰爭
•重整哈布斯堡
•德意志帝國——新帝國，新規則
•老帝國，新政局
•民族與帝國

【第十二章】帝國世界中的戰爭與革命——一九一四至一九四五年
•帝國戰爭，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
•重建帝國世界
•新帝國、老帝國與二次大戰之路
•帝國之戰，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
•小結

【第十三章】帝國的末日？
•帝國瓦解
•東對西，南對北，西方對全部——世界再度分裂？

【第十四章】帝國、國家與政治想像
•再探帝國發展軌跡
•昨日造就今日

•延伸閱讀

推薦序/導讀/自序

「以探討帝國與國家關係的書來說，我腦海裡最好的就是這一本。」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作者

「本書對許多研究帝國的論著提出了重大修正，也因此注定成為經典之作。書中處理的主題龐大又切合當代需要，筆調流暢，從羅馬與漢代中國一路寫到今天，包羅萬象、不偏不倚。了不起的成就。」
──傑瑞米．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面世的時間恰到好處，內容也很重要，強調帝國自古以來的經久不衰，跨越各個歷史時期來到今日。兩位作者力陳非西方帝國經驗的重要程度，藉此模糊了前近代、近代，以及去歐洲化的歷史之間的界線。」
──羅伯特．提格諾（Robert Tignor），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

「這本傑出的作品重新界定了帝國與殖民研究的領域。作者小心翼翼，沒有為了死板狹隘的定義問題削足適履，減損帝國經驗的複雜與多樣性，而是另闢新徑重述帝國的故事，點明帝國如何千秋萬世，帝國如何造就，以及帝國如何崩潰。無人能出其右。」
──羅納德．格里戈．薩尼（Ronald Grigor Suny），密西根大學歷史學教授

「這部鉅著探討的主題相當龐大。要是有誰以為帝國史只跟不列顛，以及十九世紀時一些模仿不列顛的歐洲國家有關，那麼本書可是會讓他大吃一驚。在波本克與庫伯眼裡，帝國史就是世界史。兩位作者也指出，不同的人群因為海納百川的理想所組成的邦聯，也能算是帝國；有些學者對國界的概念非常反感，因為國界讓窮人進不了富國，作者的論點在這些學者間也大為流行。他們如是說，『主權可以分享、可以分層，也可以徹頭徹尾地轉變』。」
──《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

「兩位作者以『帝國如何處理差異』的問題為宗旨，分析最為多樣的帝國支配布局，靠著對既有文獻的浩瀚知識，就世界史來了一回全面探討。」
──《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帝國與民族國家、國民與公民，包容與排擠間的關係，有時既不穩又複雜，若想用文字呈現出這樣的關係，《帝國何以成為帝國》可說是提供了相當有效的表達方式。」
──《世界史通訊》（World History Bulletin）

文章試閱

〈民族與帝國〉

帝國在拿破崙戰敗後的這個世紀裡，透過軍事與其他方式在比鄰或海外的領土上競爭，創造出一個由列強組成且形象清晰的歐洲，而歐洲列強周邊的各個帝國也承認了這個事實。「成為歐洲人」變成哈布斯堡、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內受過教育的菁英內心的渴望；刻畫出與歐洲的差異，或是避免走上歐洲的道路，也同樣是可以理解但問題重重的策略。

但是，「成為歐洲人」又是什麼意思？結果真的能如人所願嗎？成了歐洲人，難道就代表主權會以更民主的方式重新分配嗎？還是說，最要緊的任務是在經濟與技術上「跟上時代」——跟上歐洲人的時代？在拓展、提升教育的同時對鐵路建設與通訊設施進行投資，或許會有效果，但這些策略需要的資源都還沒有到位。要得到這些資源，很有可能就意味著犧牲其他國家，好獲得土地、人民與盟友——就像新誕生的德意志國曾經的成就：起源於普魯士的德意志國，將自己的勢力拓展到波蘭語、丹麥語和法語地區，以及非洲、東亞與太平洋上的殖民地。

最明顯的挑戰跟軍事實力有關，俄羅斯、奧斯曼與哈布斯堡的領導人也因此以軍隊，尤其是以軍官為改革的首要目標。在奧斯曼帝國，這些改革措施結合讓人倒盡胃口的政治意見表達限制，讓軍官團成了二十世紀的「耶尼切里」——一個獨立、深信自己在蘇丹走錯路時有責任插手的團體。在俄羅斯，徵兵範圍在一八七四年擴及全國男性（儘管有漏洞可鑽），這對原本以莊園為基礎的招募方式來說是個重大突破；但抱負滿懷的將領仍然跟皇帝發展個人關係，因而對皇帝不構成威脅，這也符合俄羅斯傳統的家產官僚制。哈布斯堡在一八四八年之後能復原的關鍵，在於軍隊對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所有人都敞開大門。從多個民族中招募成員以及訓練方式的改革，意味著即便到了二十世紀，軍官團對帝國的忠誠仍然可靠；但要命的是，他們也同樣願意為了帝國的利益而開戰。

這些軍事上的努力也得到政治改革與社會改良方案的補充。哈布斯堡帝國（一八六七年）與奧斯曼帝國（一八六九年）都為自己的男性臣民提供公民資格，並宣布公民平等，至於究竟有多平等則不清楚，這一點也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並無二致。一九○六年，俄羅斯政府在壓力下為臣民提供一系列的公民權，但臣民間政治地位的形式差異仍然維持著，直到一九一七年為止。這三個帝國都採用諮議機構，最終也都建立民選代表組成的國會：哈布斯堡帝國從一八六一年開始；奧斯曼人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間，以及一九○八年重新設立；俄羅斯人則是從一九○六年開始。投票權不包括女性，這跟大不列顛、法國與德國一樣。哈布斯堡、羅曼諾夫家族與奧斯曼人大力推廣教育，但三國情況差異很大。農奴制度在哈布斯堡與羅曼諾夫帝國廢止的時間，比奴隸在美國獲得解放還要早。而在奧斯曼帝國，奴隸制有伊斯蘭律法的控制，政府則推行有關法律地位平等的「坦志麥特」詔令，並以補償農奴主人的方式逐漸解放農奴。

帝國改革者同樣也將目光投向西歐的經濟躍進。這三個帝國的經濟都在十九世紀像吹氣球般膨脹起來。一八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間，奧斯曼的對外貿易增加了十倍；俄羅斯經濟則是從一八九○年代起穩定而快速地成長。然而，帝國的統治習慣仍然為改變設下限制。奧地利人趕不走馬札爾（Magyar）地主和他們死氣沉沉的農村政治；雙元君主制度的安排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俄羅斯統治者有好幾十年的時間都不願意把農場所有權交給農民。不列顛主宰下的自由貿易，也讓奧斯曼的國內生產喘不過氣來。奧斯曼、俄羅斯與哈布斯堡都欠下大筆債務——欠不列顛，欠法國，也欠德國。西方人對於從殖民地攫取資源很有一套，是個十分引人注目的榜樣。當菁英們獲得突厥斯坦、波士尼亞、葉門等新領土，或是修建類似西伯利亞鐵路、伊斯坦堡─巴格達鐵路，好把貨載到遙遠的地方時，這樣的想法總是縈繞不去。

這三個帝國都採用鄰國經營帝國的技術，朝更有系統的政府組織、更多人民參與的目標前進，或許可以稱之為「羅馬式」的方向。我們已經在第十章中看到，在同一段時間裡，西歐帝國及其殖民大計也被迫要與當地的中間人妥協，靠間接統治和其他分權方式來支撐其控制；俄羅斯、奧斯曼與哈布斯堡都對此手法並不陌生。到了帝國互相交手之地，比方說葉門——奧斯曼人與不列顛人都想拉攏有野心的伊瑪目，地方領袖一度還能利用這樣的競爭情勢。

透過某種方式，讓不同民族為帝國的目標效勞，還要認同這些目標——這樣的需求就橫在帝國的場子中央。在意識型態舉足輕重之地，帝國就會往不同的方向發展，朝著把線畫得更清楚（如種族隔離）或隱然扶植霸權（如提供伊斯蘭信仰特別待遇）的做法前進。當然，政治重建工作可以朝更平等的目標前進，也可以邁入分化離間的領域。沒有固定的方式能夠解決「要包容還是排擠」的問題。

民族就像種族與宗教，同樣是帝國套路裡的一種手段——而且是一種尖銳的手段。政客與政治家都會在本國、鄰國與海外操弄民族情感。歐洲社會內部的討論與爭辯不僅反映、同時也加深關於「誰屬於這個政體，憑藉的基礎又是什麼」的緊張情勢——這在哈布斯堡家的奧地利或共和制的法國皆然。語言、種族、外貌談吐、宗教、良好的家庭出身或階級，又或是以上這些的結合，都能用來標誌出自己人，而自己人理當獲得重視。一旦公民可以投票，而且還能從社會福利的開辦獲益時（到了世紀末，有些國家是這樣），這些政體的成員問題就變得更為棘手。出版業的成長與公民權的保護結合，再加上識字率的提升，代表政治激進分子能在國家與四海一家的菁英鞭長莫及之地，培養出一批追隨者。

十九世紀時，在歐洲不同地方發展的反閃主義所反映的並非排外民族主義的力量，而是不安全感。反閃著作的核心論調是：猶太人形成跨國家、跨領土與跨人民的團結組織，而這種紐帶對國家的完整性始終是種威脅。《錫安議定書》（Protocols of Zion）是份二十世紀初在俄羅斯被創造出來的偽作，文件裡傳播的畫面就挺帝國的：猶太人的目標是統治世界。將猶太人排擠成局外人的行動裡，沒有什麼是本質上跟日耳曼人、法國人或俄羅斯人有關的東西。反閃主義是在政權內的鬥爭中所使用——用來對抗俾斯麥式菁英務實的國際觀，對抗法國非教會、普世性的公民資格，對抗中歐鄉間的酒館主人和仲介人，對抗商場、軍隊或公家機關裡隨處可見的競爭者。

對於以承認差異立國的帝國而言，要往平權發展是有危險的。在奧地利，把臣民轉變為公民似乎就等於在反閃、語言、種族與地區議題旁邊玩火。在奧斯曼帝國，用中央集權的方式詮釋自由主義也是問題重重；伊斯坦堡與地方菁英之間的私人關係、特例以及特權，都是其政治的本質。政治體系變得愈是公開而喧鬧，利益的紛歧就愈是明顯。每一種政治措施——全民使用的國語或農奴解放——都會遭人白眼，受到冒犯的群體也會想辦法利用這些措施。奧地利的政黨政治最有發展性，自由派、基督徒、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全都在推動改革，卻是朝著不同的方向推進。政治上的反對意見在俄羅斯受到鎮壓，直到一九○五年為止；一九○六年政府妥協之後，反政府暴力行動的激增仍然持續，獲得解禁的媒體對政府的惡毒攻擊也亦步亦趨。到了德國，浪漫的泛日耳曼主義挑戰著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帝國文化。這麼多的不滿，是不是代表以「差異政治」為基礎的帝國已經老到失去作用了？倘若真是如此，那麼哪一種政權更好？

民族是這個問題的傳統答案，但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民族國家還稱不上是個解藥，頂多只是種主張。提倡真正的民族國家（一個民族、一塊領土、一個國家）的人必須面對的困難是：大多數人的生活與此不合，而且排外的做法會讓任何一個政權面臨衰弱的危險，而不是強大起來。幾千年來，人們在各個領土上混合再混合，試著在這樣的地方以民族來打造國家，就會有跟死神打交道的危險，而這正是一九一二年與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中所呈現的一面。

保加利亞、希臘、蒙特內哥羅與塞爾維亞全都想靠著犧牲彼此、犧牲奧斯曼人來擴張。一九一二年十月，它們在俄羅斯的慫恿下組成同盟，對奧斯曼人宣戰。巴爾幹聯軍的勝利促使阿爾巴尼亞菁英加入建國遊戲，也鼓動土耳其青年黨在奧斯曼帝國發動政變，而歐洲列強則試圖和談。但到了一九一三年夏天，保加利亞、塞爾維亞與希臘又為了馬其頓大打出手。羅馬尼亞與奧斯曼人隨後也加入戰局。

包括大量被迫離鄉背井的穆斯林平民在內，各國在這幾場戰爭裡都損失慘重。一些統計顯示，曾經住在奧斯曼人輸給希臘、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的領土上的穆斯林，超過一半的人不是死了，就是逃走了。軍隊傷亡人數也很高：超過六萬六千名保加利亞士兵被殺或死於疾病，塞爾維亞士兵則有三萬七千人死亡，奧斯曼的國防部隊死了超過十萬人。一九一三年，歐洲各國大使在倫敦開會畫出來的國界既不民族，也不穩定，更不和諧。自一八一五年以來，列強的策略就是在別人的帝國裡創造出一個個民族，這種做法創造了一整個世紀的毀滅戰爭，強化整個大陸的軍備，還讓新舊國家為了競爭歐洲空間而糾纏不清。

十九世紀歐洲各帝國的領導人，都在思索自家政體裡的歸屬與差異問題，但他們的思考方式並不相同。民族社群的概念對帝國裡的許多人——對那些視統治別人為其集體命運的人，以及想逃離被統治命運的人來說，都很有吸引力。沒有哪一種種族化的政治體系觀能帶來合理的結論。最有權勢的統治者會操縱與不同群體的不同關係，讓他們向著帝國的中心；有些群體則是在帝國之間左右逢源。即使有人在奧斯曼帝國、羅曼諾夫帝國與哈布斯堡帝國裡提倡土耳其化、俄羅斯化或日耳曼化的政策，但這幾個帝國並非是由土耳其人、俄羅斯人和日耳曼民族統治「他者」的帝國。就連德意志國的統治者也沒有打算把所有日耳曼人都囊括到自己的帝國裡，或是把所有非日耳曼人都從帝國裡趕出去——至少當時是如此。就算是為了讓建立一個均質化民族的使命看起來像個有機會實現的帝國發展計畫，差異的調整與操弄也已經過頭了。

（本文節錄自：第十一章「主權與帝國——十九世紀的歐洲及其近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