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顛倒的民國：臺灣和中國都不提起的近現代史

作者簡介

余杰
生於成都，旅居北京二十載，看盡京華煙雲、花開花落。
1998年，出版了處女作《火與冰》，有如魯迅和柏楊般的批判性文字和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一代年輕人。2012年1月，赴美定居於華盛頓郊區。
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公民勇氣獎」等獎項。
認同義大利思想家克羅齊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近現代史領域，著有《彷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1927：民國之死》、《1927：共和崩潰》等力作，深受歷史學家余英時院士、張灝院士等肯定。致力於破除被政黨所歪曲、被意識形態所遮蔽的歷史迷霧，還原歷史真相，並從歷史中尋求通往自由的道路。
以華語文化圈內擁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的臺灣，為第二故鄉。喜愛臺灣的美食、風景、朋友和書店。相信文字可以穿越時間與空間，得天下之英才而友之。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多數人被歷史耍了一生，卻不知道自己讀的是演義。
偏偏歷史真相多半是顛倒過來的，
這是一本反歷史的歷史書，臺灣和中國，都不提起的近現代史。

書籍目錄

推薦序一　開放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空間╱胡川安
推薦序二　「我寫你思考」，思考維度才能深入海底╱江仲淵
自序　讀什麼樣的歷史，成為什麼樣的人

第一部　清朝怎麼亡的？孫文有點狀況外

第一章　「鴉片戰爭」不是鴉片的戰爭，而是貿易的戰爭
第二章　英法聯軍為何火燒圓明園？
第三章　洪秀全不是基督徒，而是共產黨
第四章　打敗太平天國的，不單是曾國藩，還有外國雇傭軍
第五章　李鴻章──大清帝國裱糊匠
第六章　左宗棠是民族英雄，還是種族屠殺的侵略者？
第七章　丁戊奇荒──食人國的食人文化
第八章　翁同龢──書法大師何以成為禍國元凶？
第九章　大清不是亡於辛亥革命，而是亡於「東南互保」
第十章　天下未亂蜀先亂──沒有「保路運動」就沒有武昌起義

第二部　「中華民國」是誰發明？誰統一的？

第十一章　「新中國」和「中華民族」──梁啟超悔之莫及的發明
第十二章　辛亥革命不為人知的黑暗面──對滿人的種族屠殺
第十三章　袁世凱才算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第十四章　誰是暗殺宋教仁的真凶？
第十五章　陳炯明為中華民國指出一條康莊大道
第十六章　夢斷秋海棠──徐樹錚「收復外蒙」弄巧成拙
第十七章　馮玉祥如何消滅了前半個中華民國？
第十八章　為什麼一流的中國人都住在租界裡？
第十九章　蘇聯情報機關顛覆中華民國無所不用其極
第二十章　北伐是蔣介石誓師，卻是蘇俄將軍們打贏

第三部　「民國」原來是黨國、也是軍國

第二十一章　孫文──活著是竊國大盜，死後為赤色皇帝
第二十二章　名不副實的抗日英雄如何煉成？
第二十三章　汪精衛──中國寧可日化，也絕不能赤化
第二十四章　南京潰敗的責任人是蔣介石和唐生智
第二十五章　中國沒有打贏抗日戰爭──豫湘桂大潰敗真相
第二十六章　延安不是抗日燈塔，而是鴉片王國
第二十七章　如果戴笠不死，就能拯救中華民國嗎？
第二十八章　史迪威為何鄙視蔣介石？
第二十九章　滿洲國憑什麼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第三十章　國民黨在1945年就注定了要失敗
參考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推薦人
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胡川安
「歷史說書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專創辦人╱江仲淵
華府智庫「對話中國」創辦人兼任所長╱王丹

自序
讀什麼樣的歷史，成為什麼樣的人

香港評論家陶傑在〈歷史，與歷史教科書〉一文中分析：「在『歷史』（History）和『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之間，有時已經有點白馬非馬（按：中國戰國時期被提出的辯論問題，最著名的論據是由公孫龍提出，他辯解『馬』是指形狀，『白』是指顏色，顏色不等於形狀，所以白馬不等於馬）的意思；『歷史』與『歷史教科書』（history textbook），更可以是指鹿為馬的戰場。」

自由或專制，端看國家要你讀哪種歷史教科書

教科書是出版社指定某些人寫出來的。教科書是賺大錢的生意，有利益傾向，而一個政府的教育部，可以指定學校使用某教育出版社的產品。譬如香港殖民地時代，英國人指定香港的名校，一定要使用立場親英的「齡記」、「人人」兩家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而立場親中的左派學校，一定使用「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社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所以這兩家出版社的教科書一講到太平天國、義和團，評價就不一樣了（例如，左派評論義和團是愛國運動；而親英派的評論則為排外運動）。
陶傑認為，英國殖民時代的歷史教科書如此，中國人的「歷史學」，也一樣不可靠，因為最早的孔子編春秋，令「亂臣賊子懼」。講歷史，只要說事實即可，為何強調要令亂臣賊子感到害怕？誰來定義何人為亂臣賊子？很明顯，是由孔子來定義。孔子編春秋，不是述史之簡單，而是注入了他的政見。孔子為權力服務，成王敗寇，敗的一方，就是亂臣賊子。
支持陶傑文章論點的最好論據，是《關鍵評論網》（香港）記者陳娉婷寫的一篇題為〈90後的政治青春〉的採訪報導。該記者成功訪問到一名二十多歲的社區幹事、香港建制派（親中派）政黨民建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新人劉鎮海（Corey）。
劉鎮海來自中港矛盾最深的地區──上水，他的「師父」是北區區議員蘇西智。劉鎮海的核心觀點是「我是愛國分子，不容民主凌駕民生」、「我是愛國的，我對國家的感情、民族觀念比較重」。他說，他對港人以及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皆是十分滿分。
記者問劉鎮海的出身，才知道他的家族從祖父一輩已在香港土生土長，親戚與內地不常聯繫，記者便好奇問他，從小就這麼愛國嗎？劉鎮海連忙點頭回答：「是從讀中史開始。」又嘆道：「好可惜，現在中史不是必修科。」
他理直氣壯的說：「你以為逼你唱國歌就愛國、仰望國旗就愛國？讀中史是必要的，了解國家的興衰，知道為何中國今日變成如此，你自然而然就對國家有感情……這一刻共產黨一定要撐住，中國才會繁榮。」
對於劉鎮海這個有趣的「愛國標本」，香港評論家盧斯達在〈「懷抱天下」的中國人，是世界和平的永恆威脅〉一文中評論：「學校教的那套中史，其實很誤導人。因為大多數人以為『歷史』二字記載了『事實』，但其實不是。大多數人被『歷史』耍了一生，卻不知道自己讀的是演義。」換言之，讀者（學生）以為自己真心誠意的追求真理，殊不知自己正不知不覺的被洗腦和奴化。
劉鎮海讀的歷史，當然是共產黨救國救民、為人民服務的歷史，而不是共產黨禍國殃民、六四屠城的歷史。這樣的歷史讀多了、讀久了，當然就成為愛國愛黨（在香港不能直接加入共產黨，只能加入共產黨的「兒子黨」民建聯）的「乖孩子」。
在此意義上，歷史書寫是一場攸關生死的靈魂爭奪戰。你的靈魂屬於上帝，還是屬於撒旦；你是一個熱愛自由的人，還是一個熱愛獨裁的奴隸，端看你閱讀和接受哪一種歷史書（包括歷史教科書）。所以，當我逃離中國、到了自由世界後，立即拿起筆來寫中國歷史，就好像柏楊一離開火燒島（按：柏楊是歷史評論家，火燒島指過去囚禁政治犯的綠島）就動筆翻譯《資治通鑑》、撰寫《中國人史綱》。我深知，拯救身處「文化集中營」的華人的最佳方式，不是勤練武功，讓自己變成蝙蝠俠、鋼鐵人那樣的超級英雄，而是寫出具有顛覆性的歷史書。
中國是歷史大國，歷史科目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性僅次於儒家經典。但長期以來，中國的歷史書寫秉承文以載道，文史哲不分，歷史為道德倫理服務、為統治者服務（所謂「資治通鑑」），它的終極目標是分辨善惡（按儒家標準確立的善惡，而不是真正的正義），真實更在其次。
因此，盧斯達感嘆的說：「這種由家到國，由個人修養到大帝國的構造、『關懷天下』的道德化歷史觀，形成完整的儒教王權的宗教。在這一套價值體系中，『大一統』是不證自明、不能反駁的最高真理。
「中國人很容易產生一種對自身文化的無條件高舉、無條件自信，那是一頭深海中久不久就冒出來食人的怪物，而其他人只是正當自衛、追求自由，就成了弒君或者分裂國家的大罪人。」

在「成王敗寇」和「大一統」的歷史上打洞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近現代史書，雖然冠以三民主義、民族主義、馬列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等，新式意識形態的「指導原則」，但其本質上仍然是在修建一面成王敗寇、大一統、天下帝國的高牆。
比如，海峽兩岸的歷史教科書中，孫文（孫中山）與陳炯明的分歧，被描述成正義與邪惡、主人與叛徒的二元對立，我從小就對這一套敘述深信不疑。多年之後，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查證許多第一手文獻史料，才發現歷史的真相原來是顛倒過來的：孫文才是剛愎自用、詭計多端、自我偶像崇拜的未完成的獨裁者，他驅使軍隊製造西關慘案，遭到廣州民眾唾棄；反之，陳炯明信奉民主法治、為官清正廉明、實踐地方自治、深受廣東人愛戴，根本不是「陳逆炯明」。
凡是人云亦云的地方，一定要多打個問號。論及中國政治和歷史，胡適大部分時候都是清醒者，這種清醒卻讓他幾乎每次都成為少數派。孫陳決裂後，胡適在《努力週報》上發表文章評論：「本週最大的政治變化是廣東的革命和浙江的獨立。孫文與陳炯明的衝突是一種主張上的衝突……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擊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他對孫文從來不給予好評。
這番議論自然引來一片喝斥之聲，國民黨左派的《民國日報》，接連發表〈不贊成《努力週刊》記者的談話〉、〈荒謬絕倫的胡適〉、〈叛逆與革命〉和〈胡適的倫理〉等文章，批評胡適抑孫袒陳的言論，指責陳炯明發動廣州事變是叛道、悖主、犯上。
胡適主張全盤西化，認同西方民主政治的規則。他看到以上論述，自然莫名驚詫。他立即反駁道，國民黨的立論「是舊道德的死屍的復活」，而陳炯明的行動「是一種革命」。他辯解：「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人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動，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舊道德的死屍，作為攻擊陳炯明的武器。」
這也是我闡釋歷史資料和事實的基本立場：人的獨立、自由和尊嚴，是歷史應當關注和弘揚的首要目標，國家、民族等宏大概念是為個人存在，而不是相反。以此衡量，窮兵黷武的統一是一種負面價值，和平競爭的分裂是一種正面價值。
中國近現代史最大的悲劇，是未能像土耳其那樣，正面迎接多民族的鄂圖曼帝國的解體，並轉型為小而美的現代民族國家。清帝遜位後，無論是北京的北洋政府還是南京的國民黨政府，以及以後的共產黨政權，都以維持清帝國的疆土為統治合法性的重要來源，結果作繭自縛、窮於應付，陷入永遠的危機中。

不是漢族的成功史，而是少數族群的血淚史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日本，接觸翻譯為日文的西方史學著作，這才恍然大悟：「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為『相斫書』（按：互相砍殺的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
我要顛覆的，正是這種「帝王將相的家譜」，歷史應為凡夫俗子的悲歡離合留下生命痕跡。在太平天國動亂中，兩軍彼此廝殺，造成上億人口損失。共產黨的歷史書將洪秀全描述為農民起義的英雄，因為毛澤東崇拜「砸破舊世界」的洪秀全；國民黨的歷史書則將曾國藩描述成捍衛傳統的中流砥柱，因為蔣介石尊崇「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的曾國藩。
然而，歷史的真相是，無論洪秀全或曾國藩，都是不亞於希特勒的大屠殺策劃者和實施者。中國的官方歷史書，不會花費一個字記載，死於他們之手的上億無辜者的悲劇。
在中文世界的歷史教科書以及各種歷史讀物中，讀者同樣很難讀到，一代代「低端人口」像被螞蟻一樣掃除的歷史。不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而是中國的統治者鐵石心腸，從來不顧民眾死活：
在光緒3年的「丁戊奇荒」中，天災加上人禍，使中國北方數省損失了1,300萬人，「人吃人」成為常態；在中日戰爭期間，蔣介石和唐生智（按：1935年受銜陸軍一級上將，詳見本書第24章）自欺欺人的宣稱當局有能力守住南京，不採取任何撤退計畫，致使數十萬潰兵和市民無處可逃，而守在長江對岸的友軍未接到撤退命令，居然向逃難同胞開槍，自相殘殺，死者數萬人。
中國人殺死的中國人，未必少於日本人殺死的中國人。日軍還沒有打過來，蔣介石就悍然命令工兵掘開花園口黃河大堤、張治中就匆匆下令長沙焚城（詳見第23章），造成數十萬平民死於水深火熱之中。這些掌權者的殘酷暴虐，比古羅馬暴君尼祿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要求日本為侵華戰爭道歉，卻從來不敢誠實面對自身的幽暗歷史──中國政府每天都在對手無寸鐵的人民發動內戰，二二八是大屠殺，六四同樣是大屠殺。
中國的近現代史，被書寫成受西方列強蠶食鯨吞、以「華人與狗」並列來百般羞辱的悲情史。然而，即便在國力最孱弱的時候，中國人也沒有放棄推動帝國擴張的夢想。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湘軍將領左宗棠寧願向西方銀行借高利貸，也要完成媲美衛青、霍去病的「西征」，一路上毫不留情屠殺數百萬計的回民、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群；在被神聖化的辛亥革命中，革命者和暴民屠殺數十萬滿人的歷史被遮蔽了；北洋時代，皖系將領徐樹錚率兵北上逼迫蒙古「內附」，並殺戮不服從者的歷史，更被「愛國賊」津津樂道為「維護祖國統一」。
中國歷史學者葛兆光認為，大清國勢由盛而衰有三個重要原因：第一，帝國龐大疆域和複雜族群，造成控制成本過大；第二，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無法面向世界，越來越僵化；第三，歸根究柢，是皇權或國家權力過於集中，封殺了變革的可能性。
大清如此，中華民國也是如此，表面上從帝制轉型成為共和制，卻不願縮小為現代民族國家，非要繼承大清遺產，標榜「五族共和」，卻難以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廣大疆域，難以使不同族群民眾同質化並且認同一個國家。「這種棘手的問題，也許至今還仍然棘手。」
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旗號下，一切殺戮都可以被原諒、被縱容。晚年梁啟超為當初創造出中國和中華民族等概念、將魔鬼從潘多拉的盒子中放出來而深感懊悔，可惜他再也沒有能力將魔鬼抓回來、關進去了。他欠下的債，卻要由子孫幾代人來償還，梁氏家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文革時）家破人亡、無人倖免。

中國近代史必須推倒重寫

馬克思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想傳入中國後，「反帝」成為中國近現代史敘事的主流。然而，反帝只是獨裁者和野心家對民眾實施集體催眠的工具，在反帝的口號治下，催眠者所有的暴行都被合理化、合法化且迅速遺忘。二二八屠殺變成清除居心叵測的「皇民」的正義行動，六四屠殺變成消滅「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國主義走狗的必要措施。
我們的腦袋和心靈充滿豆渣和雜草，像是武俠小說中被點了穴道不能動彈的犧牲品；我們是受害者，卻又自願去充當加害者。我們真的以為鴉片戰爭是為了鴉片的戰爭，而不知道它原來是一場「自由貿易」的戰爭，自由貿易、法治、人權的觀念，是英國透過戰爭的手段強迫清帝國接受，受益者是清帝國的普通民眾；我們真的以為孫文是中華民國國父，而不知道武昌起義跟孫文毫無關係，南京臨時政府並不具備當年北美獨立戰爭期間「大陸會議」的合法性──相反的，袁世凱才是如假包換的中華民國國父，其推動現代化的功勛讓孫文望塵莫及；我們真的以為蔣介石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本領，卻不知道北伐不是蔣介石打贏的，而是指揮蔣介石的蘇俄名將加倫將軍（Vasily Blyukher，布柳赫爾元帥）等人打贏的；我們真的以為是共產黨打敗國民黨，迫使國民黨逃到臺灣，卻不知道是蘇聯的東亞戰略騙過和勝過美國，左傾的羅斯福輕信史達林，放任東歐和中國成為蘇聯的「盤中餐」。
如果我們了解了真實的中國近現代史，就不會認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實現現代化」的說法驚世駭俗、石破天驚。當左宗棠的軍隊在所謂的「新疆」（中國新占領並打造的「奴隸集中營」）大肆殺戮時，是俄國駐伊犁使館的外交官出面制止。俄國只是一個處於西方邊緣的「半西化」國家，還殘留很多蠻族習性，但看不下去清帝國更野蠻的屠殺。
在清末以來無休止的內亂中，最聰明的中國人都選擇住在租界，包括政客孫文和周恩來、知識分子魯迅和鄒韜奮，口頭上最愛國，身體偏偏愛租界。當初選擇住進租界的中國人，跟現今移民西方國家的中國人一樣，都是用腳投票（Foot voting，經由人民的遷移過程，顯示出各地公共預算的偏好，達成公共財的最適當配置），這訴諸於趨利避害之本能，無可厚非。
所以，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抱有好感的李鴻章、袁世凱、汪精衛、周作人，都不是「漢奸」，不應該落得千夫所指的下場。若他們身在日本，就是帶領日本脫亞入歐的明治維新英雄。
因此，所謂「擁抱殖民」，簡單的說，就是讓中國融入普世價值和條約體系，進而像日本那樣成為西方世界、文明國家之一員──這個過程，中國至今尚未完成；曾被荷蘭和日本先後殖民近百年的臺灣完成了一半；被英國殖民百年的香港同樣完成了一半，卻又被中國拖回那片鱷魚潭之中。
如果你從小讀國民黨、共產黨、左派製作的歷史書，你會成為什麼樣的人？你會成為被吆屍人驅趕的僵屍。中國旅德流亡作家廖亦武寫過一本關於吆屍人的小說，那是關於中國這個「必須分裂的帝國」的隱喻：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歷史書就如同「蠱」，中了蠱的人會變成喪屍，喪屍咬到活人，活人立即變成下一具喪屍，如此這般，喪屍數量呈等比數列擴散。
吆屍人趕著千萬具喪屍出征，屍海戰術，無往不勝：屠殺西方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的義和團、在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幫助共產黨運糧食和彈藥的農民，和在朝鮮戰爭戰場上身穿薄衣的衝鋒解放軍士兵、在文革中揮舞毛澤東紅寶書並打人和抄家的紅衛兵、以及現今出征蔡英文臉書的「帝吧」小粉紅（按：現今網路上傾向民族主義的中國青年），還有遍及世界各地跳廣場舞的中國大媽……你願意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嗎？
中國的近現代史需要推倒重寫。對我來說，重寫中國近現代史，與其說是要實現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的雄心，不如說是要努力普及高中生應當知道的常識：無須反帝，擁抱殖民，脫亞入歐，全盤西化，才是中國這個東亞大陸文明和秩序的窪地，其唯一的出路。
如果你想要「因真相，得自由」，不妨翻開這本書。你不必同意書中每一個章節、每一個觀點，但我盼望作為讀者的你，由此開啟一趟通往自由的旅途──一路上，有暴風驟雨，也有風和日麗；有枯樹昏鴉，也有小橋流水；有「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更有「莫愁前路無知己，相逢盡是自由人」。

推薦序一
開放中國近現代史的解釋空間

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胡川安

2019年是值得重新檢視歷史的一年，如果我們往前回顧歷史，100年前剛好是中國五四運動發動的那一年。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五四運動乃因巴黎和會而起。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死傷人數相當龐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民族自決」，希望每個民族都有決定自身未來的權力。
百年來，不管是中國或臺灣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局，在現代化的過程裡，兩者走向不同的道路，而往前回顧歷史是定位現在最好的方式。雖然2019年是值得重新檢視歷史的一年，但東亞各國間因為對近代史的糾結，還有各式各樣複雜的因素，讓我們檢視歷史時，充滿了疑團和禁忌。
在兩岸的教科書中，都將1840年的鴉片戰爭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由於滿清政府無法處理當時的國際局勢，強權侵逼、內部腐敗、維新不力，導致後來1912年的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之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歷經多次政權替換，如果再加上滿洲國和北洋軍閥等政權，我們可以知道這段時間歷史的複雜度，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百年以來的歷史由於政權的更迭，加上意識形態的綑綁，還有民族國家的概念壟罩在歷史論述中，使得1840至1949這段百年史更加複雜。清末以來，受到西方的影響，民族國家成為一個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誌。知識分子開始重寫民族國家觀點下的中國史，梁啟超是第一個用啟蒙的歷史敘述寫中國歷史的人，他以西方從中世紀獲得解放的歷史為樣板，複製出古代、中世紀和現代三個歷史時期，這種三段式的劃分法廣為中國的史學家接受。
知名的美籍歷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嘗試要將歷史從民族國家中解救出來，原因就是民族主義的影響下，使得歷史書寫成為民族主義的傀儡。在梁啟超的歷史敘述中，可以簡略的劃分為：古代是中華民族的創造時代，也是民族的本源，先秦和兩漢的燦爛文化和帝國的創造成為中華民族的核心；中世紀是衰退期，由於外族入侵和大量的動亂破壞了中華民族的純潔性，但民族文化的核心保留下來，移到南方；現代則是再生的時代，需要彌補中世紀的斷裂，與過去的歷史連接。
也就是說，要和中世紀的混亂切割，我們繼承的是古代先賢的傳統與歷史，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種線性的中國歷史是為了說明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一貫性，以說明在中國建立民族國家的合法性，以免中國被視為一個被世界列強瓜分的領土，而不是一個連續的民族主體。
清末以來的知識分子不只在建立中國史的敘事上，費盡心力嘗試將中國古代史的書寫硬塞入「中國」的架構中，從1840年之後的歷史也是如此處理。美國教授李懷印指出中國近代史的書寫：「主要是出於個人所面臨的現存挑戰和關懷的一種回應；他們書寫近（現）代中國，主要是為了追尋此國家當前問題的歷史根源，以求正當化其解決辦法（solutions），而非一種追求真理的過程，或是為了重建真正發生的過去。」
依照李懷印教授的想法，20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史，主要有兩種敘事方式，一種是現代化的敘事，強調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的挫折；另一種則是革命敘事，主角是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與奪權的過程，敘事方式偏向浪漫主義，歷史是被帶向一個共產烏托邦的過程。不管是哪種敘事方式，都帶有強烈的現實考量。
如果將視角從中國學者的論述移開，看一下日本學者的論述，在《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中，教授岡田英弘和宮脇淳子從內亞（Inner Asia）史的角度出發，重新思考中國史。他們認為以往所謂的中國史，長期被勝利者把持，中國近代史更是被政治和意識形態壟罩。比如將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並不是理所當然、眾所皆知的，而是在戰爭80年後，才由毛澤東塑造出的史觀。
歷史的說法有很多種，詮釋方式也很多元，但過去兩岸各有各的「正統」史觀，黨同伐異，不允許其他的詮釋方式存在。臺灣在1987年解嚴後，逐漸開放歷史的解釋權，歷史的論述百家爭鳴；然而，中國對於中國近代史的論述，仍只允許「正統」，限制言論自由，甚至對歷史詮釋上有不同意見時，還有身家性命的危險。
本書分為三部，第一部從晚清說起。一開始顛覆鴉片戰爭的性質，指出英國為了捍衛自由貿易而發動戰爭，並非以往所說的侵略戰爭。接下來分析清末的幾件大事，為過往的歷史成見翻案；第二部並非以孫文領導的辛亥革命為主軸，而是從以往被誤解的北洋政府說起，最後談被國民黨政府吹噓的北伐，並不是蔣介石的雄才大略，而是援引外國勢力打擊自家人的戰爭；第三部則從民國政府開始說起，讓國民黨編織的近代中國神話破滅，解碼孫文、還汪精衛公道，一路說到抗日和國民黨為什麼會丟掉中國。
余杰老師筆耕不輟，除了各位正在讀的這本書，還有好幾本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論述。就我的淺見，余老師以一人之力戰兩岸官方的意識形態，嘗試建立一套中國近現代史的史觀，動搖現有的史觀，讓長久陷於成說定見的近現代史，開放出新的可能。

推薦序二
「我寫你思考」，思考維度才能深入海底

「歷史說書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專創辦人╱江仲淵

自從我開始寫作後，撰寫的主題總離不開中國近代史，我陶醉於這段過渡期般的歷史，在東西方的交錯間翩翩起舞，有意無意的研讀歷史。
辛亥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民國是一個文化束縛還未褪盡，西方學術卻悄然確立，一切都是既古老又新鮮的年代。在這個死亡與浪漫交織、現實與傳奇並存的亂世歲月，孕育了一批呼風喚雨的政壇領袖，他們的個性、主張、命運，演繹成一個個不朽傳奇，為後人津津樂道。然而，除了這些「表面上看得到的歷史」以外，近代史還有什麼好探討的？
不知各位讀者是否曾聽過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的冰山理論（Iceberg Theory），這套想法除了能解釋心理學之外，也能套用在歷史上。我很喜歡用冰山來比喻民國史料，冰山外表高聳雄偉，當我們看見冰山上層那些「官方認證」的資料，就以為這是全部了，興高采烈的往上攀登，意圖捉摸清楚這宏壯的冰山。但其實想要了解它，不是要向上走去，而是向下探究，我們忽略了冰山在水底下體積更龐大的冰層，而這些看不到的事情，往往決定了歷史的命脈與轉折。
「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歷史為政治服務是不可避免的，不僅東亞一隅，全球亦然。歷史教材凸顯有利當權者的內容，人物評價自然也要看其是否為政權的合法性背書。政治往往令人失望，但這是不可避免、權宜之下的產物，要是像我一樣不站在過往歷史教科書的立場寫書，或讓青年自行思考、琢磨出道理，那天下豈不大亂？
不過，即使真相將打破眾人對於過去美好的幻想，我們也不能放棄思考。原始歷史是為了宗教神話服務、封建歷史是為了當權者服務，那近代的歷史呢？史學不再需要為了誰而刻意粉飾真相，只需要將最直白、最詳盡的歷史公布在世人面前。
同理，讀史要將視野放得宏觀，不要一味接受某項歷史觀點的知識。出於意識形態鬥爭，現今史學者大多失去客觀性，他們選擇性的忽略史料，只是從簡單的立場出發，以偏頗的治學原則處世。凡是有利於政治思想的內容，就加以發揚光大；凡是不利政治思想的內容，即使是客觀描述的史實，也均斥之為後人偽造。
正如歷史學者袁偉時所說：「對歷史教科書而言，比掩蓋真相更可怕的是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而這恰恰是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最大弱點。」要讓自己追求真相，最重要的是強化懷疑意識、堅持獨立思考，不受限於單一史料。
本書中做得特別好的一件事，就是拋棄「我寫你讀」，採用「我寫你思考」，以特殊的觀點呈現歷史，以大量的史料應證觀點；提出舊有主張，比照現今看法，使讀者在閱讀之際，能對照、回想之前所學，並顛覆既有思想。
歷史並沒有真相，但倚靠史料，我們可以無限的接近真相，只有拋棄信仰與偏見，堅持懷疑和批判精神研讀，我們的思考維度才能深入海底。
埋藏在深暗洋流的歷史，正等著我們去發掘。

文章試閱

袁世凱才算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武昌起義後，清帝國搖搖欲墜，朝廷不得已起用被罷黜的袁世凱。有人問滿族大臣那桐，起用袁世凱，不是加速清朝滅亡嗎？那桐答道：「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不可亡。」
袁世凱當然知道清廷只是利用他作為鎮壓革命黨的工具，便以生病為由拒絕出山。僵持多日，他提出六個條件，除了要求有指揮的全權和充足的軍費外，前面四條全是關於政治改革的：明年即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參與此次事件的諸人，解除黨禁（可惜，一百多年後，中國仍未實現解除黨禁）。清廷指揮不動北洋軍，只能答應袁世凱的條件。
以北洋的軍力與占據武漢三鎮的民軍力量對比來看，北洋軍收復武漢三鎮至掃盪南方獨立各省，乃綽綽有餘。袁世凱的下屬、北洋三傑「龍虎狗」中的「狗」馮國璋迅速攻占漢口和漢陽，電請趁勢攻占武昌。袁世凱電令馮國璋停止進攻，並與民軍展開談判。
滿清親貴對於袁世凱不乘勝追擊極為不滿。肅親王善耆、恭親王溥偉質問：「從前洪楊革命，十三省都淪陷，而胡林翼、曾國藩都能討平，現在南方革命黨並無大實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朝廷命官，公然叛逆，何不蕩平？」袁回答：「討伐黎元洪、程德全，可以辦到；但張謇、湯化龍、譚延闓都是民選代表，討伐他們，我辦不到。」言下之意是官兵不殺百姓、不殺民意代表。可見，儘管袁世凱在跟滿清朝廷玩弄權術，但他已然具備了一定尊重民權的現代觀念。
當時，全國已呈現鼎沸魚爛之端倪，很多地方陷入無政府狀態，暴力泛濫，大城市中居住於滿城的大量滿族平民遭到血腥屠殺，還有很多匪徒、會黨趁火打劫、殺人越貨。如果南北達不成和談，類似於太平天國那種屠戮婦嬰的慘劇或許會蔓延開來。袁世凱是促成南北和解、皇帝和平退位、結束二千年帝王專制的關鍵人物，其創建中華民國的功勛，遠遠大於革命後期才從海外趕回來摘桃子的孫文。
國共兩黨的官方史家都不約而同認為，袁世凱「竊取」了首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職位和辛亥革命的果實。但事實是：南北雙方有約在先，若清帝和平退位，則由袁出任總統，袁是唯一南北方、各階層都接受的國家元首，並非袁逼孫文讓位。
而且，南方違背南北和談的約定，單方面成立南京臨時政府，這個政府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孫文當時審時度勢，承認南方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而且在英國的運作之下，孫文失去了從日本借款作為軍費繼續「北伐」的可能性，所以只好辭職認輸。表面上，孫文對袁的功績和才能大加稱讚，視袁為當然的總統人選，在致袁的賀電中，孫文承認「民國大定，選舉得人」事實。
1912年2月15日，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召開，南京參議院十七省代表投票，每省一票，袁世凱以全票當選。參議院在致袁的電報中說：「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公為再見。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之偉業，共和之幸福，實基此日。」在前一年年末，同一個機構推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時，孫文只得到16票，另有1票投給黃興。袁繼任為大總統，在程序上完全合法，「世界之第二華盛頓」的讚譽不是空穴來風。
退一步講，縱然根據中國古老的政治法則，袁世凱同樣獲得延續清政權的合法性。在宣統帝的退位詔書中，有「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字樣，某種意義上就是清帝將權力「禪讓」給袁世凱。
當時，報導中國問題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澳洲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對袁世凱的評價相當正面：「這個領導人具備絕對權威，在世界有影響，以英國式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為其指導方針，能夠把中國引領向強大、光明的未來。」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指出，辛亥革命後「社會秩序的恢復有賴袁世凱將北洋軍與同盟會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結合在一起，也仰賴袁世凱以立憲程序，將新軍和各省的議會結合成全國性的政體」。
套用曹操的名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袁世凱也有資格可以說──若沒有我袁某，此刻不知會有多少家「家破」，多少人「人亡」。
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後，開放黨禁，保障人權、學術獨立、言論自由，中國政治和思想上出現自春秋以來第二個「百家爭鳴」時期。北京政府確立私有產權制，在經濟上推行自由經濟，使中國經濟出現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

袁世凱不親日，從未簽署《21條》

梁啟超為學生蔡鍔的「護國軍」起草討袁檄文時，嚴詞譴責袁世凱簽署《21條》的賣國行徑。這是梁對袁的栽贓──早在戊戌變法失敗時，康梁就編造譚嗣同游說袁世凱發兵包圍頤和園並軟禁慈禧太后、爾后袁向慈禧太后告密的謠言。史家已考證，此事不可能發生。
袁世凱乃至整個北洋系都是反日的，甲午之戰就是北洋對抗日本的戰爭。而關於《21條》的歷史事實是：從1915年2月2日開始、歷時105天，袁世凱政府與日本艱難談判，往返25個回合，採取拖延戰術，利用英美各國向日本施壓，也以中國反日民意為支撐，部分遏制了日本獨霸中國的企圖，是弱國外交取得的最大成果。
袁世凱早年出使朝鮮，宛如朝鮮的太上皇，一手主導朝鮮推動近代化改革，但因作風過於強勢，遭致朝鮮朝野的怨恨。在日清甲午戰爭爆發前夕，袁世凱被迫離開朝鮮，眼睜睜看著朝鮮落入日本手中，以及北洋艦隊隨後灰飛煙滅的慘劇。
袁世凱非常痛恨日本，他絕非親日分子。日本與袁商談《21條》，從未拿出支持袁稱帝為條件。恰恰相反，袁稱帝失敗很大的一個原因，乃是日本的反對。日本學者岡本隆司在為袁世凱所寫的傳記中指出：

最後袁世凱還是回歸到了清帝退位前的「君主立憲」，這也與以日本為模型設計的政體一致。從此一角度來看，《21條要求》這個讓袁世凱轉而對抗日本的契機，對於袁世凱的皇帝即位，其實具有意想不到的影響。他在臨終前留下的遺書寫道，「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也許暗指了此事吧。

當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拿來威脅袁世凱的，居然是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中國革命黨與日本在野人士過從甚密，勢力甚大，倘袁總統不表示友好，則日本政府實難控制革命黨不在中國行事。」確實，孫文等流亡者為在反袁上得到日方大力支持，早已向日本提出割讓滿洲和山東的建議（孫文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件，成了21條的藍本。信件原照片可查網路）。
5月7日，日本發出最後通牒、調兵遣將，在5月9日期限的最後一刻，袁世凱及北洋政府接受了《21條》中的12條，其他關鍵部分被刪除。即便是接受的部分，如有關山東和滿洲的條款，簽訂的條件與原先提出的大為不同，不是「留待日後磋商」，就是加進限制條件。5月25日，在簽訂《中日民四條約》後，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通告此事並告知原因：

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條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後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及自居優越各條亦盡力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在南滿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稅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後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畫，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和孫文主動向日本提出條件超過《21條》的賣國協議、毛澤東六次感謝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幫助共產黨奪取政權相比，袁世凱難道不是真正的愛國者嗎？
根據自始至終參與對日交涉的外交部次長曹汝霖晚年回憶：「日本此次提出《21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古以至閩、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於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隨其所欲，直可亡國。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稱《21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21條》中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決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如果說袁世凱、曹汝霖是當事人，有可能是為自己辯白，那麼後人可以參考在野知識分子的對袁世凱外交成敗的評價。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評價：「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寫過《袁世凱傳》並對袁基本持負面看法的左傾新聞界人士焦隱菊，對此事也公正的評論：「有一事可為袁世凱呼冤，就是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21條另有密約的事情，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啊！」
在對日外交中，袁世凱和北京政府確實做出很多妥協，但妥協不等於賣國，妥協往往是救國的唯一辦法。中國的歷史書寫，往往將主戰派稱之為「民族英雄」，而把主和派稱之為「民族敗類」。
在傳統的史學模式下，歷史研究淪為一種宣傳，忠奸的判斷模式約束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其實，主戰派閉眼不去看中國的現實，被一種狂熱的愛國激情矇蔽，將中國帶往危險的境地。而主和派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為和平奔走，才換來避免戰爭、生靈塗炭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