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臺灣史：前清盛世與發展

作者簡介

戚嘉林Dr. Chi Chia-lin
原籍湖北省沔陽(仙桃市)，1951年生於台灣省，輔仁大學商學士、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Pretoria）國際關係學博士。台灣外事人員特考及格，曾在阿根廷、新加坡、南非等地任職，退休後出任中國統一聯盟主席，並在世新大學兼課。現任統一聯盟黨主席、《祖國》雜誌發行人、社團法人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著有《台灣史》《台灣二二八大揭秘》《李登輝兩岸政策十二年》《謝南光-從台灣民眾黨到中國共產黨》《台灣史問與答》等書。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自清政府將台灣納入版圖，在台漢人從1686年的3萬人，增至1781年的90萬人，最終於1824年達到250萬人。清政府在台設科取士，台灣人亦可透過科舉制度擔任中央或地方文武官職，由此開創百年盛世。本書務求注釋詳盡，客觀展示歷史事實，配置多幅珍貴彩圖，展示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朝留下甚多的御批和奏摺，及當代繪製之山川、港口，物產名勝，縱橫南北，跨越百年，深化歷史記憶。

書籍目錄

第一章　　兩岸一統盛世
第一節　兩岸政治一體化
第二節　兩岸經濟一體化
第三節　台灣融入中國大陸沿海貿易圈
第二章　　兩岸科舉教育一體化
第一節　府學、州學、縣學與國學
第二節　童試、鄉試與殿試
第三節　生員、舉人、進士之錄取率
第四節　生員、舉人與進士之禮遇與任官
第五節　科舉惠台政策
第三章　　朱一貴與吳福生事件
第一節　貧富/性別兩極化隱憂
第二節　朱一貴起事
第三節　施世驃率軍七日平台
第四節　朱一貴事件善後與評述
第五節　吳福生事件vs.流民饑寒窮苦
第四章　　番俗與大甲西社番變
第一節　土官、通事、番亂與番害
第二節　番俗-衣飾、居處、割首與紋身
第三節　漢文教育、漢番交易與番民內附
第四節　大甲西社番變
第五節　漢民拓墾浪潮就地合法化
第六節　乾隆治理-臺灣彰化縣生番戕殺兵民二十九人案
第五章　　游民、黃教與械鬥
第一節　游民閩粵與會黨
第二節　黃教起事與敗亡
第三節　漳泉分類械鬥迅速平定
第四節　嚴懲效應引爆日后林爽文事件
第六章　　林爽文事件
第一節　林爽文起事
第二節　林爽文攻城掠地
第三節　清軍變民拉鋸戰
第四節　福康安平台三月成功
第五節　乾隆皇帝運籌帷幄
第六節　林爽文事件評述
第七章　　漢民移墾與漢番互動
第一節　渡台管制時可時緊
第二節　漢民拓墾番地
第三節　築土牛溝以護番產
第四節　設立理番同知衙門恤番惠番
第五節　1770年代台地番情
第六節　漢族移民廣興農田水利
第七節　台米出口內地與商會
第八節　卞由斯基與東岸土番
第八章　　天地會與海盜蔡牽
第一節　台閩天地會事件
第二節　天地會陳周全事件
第三節　乾隆退位 嘉慶繼位
第四節　天地會、小刀會與械鬥
第五節　海盜崛起與坐大
第六節　蔡牽竄擾台灣西岸
第七節　朱濆進犯台灣蘇澳
第九章　　噶瑪蘭與水沙連日月潭
第一節　漢民武力強墾噶瑪蘭
第二節　楊廷理力阻海盜入侵
第三節　噶瑪蘭設官經理vs.全覆蓋照顧番社
第四節　推廣噶瑪蘭文教
第五節　水沙連-郭百年殺番掘塚奪墾
第六節　1820年代台地番情
第七節　1840年代台地番情
第八節　鹿港理番機構保護埔里生番田產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 言

台灣屬於中國，是天經地義的事，也是國際所公認的事。如果台灣不屬中國，那日本何須侵略中國，強迫中國割讓台灣？如果台灣不屬中國，那台灣人為何發動長達數十年的“武裝抗日”接著又從事數十年的“非武裝抗日”。而中國被迫割讓台灣前的212年清政府治理台灣，就是台灣屬於中國的歷史鐵證。無論是1661年的鄭成功驅逐在台灣的荷蘭殖民者時、或是1683年清政府修台灣入版圖之際，今日美國、德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新西蘭等國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不存在的。斯時，十八、十九世紀西方出版的世界地圖，都標示台灣是屬於中國的領土，故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歷史的經緯事實。

昔日重視台灣歷史不足 中國國民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無可諱言，故其“民國史觀”不乏以全盤否定滿清為政治正確。但是，任何政黨不可能以全盤“否定”自己歷史的方式贏得肯定。因為，歷史是人類生存綿延的記錄，也是人類道德及其衍生國族認同的基石，這也是為何歐美、日、俄各國在其各階段的教育體系，反覆深化歷史教育。
國民黨在台灣曾執政40年，但是1950-60年代兵馬倥傯，又因在“民國史觀”局限下，其重視台灣歷史之強度不足，台灣菁英對此怨恨，抨擊國府歧視台灣歷史，國民黨迄今似無辯護，坐實台灣菁英所謂“外來政權”歧視台灣之語，甚至成為蘊釀分離意識的主要因素之一。

清政府治理台灣歷史迭遭污名化 事至今日，三十年來，台灣社會的國族認同已悄然發生變化。三十年前國族認同矛盾僅是體制分歧，仍自認是中國人，本質係屬內部矛盾。惟三十年間時移勢轉，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者日眾，島內國族認同異化，其主要原因是歷史記憶改變所致。因為，綠營執政後，大幅壓縮清政府212年治台歷史，繼而取消教育體系內的中國史課程，妖魔化清政府的治台歷史，誣指其透過武力征伐，土地掠奪，侵害原住民族（簡稱原民）既有權利，污衊“清國”是殖民台灣，建構原民遭清政府及漢族霸凌的“原民史觀”，製造台灣社會對清朝212年治台歷史記憶的仇恨，藉以夯實分離意識。

清政府治下開創百年二百萬移民盛世 歷史不應被扭曲，尤其是先將清政府212年治台歷史空洞化，進而在歷史失憶的基礎上，曲解歷史，製造歷史記憶仇恨。內地有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藉用此語，就歷史而言，治理成果是檢驗歷史的唯一標準。清政府修台灣入版圖後，在台灣的漢人從1686年的3萬人，增至1735年的45萬人、1781年的90萬人、1824年達250萬人。從宏觀視野俯視，清政府治理以政權的武裝集體保護，提供台灣相對宜居生存環境，方能開創百年二百萬大移民的盛世。二百萬漢族移民與原民同居台灣，也為許多原民提供脫離其原始生活狀態的機遇，這在當時的世界史上，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上，都是空前盛世。

科舉菁英?避本籍制度 開創百年移民二百萬盛世治理，首要歸功於當時中央與地方官員，但是這又必須先提及清政府的任官制度。大清治理台灣的成就，關鍵是其任官制度。有清一代在台灣與內地同步設科取士，經由科舉考試進取秀才、舉人與進士，（其錄取率分別約為1%、1%、10%），然後依迴避本籍原則，派往北京或各省為官者。這些官員都是在其原鄉90%文盲下受教育讀書人中萬分之一，甚至十萬分之一的菁英。斯時，進士、舉人等台灣一把手領導以其學力能力，以其抵台後對台灣社會的敏銳觀察力，結合其自身經驗（每個人的原鄉都有少數民族），研究治理的因地制宜政策。

開創“一國兩制”的卹番土地政策 清政府派任來台灣的地方官員，依據台灣漢番併存事實，及人口急速增加生齒日繁所衍生的移民性別失衡、貧富失衡、閩粵失衡、漢番失衡等諸多社會矛盾因地置宜的制定政策，尤其是“一國兩制”的卹番土地政策，致力改善台灣社會環境。
斯時，最困擾的就是漢番社會問題。初始明鄭納土輸誠時漢族僅三萬人集聚台南，土番七八萬人散處全台，後者數百部落均處於無日月、無貨幣、無文字的原始狀態，各部落“出草”無差別殺人習俗，與漢族“殺人者死”的價值觀念相異，這些都嚴重阻礙台灣的發展。對此，清初台灣地方官面對此一社會困境，為解決此一社會問題，開創性的提出“全台尺土屬番產”的論述，承認番眾對台灣的土地所有權，續而實事求事的提出嚴禁漢人私買番地，惟許漢人承佃，勻給眾番口糧，維持番眾生計的政策。
因此，清政府治理下，不但没有所謂的“掠奪”原民土地，反而是以法令嚴禁漢人私買番地，保障社番土地所有權，甚至令漢人以支納“番租”的方式保障其生計。斯時，生番見內附熟番賦薄徭輕、飽食煖衣，亦願內附，十八世紀初甚至出現生番內附的浪潮。故此一“番租恤番”政策，可說展現清政府仁深澤厚的恢宏格局，彰顯中華文化的王道寬柔襟懷，其與美國對北美土著印第安人進行百年種族滅絕大屠殺相較，可說是天壤之別。
全覆蓋的照顧原民 嘉慶二十三年（1818）在宜蘭東勢地方，官方強令漢族以“番租”全覆蓋的照顧番民。是時，清政府於東勢（台灣東北濁水大溪╱蘭陽溪以南）設漳佃首二人，原分埔地（可以開墾的平坦土地）七百六十二甲七分三厘四亳七絲九忽，年額納番租三千零五十石九斗三升九合，配社十二；泉佃首一人，原分埔地三百八十三甲四分八厘九亳三絲六忽，每甲定租四石，年額納番租一千五百三十三石九斗五升七合，配社三；粵佃首一人，原分埔地一百三十五甲四分零七亳，每甲定租四石，年額納番租五百四十一石六斗二升八合，配社一。以上東勢番十六社、通事三人、土目（部落頭目）十九人，番丁男婦三千三百零七口，清政府以公權力迫使漢族繳交“番租”恤番。因事涉繳交多寡的漢人權益，及要具體落實3,307名番眾每家每戶每人口糧的配給到戶，故埔地分配╱番租數字是如此精確。清政府也因而深入瞭解東勢社番的各社名稱、位置距離、土目人名、及各社人口多寡的具體材料，體現清政府對台灣治理的主權。

教導原民以石匣存貯案卷圖冊 是時，官方慮及漢奸謀佔，知府方傳穟（安徽桐城人）於公文批示，立法務期可久，愚番尤須曲為籌慮，「臺、鳳（臺灣縣、鳯山縣）諸邑番丁，歸化已百餘年，甫能略通漢語，粗識文字；蘭地（噶瑪蘭宜蘭）諸番，歸化甫十餘歲，所謂通語言文字者，殊未可信，難保非漢奸圖爭佃首不得，唆弄愚番，從中漁利。…，餘埔番業定制後，惟以圖冊為憑，此時官存案卷，番眾不得見之，更歷日久，恐漢奸不免侵越，社番無憑控理，若官存案卷遺失，即官亦無憑稽核。請將詳送圖冊照造一分，用印給予社番通土（通事和土目）取存，並將章程刻石，以垂久遠。仍令通土將圖冊用石匣存貯，以備水火。每屆三十年，呈官清釐一次。凡侵越番埔者，不論從何典買，一概追還。倘或官吏為其朦混，誤給印契墾照，查出一概注銷。如此，庶奸民有所顧畏，愚番有所據依，即百餘年後，案卷淪亡，而圖冊具在，官亦有以查核矣。」是時，台灣府知府方傳穟（相當於台灣省長或台灣特首）是如此深思認真的為番眾設想，體恤生番軫念窮黎。當時，蘭地（宜蘭）諸番歸化甫十餘年，因語言文字隔閡，肯定不知道朝廷命官對他們是如此的照顧，如此仁德。如此歷史不應被遺忘。

予社番公權力介入番務，令各番自舉通事、進而由番社中選任通事 因通事承理各社番之納餉辦差，易於衍生各種弊端、地方官甚至勒石宣示悉行禁止，不法多事者即當責革，甚至令各番自舉通事。及后熟番半通漢語，就以台中地區的岸里大社而言，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政府改由自番社中選任通事，首任番通事為潘敦仔，開?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通事廢止前，均由番民出任通事的時代，亦即清政府予原民公權力介入社務的處理；至於重大民變事件中，原民曾隨同官軍打仗，奮勇出力鎮壓變民。事件平定後，清政府論功悉心規劃回報照拂社番，更是不在話下。

漢人熱衷科舉並依例派往內地出任官職 斯時，清政府也同步公平的在台灣實行文武科舉制度，並且是以優惠及保障名額的方式，制度性保障漢族赴京或赴內地各省為官，參與國家治理。直至清末，台灣漢人熱衷科舉，足證台灣社會心向朝廷。至於武職，有清一代，台灣嘉義人王得祿、林文察二人先後出任浙江提督、福建水師提督（軍區司令員）等封疆大吏，台灣社會引以為傲。台灣菁英經由制度性（文武科舉）優惠，保障其參與國家治理，故怎可“污衊”清政府是殖民台灣呢?。

“御批”建構京台心靈契合 清政府治理台灣的212年過程中，經由科舉高等文官制度篩選的台灣地方領導，留下許多其主政時的奏摺及文集，佐證歷史的“?事”；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朝的奏摺，其終極決策來自北京皇帝的“御批”。這些存世的“御批”，展示歷朝皇帝對台灣的關注，拉近台灣與北京的心靈距離，該奏摺?事信息夯實台灣的歷史；斯時，清政府敢於留存浩瀚的奏摺，台灣地方領導敢於留存其任內奏摺或予同僚之治台見解書信文稿，後者甚至告老還鄉後仍引以為榮的傳之子孫，可說側面反映大清君臣自信敢於將212年治台灣史事留諸後世說評；有鑒於此，本書不乏展示淸政府治台之奏摺原文，見其字跡公整，為台謀劃思慮周密，令人動容，渠等忠公體國的愛國情懷與功業，是台灣地方歷史的一部份，也是中國歷史的一部份。

清政府各朝地圖記錄共同歷史記憶 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各朝不同時代的台灣地圖，時間跨越200年，空間從南到北，其所繪製台灣之山川港口、番社名稱等豐富的珍貴信息，都需台灣地方官員與台灣本地菁英的大力協作方得以完成，其中地名的增加更標示了漢族大移民的社會發展形勢，也使今日我們能藉此史料，遙想各個時期記錄的生活空間，與亙古濃郁的滄海桑田歷史韻味。

本書三大特點 為此，本書特別穿插多幅台灣地圖。清政府所繪製的這些古地圖，可說是軍政地圖，展現清政府治理台灣的紮實，對比地圖，包括事涉治安的清軍駐防分佈、行政界址、生番內附情形、城鎮官署地方、護番恤番的土牛溝線等，可窺見台灣社會迅猛發展信息，其中許多地名，也都是今日台灣從南到北的地名。

值得讀者肯定　一是詳附嚴謹全書注釋，與國際學術規範接軌，展現客觀台灣歷史真相。二、全書注釋來源99.0%取材於台灣本島的出版品。三、全書圖隨文走，配置大量圖片，俾與文字有機結合相互印證。也就是說，就是將歷史以學術規範方式普及化、現代化，俾與讀者分享十八世紀淸政府治台歷史的壯麗史實。

不信青史盡成灰，不信青史喚不回 余頃一生之力，孤燈黃卷，默默耕耘四十年，迄今增訂改版十餘次。此次大幅增修改版，不乏與時俱進之感受╱見解。例如，大清強令漢族以“番租”全覆蓋地照顧宜蘭東勢和西勢番眾生計，年輕時閱及此處，視其為流水帳而匆匆略過；今日，面對污衊挑撥漢原關係所謂的“原民史觀”，再閱此處，感觸良多，細讀詳讀，深入思索，感受與年輕時迴異。
值此美國全球各處結盟遏中、拱火台海、謀我日亟之際，鑒於恢復真實歷史是建構認同的基礎工程，筆者盼為兩岸正確深入認知真實台灣歷史，盡一己之力，特出版本書。遡大清應運鼎新，提封萬里，修台灣入版圖，郡縣其地時，美國安在? 世事滄桑，不勝唏噓；回望清政府治下，台灣與內地前清盛世大開發的兩岸血脈融合歷史，深信唯有與時俱進地回歸台灣真實歷史，才能反映我們祖先在兩岸踏過的足印，才能感性內化兩岸百年血脈相連的國族認同。
最後，本書得以完成，藉此機會，衷心感念在此領域兩岸一代一代專家學者的貢獻，尤其是浙江黃嚴人周憲文、台北故宮博物院、中研院近史所╱台史所、社科院台史研究中心、廈大台研院等的貢獻。


　　　　　　　　　　　　　　　　　　戚嘉林
2024年2月16日

文章試閱

第一章　兩岸一統盛世
　今天下車書大一統矣！我皇上仁德誕敷，提封萬里，東西朔南，莫不覆被。顧台灣蕞爾土地，越在海外，游氛餘孽，蔚為逋藪；煢煢番黎，茫然不知有晦明日月。沿海郡邑，江、浙、閩、粵，傳烽舉燧，多歷年所。我皇上好生如天，以普天之下皆吾赤子，奚忍獨遺？二十一年，特命靖海將軍施公率師討平，郡縣其地;設官置鎮，星羅?布，數年以來，聲名文物，駸駸乎與上國比隆。
-高拱乾、陝西榆林衛人、1691年冬由泉州府知府舉卓異，蒙督撫兩院會薦，奉特旨陞補福建分巡台灣廈門道（1692-95），1694年修《台灣府志》。1695年俸滿，陞浙江按察使-

明末清初，明鄭東遷台灣，鄭成功子鄭經繼位。清廷為求和平統一，多次與鄭經當局談判，不但付出艱辛努力，並作過重大讓步，但每次均告失敗，其主要失誤在於和談策略，缺乏足以對鄭經當局形成致命威脅的軍事實力，與戰爭手段做後盾，使鄭氏恃海上風濤之險，一聞招安，便約為兄弟之國，意欲台灣獨立於中土之外，也就是“以武拒統”，最後迫使清廷動實施武統，出師東征，攻克澎湖，方完成統一大業。
第一節 兩岸政治一體化
1683年7月16日，清鄭澎湖海戰，鄭軍慘敗，船隻沉失190餘艘、焚殺溺死者約12,000人，降清者計官165名、兵4,853名；7月10-16日間，清軍水陸官兵陣亡者計329名、負傷者計1,800餘名，由於均悉被砲火所傷，致死者甚多。明鄭三代鄭克塽旋納土輸誠。1684年5月27日，清廷於台灣設一府三縣，康熙完成全國統一大業。

康熙年少時接受高強度的中華漢文教育vs. 重視歷史 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幼時喪母，是在祖母孝莊的培育下成長。康熙八歲繼承皇位，孝莊輔政。孝莊鼔勵他讀書，康熙啫讀古書，「早夜誦讀，無間寒暑，至忘寢食」。孝莊曾說康熙貴為天子，但讀起書來「卻像書生趕考一樣苦讀」。康熙自己也說：「朕八歲登極，即知黽勉（努力）學問，彼時教我句讀者，有張、林二內侍，俱係明時多讀書人，其教書以經書為要。」故康熙帝在皇子階段，就接受了高強度的漢文教育。依邏輯推理，康熙於統治如此遼闊江山，自當深知藉重歷史文化傳承建構大清一統意識的重要性，於是在全國推廣修史工作，當然也包括了新入版圖的台灣府縣。

纂修《大清一統志》 無可諱言，在武統後明鄭東寧政權陣亡高達12,000人，在如此兵災情勢下，如何將在台閩南人原有的明朝認同，轉為對清朝的認同，是當時治理台灣的最大政治問題。那時，没有今天的政治學及其國族認同的學術理論，但是雄才大略精通漢文典籍的康熙皇帝，對如何治理如此龐大帝國是極其用心，深知全國統一意識的核心是中國千年的大一統認知傳承，這非得藉助歷史記憶的建構不可，尤其是如何共構中央與地方的歷史記憶，其關鍵是從地方史開始，並要地方菁英參與修史，共構全國的大一統意識；康熙二十五年（1686），聖祖愛新覺羅玄燁「以方輿之廣，超越百王，特命史臣大修一統志書，詔天下各其郡縣之志，以資修葺」，即《大清一統志》。

三十年間纂修三部台灣史 對新入版圖的台灣地方，康熙二十五年（1686）初，江南道御史疏言，「臺灣、金門、廈門等處已屬內地，設立郡縣文武官，故《福建通志》應予納入；是時，知府蔣毓英經始其事，鳯山令楊芳聲、諸羅令季麒光廣為搜討，「召耆老，集儒生，自沿革分野以及草木飛潛，分析條目」「閱三月而蔣君董其成」。故康熙二十五年（1686）蔣毓英主修的《臺灣府志》刊本是第一本台灣方志。及后「書成上之太守（呈福建巡撫）」「從而旁參博考，訂異較訛」，成為上繳朝廷完本的《康熙福建通志臺灣府》。
康熙三十三年（1694），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兼理學政高拱乾修《臺灣府志》，康熙三十五年（1695）刊行。因蔣毓英《臺灣府志》刊本為第一本台灣方志，故高拱乾纂修之《臺灣府志》為第二本臺志。惟高拱乾《臺灣府志》於凡例首條坦言該志較諸「蔣毓英所存草稿，十已增其七八」，但結語則稱「捐俸自梓，藏版於郡」，可說確認蔣版《臺灣府志》為首部台灣方志，但高版《臺灣府志》是正式在台灣刊行的台灣方志。康熙五十一年（1712），臺灣知府周元文纂輯《重修臺灣府志》，亦即短短三十年間，清廷修了三部臺灣史。
隨後，1717年諸羅縣志完成，1720年前鳳山與台灣兩縣縣志也先後完成。故早在1720年時，清朝即纂修完成台灣一府三縣的台灣史。不但如此，在中央重視歷史的政治氛圍下，1724年巡臺御史黃叔璥（北京大興人）完成了《臺海使槎錄》、1736年台灣道張嗣昌（山西平陽浮山縣人）刊刻《巡臺錄》、1738年分巡臺灣道尹士俍（山東濟寧人）完成《臺灣志略》，從而展現當時國家對治理台灣的深入瞭解。
前述這一系列的臺灣史，因為作者都是在台灣主政的地方領導，得以利用官方文書檔案及親身工作體驗見證，就封域、規制、秩官、武備、賦役、典秩、風土、人物、外志、藝文等各領域全方位的留下史料，包括民變、番亂、閩粵矛盾、生番熟番習俗、甚至漢族人口數據等，為十八世紀前期我國治理台灣留下珍貴史料。

康熙建構兩岸國家一體化的政治認同vs.深化千年固有的「大一統」意識 康熙皇帝在其有生之年（1722年12月20日逝世），清政府已修纂完成了三部《臺灣府志》，及《諸羅縣志》《鳯山縣志》《臺灣縣志》各縣志，即已經完成臺灣一府三縣的臺灣史、同時並為禮遇明鄭朝臣，且以肯定鄭成功是「明室遺臣」的方式為鄭氏政治平反，從而在意識型態上建構兩岸政治一體化的國族認同。
就重視臺灣本地的歷史而言，台灣官方得再三以公權力編纂《台灣府志》。在編修過程中，自當藉重本地菁英參與修志，例如高拱乾編纂《台灣府志》時，其分訂部份就網羅台灣本地菁英舉人王璋（台灣縣人）、貢生王弼（台灣縣人）、陳逸（台灣縣人）、黃巍（鳯山縣人）、馬廷對（諸羅縣人）、監生馮士?（諸羅縣人）、生員張銓（台灣縣人）、陳文達（台灣縣人）、鄭萼達（台灣縣人）、金繼美（台灣縣人）、張紹荗（鳯山縣人）、柯廷樹（鳯山縣人）、張僊客（鳯山縣人）、盧賢（諸羅縣人）、洪成度（諸羅縣人）。這些台灣本地菁英的參與修志，體現官方修志主體台灣史的正當性，並凝聚台灣菁英對大清的國族認同；此外，高志和周志的藝文都收入臺灣府縣各級官宦（包括台灣舉人王璋）各自所吟或五言或七言的「臺灣八景」「臺灣八詠」，表達各自對臺灣這塊土地美麗景色的情感與歌詠。
尤有甚者，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一封城志沿革，就刊載〈附偽藩鄭氏降表〉；周文元纂輯《重修臺灣府志》卷一封城志沿革，則除刊載〈附偽藩鄭氏歸降第一表（見高志）〉，另再增加〈附偽藩鄭氏歸降第二表〉；此外，高志和周志二者，卷十藝文志奏議均刊載施琅〈報入臺灣疏〉〈請留臺灣疏〉二疏，除普及珍貴原始史料外，更是掌握台灣修入版圖的歷史話語權，於抽象的思想領域，彰顯大清收臺灣入版圖的政治正當性，形塑豐富強化我國千年固有「天下車書大一統」之的國族認同。

重視繪製臺灣地圖 因為康熙皇帝的博學紮實，重視推動歷史文化，從而以舉國之力完成《古今圖書集成》與《皇輿全覽圖》，後者更是康熙親自策劃的一項偉大文化工程，他自己說：「朕費三十餘年心力，使得告成。」康熙先後派官員與西洋傳教士多人，分赴全國各地，包括邊疆黑龍江、蒙古、青藏、臺灣等地，跋山涉水，艱苦的測量各個地方，用當時西歐最先進的經緯度測繪方法，繪成全國地圖。
前清盛世，因為中央康熙的重視，各地地方官員亦重視地圖的繪製。在臺灣部份，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在其赴台履任途中，於1722年4月11日在浙江省城見到曾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任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的浙江按察使王之麟，獲贈《臺灣府志》及所繪臺灣、鳯山、諸羅三圖，亦即早在黃叔璥來台的23年前，官方即已經繪製了台灣三個縣的地圖。日後，黃叔璥肯定得以在前人製圖的基礎上，於任內繪製《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其中注出的全島番社總計達184處。
因此，在官方的重視下，清朝留下極其珍貴的各式地圖，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等不同朝代的地圖中，所記載的許多城鎮╱部落地名，顯示漢番的分佈情形，不但顯示台灣的社會發展，也是文字敘事的最佳佐證，而非常多地名的沿用至今，更見證了先祖生存綿延記錄的連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