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大宋之變1063－1086：破解百年大宋由盛轉衰的關鍵真相，還原北宋政爭君臣在歷史大時局的命運與選擇

作者簡介

姓名：趙冬梅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大陸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特邀主講人，浙江大學公眾史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英國牛津大學高級訪問學者，曾任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漢學系客座教授、法國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美國史丹佛大學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香港浸會大學「章群中國歷史講座」特邀主講人；致力於宋代制度史、政治文化史、歷史人物傳記的研究、寫作和傳播，主要著作有《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武道徬徨：中國古代的武舉和武學》《司馬光和他的時代》《千秋是非話寇準》，譯著《天潢貴冑：宋代宗室史》《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

書籍目錄

前言
第一部 父子君臣，1063—1067
一、父死子繼
二、帝后•母子•天下
三、強撤簾
四、「式微」歌
五、濮議：父親名義戰
六、把名字刻入石頭
七、沒有贏家的戰爭

第二部 舊邦新命，1067—1069
八、新皇帝二十歲
九、「大有為」鋒芒初露
十、一朝天子一朝臣
十一、話題人物王安石
十二、四月談話
十三、理財爭論出延和
十四、司法分歧起阿雲

第三部 風雲初變，1069—1071
十五、開封山雨欲來
十六、馬王初較量
十七、王安石的勝利
十八、皇帝愛韓非
十九、去意決絕
二十、青苗法紅線
二十一、登樓不見山

第四部 長安不見使人愁，1071—1085
二十二、勇敢者的墓誌銘
二十三、獨樂園中獅子吼
二十四、新法得失
二十五、書局風波
二十六、遺表真情獻大忠
二十七、神宗的眼淚

第五部 黃葉在烈風中，1085—1086
二十八、開封的呼喚
二十九、言路何難開
三十、「黃葉在烈風中」
三十一、「司馬相公」的體制困境
三十二、神宗舊相
三十三、僵局
三十四、「奸臣」去
三十五、政治中的政策
三十六、病榻上的宰相
三十七、復仇與和解
三十八、人間最是寬容難
三十九、葬禮與哀歌

北宋 （1063—1086）大事記
後記
注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前言
一、細節．真實．偶然性
本書所講的，是北宋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的歷史，敘事時間上接《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那本書從司馬家世一直講到仁宗朝結束，是以司馬光的成長為主線的真、仁兩朝政治史。本書從仁宗養子英宗委屈糾結的即位開始，一直講到哲宗初年司馬光含恨離世。
英宗荒唐的四年給北宋政治造成了深度傷害，財政困難加劇，官僚集團裂隙橫生。作為英宗之子，血氣方剛的神宗因而背負了為父親和血統「正名」的責任，必欲「大有為」。開疆拓土、治禮作樂都是題中應有之義，然而財政困窘其奈何？王安石「乃能趨赴，以向聖意所在」，施展理財之術，創為青苗、免役諸法，以朝廷而行商賈之事，與富民爭利，多方斂財，乃使國庫充盈，有效配合了神宗的拓邊事業。王安石與神宗先後相繼，變本加厲，「一道德」「同風俗」，斥「異見」「人言」為「流俗」，棄「祖宗之法」於不顧，自熙寧二年（一○六九）二月王安石參政至元豐八年（一○八五）三月神宗駕崩，十六年間，「靡然變天下風俗」，把仁宗朝獨立思考有擔當的士大夫改造成為工具性十足的官僚。理想主義在消逝。北宋前中期朝堂上「異論相攪」的寬容風氣，君主體貌大臣、存恤「大體」的「和氣」氛圍，宰相大臣、侍從台諫敢爭是非的獨立精神，都在崩解消散。「危辱時代」即將來臨。司馬光抗爭不得，自熙寧四年（一○七一）起，退居洛陽十五年，成就了偉大的《資治通鑑》。
神宗駕崩後，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攝政，邀請司馬光還朝主政，更化調整。司馬光對於「神宗的官場」缺乏基本認識，對追隨者毫無約束意願，對國家的實際狀況缺乏調查研究，對政策調整缺乏通盤考慮，無班底，無手段，無能力，無經驗，空懷一腔熱血，以皎皎之身投諸滾滾濁流，執政十六個月即抱憾而終，徒留一曲失敗英雄的悲歌。
司馬光身後，官僚集團的矛盾白熱化，陷入「惡性分裂」，宋朝政治跌入「危辱時代」。士大夫因內鬥自我消耗，集體迷失方向，失去了制衡皇權的力量。皇帝和宰相將個人私欲與派別利益置於王朝整體利益之上，朝有弄權之相，國無「大忠」之臣。大宋朝廷失去了調節社會矛盾、應對內外打擊的能力。最終，女真人兵臨城下，結束了這個可恥的時代。
是的，我要講的，是一個有關衰亡的故事，是北宋政治文化由盛轉衰的歷史，而司馬光是貫穿其中的敘事線索和核心人物。
宋朝歷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盡人皆知、題無剩義，實際上人們所了解的，只是一個從開頭到結尾的簡單輪廓，至於特定開頭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結尾的，中間過程如何，「相關各方」的選擇如何，彼此間是如何互動的，我們即使不能說是一無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現時代史學研究者的任務，我以為，就是通過扎扎實實的研究，儘可能地揭露細節，通過細節展現過程，接近真實。
十六個月的「司馬相業」，導致了後世對司馬光評價的兩極分化，愛之者視之為悲劇英雄，不吝讚美；惡之者斥之為頑固保守，大張撻伐。認識分歧巨大、冰火不容的雙方，卻擁有共同的認識前提：那便是，這十六個月裡，司馬光得到了太皇太后的絕對信任，擁有呼吸之間成禍福、改變一切的洪荒之力。
然而，「細節」卻告訴我們，在執政的最初九個月當中，司馬光其實是「什麼也做不了」的。首先，中央領導集體人員構成新舊力量對比懸殊，司馬光一派處於絕對弱勢。其次，神宗元豐改制後的「三省宰相制」給司馬光所提供的施政空間極其有限。元豐新制仿照《唐六典》把宰相府一分為三──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三省長官俱為宰相，按照政務處理程序分工，中書取旨，門下複核，尚書監督執行。三省宰相中，中書省長官負責上奏皇帝聽取最高決策，穩定擁有議政權，實際上把握著「政治的權柄」；而司馬光只是門下省的第二把手，他的盟友呂公著是尚書省的第三把手。在「三省宰相制」中，根本輪不到他們說話。最後，司馬光和太皇太后都缺乏拋開體制、另起爐灶的能力和意願──太皇太后是政壇新手，初學乍練，缺乏經驗；司馬光骨子裡尊重體制，缺乏像王安石那樣的魄力。這就是「司馬相公」的體制困境（本書第三十二章）。
九個月之後，神宗舊相中最具影響力的蔡確、章惇外放，高層人事調整結束，理應提倡和解，打破新舊間的芥蒂，從思想上解放在神宗時代成長起來的絕大多數官僚，集中力量致力於政策調整。然而，大宋朝廷卻無力完成這一轉變。在「政治實習」的過程中，太皇太后與台諫官之間建立了更為緊密的信任關係。台諫官的年輩和職務特徵讓他們更傾向於從教條出發，非黑即白，誇大對立，鼓吹仇恨。在台諫官的引導下，太皇太后的核心關切轉向了對自身權威的維護；對於身居高位、更具全局眼光的宰相大臣，她已經不再信任無間。司馬光的健康狀況江河日下，日益陷入有心無力的境地。呂公著、范純仁極力主張和解，卻無法左右太皇太后。「和解詔書」終於頒布執行，卻刪去了最關鍵的內容，實際上等於一紙空文。在政策調整方面，司馬光的政策主張漏洞百出，章惇的批評合情合理，可是，被「政治正確」矇住了眼睛的朝廷卻選擇「站在司馬光一邊」。被政治糾葛高度扭曲的政策選擇，已經無法因應政府和社會所面臨的真實問題。北宋政治，除了可恥地墮落，不可能再有其他結局。
以上種種，唯有進入細節，才能「看見」。然而，進入細節之後，我們難免會由衷感嘆「偶然」對歷史發展的塑造力。比如，仁宗與英宗的關係，倘若英宗是仁宗親子，或者倘若仁宗對英宗的承認來得不是如此艱難被動，那麼，英宗朝及以後宋朝政治的走向很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再比如，倘若張方平的父親不是那樣長壽，偏偏在兒子被任命為副宰相之後離世，那麼，以張方平的能力，他一定能擔當起整頓財政的責任來，而王安石也就未必會獲得神宗的信任和重用。仁宗無子是偶然，張方平喪父是偶然……無數偶然的碰撞，最終鑄成了實然，這便是我們看見的歷史。
二、北宋政治的法家轉向
倘若只是揭露細節、展示「偶然」，本書傳遞給人的信息則未免太過悲觀，彷彿人只能做「偶然」的奴隸──當時人逆來順受，後來者徒呼奈何。「偶然」的背後，還存在著非偶然的結構性因素，這便是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統治的長治久安為最高目標，追求一個「穩定」──整個社會生產生活秩序的穩定，兩個「安全」──朝廷國家的統一與安全和皇權的安全。為達此目標，王朝政治的「理想狀態」應當包括下列內容：第一，國家制度的設計傾向於地方、部門、機構、個人的分權制衡，以確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權。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對社會的頻繁騷擾和過度壓榨，以「不擾」為善政，皇帝與朝廷國家必須承認並敬畏社會所具有的「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集體力量。第三，在政治運作中，一方面，皇帝應當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於任何利益群體（比如後宮、外戚、宦官、權臣、勳貴、強藩），並具有良好的判斷力，兼聽獨斷；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夠有效地輔助皇帝治理國家，這種「有效的輔助」不僅僅是作為行政官員承擔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時糾正皇帝的錯誤缺失，提醒皇帝統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隱患，防患於未然，弭患於已發，消除小矛盾，避免大衝突。
以上述標準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於「理想狀態」，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績」：第一，國家制度設計精良 ，近乎完美地實現了分權制衡，基本消除了強藩、宦官、權臣、外戚等因素對國家統一和皇權穩定的干擾，做到了「百年無內亂」。第二，政策制定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在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尋求平衡，避免過度擾民，所謂「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第三，批評糾錯機制實施有效，這套機制包括複雜精密的輿論、監察、信息溝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評的思想基礎和政治風氣──「最好成績」的政治不等於沒有問題，而是有問題能夠被及時指出，加以糾正。
北宋政治的三項核心特徵──分權制衡的制度設計、追求國家──社會平衡的政策傾向以及實施有效的批評糾錯機制──之中，制度設計具有較強的穩定性或者說惰性；政策傾向與批評機制的穩定性則是脆弱的，影響其穩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第一，皇帝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皇帝制度之下，皇帝「享有至高無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權力。來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絕，都有權拒絕；他的任何荒謬決定，只要堅持，臣下都不得不執行」。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對皇權實施強制性約束。作為皇權的行使者，「皇帝」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作為時間序列中「列祖列宗」的延續，和空間秩序中「代天理物」的人間統治者，皇帝代表著包括朝廷國家和社會在內的「江山社稷」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他應當做出符合上述利益的選擇和決定──這是「抽象的皇帝」。另一方面，皇帝又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巨大的權力讓他可以任意妄為、打破一切制度和傳統的約束；當然，這樣一來，皇帝本人、朝廷國家以及整個社會，都將付出慘重代價──這是「具體的皇帝」。「抽象的皇帝」通過「具體的皇帝」來表達，行使皇權。如何讓「具體的皇帝」更接近於「抽象的皇帝」，是皇帝制度的最大挑戰。在北宋政治中，「抽象的皇帝」應當尊重政策制定中的國家與社會利益平衡原則，避免個人私欲的過度膨脹；「抽象的皇帝」還應接納士大夫對皇權的約束，對批評採取開放態度，承認這是一種正向的力量。那麼，怎樣才能讓「具體的皇帝」做到這些呢？歸根究柢還是要靠教育，包括本朝傳統的薰染、儒家經典的學習和士大夫集團特別是宰相大臣的引導。當然，教育不是萬能的，「具體的皇帝」的具體遭遇所造成的具體心理狀態，會影響甚至逆轉政治的方向。
第二，宰相大臣因素。宋朝以樞密院分掌軍政，宰相府只管民事，宰相府與樞密院合稱「二府」，二府長官構成了廣義的宰相群體。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同時擁有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和監督百官執行的權力。因此，不管是對於國家政策的制定，還是對於批評機制的維護，宰相的想法、說法與做法都具有風向標的作用。作為士大夫集團的領袖，宰相代表群臣引導、規諫皇帝；作為政府首腦，宰相大臣本身也要有容納批評的雅量。
第三，士大夫因素。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賦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導、規諫皇帝的權力與責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經典、天意人心與祖宗法度對皇權施行約束。這種約束，就其本質而言，屬於非強制性的道德約束。因此，作為一個整體，士大夫必須展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或者更確切地說，集體的道德敗壞會使士大夫喪失約束皇帝的力量。衡量士大夫集體道德敗壞的標準，不是個別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這個群體是否陷入「惡性分裂」。所謂「惡性分裂」，指士大夫群體分裂成為利益集團，集團利益超越朝廷國家的整體利益，成為影響個人與群體政治選擇的決定性因素，集團之間黨同伐異，互相攻擊，甚而至於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現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單等。一旦陷入「惡性分裂」局面，「忠義廉恥」必然變成虛偽的口號，士大夫必將跌下道德制高點，淪為權勢的奴僕；而皇帝也將失去超越性，不得不與更善於玩弄權勢的集團結合。一個王朝也就距離滅亡不遠了。
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轉。當然，這一切不能只歸咎於王安石，逆轉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經埋下。漫長而艱險的即位過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為失當。神宗少年即位，力圖為父雪恥，「大有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發生變化，王安石作為宰相，只不過是逢君之欲，順勢而為。
首先，王安石變法改變了北宋朝廷國家的政策傾向。「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在朝廷國家的目標與社會利益之間追求平衡的政策傾向消失了。不管變法派如何標榜「摧抑兼併」「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但是神宗的府庫裡積攢下來的錢物是事實俱在的。哲宗即位之初，戶部尚書李常算過一筆賬，「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積剩錢共五千六百餘萬貫，京師米鹽錢及元豐庫封樁錢及千萬貫，總金、銀、穀、帛之數，復又過半，」總計達一億貫以上。而這是在神宗對西北用兵、開疆拓土、長期消耗之後剩下來的錢物。變法的斂財本質不容否認。至於新法推行人員的違規操作對當地社會造成的損害，王安石的態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只問其「實利」多少，「功狀」如何。處理程昉淤田「廣害民稼」案，處理王廣淵在京東強制推行青苗貸款案，皆如此類。
其次，王安石破壞了寬容政治共識，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評糾錯機制得以發揮作用的思想基礎。北宋士大夫群體的「惡性分裂」出現在哲宗親政以後，然論其根源，則必上溯至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本人反對「異論相攪」，主張「一道德，同風俗」。在王安石的縱容鼓勵下，神宗不再承認批評是一種正向的力量，斥之為「流俗」，理直氣壯地拒絕約束。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說：天變沒什麼可怕的，「祖宗」也不再值得效法，而一切反對變法的言論都是流俗，不值得留意。那還有什麼是可以約束皇帝的呢？王安石還告訴神宗，「上身」即「祖宗」（第十三章），「活著的皇帝本人」就是「祖宗」，可以自我作古，而不必聽命於太廟中的死人牌位──神宗被徹底「解放」了，皇權被從無形的籠子裡放出來，北宋政治從寬容走向了專制。
神宗朝的專制，按照時序，首先表現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專制」；然後表現為「皇帝的專制」，宰相淪為高級祕書。南宋政治中特別突出的「權相」現象，即濫觴於此。這兩種專制在本質上都是皇權的專制。正如劉子健先生觀察到的，「從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權力逐漸被皇帝和權相集中起來，官僚參議朝政的空間近乎於無，沮喪越來越普遍地成為士大夫的典型心態」。
最後，以逐利為目的的政策傾向，斤斤計較的賞格罰條，過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殺官員個人能動性的用人方針，培養出工具性極其突出的「新官僚」，他們服從、高效、無心肝，只關心上之所欲，不關心下之所苦，其極端典型是神宗御筆親題的「內外理財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的吳居厚。如學者指出：「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潤一樣將新法推廣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日常所面對的正是利益的算計和官位的升遷。在這種背景下，一種新的士風開始形成。」仁宗朝歐陽修那種「但民稱便即是良吏」的為官理念，和「不見治跡，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的行政作風，一時煙消雲散。
神宗與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知遇，被當時的宰相曾公亮嘆為天意。這天意的背後，是君臣間共同的思想基礎──王安石與神宗都受到法家的深刻影響。南宋的李燾作北宋編年史《續資治通鑑長編》，記錄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即位之前，神宗曾親自抄寫《韓非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轉向。
我希望讓學術的回歸學術，以樸素的歷史學態度來觀察「王安石變法」──把它「回放」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結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從「現在」看過去顯得非常「先進」「具有現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額信貸、免役法像現代稅制，然其本質卻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歷史時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釋就必然是「不倫不類」的。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從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抽提」出來，用現代的邏輯去解釋、包裝，這種做法，是打著歷史的旗號反歷史，必須警惕。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國家政策，政策要實現，必須作用於社會。因此，要評價新法，必須看它在當時的實施效果，包括對朝廷和對社會兩方面的效果。總體而言，新法具有強大的斂財功能，與民爭利，「富國強兵」。但是，綜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難斷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對宋朝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破壞；個人認為，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對於宋朝最大的損害不在經濟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專制，士大夫參政空間被極度壓縮，批評糾錯機制失效，腐敗橫行，朝廷國家因而喪失了因應內外打擊的能力。國破家亡的慘劇雖然發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卻在王安石與神宗。
三、作為「文字」的史料
北宋政治的法家轉向隱藏在諸多偶然事件的背後，這些偶然事件和活動於其間的各色人等推動著北宋政治的走向，人物、事件構成了本書的主體。選取不同代際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以人物故事為線索探尋和描述北宋政治的演變軌跡，這是我為自己選定的北宋政治史研究路徑。北宋的政治代際可以粗略地分為五代：與太祖共同創業者為零代，趙普是其中的代表；掌政於太宗、真宗朝的政治家為第一代，代表人物為寇準和他的同年們；范仲淹及其同輩政治家為第二代，他們活躍於仁宗、英宗兩朝 ；司馬光、王安石屬於第三代，在神宗朝接掌大政，主導了國家的命運；再往下是第四代，包括了著名的蘇軾、蘇轍兄弟和「奸臣」們──章惇、曾布、蔡京。我選擇的第一個研究和寫作對象是屬於第一代的寇準（已出版《千秋是非話寇準》，電子工業出版社，2011年），第二個就是司馬光（已出版《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在寫作方面，我為自己設定的寫作目標是：第一，吸收融納既有的專題研究成果，體察「當時常識」，力圖構築整體性的歷史場景。第二，儘可能同情地理解、平實地敘述人物選擇及其命運。第三，文字敘述力求「光滑」順暢，內容的選擇則堅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史學基本原則，史料依據、學術討論部分埋入註釋，以免影響普通讀者的閱讀感受。以上三原則，本書繼續貫徹。相較於前兩部，本書正文用了較大篇幅對「史料」進行辨析處理，因為這些辨析處理，直接關係到我們對那個時代、那群人物的理解。
研究宋代，所依靠的「史料」當然以宋人所遺留的「文字」為首選。本文所引的宋人「文字」，可以粗略地分為三類：第一類，南宋人編纂的北宋史，比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王稱的《東都事略》。這類文字，雖今人以「史料」目之，在古人卻是史學撰述。第二類，宋代官私歷史記錄，官方記注比如皇帝的「實錄」、宰相的「時政記」、史官所修的「起居注」等，多已不存；大量存世的是各種私人記錄，比如行狀、墓誌銘、神道碑。比如最早的司馬光傳──《司馬光行狀》是司馬光的學生蘇軾在司馬光死後不久受司馬家委託所作。相較於第一類，這類文字更接近「事發現場」，理應存留更多的「原始信息」。第三類，當時人的詩文奏議，這類文字產生於「事發當時」，即便後來或有刪改，仍然保留了最多的「原始信息」。原則上，生產時間越靠前，保留的「原始信息」越多，便越能傳遞真實。然而，事實上，「文字」與真實之間的關係卻要複雜得多。在很多時候，「字面所展現的」與「實際所發生的」甚至可以南轅北轍。堪破「文字」，方能接近「真實」。
作為「文字」的生產者、主要消費者和「文字」意義的闡釋者，宋朝的士大夫了解並重視「文字」的力量，「文字」是他們抒發情感、表達思想、謀取功名、干預現實的工具。「文字」還是士大夫之間政治鬥爭的武器和戰場。哲宗朝以後，伴隨著士大夫的「惡性分裂」，「文字」中的戰鬥也越發慘烈。《神宗實錄》在太皇太后攝政時期已經修成。元祐六年（一○九一）三月四日，舉行進讀典禮，首相呂大防「於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場面感人。然而，哲宗親政之後隨即推翻重修。紹聖元年（一○九四）四月，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以為「《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請求重修；舊錄「盡書王安石之過」，新修則「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神宗實錄》」。「《舊錄》本用墨書」，紹聖年間重修，在《舊錄》上刪改，「添入者用朱書，刪去者用黃抹」，由此形成「《神宗實錄》朱墨本」──原本清楚的墨跡上朱書黃抹縱橫，就像是一場大戰之後屍橫遍野的戰場。南宋高宗時，在「朱墨本」的基礎上，再次重修了《神宗實錄》。三種《神宗實錄》，今皆不存。然而，透過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我們仍然可以清晰感知到「文字」中的刀光劍影。
我們所接收和使用的，就是這樣一批帶有強烈意圖的「文字」。我試圖穿透「字面」去努力接近真實。蘇軾的《司馬光行狀》《司馬光神道碑》《王安石贈太傅制》，蘇轍的《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書中都做了不同以往的解讀。執政初期即具呼風喚雨能力的司馬光，即出自蘇軾筆下，而那顯然是一個天大的誤會。蘇軾特別強調的神宗對司馬光的特別知遇，同樣也無關事實，而是蘇軾的「建構」，這大概是蘇軾最具政治敏感力的文字了。《王安石贈太傅制》表面上看充滿了讚美，但仔細閱讀並與蘇軾同期的其他文字比對，便會發現蘇軾的皮裡陽秋。《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刻畫了一個剛愎自用、拒不接受不同意見並試圖打擊異議人士的「司馬相公」的形象，深刻地影響了後人對於晚年司馬光的認識，然而，聯繫寫作時間，便會發現蘇轍的真實用意──他要盡力撇清兄長與司馬光的關係，以求自保。排除「書寫」的偏見，才能接近真實。
是為序。二○一九年十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