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

作者簡介

傅好文（Howard W. French）
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1980年代初期，他曾擔任《華盛頓郵報》自由記者報導非洲事務，1986年加入《紐約時報》，先後擔任中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西部暨中部非洲地區、日本及中國上海分社主任。駐外二十餘年，工作暨旅行足跡遍及五大洲共一百多個國家。文章散見於《大西洋月刊》、《紐約書評雜誌》、《紐約時報雜誌》、《滾石雜誌》等刊物。他的作品獲獎無數，兩度入圍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兩次榮獲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 of America）新聞獎，以及尤里西斯國際報導文學獎（Lettre Ulysses Award）等。著有《被掠奪的土地：非洲的悲劇與希望》（A Continent for the Taking: The Tragedy and Hope of Africa）、《消失的上海》（Disappearing Shanghai: Photographs and Poems of an Intimate Way of Life）、《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等。

譯者簡介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逾一百本，包括《迅猛的力量：1949，毛澤東、杜魯門與現代中國的誕生》、《躁動的帝國》、《歷史的反叛》、《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宋美齡新傳》、《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大外交》（合譯）、《大棋盤》、《被遺忘的盟友》、《棉花帝國》、《核爆邊緣》、《南海：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亞洲的第一步？》、《2049百年馬拉松》、《地理的復仇》以及卜睿哲的三本著作：《台灣的未來》、《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等。

書籍目錄

推薦序╱林廷輝（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
導論
第一章　國恥
第二章　島夷
第三章　世界的咽喉
第四章　安南
第五章　日落之地天子
第六章　主權聲索
結論
致謝
註釋
中國歷代大事年表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對中國崛起的意義之深刻歷史與文化研究……令人著迷……令人信服。」──《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一本非常及時的好書……易讀又刺激……這本書提醒人們，中國的國際關係發生在可追溯到幾千年或幾世紀的歷史背景下，而傅好文是一位優秀的導遊。」──《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從內部和外部看中國。傅好文對中國有透徹的了解……他著重政治史，從而闡明中國與鄰國之間的領土衝突。」──《紐約客》（The New Yorker）

「一本對中國地緣政治野心根源的專家研究……關於過去對中國政治現狀的無與倫比的影響，不可或缺的提醒……一本對於中國的權力及其世界地位的概念，最清晰、最有啟發性的書籍……令人著迷。」──《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刺激……論述清晰……充滿令人難忘的文句。」──《紐約書評雜誌》（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生動又富啟發性。」──歐大旭（Tash Aw），《衛報》（The Guardian）

「令人印象深刻……精通……對於東亞複雜的問題以及世界這個關鍵地區潛在的衝突出色的導讀。」──《紐約書籍雜誌》（New York Journal of Books）

「傅好文說得很清楚，中國的民族優越意識超越歷史意義……令人不寒而慄。」──多倫多《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

「很難想像還有比傅好文《中國擴張》更棒的指引……這本書是傑出的知識結晶，讓讀者深入了解中國如何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命運。」──《富比世》（Forbes）

「令人信服……流暢而有趣。」──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這是對於文化和歷史如何影響二十一世紀中國願景，截至目前為止闡釋得最好的一本書……二十一世紀中國野心勃勃，及其堅決不被納入西方自由主義秩序的決心，十分明顯。」──《亞洲書評雜誌》（Asian Review of Books）

「精彩……傅好文以廣泛的學術研究與認真的記者本能……檢示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及其從西方毀滅性的羞辱時期再崛起，將會如何改變世界秩序。」──《愛爾蘭時報》（The Irish Times）

「對於中國長期方法的連續性，這是非常寶貴的資料……傅好文精心陳述的中國歷史，可以和當前的事件比對閱讀。」——《日本時報》（Japan Times）

「略顯不同地……傅好文的學問和報導的細節，足以與他的散文的靈巧相提並論……這是一個有用的、必要的，有助於進行有根據的討論之起點。」《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傅好文以一流記者的生動文字、優秀歷史學者的學術研究，以及身為人類的偉大同情心，討論了我們這個時代以及未來許多年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伊安．布魯瑪（Ian Buruma），《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作者

「《中國擴張》是我曾經讀過的，討論中國歷史如何影響其當今的外交政策和鄰國，最具說服力的書。這本精心寫作的書對美國人和亞洲人該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提出寶貴的箴言。強烈建議決策者和一般公民都應該拜讀。」──謝淑麗（Susan Shirk），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二十一世紀中國中心（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主任

「傅好文清晰地提出一個指南，讓我們思考中國下一階段的演進，以及需要注意的號積極跡象和危險信號。」──詹姆斯．法羅斯（James Fallows），《中國空降》（China Airborne）作者

「傅好文在《中國擴張》這本佳作，針對中國在其不受挑戰的的權威周圍努力建立亞洲世界秩序，提供一個全面的歷史觀點。傅好文在書中生花妙筆詳盡報導，令人不安，但它是非讀不可的一本書。」──納楊．昌達（Nayan Chanda），前任《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編輯

「在《中國擴張》裡，傅好文對於中國對日本和東南亞大片海洋的主張之深層根源進行了有趣而深刻的解讀，其對控制極重要的全球貿易有深遠的影響。傅好文明白，中國的歷史權利的意識既有深刻的情感，也有粗暴的政治色彩，讓北京可以假裝與亞洲站在一起，同時又從旁盯著亞洲。」──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作者

「這是一本針對我們或可稱之為中國『打造記憶』進行精心研究而寫就的好書。如果你想了解為何這個國家會如此行事，本書有相當詳盡的解釋。」──夏偉（Orville Schell），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Center on US-Relations, Asia Society）主任

導論
導論（節錄）

　　從前有個國家，位居世界中心，其地位受到遠近各方民族承認。在今天，我們稱這個國家為「中國」。
　　使用「國家」這個字詞其實會騙人。今天我們在地圖上立即指認「中國」的這個國家，其實存在時間並不久。在其歷史大部分時間裡，這塊朝代嬗遞統治的土地，也不認為自己是個國家，更不用說它也不會視其鄰邦為國家。不論是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的相關性或適用性而言，它是個帝國，而且大半時間是沒有邊界的帝國──法國人會稱之為影響範圍（rayonnement）。有人會說，從來就沒有過更普世的統治概念。務實地講，對中國歷代皇帝而言，世界大略可劃分為兩個廣大、單純的類別──文明和非文明──意即有些人接受他是統治者、天子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天朝價值的原則，另外一些人則不然──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化外之民。
　　在過去兩千年大部分時間裡，從中國本身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常態就是天下歸於一統，用中文來說，就是「天下」的觀念。這個詞不能拘泥字面來解釋。從很早期開始，中國就意識到遠方另有天地，包括其他偉大帝國（如羅馬）的存在，但它與這些遠方世界的接觸很薄弱，因此在經濟與政治意義上都不足為道。
　　在中華帝國的地緣政治上，對中國而言，在天下──從這個脈絡來看，有時可解釋為「已知的世界」──最重要的是一片廣袤、熟悉的地域，包括鄰近的中亞、東南亞和東亞。在這些區域當中，中亞對華夏權力（Chinese power）近乎持續的挑戰，而且經常是公然的威脅。中國歷代的版圖有大有小，大都視漢人與其西方或西北方民族（不論是突厥人、蒙古人、滿洲人、西藏人或其他族裔）的勢力均衡變化而異動。（中國曾經兩度遭到來自這些文化的入侵者之統治，一是一二七一年至一三六八年的蒙古人元朝，另一則是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滿洲人清朝。）
　　在地理上，我們往往把海洋視為障礙，有效地將國家、區域和各個大陸隔離開來，而在遠古時代，更是幾乎使它們彼此孤立。但是東亞海岸以溫和銜接的月彎形，從朝鮮半島向南延伸到麻六甲海峽，更典型地扮演起華夏文化和聲威、華夏商務，乃至華夏權力的傳送帶，雖然只是偶爾才傳送硬權力。至少從唐朝（六一八－九○七）開始，直到一九一二年中國結束王朝嬗遞統治為止，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海洋區域的人民經常順服中國，承認其中心地位，鬆散地追隨其領導。
　　華夏權力以這種方式運作，支撐起人類文明最了不起的一種國際制度──有時稱為極其鬆懈的獨特形式，而中國以這種另類間接的統治方式治理相當眾多的人。這種描述未必恰當，因為中國與其東方鄰國的關係就有一些重要的變化，包括接觸與服從上的強度不同。然而，在這個十分有彈性的大中華和平（Pax Sinica）的根基下，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前提相當合理地保持一致性：接受我們的至尊地位，我們將賜予以政治正統地位發展貿易夥伴關係──以現代國際事務語言來說，提供某種範圍的公共財（public goods）。這些公共財包括巡守海上公共領域、調停糾紛，准許接受中國近乎普世、以儒家精神為基礎的學習制度。在這個區域裡的核心國家，如朝鮮、越南和日益交惡的日本，中華價值、中華文化、中華語文、中華哲學與中華宗教，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中都被視為基本的參考架構，甚至是普世的標準。
　　這裡所謂的「制度」，即西方長久以來所謂的中國朝貢制度（但中國人從不這麼認為）。這段期間可以上溯至漢朝（西元前二○六年－西元二二○年），中華帝國範圍內的民族定期派出「使節」，向中國皇帝行禮儀上的臣服。中國朝廷則透過賞賜方式賦予貿易權利，代表極大的恩惠，以作為雙邊關係強大的潤滑劑。中國人提到這種制度時，其語言文字往往充滿委婉而自大的言詞，經常把這類今天稱為外交政策的工作說成是「理藩」。
　　十九世紀有一段記載：「為了控制野蠻人，聖賢之君在他們來（入侵中國）時，要懲罰和抵制他們，在他們離去時，要有準備和戒備。如果被中國文明所吸引，他們會來朝貢，他們會受到禮遇，並維持鬆懈但不切斷的關係，因此若出了岔錯，其咎也在他們。」
　　在這個制度下，中國皇帝透過賜封方式承認外國領袖的頭銜。即使他們坐上寶座，馴服的進貢國新統治者仍需安於儲君的頭銜，靜候天朝皇帝賜下冊封詔書，以免冒犯禮儀。
　　這件事有多麼嚴重，西元前二世紀一則發生在越南的故事是最鮮明的例子。當地的土王妄自尊大地在自己國家自封為皇帝，漢文帝的反應極為快速、明確。他下詔指責越南君主。南越國王的回應只能說極盡謙卑之能事，承認「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來自中國的反彈可從兩個層面來談。再明白不過的是，這是在其本國內直接的聲明，大漢皇帝不會縱容任何人與他並肩而立。除此之外，中國也發出這樣的訊號：當覺得其中心角色或重大利益可能受到挑戰，中國決心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干預。我們看到，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距離上述事件逾兩千年之後，中國發動侵越戰爭，仍是強調這個重點。
　　事實上，中國在前述事件後幾個世紀裡，曾多次出兵攻打越南，直到今天仍影響中越的雙邊關係。但是，動用武力遂行意志不是好辦法。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曾經寫道：「任何霸權秩序都是一樣，（朝貢制度）以軍事力量做後盾，當制度運作良好時，當涉及政治、經濟互惠的原則時，會允許長期的和平互動。」
　　一般來說，朝貢制度使中國的貿易讓利及不斷接待來訪外國使節團的費用，遠遠超過它和這些周邊小型社會商務往來可能獲得的收益。然而，這個說法忽略了此一制度對中國皇帝在國內的政治價值。鄰邦統治者獲得中國皇帝的承認是十分重要的，中國歷代皇帝得到四方外國人定期遣使叩頭，以示臣服其道德威望與權力，也十分重要。換句話說，當其他人願意恭順地向皇帝跪拜，他便可向國內證明他具有無上的道德權力，套句老話，他具有天命。這個思維在中國帝制時期接近尾聲時，與朝代初建的漢朝一樣，一路世代相傳。當英國在十八世紀末期臻至全球大國巔峰，派出使節團到中國，試圖站在平等立場與大清建立關係，乾隆皇帝破例允許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到北京「朝覲」。經過九個月的海上航行終於抵達中國，英方赫然發覺，往北京的路上掛滿大字旗幟，宣布這個歐洲人使節團是來向皇帝朝覲。沒錯，乾隆皇廷昭告民眾，愛爾蘭裔的使節團長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是英王王室成員，遠渡重洋來此「接受文明」。
　　著名的哈佛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研究朝貢制度，他寫道：「大部分朝代在內亂外患雙重打擊下滅亡。因此每個政府都承受極大的壓力，要讓其對外關係吻合這個理論，確立他們統治中國的權威。」
　　這個思想的精髓甚至延續到當代的中國政治思想當中。二○一五年北京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緝思寫道：「打從『新中國』一九四九年建立以來，中國的外交及內政政策都服務相同的目標：維持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國內政治安定。」
　　在今天，西方國家很少人理解，大家視為理所當然的「國際制度」其實是晚近的發明。它形成於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就在中國受到其他國家壓制，以及它所支持的秩序、與回過頭來支持它相當長久一段歷史的秩序開始被取代之時，才開始拼組起來。
　　在現代世界誕生之際，中國正墜入其相對區域力量及影響力的最低點。中國長久以來的常態是，對它的價值與倫理、本身的文化，及本身無可置疑的中心地位，毫不動搖地堅信具有持久的普世性。新的西方式全球普世性，卻不是依據預設的世界自然階層，以中國為頂峰，而是假設清晰界定的國家一律平等（至少在法理和理論上如此），其立足點是猶太－基督徒的理念和體制、選舉民主普及化、公開貿易，而非經過管理的朝貢交易，甚至是快速出現的國際法體制。支持所有這些言之成理概念的當然是西方列強，到了二十世紀，就是美國的大國力量。
　　長久以來中國本身運作成功的國際制度，以及幾乎不受挑戰、天經地義的文明標竿地位，必然要改變，轉為它很難接受的大降級。然而，西方人卻忽略了，在過渡到現在我們所熟悉的這個世界的殘酷環境的過程中，中國的國勢卻是空前的衰弱，以致對當今之世的常態產生不尋常、深刻的愛恨交織心理，而今中國國勢日益強大，每過一年，這種感覺就日益明顯。

文章試閱

第三章　世界的咽喉（節錄）

　　今天的中繼港口城市如香港和新加坡（及享有自主地位的民主國家台灣），都必須格外小心。從中國興起的力量來看，它們和諺語中「煤礦裡的金絲雀」（編按：事先預警）並無殊異。與數百年前的南海國家一樣，香港和新加坡都仗恃地理位置和與中國的文化關聯而繁榮，但如今它們的不安全卻和它們的財富一樣明顯。對香港來說，跡象已經十分明顯，它愈來愈陷入要維持經濟活潑、政治上至少要能從中國半自主卻十分艱苦的鬥爭。出乎人意料之外，自從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以來，英國的殖民統治以及早已深植香港相對自由的國際主義，這些卻反而強化港人在地認同的意識，而使得香港與中國內地產生巨大的差異。弔詭的是，與此同時，香港現在的命運和財富遠比現代任何時期都更加與祖國緊密綁在一起。
　　無論是出於勇敢或愚蠢，香港的年輕人在這件事上可能別無選擇，但他們仍努力試圖實現其目標。由於他們的努力，香港或許將繼續享有作為中國特殊中介人的角色──而不是麻六甲海峽歷史上一般人熟悉的河邊倉儲中心的中介機構。香港將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金融、司法、設計和服務的中間人──同時為自己爭取朝向更西式政治體制的穩定發展，也就是自由和直接選舉，無拘無束的言論自由和獨立的司法。遺憾的是，當中國提出「一國兩制」這個口號、號稱願意賦予香港有限度自主時，它心裡想的可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中國面對此一挑戰時的反應，純粹是「天下」意識，先是不祥地警告，香港若不安定和失序，將對本地的繁榮構成威脅，同時也試圖甜化經濟大餅，希望能在香港人民賺錢第一的意識決定其政治態度時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面對二○一四年一波波要求選舉制度改革的劇烈抗議，中國將香港股市和內地股市掛鉤，揭示它將祭出共榮招數，展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開發。其內容是興建高速鐵路，把香港和上海串聯起來，並在珠江三角洲打造超級城市，將香港與鄰近一些新興城市，如深圳、東莞、珠海、佛山和廣州，結合起來。這個超級大城市將有五千萬人口，經濟產值將占全國十分之一，面積足足有大倫敦的二十六倍。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這種作法的優點不僅是透過區域整合收買香港，也能藉此產生共榮的意識，更何況還能將香港併入一個更大、更相互依賴的整體，而強烈減弱其獨立性。透過國家規畫的移民及刻意將人民集中到新屯墾地區，以利管控，這種人海戰術是中國自古至今慣用的伎倆。中國通常使用這招來促進同化，最起初是在古時候用於撫輯華南，然後用在中西部省份，現在再套用到西藏與新疆等邊陲地帶，對付世居於此、族裔和宗教不同的少數民族。
　　如果這種輸送經濟利益、爭取人心和改變思想的作法不能奏效，北京還保留許多巨棍，以彌補其源源不絕的胡蘿蔔之不足。中國近年已屢次發出警告，公開宣傳要將上海或天津或兩者打造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構想，這可剝奪香港最重要、最有厚利的專職。中國若要實現這樣的計畫，就必須實施極具挑戰的改革。然而，許多改革，如准許貨幣匯率浮動、取消其他資金控制、實施更嚴格的財務報告規定等，從長期來看是不可避免的措施，而且確定可以加速推出，以增強對香港的壓力。同樣的道理，雖然在不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之下更難推出，但中國可以強化它本身對財金事務的法治管理。它可以先劃定一塊地區做有限度的實驗，如一九八○年代初期所採行的經濟特區那樣。當年，北京在經濟特區內接受海外私人投資，試行資本主義式的工業生產，不去撼動在國內其他地區所實施的列寧主義制度。
　　我們不難想像北京會允許外資企業在經濟特區註冊其中國業務，保障它們享有國際標準財務正常程序的待遇。即使在類似作法上有溫和的進展，也會威脅到香港另一個重要支柱：它在中國境內享有的獨特地位，司法上相當獨立與透明。為了阻滯北京類似的改革，香港的菁英會竭力討好北京，包括出重手阻止民間民主革命的要求。香港菁英這麼做，中共就可以免去尷尬及被直接指責其壓制政策。然而，我們也不應該有幻覺，若有需要，北京就會親自出重手壓制。二○一五年和二○一六年的事例已經很清楚顯示，香港銅鑼灣書店因出售批評中國統治者的書刊，五名股東竟然「被失蹤」。其中之一的桂民海雖為華裔，具有瑞典公民身分，因為書店擬出版一本有關習近平情史的書籍，竟然神祕地出現在中國，透過電視螢幕「認罪」，為十二年前一樁交通事故自首投案。二○一六年一月，中國公安部官網也宣布成立一個特別的局級單位，追緝逃出中國國境的「嫌犯」。
　　中國對香港的言論自由增強壓力，以逮捕書店股東殺雞儆猴，另外又試圖接管大學，使得香港居民對前途抱持悲觀態度。二○一五年底一部電影《十年》意外賣座，這反映出此一微妙情勢。電影分成五段情節，想像二○二五年香港的生活，每一段由一位導演主鏡。其中一段描述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成為香港官方語言，凡是不會講普通話的人，就會被邊緣化。另一段是北京透過趨炎附勢的香港官員嚴重介入地方政府，並雇用流氓恐嚇異議人士。一位觀眾對《紐約時報》記者說：「這部電影提醒我們，再不有所行動，香港將變成另一個深圳。」
　　珍娜．阿布－魯賀在《歐洲霸權之前》一書中評估香港走向一九八○年代末期的景況，就已預見惡兆。她說，香港的角色「類似『自由貿易區』，主要功能是擔任通往中國的『門戶』，直到最近中國仍限制外國貿易商進出，甚至到今天，還需透過上海和廣州等國際港口通行。因此，香港的繁榮完全繫於它所享有特許而可進出受限的市場。從這方面來看，香港很像巨港和占卑，而這兩座城市的重要性來自其在宋代以前在朝貢貿易上具有特殊關係。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這樣的地位在政治上相當脆弱。」
　　想要生存下去的一個關鍵，也是麻六甲海峽所有買辦國家沒有做到的一點，就是珍娜．阿布－魯賀所說的envaluation，即今人所謂的「加值」。這正是新加坡戰略的關鍵元素；新加坡比香港更富有創新精神，可能是出於一般人所謂的「距離的好處」。有很長一段時間，香港似乎很繁榮，幾乎純粹是因為其扼居進出中國門戶的地理位置，而樂享其成。然而，隨著時間進展，香港因無迫切壓力需要演進或創新，而面臨險峻的代價：香港變得有如巨港或占卑，一個沒有本身腹地的地方，一旦中國本身的改革在許多產業上以低價取勝，香港便只能大量貿易，但生產不了太多東西。反觀新加坡不斷努力開發新的產業，藉重精密的研發、創新的設計和先進的科技，特別重視有高度附加價值的領域。在李光耀父子領導下，新加坡出現獨特的軟性威權主義，目前還能漂亮地勝過自視甚高的詛咒。當然，長期下來新加坡是否能成功，仍然是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