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

作者簡介

楊斌（Yang Bin）

中國出生，美國東北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西泠印社社員，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現任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論文《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於2004年獲得美國歷史學會主辦之古騰堡電子出版獎（The Gutenberg-e prize），並於2008年出版，2021年則以《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雲南與中國》之名出版中文版；另著有《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Cowrie Shells and Cowrie Money: A Global History）及多篇學術論文，對中國史、全球史、科技醫療史及海洋史頗有興趣。

譯者簡介

韓翔中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現為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譯有《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城牆：從萬里長城到柏林圍牆，一部血與磚打造的人類文明史》、《英倫視野下的歐洲史：從希臘雅典的榮光到普丁崛起，全新觀點和幽默解讀》、《榮格論心理學與宗教》。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獨家收錄作者新寫：臺灣版序、跋。
★臺灣第一本透過世界史觀點，論述雲南二千年歷史發展的學術巨作！
★榮獲2004年美國歷史學會之古騰堡電子出版獎（The Gutenberg-e prize）！
★《中國季刊》、《東南亞研究期刊》、《中國研究書評》等學術期刊一致好評！

書籍目錄

臺灣版序∣何以雲南？何以中國？

第一章∣導論
・「雲南」與「西南」的演進與使用
・邊疆的視野：雲南的融合
・文獻資料與全書架構

第二章∣西南絲綢之路：全球脈絡中的雲南
・導論
・歷史上的雲南：中國、東南亞、南亞與西藏的交叉路口
・西南絲路概述
・滇─緬甸─印度貿易通道的產生
・滇越通道
・滇藏通道
・元、明、清三代及此後的西南絲路
・西南絲路的案例研究──市馬
・歐亞大陸的交通網絡──三條絲路的重要性
・結論

第三章∣征服雲南：一個跨區域的分析
・導論
・雲南與秦帝國的形成
・西漢對雲南的「再發現」
・諸葛亮的南征
・南詔、唐代中國及吐蕃──新三國演義
・重新解讀中古時代的南詔
・大理與兩宋：「欲寇不能，欲臣不得」
・明初的雲南征服
・結論

第四章∣因俗而治：土司制度的形成與衰弱
・導論
・邊郡制度
・國以富饒──三國時期蜀漢的傳奇與歷史
・中國之外──南詔與大理
・蒙古三足鼎立的行政體系
・司制度的規範化
・清代土司制度的衰落
・結論

第五章∣華化與本土化：雲南人的形成
・導論
・雲南原住民及其習俗
・雲南的中國移民──歷史回顧
・明代雲南的漢人移民與人口
・土著的華化
・本土化──從漢人到雲南人
・中間地帶──「雲南」的歷史進程
・「雲南人」的最終形成
・地方認同與中國認同
・結論

第六章∣白銀、貝幣與銅政：雲南的經濟轉型
・導論
・雲南銀礦與明代經濟
・雲南的貝幣制度：一個全球視野下的解讀
・貝幣制度的崩潰與影響
・清代的移民與人口
・銅政與清代貨幣制度
・施堅雅「宏觀區域」理論的反思
・結論

第七章∣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雲南
・導論
・從蠻夷、帝國臣民，再到年輕兄弟
・民族識別的理論與爭議
・雲南的民族識別
・蘇聯模式的應用問題
・民族識別的現實難題
・識別的地方化──地方政府、族群單位及族群菁英
・民族建構的帝國遺產
・創造「中華民族」──理論與歷程
・結論

終章∣結論
・全球視野下的邊疆歷史
・循環而累積的中國滲透
・中華帝國晚期的邊疆擴張
・地方認同與中國認同

臺灣版跋∣何為「中國」？——《宅茲中國》引發的思考

致謝
全書注釋
參考書目

文章試閱

【導論】
〈雲南：中國式的發明〉
在字面意義上，雲南的意思是「彩雲之南」，這原本是個中國語彙。事實上，「南」字就像是「北」、「東」、「西」一樣時常出現在地名當中，例如「河南」（黃河之南）、「湖南」（洞庭湖之南）、「海南」（海之南）、「河北」（黃河之北）、「山東」（太行山之東），以及「山西」（太行山之西）。以上這些名稱，都可以給我們基本的地理位置概念；可是雲南在哪裡呢？彩雲南端之地是哪？彩雲在哪兒？

「雲南」一詞是漢人的發明，用來稱呼當地的人民與土地。這個稱呼並不被當地原住民採納，直到中華帝國的統治造就出雲南意識（Yunnanese consciousness），當地人才終於自稱為雲南人。實際上，「雲南」、「雲南人」的稱呼是在元明時期才出現；簡要地回顧當地歷史與族群──雖然主要是根據中文史料，有助於闡明雲南是如何成為「中華想像的共同體」一部分的歷程。

在中國開始與雲南原住民接觸時，後者已然發展出複雜的社會。司馬遷筆下就描述了公元前第三至第二世紀時大致的雲南社會風貌，當時此區就有許多部落、部落聯盟或者王國。夜郎國所在地區，包括今日大部分的貴州、廣西與雲南，它的鄰居則是位於今日廣東的南越國。

滇國之建立乃是以滇池為中心。公元前第三世紀早期，楚國將領莊蹻征服該地並且自立為王。滇國國力頗為強大，它可能曾自視為天下中央。在歷史上，漢族學者們認為「滇」源自於中文，但其實「滇」更可能是以中文表意文字來呈現原住民的用字，因此，「滇」非常有可能是原住民發明的自我稱呼。如今，「滇」與「雲」都是中國官方對於雲南的簡稱，暗示著雲南形成的過程中，原住民及漢人之共同影響。

僰人位於夜郎之西，就在今日的雲南昭通；摩沙位於雲南西北部至四川西南部一帶；勞浸和靡莫分布在滇國的東北邊；雟和昆明位於保山的東北方，洱海地區為其中心；哀牢及濮位於保山與德宏附近，但他們的分布區往南可能遠至上緬甸；邛都位於滇國與靡莫的北邊，其基地可能是在四川的西昌；冉駹位於四川西北部，毗鄰西藏；白馬位於四川西北部到甘肅南部；鉤町與漏臥都是夜郎的鄰居，鉤町橫跨了廣西與雲南的邊界，漏臥則跨越了貴州與雲南；且蘭位在今日的貴州；滇越國或許位於阿薩姆（Assam）的卡瑪拉普（Kamarapu）。由此，住在雲南之內或周圍的族群豐富多彩，並沒有一個涵蓋各類原住民的通稱，這一區域也沒有一個共稱。

秦政權統一中國時，據說曾將「郡縣制度」推廣遠達雲南北部，但是我們並不知道當地所建立的行政區類型或數量。西漢王朝在漢武帝（公元前一四ま年至公元前八十七年）時代大肆擴張，夜郎、且蘭、邛、笮、勞浸、靡莫、滇人等在公元前第二世紀末之前或投降、或被征服，共有七個郡（犍為郡、牂牁郡、越雟郡、沈黎郡、文山郡、武都郡、益州郡）陸續建立起來。益州郡的建立是為治理滇國，滇王被頒授金印並得以繼續統治其人民；在益州郡之下，設立了一個稱為「雲南」的縣。

東漢王朝繼續南向擴張。公元一世紀，哀牢人屈服於東漢中央朝廷的控制，永昌郡因此建立。然而，東漢王朝最終的崩潰使得雲南從此處在半獨立或獨立狀態，直到十三世紀蒙古的征服。從第三世紀至第七世紀初期，蜀政權（二二一年至二六三年）、晉朝（二六五年至四二ま年）、南朝的宋（四二ま年至四七九年）、齊（四七九年至五ま二年）與唐朝（六一八年至九ま七年），全部都將雲南設為一個郡。雲南的原住民名義上臣屬於中國政權（有時是以四川為中心的地方政權），但真正的統治者其實是土著酋長，而在多數狀況中，土著酋長對於當地事務擁有最終決定權。

第七世紀中葉，當地諸多政權之一的南詔王國，在獲得唐朝與吐蕃的支持之下，成為第一個統一雲南附近的國家。唐朝封給南詔「雲南王」的頭銜，顯示唐朝將南詔整體領土範圍視為雲南。第十世紀初期，大理王國在雲南建立，宋朝封大理王為「雲南節度使」以及「雲南八國郡王」。公元一二五三年，忽必烈汗征服了大理國；一二七四年，「雲南行省」設立。明、清中央政府繼續保持雲南的省制，但部分雲南地區在一四一三年時獨立設為貴州省。

因此，起初中國人以「朝貢語言」（tributary language）使用「雲南」一詞時，所指的是一個縣、一個郡，後來則是指這一整塊區域，最後才指代中華帝國之下的一個省分。諷刺的是，最終居然是非漢人的「蠻夷」蒙古人，因為建立了雲南行省從而成功將雲南納入中國版圖。從此，雲南作為中華帝國行政單位的身分就此底定。之後雖然歷經許多王朝的興衰，中國中央政府並沒有喪失對雲南的控制。在元代之後，中國統治的實施、大規模中國移民的到來，以及中華文化體制習俗的移植，最終產生了雲南意識。從明代起，一些雲南當地人開始自稱為「雲南人」（the Yunnanese）。

「雲南」一詞的起源與變遷，與「統合」（incorporation）的過程可說是息息相關。雲南是中國的一部分嗎？如果是，那又是從何時開始，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呢？這些問題乃是了解歷史性的雲南及歷史性的中國之關鍵。本研究將雲南視為一個邊疆進程（frontier process），許多「演員」在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由此，我們可以將中國理解為一變化與轉型的歷程、而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摘自：《流動的疆域》，〈第一章：導論〉）
【第五章_華化與本土化：雲南人的形成】
〈從漢人到雲南人──十三世紀之前漢人的本土化〉

普遍來說，元代以前所有移民到雲南的中國人，全都被吸納入土著社會之中。莊蹻採納土著習俗來進行統治，他的士兵們生活在當地社會中，應當是和土著女性結合，他們後裔擁有的楚人認同因此日益衰微。漢代時期出現西南地區的第一波中國移民潮，幾乎所有移民都淹沒於廣大的土著人口之中。漢代日益頻繁的軍事、政治、經濟接觸與互動，造就出許多地方酋長與氏族，也就是所謂的「夷帥」與「大姓」。夷帥是透過與中國政權接觸而增加權力的土酋，大姓為力量最強大的移民及其後裔，他們利用漢朝政府來增進自身在當地事務中的影響力。大姓多是漢代官員或菁英的後裔，不過他們已適應地方社會。大姓的例子揭櫫土著文化所具有的力量，驅使中國移民們採納土著習俗以求生存並累積勢力。考慮到那時土著人口占絕大多數，難怪本土化的過程全面碾壓華化的過程。

南詔時期，主流趨勢持續為本土化。據《通典》記載，有些鄰近大理地區的人們宣稱自己是漢人後代，雖然他們的漢人特質已經因為本土化而消磨殆盡了。《蠻書》也有類似的論述，說有些當地人本是漢人。此外，有些漢人開始服務於西南土著社會或君主，這是政治認同的轉變趨勢。政治認同的轉變恰恰呼應了中國帝國統治者的擔憂，也就是擔憂在邊疆的臣民可能喪失自己的文化和身分意識，改變自己的政治效忠而服務於「蠻夷」君主。

總結而言，西漢以降，中國人便持續向西南移民，但移民的數量無法與土著人口相比。此種人口比例足以解釋為什麼中國人會被整體同化入當地社會。雖然到了明、清時期有百萬漢人遷徙入雲南，根本上改變了人口組成，進而導致華化的成為主流；但是，在塑造後征服時代（post-conquest）的雲南社會，本土化依然扮演著重要角色，所以絕不能低估本土化的重要性。

氣候、地形、礦產以及土著的經濟慣習，全都在驅使中國移民採納特定時刻雲南本地的也就是土著的經濟結構與模式。元、明、清政府引入並移植中國式農業生產體制時，卻受到雲南當地氣候與地形的挑戰。「男耕女織」這一理想式的中國方式，在雲南很多地方難以實施。一位明代學者指出，滇民「知農而不知桑」。即便是在那些氣候適合養蠶的區域，地方官們呼籲人民養蠶常常難以奏效。舉例而言，即便到十九世紀末期，鶴慶府地區的女性並不紡織，這項地方傳統因此被視為嚴重的經濟與文化缺點。

由於礦產資源豐富，許多漢人移民在雲南從事礦業與貿易。儘管雲南農民的人數確實遠高過礦工，但礦工在當地所占的人口比例絕對高於中國本部許多。雲南是中華帝國晚期的主要礦產區；採礦業的蓬勃事實上促成了雲南的城鎮化。而這樣的城鎮化模式鮮少發生在中國本部。

雲南原有的地方貨幣制度也形塑了中華帝國的貨幣體系。在元代，紙鈔被指定為全中國的官方通用貨幣，這是元朝的重大經濟措施之一，也是首次由帝國政府所支持的紙幣體制。然而，該制度最後以失敗告終。紙幣在雲南的流通情況也許是全國最糟的，因為雲南使用海貝作為貨幣已經有好幾百年的光景。因此，國家所推行的紙幣並不被土著社會所接受，顯然阻礙了元代行政體系之運作。賽典赤．贍思丁注意到此事，允許雲南繼續沿用貝幣。結果，貝幣不只被允許繼續為民間貿易與其他經濟活動所使用，而且還被官方接受，用來繳稅。到了明代，明王朝在雲南繼續沿用貝幣。在整個元、明時期，貝幣，而不是中國的銅錢，是雲南的主要流通貨幣。貝幣這一經濟習俗生動地證明了邊疆社會如何迫使中央征服不得不加以妥協。

地方市場也能證明土著社會的影響。土著居民有定期貿易或趕集的習慣。漢人移民立刻參與了雲南的本地集市，雖然後者在許多方面與中國本部有別。一般而且，定期集市白天聚集，但是在喜洲（大理）地區，集市卻是在夜晚進行。此外，雲南本地也有獨特的節慶日，同時也是各地商人聚集開市的日子。大理在每年三月十五日和二十日之間會有「觀音市」，很多商人會前來買賣，政府也會動用差役與士兵來維持治安，保護商業。

雲南的漢人移民借用了土著生活方式的許多層面。服裝便是其一。大理土著會用一片藍布蓋住頭頂並戴上「氈笠」──一種由本地植物作成凸顯地方風格的帽子──而漢人移民也馬上仿效，以便在強風拂面的大理地區內保護自己。在金齒衛（永昌）地區，漢人女性穿著與僰人相同的服飾。有時候，即使是城裡的漢人，為了適應環境也會改穿土著服裝。「鶴慶之俗，婦帽三尖，以布為之」，鶴慶知府周贊對此風俗感到憤怒，命令「易以髻簪」這樣的中國女性髮飾，當時民間有歌謠曰：「我周公，變夷服，易簪髻，去布幪。」這反而說明了夷服當時之流行。

地方食物當然也影響了漢人移民的飲食習慣。土著們喜歡吃生肉，將豬肉、魚肉、鵝肉、鴨肉切塊，再混上各式各樣的調味品。在雍正年間（公元一七二二年至一七三五年），有些仕紳與學者們接受了這種吃法，甚至將其變成一種風尚。

很多地方文化活動或受到中央政府的接納，或有漢人也參與其中。佛教是雲南最為盛行的宗教。大理國王們曾經自稱「摩訶羅嵯」（maharajah，梵語意為「偉大統治者」）。當蒙古人到來之際，他們認可並接受此項傳統，將此頭銜授予段氏。當清政府企圖與土著酋長們結盟之時，有時會舉辦佛教式的立誓儀式，以獲得土著的支持。漢人移民們也會參加本地許多佛教節日，有的是中國內地沒有的慶祝活動。雲南全省都盛行的佛教節日包括「浴佛節」（Viskha Puja），以及大理的「觀音市」。漢人移民頁參與了其他族群的節日也，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花市、火把節以及潑水節。

地方薩滿教的存在也表現於諸多日常活動，例如遍布四川、雲南、貴州的「土主」崇拜。「土主」即村社保護神，是古早以前留下來的土著薩滿教遺物，在西南民間有廣泛的信眾和影響力。南詔時期就已經從事土主崇拜儀式，雲南的少數族群與漢人至今依然保持著這項傳統。十七世紀初劉文徵所著之《滇志》記載，全雲南幾乎每一個府都有土主廟宇，有些府甚至有二或三座土主廟。有部地方誌甚至歌頌土主是最為「靈異」的神明，記載稱土主廟中的蜂群驅逐了萬曆年間（公元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一九年）的安南侵略者。

漢人移民到了雲南之後很快接受而且學習當地的語言。「滇」本是土著用詞，大致用來指稱整個雲南，「滇」字成為了官方對於雲南的簡稱而且被沿用至今。「滇人」是一個新的中文詞彙，這個詞出現在明代，指稱「全雲南的人」──包括土著與漢民。其他的土著詞彙例如「海」（「海」的意思是湖泊）、「賧」（河、湖），至今依然廣為使用。此外，眾多當地地名提醒著我們，土著居民的分布異常廣闊。為了便與土著溝通（例如進行貿易），移民（如蒙自縣的漢人自然開始學習土著語言。孤立的漢人社群在經過幾個世代之後，其後裔已經不太會說先人的方言或中文，他們的日常溝通都是用土著語言進行。有些明、清時代的地方誌裡，會有關於土著語言的篇幅（列入「方言」之下）。

雲南當地不同族群之間的通婚頗為普遍，這可能是讓中國移民本土化的最有效方法。有許多漢人士兵娶了土著女人，這是邊疆社會性別比例失衡的結果。「夷娘漢老子」的結合頗為流行，大大促進了漢人移民群的本土化，因為在絕大多情況下兒童是整天跟隨在「蠻夷」母親的身邊。早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許多孤立的明代軍事社群便經歷了本土化的過程。明末徐霞客抵達納西人（麼些）居住的麗江地區時，他寫道：「其地土人皆為麼些。國初，漢人之戍此者，今皆從其俗矣。」這樣的案例在滇西北部並非特例，事實上，同樣的情形在由土司主宰的滇南更為常見。例如騰越地區的明代士兵與其後裔，根據記載，他們在乾隆年間（公元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六年）已經變作「蠻夷」了。今日，雲南（貴州也是）有許多群體，他們與周遭族群並無差異，卻被中國政府認定為「漢族」，理由只是因為他們是明代移民的後裔。

應當指出，性別比例並不是通婚的唯一原因。通婚能夠帶來經濟利益，並且提供了移民在邊疆地區普遍欠缺，但又亟欲獲得的文化與政治紐帶。舉例而言，中國商人往往會娶土著妻子，就像是歐洲商人在東南亞或北美洲的情況一樣。無論哪種案例，土著女性都以擅長貿易與交涉所著稱。許多中國移民透過通婚的方式，開始進入地方政治或菁英圈子（值得注意的是，土著菁英也需要這類漢人移民來增進自身利益，因為這些中國顧問們能夠熟練運用中國知識來幫助土酋與帝國政府交涉）。一代接一代，漢人的後裔在地方社會上的力量變得愈來愈強大，有時甚至成為主宰的勢力。

經濟與文化的互動往往造就雙重的政治與文化認同。紀若誠曾經探討，漢人移民（及其後裔）是如何成為礦業的領導者，然後再變成有時與土司及清廷官員合作的強權人士；有時他們則會發展自治力量，足以威脅清廷利益。這種本土化的例子出現最早在明代，而且不限於礦工社群。如前所述，諸多位於山區軍屯田莊，周遭都是非漢人的環境與「蠻夷」。這些移民們就像是一艘位在洶湧波濤的土著海洋上的小船，逐漸被吸入土著社會之中。他們開始講土著語言，採取土著的生產方式，享用土著飲食。

更重要的是，漢人移民後裔開始了「多重族群」（multiethnically）、「多重文化」（multiculturally）的身分認同。他們既認同自己的漢人祖先，也接受自己的本地身分標籤。在某些案例中，漢人後裔很高興擁有緬甸的名字、頭銜或關係。有時候，他們對自身土著身分高於中國身分的認同。更有甚者，漢人移民會站在土司一方來對抗帝國政府，因為統治該區域且掌握資源者不是別人，乃是地方土司。身在南方邊疆的江西商人之子岳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岳鳳的故事不但呈現了一個漢人移民文化與政治認同的轉換，也告訴我們土著文化如何傳播到了遠方的中華帝國。

岳鳳，史載「江西撫州人，黠而多智，商於隴川」，因此，隴川宣撫使多士寧將自己的妹妹嫁給岳鳳，對他深加信任。但是岳鳳野心勃勃，陰謀篡奪取代多士寧。他勾結其他土司，尤其是木邦宣撫使罕拔。兩人一拍即合並歃血為盟。他們引誘多士寧前往擺古去面見莽瑞體（Mangruiti，緬甸國王），對多士寧下毒並殺害他的妻小。接著，岳鳳奪得中國帝國政府授予的隴川金牌印符，將其獻給莽瑞體。此時，莽瑞體正在擴張領土，他很熱切地接納了岳鳳，並授予他多士寧原來的頭銜。

莽應里（Mangyingli）登上緬甸王位之後，岳鳳與其子曩烏伏擊打敗了明朝的軍隊，虜獲多士寧之母與六百多位族人，並將俘虜獻給莽應里。岳鳳於是接管了多士寧的子民。此外，岳鳳還秘密與孟連土司刀落參結盟，然後說服莽應里入侵明代邊界，他們占領並燒毀了順寧府。岳鳳子曩烏領六萬緬甸兵攻打孟連，明王朝的雲南指揮使吳繼勳在該役中身亡。鄧川土知州何鈺是岳鳳朋友的女婿，何鈺派遣使者至岳鳳處，岳鳳卻將使者逮捕後交給莽應里。

當時，木邦宣慰使司土舍罕拔與其子罕效忘投降明政府。莽應里大怒，占領了罕拔的城市。在帝國援軍前來之際，何鈺又派了一次使者招降岳鳳，此時刀落參在戰役中被殺。岳鳳感到憂心，遂派遣姪兒岳亨至永昌納降，明將劉綎接受他們的投降，並保證岳鳳可以倖免於帝國法律。

公元一五八五年正月，岳鳳與其妻子、兒子、兄弟、姪甥、軍隊──包括夷人與漢人──全都投降，「盡獻所受緬書、緬銀及緬賜傘袱、器甲、刀槍。鞍馬、蟒衣並偽給關防一顆，撫臣劉世曾張大其功」，岳鳳被送往北京獻俘。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最能夠彰顯土著文化對於岳鳳的影響。岳鳳被送往北京處決之時，被發現全身都有刺青（這是典型的土著文化標誌），而且他的「陽道」亦嵌數顆「緬鈴」，令人嘖嘖稱奇。明代學者沈德符慨歎：「鳳本華人入緬，性淫侈，裝飾詭異。肌膚刻畫異錦，如宋人所謂雕青者。陽道亦嵌數緬鈴於首。尋為行刑者割去，以重價售於勛臣家。最上者值至蜀百金。鈴本震撼之物，即握之手臂猶搖盪不自制。不知此酋何以寧居也？」這段文獻記載讓人好奇的是，朝廷勛臣家購買陽具與「緬鈴」意欲何為？

作於明代中期最有名的中國情色小說《金瓶梅》，或許能對理解明代菁英的色情文化有所幫助。《金瓶梅》主角西門慶是中國北部山東省的一個有錢商人、花花公子、地方菁英。小說當中西門慶便曾經使用緬鈴。當西門慶最喜愛的妻子潘金蓮向他問起緬鈴時，西門慶回答：「喚做勉鈴，南方勉（緬）甸國出產的。」接著兩人便關門歡娛。這就是為什麼勛臣要購買岳鳳緬鈴的原因了。

緬鈴之使用在雲南頗為盛行，正如十七世紀初雲南官員謝肇淛的觀察。謝氏指出，緬甸男子為了性趣會將緬鈴嵌入陽具；他注意到，緬鈴也被賣給中國人。更有趣的是，謝肇淛表示緬鈴有一個中國式名稱，叫作「太極丸」，中國人把它當成禮物送人，官方或私人的書信中都曾經提起它。謝肇淛的紀錄顯示，勳臣購買岳鳳陽具或許真有此事，因為緬鈴的使用情況很廣泛。

性工具之使用──尤其是將這種珠子嵌入陽具──確實是流行的東南亞習俗。東南亞女性在其社會當中享有頗高的地位。所謂緬鈴便是證據，表明當地男人願意接受痛苦的陽具手術，來增加女性的性快感。同時代的中國人及歐洲人都注意到了東南亞的這一習俗。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手術就是嵌入金屬針，附帶各式各樣的輪、刺、釘。一位親眼目睹的歐洲人曾寫道：

男性──無論大小──會用大如鵝羽毛的金栓或錫栓，在自己的陽具近首處，從一端穿到另一端。同一隻栓的兩端，有些看起來像是馬刺，頂端有凸點；有些看起來則像是貓爪的尖端。我常常請他們──無論老少──給我看他們的陽具，因為我對此不敢相信。在那隻栓的中間有一個洞，他們才能夠排尿。…他們說，是他們的女人希望如此；如果他們不這樣做的話，他們的女人就不願意跟他們性交了。

另外有一種比較不痛的手術，是十五世紀的中國人馬歡在暹羅所觀察到的：「凡男子年二十餘歲，則將陽物周圍之皮，用如韭菜葉樣細刀挑開，嵌入錫珠十數顆，皮肉用藥封護，待瘡口好時才出行走，如葡萄一般。自有一等人開鋪，專與人嵌妝以為藝業。如國王或大頭目或富人，則以金為空珠，內安砂子一粒嵌之，行動扱扱有聲為美。不嵌珠之男子，則為下等人也，最為可笑也。」

中文的「鈴」，可以指會發出聲響的珠、輪、刺、針。岳鳳是真的接受過那類手術，西門慶則是使用自緬甸引入的類似工具，來讓自己的女人增加性快感。岳鳳和西門慶的故事，顯示東南亞的性習俗被中國菁英文化所引入、仿效（此為一種東南亞化的過程），而這些性習俗最初可能是經由雲南所傳播，這更進一步象徵著雲南在「中國─東南亞」交流互動中的角色。
（摘自：《流動的疆域》，〈第五章_華化與本土化：雲南人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