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大明末代皇帝：崇禎

作者簡介

苗棣
1951年出生，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現任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早年致力於明清史研究，著有《魏忠賢專權研究》、《崇禎帝》等專著。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主要從事電視、電影藝術及電視文化學方面的教學和研究。

書籍目錄

推薦序/導讀/自序

前言

在我們的歷史上，有過許多次盛衰興亡，於是也有了許多開國立業的君主和喪亂亡國的君主。有趣的是，開國之君的偉大大體上都是一個模式，而亡國之君的遭際卻往往極具特色，各有各的不同。在形形色色的亡國之君中，明末的崇禎帝顯然是最有特色，也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因為至少從表層現象來看，這個崇禎帝根本就不具備人們通常以為的一個亡國之君應該具備的那些特徵。
難怪明末的遺民們會為此發出許多感慨。
錢（音同「聲」）在《甲申傳信錄》卷一中說：「上英謀天挺，承神廟、熹廟之後，勵精圖治，駸駸然有中興之象。然疆場外警，中原內虛，加以饑饉薦至，盜寇橫出，拮据天下，十有七年，神器遽移，遂死社稷。嗚呼！英謀睿慮，曾不一施，其留恨又何極也！」他對於崇禎帝的死和明朝的亡國表現出極大的遺憾之情，而且顯然認為，「英謀天挺」而又「勵精圖治」的崇禎帝對於明王朝的覆滅並不負有什麼主要責任。
鄒漪的《明季遺聞》序中則把崇禎皇帝與歷史上一些失德喪邦或是導致國家衰敗的君主們做了比較，更覺得明朝亡在崇禎帝之手實在是很難理解的事情。這篇序中說：「先帝以聖明在禦，旰食宵衣。比之太康之屍位，厲王之內嬖，哀、平之外戚，惠帝之昏弱，明皇之淫蕩，道君之放逸，百無一似，謂宜治平立至。而逆寇犯闕，身殉社稷，言天言人，都不可信。」既然崇禎帝要比夏朝的太康，周朝的厲王，東漢的哀帝、平帝，西晉的惠帝，甚至風流倜儻的唐玄宗和宋徽宗都要強得多，完全沒有他們身上的那些毛病，為什麼亡國的災難還要落在他的頭上呢？
的確，不論是同歷朝歷代的君主們相比較還是同明朝的列祖列宗們相比較，崇禎帝都不能算是一個很差勁的皇帝。他好學勤政，嚴於律己，人也相當聰明幹練，具有這樣全面素質的帝王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實在是並不多見的。但他生不逢時，正好趕在一個最不利於實施統治的時代登上了君臨天下的寶座。
在中國歷史的治亂迴圈中，一直有兩大主題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一個是多年相對安定的社會生活必然會造成人口的膨脹，而當人口總量超過當時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所能承受的限度的時候，就必然會產生以人口危機為前導的巨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危機的總爆發釀成災難性的大亂，其結果是通過饑荒和戰爭等惡性手段大量消滅現存人口，首先解決了人口危機，而後在這個基礎上重新築造治世。另一個主題表現在文化方面，承平日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往往使得以中原統治階級為承載主體的中原文化在多年治世之後表現出嚴重退化的跡象，於是政治腐敗、道德淪喪、世風綺靡、武備孱弱；這種古代的「過度文明」症狀同樣會給整個社會造成巨大危機，而這種危機往往要通過一個或數個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軍事集團對中原的進犯和蹂躪才能得到解決——清新的「野蠻精神」給中原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接踵而來的也許會是一個文治隆隆武功赫赫的盛世。
而在十七世紀上半葉，也就是崇禎帝策禦宇內的時候，中華帝國卻正好處在一個最敏感的危急時刻。此時，明帝國的人口密度按當時情況已經達到超飽和的程度，而長年的乾旱和平均氣溫下降造成的農業生產衰退更加重了人口危機的烈度，開始出現連年不斷的全國性大饑饉。這是一種明王朝自身機制根本無法解決的災難性危機，因而儘管崇禎帝和他的大臣們絞盡腦汁，卻無論如何也緩解不了越來越嚴重的大饑荒，也無法撲滅由饑荒引發的農民大暴動。在崇禎帝十七年的統治中，他一直對以李自成和張獻忠為代表的所謂「流賊」充滿了刻毒的仇恨和絕望的恐懼，卻很少清楚地意識到，在農民起義者背後決定著明王朝最後命運的正是誰也無法擺脫的饑餓之神。
同樣在這個時候，明王朝的「過度文明」症狀也已經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在崇禎帝上臺之前帝國剛剛經歷了魏忠賢專權的災難性事變，那段為時不長的「黑暗時期」其實恰恰反映出明帝國在整體上已經極度腐敗。崇禎帝在剷除掉魏忠賢集團之後卻不得不繼承那個集團給他留下的全部政治遺產，其中包括一整套僵化、繁瑣、效率低的政治結構，朝臣間激烈而又毫無原則的黨爭，制度化了的普遍貪污腐敗，荒謬的軍事體制和由它造成的武備的極其衰弱無能，國家各級財政的極度拮据……也包括明末士大夫只知一味高唱理學的道德至上高調（奇怪的是與此同時士大夫們，甚至許多大理學家們的道德水準相當低下），對於經邦治國卻毫無能力可言。中原文明的敗落給了邊疆少數民族部落極好的機會，這個機會被滿洲軍事貴族抓住了，在一次次對明王朝這棵大樹進行過無情砍斫之後，皇太極的繼承人終於進入了北京，成為「天下」的統治者。
在崇禎帝上臺的時候，他的帝國即將滅亡的命運已經無可挽回，這也許是其悲劇的基本原因。對此，許多人就歸結為「天命」或是「國運」，而崇禎帝本人則強調「朕非亡國之君，臣盡亡國之臣」。但他本人真的就沒有一點責任嗎？對於這一點，清代的歷史學家們已經在進行認真的討論。胡智修在《居業堂集》卷二十中說是「烈皇所以被誣者四：曰自用，曰愎戾，曰吝，曰用宦官」。所謂的「誣」其實就是時人為崇禎帝總結的主要弱點。距離明亡時間較遠因而也能持比較客觀態度的全祖望更明確地指出：「莊烈自言：朕非亡國之君。夫其憂勤明察，固不可謂為亡國之君，然性愎自用，怙前直往，自亦不能辭於亡國之咎。大抵莊烈召禍，內則退宦官而不終，外則吝於和議。……」（《鮚埼亭集》卷二十九）從政策的角度來講，全氏認為崇禎帝主要有任用宦官和不能同清朝和談兩大失誤，這方面值得進一步探討；而在個性或者說政治作風方面，「性愎自用，怙前直往」和清初人們普遍評價的「自用」、「愎戾」則完全是一致的。
在深入接觸文獻材料之後，每個人都會對崇禎帝的自作聰明、自以為是、固執多疑和刻毒殘酷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如果將崇禎帝的性格特點追溯到他的幼年時代，我們就會發現那些個性其實本來並不算怎麼惡劣，在一般人身上頂多是無傷大雅的小毛病罷了。可怕的是，這些本來並不算十分惡劣的性格特徵，一旦與專制皇帝的絕對權威結合起來，卻變成了一種令人震驚的破壞性力量。崇禎帝作為一個歷史上少有的積極有為的皇帝，又把他自己的人格力量發揮到了極致。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崇禎帝的這種積極精神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有些古代學者已經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如果在明末天子寶座上的是一個比較昏聵無能的皇帝，例如萬曆或是天啟那樣的皇帝，明朝的國祚也許還能再苟延一段時間。
因積極振作而誤國而亡國，這本身就是個足以令人震驚的話題，順著這個話題說下去難免就會牽扯到對於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十七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黃宗羲就是在含著血淚總結了亡國痛史之後，才寫出那部著名的《明夷待訪錄》，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理性的批判，勇敢地提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為「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故而「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原君）
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一點也沒有提到崇禎帝和他的歷史教訓，這或許是出於一種難以克服的遺民情結。但從其內容來看，卻不難找到崇禎朝事的影子。黃宗羲在《置相》一章中提出用相權限制君權，提出人臣要做君主的「師友」，要「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這就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崇禎朝五十宰相昏昏碌碌、奴顏婢膝的實況。而在《學校》一章中所言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和關於「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於學校」的大膽政治設想，顯然也是深深有憾於崇禎時期天子剛愎自用，以致殺身亡國的慘痛記憶。
一個早在三百多年前把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專制帝王的故事，大概正是從以上的角度講，對於我們的現代生活，還是不無借鑒意義的。

苗棣

文章試閱

卷壹 平步青雲上九重

一 深宮少年

明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年2月6日），京城裡鞭炮聲此起彼伏。這天是立春的日子，又接近歲末，人們剛剛在嚴寒中祭過能夠上天言好事的灶神，正忙著準備過年。紫禁城裡的嬪妃和宮女、太監們也都隨著新年的臨近而忙碌興奮起來，蒸點心辦年貨，裁綢緞製新衣，貼春聯剪窗花，宮裡還要設鼇山，紮彩燈，備辦煙火，真是熱鬧非常。就在這一片喜慶熱鬧當中，一個男孩在紫禁城東華門內的慈慶宮裡呱呱墜地了。
男孩的父親是慈慶宮這組龐大建築的主人，當時的東宮太子朱常洛。朱氏家族統治明朝帝國已經二百多年，到萬曆年間更換過十三個皇帝，新誕生的嬰兒是太祖朱元璋第十一世孫。在二百多年間，太祖朱元璋家族的子孫十分興旺發達，此時各枝各脈的男性皇族宗室已多達六十萬有餘，但每一位宗室成員由於同代代相傳的皇朝天子血緣關係遠近不同，地位懸殊，有著天壤之別。遠枝別脈的小宗子弟衣食都沒有著落，有些人年過半百還娶不上妻室；而大宗的親王、郡王們卻擁有數萬頃良田的資產，在王朝中有著至尊至貴的崇高地位。作為太子的朱常洛在整個宗族以及天下萬姓之中又是地位僅次於當今天子的第二號人物，一旦萬曆帝去世，他就將繼承皇位成為帝國最高的統治者。
但這位當今皇帝的法定繼承人此時的心情卻並不很愉快。因為儘管在生活上有洞房清冷、錦衣玉食，身邊又是妻妾成群、僕婢盈堂，但他總是能夠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皇儲地位並不穩當。他的父親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明顯地不喜歡這位長子，而且宮中朝中乃至京城的市井之間，近年來一直都在流傳著一些聽起來不像是全無根據的流言，大體上都是說皇帝和他寵愛的鄭貴妃想要找機會廢掉現任太子，改立鄭貴妃親生的皇三子福王朱常洵。有些流言甚至有鼻子有眼地勾勒出鄭貴妃一黨陰謀活動的各個環節，讓太子宮中的上下人等聽了難免有些不寒而慄的感覺。
雖說是處在有點朝不保夕的焦慮之中，但年還得過，而且得到一個兒子畢竟還是令人高興的事情。太子這年已經二十九歲（按本書中所提到的年齡，除特別指出者外，均系當時習慣使用的虛歲），正妻太子妃郭氏沒有生育過子女，另外幾個侍妾卻為他生了不少兒女。這最近一個出生的兒子排行第五，生母是在太子宮中地位相當低微的一個小妾劉氏。生母地位的微賤和在兄弟排行中的劣勢似乎決定了這位新出生的小王子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遠大前程。根據明代的宗室封爵成例，如果朱常洛最後終於坐上了皇帝的寶座，他的全體兒子除了由最年長的繼承帝位之外，都要封為親王，但也僅只是親王而已，照例要遠徙他鄉，嚴禁干政。由於這樣的原因，慈慶宮裡趁著過年的機會，為這次弄璋之喜小小地慶祝了一下，但比起當年朱長洛的長子朱由校出生時張燈結綵的一番熱鬧相差得很遠，紫禁城中其他宮廷院落裡忙碌著的人們對於這件事也沒有引起什麼注意。
小王子正好在立春這一天出生，如果是在民間，或許會因此得到一個「春生」之類的乳名。但皇家體制森嚴，沒有民間那些世俗的習氣，在這個男孩出世後不久，宗人府就根據太祖皇帝欽定的子孫排行字序為他擇定了一個鄭重其事的嘉名，叫作朱由檢。
在幼年，小王子朱由檢一直生活在一種沉悶而又冷峻的氣氛中。太子地位不穩定造成的人心惶惶使東宮中的姬妾、宮女和太監們寧可明哲保身，盡量少出頭少說話；前途的莫測又加劇了宮廷中本來就層出不窮的鉤心鬥角、相互仇視和中傷。這位小王子也算是命途多舛，他的生母劉氏並沒有因為給太子生了兒子而母以子貴起來，反而在哺育兒子的期間遭到太子的冷落與厭惡。劉氏為此鬱鬱寡歡，竟然積鬱成疾，在她的兒子才只虛歲五歲（實際只有三周歲）的時候，就拋下了親生骨肉，死了，當時只有二十三歲。
小王子自有乳母餵養著，而且太子還指定了一位寵妾李選侍（康妃）作為這第五個兒子的直接監護人。但缺乏生母之愛還是給這小王子心靈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十幾歲上，他受封為信王，曾經留意向宮中的老太監打聽：「聽說生母劉老娘娘葬在西山申懿王墳附近，你知道嗎？」老太監說知道，他就拿出銀兩，祕密派人前去祭奠。後來登上帝位，他隆重地追封生母為孝純皇太后。此後，又急切地想要找人畫出生母的遺容——因為無論他對於親生母親怎樣思戀懷念，卻沒有辦法靠著幼時的記憶為自己提供一個具體的形象。後來仍然是由幾位老太監在宮中選擇了一個相貌較為相似的宮女做模特，再憑著回憶指點，總算繪出了一幅劉太后的遺像。他的外祖母劉老夫人那時候還健在，見到畫像認為也還說得過去。崇禎帝對著遺像大哭了一場，才算了結了自幼留下的遺憾。
太子朱常洛總共有過七個兒子和十個女兒，分別出自他的一大批侍妾，但這十幾個兒女中的大多數都在嬰兒時期就夭折了——宮中雖然奢華富有，醫療衛生條件卻並不比民間好多少，嬰幼兒的死亡率極高，哪一位龍子龍孫或是金枝玉葉能夠堅持到長大成人，全憑運氣。在朱由檢童年的生活中，可以算得上兄弟夥伴的只有大哥朱由校（後來的天啟帝）、三哥朱由楫，以及後來封為樂安公主、遂平公主和甯德公主的三位小妹妹。但幾個兄弟都被各自的生母或是養母把持著，作為日後興旺發達的政治資本，每個人身邊又都簇擁著一大群宮女太監，相互間基本上沒有什麼交往，也沒有機會像百姓家的小孩子那樣集合在一起玩耍打鬧。對於一個孩子來講，沒有童年的夥伴，本來就十分寂寞難耐的深宮生活更顯得沉悶無聊。
在生母劉氏死後的第二年，也就是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慈慶宮裡卻突然發生了一件引起極大轟動的事件，打破了深宮的沉寂。
那年五月初，宮裡正在忙著準備過端午節的時候，一個手持棗木梃的中年男子不知怎麼混進了東華門，突然竄到慈慶宮的門前。此時太子正好沒有住在宮裡，因而宮門的防衛不嚴，在慈慶宮守門的只有兩個六、七十歲的老太監。那漢子不顧門衛的阻攔，用木棍打傷了值班的兩個老太監，徑直闖進宮裡，到了正殿前才被蜂擁而上的太監們制服。闖宮的漢子立即被押送到刑部進行審問，得知，此人名叫張差，三十五歲，是薊州（今天津市薊縣）一個無家無業的遊民，平日靠砍柴賣草為生，至於這次闖宮的目的和背景，他交代得語無倫次，前後齟齬。在歷史上，各朝各代這類莫名其妙的擅闖宮禁事件層出不窮，大體上以精神或是智力方面有缺陷的瘋傻人員居多。初審的刑部司官們也就依照瘋子闖宮的途徑，在所錄供詞中強調主犯的「按其跡，若涉瘋魔」，希望就此了結此案。但這一次的事件（後來被稱作「梃擊案」）因為涉及了太子地位不穩這個極其敏感的背景，立刻就引起了朝廷上下猜疑四起，終於糾集成了一個解不開的政治死結。
朱由檢的祖父萬曆帝有八個兒子，但沒有一個是正宮皇后所生，按照傳統的宗法制繼承原則，「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皇長子朱常洛才被立為太子，成為法定繼承人。朱常洛的母親本來是萬曆帝生母李太后宮中的一個宮女，生出這位皇長子完全是事出偶然，並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寵愛。萬曆帝喜歡的是鄭貴妃，兩個人情意綿綿，而且那愛情持久、執著，至死不渝。鄭貴妃也為萬曆帝生過兩個兒子，皇三子常洵和皇四子常治（另有一個皇二子少年即夭折）。萬曆帝很想立鄭貴妃所生的常洵為太子。這樣，皇帝的意圖就同傳統的禮法發生了激烈的衝突。
不論儒家的經典理論還是列祖列宗的實踐，都明確規定了「無嫡立長」的繼承原則。對於儒學的信徒和皇朝的忠臣來說，這一原則具有絕對真理的性質。但是皇帝竟然想違背這一原則，在朝臣看來，就是溺於私情，很不光彩，很不道德，而且對於政治局勢有著極大的破壞性。為了伸張天理，也為政治的穩定，朝臣們同皇帝的荒謬意圖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因為事關太子的確定，而太子是嗣君，被認為是國家之根本，所以這場鬥爭被稱作「國本之爭」。這「國本之爭」大約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起直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光宗繼位，前後斷斷續續地鬧了三十多年，給明代後期的政治生活帶來了極深遠的影響。
在「國本之爭」中，堅決站在立長原則一邊，同皇帝進行無情鬥爭的，是一群在朝廷中雖然地位不太高，但是勢力浩大，自命為「正人」、「清流」的文官官僚。由於這個集團中的首腦人物顧憲成等人曾在家鄉無錫的東林書院中聚眾講學，當時又稱他們為東林黨人。
早在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去職的吏部郎中顧憲成與他的好朋友高攀龍、錢一本等人就在無錫宋代的東林書院舊址聚眾講學，一時名聲大噪。許多在野的士紳聞風向附，以至於書院的學舍常常擁擠不堪。東林書院名義上是探討經義，講求學問，真正關心的卻是時事政治，在書院的楹聯上也分明寫著：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東林書院在學術上高談性理，以維護和發揚光大程朱理學為己任，提倡「存天理，滅人欲」。他們認為，明代自中葉陽明學興起，程朱理學就開始衰微，於是人心世道都變得越來越壞，因而需要在士大夫中大力宣導光復理學，恪守儒家正統道德，用天理來糾正人心的偏差。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們對於自張居正以來出現的內閣集權的傾向非常不滿，以為內閣的「擅權」造成小人爭權競進，嚴重損害了士大夫階層的整體利益，也給國家和天子的權益帶來損失。有一次顧憲成去拜訪內閣大學士王錫爵，王錫爵對他說，近來朝中有一件怪事，「內閣以為對的，外論必以為非；內閣以為不對的，外論必以為是。」顧憲成卻回答說：「外間也有一件怪事，外論以為對的，內閣必以為非；外論以為不對的，內閣必以為是。」兩個人相對一笑而罷，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上的對立卻表露無遺。
東林書院的主持者和參與者以及在全國各地同他們志趣相投、聲氣相通的人，再加上他們在朝野上下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逐漸形成了一個宗派。大體而言，這個宗派中人多是些注重道德修養的正人君子，在政治生涯中一般卻並不太得志。既然有了宗派，他們在有意無意間就會利用各種手段為自己的宗派爭取利益，特別是政治權力，於是展開了一系列的政治鬥爭。那些對東林宗派很不以為然的人就送給他們一個名目，叫作「東林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