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錯不在我：美國重量級心理學家聯手出擊，探究人類最危險的心理機制，為什麼我們會替愚蠢的信念、錯誤的決定和傷人的言行辯解？【經典紀念版】

作者簡介

卡蘿．塔芙瑞斯（Carol Tavris）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講師和作家，屢獲殊榮。長期為《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科學人》等出版品撰寫心理學主題的文章。她是美國心理科學學會的成員，也是《公共利益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編委會成員。著作包括《憤怒》（Anger）和《錯估女人》（Mismeasure of Woman）等書。目前住在洛杉磯。

艾略特．亞隆森（Elliot Aronson）
全球最傑出社會心理學家之一，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百大心理學家（由心理學界選出）。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唯一獲得美國心理學會優良寫作、優良教學、優良研究三項大獎的心理學家。目前住在加州聖塔克魯茲。著有《社會性動物》（The Social Animal）、《拼圖教室》（The Jigsaw Classroom）等書。

譯者簡介

温澤元
師大翻譯所筆譯組畢，德國曼海姆大學語言學碩士，現專職譯者。譯有：《廣告教父的自白》、《大偽裝者》、《人脈複利》與《南瓜計畫》等書。

譯稿賜教：[email protected]

書籍目錄

全新增修版序　更聰明的決策、思考、看待世界
前言　無賴、蠢蛋、惡人和偽君子：他們怎麼受得了自己？

Chapter 1　認知失調：自我辯護的動力來源
如果不能撤回先前的決定，我們就會更堅信自己做的決定是對的。

Chapter 2　傲慢與偏見，以及其他盲點
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Chapter 3　記憶——自我辯護的歷史學家
我們篤定稱為記憶的東西，其實是種說故事的形態。大腦不停說故事，說著說著，故事內容通常還會有所改變。

Chapter 4　好心腸，壞科學：臨床診斷的封閉迴路
不管你提出的假設有多完美、不管你有多聰明、不管提出假設的人是誰，也不管他名聲有多響亮，如果假設與實驗結果背道而馳，假設就是錯的。錯就是錯。

Chapter 5　法律與失序
我想，對每一位檢察官來說，承認錯誤並表示：「天啊，我們竟霸占了這傢伙二十五年的光陰，快點停止。」肯定很不容易。

Chapter 6　愛情殺手：婚姻中的自我辯護
愛是最艱難的了悟：除了自我之外，世上原來還有其他真實之物。

Chapter 7　傷口、嫌隙及戰爭
他倆心高氣傲、性格暴烈。盛怒之下，有如大海一般充耳不聞、如烈火一般魯莽急躁。

Chapter 8　釋懷與坦白
一名男子長途跋涉，有事想請教國內最有智慧的大師。抵達之後，他問那位智者：「智慧無比的大師啊，幸福人生的祕訣是什麼？」智者說：「好的判斷。」男子又問：「但是，英明的大師，要怎麼樣才能有好的判斷？」大師回道：「壞的判斷。」

Chapter 9　衝突、民主與政治煽動者
人若自欺、聽信自己的謊言，終將無法分辨內心或外在周遭的真相，因而失去所有對自己與他人的尊重。失去尊重，他也不再有愛。他用激烈的情感與粗俗的歡愉，來填補缺愛的空洞、分散注意力，在暴行中墮落沉淪。這都是因為他不斷對自己與他人撒謊。

致謝
參考資料

推薦序/導讀/自序

無賴、蠢蛋、惡人和偽君子：他們怎麼受得了自己？

「我任職的政府單位很有可能犯了錯。」──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美軍於1970 年代對越南、柬埔寨與南美洲採取的軍事行動中，季辛吉因扮演特定角色而被控犯下戰爭罪，以上是他對控訴的回應。

　　「如果我們事後發現錯誤可能已鑄成。我深感抱歉。」──紐約總主教愛德華．伊根（Edward Egan）。提到有些主教未能妥善懲處猥褻兒童的天主教神職人員時，伊根這麼說。

　　「我們知道錯已鑄成。」──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執行長傑米．戴蒙（Jamie Dimon）。政府提供財務援助讓摩根大通免於破產，獲得政府援助後公司卻支付鉅額獎金給高層主管，戴蒙在談及此事時這麼說。

　　「與大眾與消費者溝通薯條與薯餅成分時，中間出了差錯。」──麥當勞（麥當勞向素食者致歉，因為他們沒有告知顧客馬鈴薯食品中的「天然調味」含有牛肉副產品。）

　　每個人都會犯錯，大家都會忍不住想替自己辯解。就算後來發現某些行為是有害、不道德或愚蠢的，我們心中也會萌生一股想推託責任的衝動。多數人在一生中做的決定，都不會影響數百萬人的生死，但無論我們的錯誤是無關緊要還是會釀成悲劇、是小規模還是殃及全國的過失，我們還是無法輕鬆講出：「我錯了，我犯了大錯。」有些人甚至根本開不了口。情感、金錢與道德層面的風險越高，我們就越難坦承錯誤。
　　自我辯護跟說謊或找藉口不同。為了平息愛人、父母或雇主的怒火，為了不想被告或被關，因為怕丟臉或丟掉工作，以及為了保有權力，我們顯然會說謊或捏造空想的說詞。不過，有罪之人向大眾傳遞自己明知有違事實的訊息（「我沒有跟那個女人發生性行為」、「我不是騙子」），跟他說服自己其實自己做了件好事，這兩者有很大的差異。前者的狀況就是在說謊，而且他知道自己是為求自保而說謊，後者則是在自我欺騙。這就是為什麼自我辯護比直截了當的謊言更強大、更危險。自我辯護能讓人相信自己已經盡力做出最好的決策。其實，仔細想想，這麼做是對的。「我盡力了，已經找不到更好的解決辦法。」「其實這個解決辦法還挺不賴的。」「我的決策都是為了國家好。」「那些混蛋是自找的。」「我的行為很正當。」
　　每個人都會用這種方式劃定自己的道德界線，並且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舉個例子，你有沒有在報所得稅時，在支出的項目與金額上動過手腳呢？沒關係啦，反正你可能也把一些支出給忘了，剛好能跟浮報的金額相抵銷，而且大家都這麼做，你不照辦豈不是太蠢了嗎？你有沒有少報額外的現金收入呢？反正政府都把納稅人的錢浪費在政治分肥的計畫上，或是用來推動那些你反對的法案，所以少報一點也沒什麼不對。你是不是曾經在上班時間，在辦公室座位上傳簡訊、回私人郵件或是在網路上購物，沒有專心辦公呢？這些都是工作的額外福利啦，而且這也是你個人對愚蠢的公司規定表示抗議的方法。再者，就算你額外完成一些工作，老闆也不會表達感激。
　　而且，在有意識地說謊唬弄他人，以及不自覺用自我辯護來自我欺騙之間，有一塊超級有趣的灰色地帶，這塊灰色地帶是由一位不可靠、自我圖利的歷史學家所主掌。這位歷史學家就是記憶。大腦在裁減、形塑記憶時，通常會帶有所謂的自我提升偏誤（egoenhancing bias），這種偏誤會模糊過往事件的輪廓、減輕罪責，並且扭曲事實的真相。研究人員訪問夫妻當中的妻子，問到她們自己做的家事比例時，她們會說：「拜託，這還要問嗎？幾乎都是我在做啊，大概有90％。」對丈夫提出同樣問題時，他們則會回答：「我做很多家事，差不多有40％吧。」雖然每一對夫妻回答的數字都不同，但雙方的比例加起來都遠超出100％。大家可能會忍不住推斷說其中一方在說謊，但丈夫與妻子的數字加起來之所以超過一百，更有可能是因為他們都在記憶中提升自己對家事的貢獻。

　　……

　　1840 年代，維也納的某座醫院面臨一個神祕難解、令大家非常恐懼的問題：院內有兩間產科病房，而在其中一間病房內，產後感染導致15％的產婦死亡。在產後感染情況最嚴重的那個月份，有三分之一的產婦喪生，死亡率是另一間產科病房的三倍。在死亡率較低的病房中，接生工作是由助產士負責。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這位匈牙利醫師提出假設，試圖解釋為什麼在院內的這間病房中，有這麼多產婦死於產後感染：接生的醫生跟醫學院學生，都是直接從解剖室到產房，雖然當時還沒有人曉得細菌的存在，塞麥爾維斯卻認為醫生跟學生手上帶了某種「致病毒素」。他請學生在進產房之前，先用含氯的消毒劑清洗雙手，產婦的死亡率因此驟降。這項措施成效驚人，而且還能拯救產婦的性命，但塞麥爾維斯的同事卻拒絕接受鐵錚錚的事實：塞麥爾維斯接生的產婦死亡率較低。為什麼他們拒絕立即接受塞麥爾維斯的發現，不願意熱烈地感謝他找到問題所在、讓寶貴的生命不會平白消逝呢？
　　加州克恩縣的警政單位，逮捕退休高中校長派翠克．鄧恩（Patrick Dunn），因為他涉嫌謀殺妻子。警方找來兩位證人進行偵訊，他們的說法互相矛盾。其中一位證人是一名沒有犯罪紀錄的女子，她沒有針對嫌犯捏造謊言的私人動機，而且她的上司跟行程紀錄也能佐證她對事件的描述。她的證詞顯示鄧恩是無辜的。另一位證人是即將入監服刑六年的職業罪犯，他與檢察官協議談好交換條件，同意出面指控鄧恩有罪。除了說詞之外，他沒有其他證據能支持自己的說法。他聲稱鄧恩有罪。警探必須做出抉擇，是該相信那名女子的說詞（鄧恩是清白的），還是罪犯的指控呢（鄧恩是兇手）？他們選擇相信罪犯，為什麼？
　　只要了解自我辯護的運作機制，我們就能回答上述問題，還能搞清楚為什麼會有人做出各種看似瘋狂、難以理解的選擇。殘忍的獨裁者、貪婪的企業執行長、以神之名謀殺他人的宗教狂熱者、猥褻兒童的神職人員，還有把親戚繼承的遺產騙走的家族成員，面對這些人的時候大家都會問：「他們怎麼受得了自己的行為？」答案是：「就跟所有人一樣，靠自我辯護來說服自己。」
　　自我辯護必須付出代價，同時也能帶來好處。如果沒有自我辯護，我們會一直陷在難堪的極度痛苦之中。我們會不停折磨自己，後悔為什麼沒有選擇另一條路，或是因為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走得跌跌撞撞而深感懊悔。每項決定造成的後果，都會讓我們在事後深受折磨：「我們的決定是對的嗎？有嫁對人嗎？有買對房子嗎？有選到最棒的車嗎？選擇的職業是正確的嗎？」但盲目無謂的自我辯護如同流沙，會讓我們陷在困境中更無法抽身。我們無法看清自己的錯誤，更遑論修改導正。盲目的自我辯護會扭曲現實，讓我們無法取得所有必要資訊、無法清楚評估局勢，更會讓愛人、親友與國家之間的嫌隙更根深柢固。自我辯護會讓我們無法擺脫壞習慣，讓罪人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更會讓許多專業人士無法改變過時的態度和做法，使社會大眾深受其害。
　　想坦然面對錯誤，我們得先了解自我辯護是種非常誘人卻危險的心理機制。在下一章節，我們會進一步探討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認知失調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心理機制，不僅讓我們有了自我辯護的行為，更能維護我們的信念、自尊跟群體歸屬。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會詳述自我辯護會造成哪些慘烈的後果：自我辯護是如何加深偏見、讓個人或機關單位更腐敗、扭曲記憶、讓專業自信變成傲慢自大、造成不公不義的現象或使其延續、令愛情變質，以及引發仇恨與嫌隙。
　　幸好，只要了解自我辯護的運作機制，我們就有辦法擊敗這種固有思維。第一步就是理解。這就是我們寫這本書的原因。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錯不在我：美國重量級心理學家聯手出擊，探究人類最危險的心理機制，為什麼我們會替愚蠢的信念、錯誤的決定和傷人的言行辯解？》。）

文章試閱

Chapter 6　愛情殺手：婚姻中的自我辯護

以下兩種情況哪一個先發生？是伴侶先對另一半感到不滿，還是先對另一半萌生負面想法？我之所以對你不滿，是因為你的人格缺陷，還是因為我認為你有人格缺陷（而非可被原諒的怪癖或外在壓力）？這顯然是雙向的。多數新婚夫妻不會在婚姻開端就想抱怨或責備對方，心理學家因此得以長期觀察夫妻的互動，看看是哪些因素，導致某些夫妻的婚姻持續走下坡。研究人員發現，負面思維和責備通常最先出現，而且無關乎夫妻發脾氣的頻率或是其中一方的沮喪感。感情融洽與感情不睦的夫妻，對婚姻中另一半的行為抱持不同看法。即使面對相同情境與行為，他們的回應方式也有所不同。
這就是為何我們認為自我辯護是謀殺婚姻的頭號嫌犯。每一位配偶都會以特定方式來解讀另一半的行為，藉此消除衝突和惱人的事引發的失調。而他們選擇的解讀方式，會讓他們開始從金字塔頂端往下走。選擇踏上羞辱與責備之路的人，最後會開始重寫婚姻故事。在改寫婚姻故事的過程中，他們會進一步尋找證據，來支持他們對另一半越來越悲觀與輕視的看法。他們不會再試著將婚姻中負面的面向縮小，而是過度強調這些部分，努力尋找能佐證新版婚姻故事的各種證據。新的故事逐漸成形，丈夫和太太會私下或跟同情他們的友人不斷重述演練自己建構的敘事，接著開始對另一半的優點視若無睹，對這些當初讓他們愛上對方的特質視而不見。
高特曼發現，只要「魔術比例」低於五比一，夫妻就會開始重寫愛情故事。魔術比例指的是，在佳偶的婚姻關係中，正面互動（例如表達愛意、感情與幽默）是負面互動（像是表達不耐和抱怨）的五倍。這跟夫妻的情緒是否起伏動盪無關。不管夫妻是一天吵十一次架，還是情緒平穩、十年才起一次口角，都同樣適用這個比例。比例才是關鍵。高特曼發現：「情緒波動較大的夫妻，可能會時常對彼此大吼大叫，但他們會花五倍的時間來表達愛意、修補關係。比較安靜、偏好迴避爭執的夫妻，或許不像另一種夫妻那樣展現這麼多激情，但他們批評對方或表達輕蔑的情況也非常少，所以比例一樣是五比一。」比例等於或高於五比一的時候，婚姻關係中的認知失調，通常都會以正向的方式被消除。社會心理學家阿亞拉．派因斯（Ayala Pines）在一份探討婚姻倦怠的研究中，描述名叫艾倫（Ellen）的已婚婦女是如何消減認知失調、解釋丈夫沒有送她生日禮物的事實。艾倫對派因斯說：「我對老公說，我真希望他在我生日的時候有送禮物，不管送什麼都好。我通常會這樣直接對他說出我的想法。表達自己的渴望和需求時，我就在想，能這樣自在坦率跟他分享我的所有感受，甚至是負面的情緒，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啊……剩下的負面感受就讓它過去吧，再也不重要了。」然而，假如正負比逐漸往負面情緒的方向偏移，夫妻就會以另一種可能導致感情更淡薄更疏離的方式，來解決相同事件造成的失調。在研究中，看看派因斯描述在面對使艾倫不悅的事件時，另一位婚姻不幸福的女子唐娜（Donna）是如何反應。丈夫沒有送生日禮物，艾倫決定接受事實，認定丈夫永遠不會像比爾．蓋茲那樣大方給予，唐娜則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解讀丈夫的行為：

造成我決定離婚的幾件事情中，其中一件就是我的生日。生日對我來說意義重大。生日當天一早，我六點就接到一位表親從歐洲打來的電話，說是要祝我生日快樂。有人在遙遠的彼端，卻不怕麻煩特地打電話祝賀。但我老公就坐在旁邊聽，連祝我生日快樂也沒說……當下我突然頓悟，發現原來真正愛我的人這麼多，身邊卻坐著一個不在乎我的伴侶。他一點都不重視、不愛我。如果他有把我放在心上，就不會這樣對我。他會想替我做些特別的事。

唐娜的老公確實有可能不愛她、沒把她放在心上。當然，我們無從得知他對生日禮物一事有何說法。或許他多年來試著送唐娜生日禮物，但她每次都不滿意。不過，多數人大概不會因為少收到一份生日禮物而決定離婚。由於唐娜認定老公的行為無法改變，也無可忍受，她現在將他的每個舉動和行為，視為「他不在乎我、不愛我」的鐵證。比起多數配偶，唐娜的確認偏誤更明顯。她對派因斯說，每次老公做出讓她失望或憤怒的事，她就會把這些事寫進「憤怒之書」中。憤怒之書記載的事蹟就是她搜集的證據，她需要用這些證據來合理化離婚的決定。
婚姻關係陷入谷底時，夫妻雙方也會開始改寫自己的記憶。在這個階段，夫妻雙邊的動機是不讓負面事件就這樣過去，而是使這些事件浮出檯面。夫妻會開始扭曲過往事件，甚至是將其徹底遺忘，來證實他們內心的懷疑：我跟一個全然陌生、而且還不怎麼迷人的對象結婚。臨床心師茱莉．高特曼（Julie Gottman）治療一對彼此怨懟的夫妻，她問：「你們是怎麼認識的？」妻子輕蔑地說：「在學校認識的，當時我還以為他很聰明。」透過扭曲記憶，她宣稱自己當初選擇跟他在一起的決定是對的，錯的人是她先生，是他當初騙了她，讓她誤以為他很聰明。
約翰．高特曼觀察後說：「我發現一對夫妻重述交往經歷的方式，最能精準預測婚姻的走向。」早在夫妻意識到婚姻岌岌可危之前，他們就開始改寫歷史了。高特曼跟研究團隊找來五十六對夫妻進行深度訪談，並且得以在三年後追蹤其中四十七對的近況。初次進行訪談時，沒有任何一對夫妻有分開的打算，但研究團隊當時就精準預測三年後哪七對夫妻會離異（在剩下的四十對中，研究人員預測有三十七對會繼續在一起，準確率還是高得驚人）。在第一階段的訪談中，那七對夫妻已經開始重新改寫歷史。他們描述的故事聽起來都相當沮喪，其中更帶有確認此觀點的細節。他們對高特曼說自己之所以結婚，並不是因為彼此相愛、無法分開，而是因為婚姻看似「理所當然的下一步」。已經離異的夫妻如今回想當年，表示結婚的第一年充滿沮喪和失望。一位即將成為前夫的男子說：「很多事都出了錯，但我不記得到底是哪些事。」感情和睦的夫妻則將同樣的難題稱為「小摩擦」，以幽默且情意十足的方式，得意地將這些小摩擦視為他們成功克服的挑戰。
為了合理化自己的決定，記憶會發揮修正力量，而許多夫妻在離婚後，通常都已不記得當初結婚的理由了。這就像他們的腦葉在沒有開刀的情況下被切除了，斬去兩人對彼此的甜蜜情意和快樂回憶。我們常聽人說：「結婚後過一個禮拜，我就知道自己犯了嚴重的錯。」「那你們怎麼會生三個小孩，還在一起二十七年？」「我也不曉得，應該是覺得自己有義務這麼做吧。」有些人顯然是在清楚權衡婚姻現階段利弊之後才決定分開，但是對多數人來說，離開的決定卻充滿針對歷史的改寫以及降低失調的手法。這怎麼說？因為即使問題沒有改變，辯解的理由也會隨著其中一方或雙方是否決定分開而改變。只要夫妻決定留在差強人意的婚姻關係中，他們就會以支持決定在一起的方式來消減失調：「其實也沒那麼糟。」「其實很多人的婚姻更糟，或者也沒好到哪去。」「雖然忘記我生日，但他還是有做很多事來表達對我的愛。」「雖然我們的關係有些問題，但基本上我還是愛她。」然而，當關係中的其中一方或雙方開始考慮離婚時，他們就會以支持決定分開的方式來消減失調：「這段婚姻真的很糟。」「很多人的婚姻都比我們更幸福。」「他忘記我生日了，這代表他不愛我。」經過二、三十年的婚姻後，許多決定分道揚鑣的夫妻會丟出這句無情的評語：「我從來沒愛過你。」

……

根據認知失調理論，我們能預測最需要替分開的決定辯解的，是那些起先對離婚這一步感到最矛盾，或是對自己的單方面決定感到最內疚的人。反過來，被拋棄的那一方認為自己遭到殘忍、不公平的對待，想對提離婚的人復仇，所以也會迫切地想替復仇行為辯解。為了佐證自己重新改寫而成的婚姻故事，雙方都會從記憶中挖出支持自己說法的事件，並舉出近期的糟糕案例，來說明對方的惡劣行徑，前夫或前妻因此成了十惡不赦的壞蛋。藉由自我辯護，矛盾心態轉化成篤定之情，罪惡感則成了憤怒。愛情故事已然成為仇恨之書。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錯不在我：美國重量級心理學家聯手出擊，探究人類最危險的心理機制，為什麼我們會替愚蠢的信念、錯誤的決定和傷人的言行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