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以愛為名的暴力：親密關係下被隱藏的傷痕

作者簡介

姓名：瑞秋．路易斯．斯奈德Rachel Louise Snyder
文章可見於《紐約客》（The New Yorker）、《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與《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等刊物。其他著作包含《逃亡的丹寧產業：無國界的全球貿易下，關於工人與牛仔褲的動人故事》（Fugitive Denim: A Moving Story of People and Pants in the Borderless World of Global Trade），以及小說《我們失去的不算什麼》（What We’ve Lost is Nothing）。
她曾以廣播節目《美國人生》（This American Life）中的報導榮獲海外新聞獎（Overseas Press Award）。本書《親密關係暴力》也獲得盧卡斯進步獎（J. Anthony Lukas Work-in-Progress Award）的肯定。斯奈德在美利堅大學擔任副教授，現居華盛頓特區。
Twitter：@RLSWrites

相關著作：《親密關係暴力：以愛為名的虐待與傷害》

譯者簡介

姓名：張馨方

政大阿語系畢，英國愛丁堡翻譯研究碩士。現為自由譯者，作品包括《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漬測驗》、《脂肪的祕密生命》、《俄羅斯方塊：從誕生、版權之爭到風靡全球的故事》等。譯作賜教：[email protected]。

書籍目錄

推薦序　台灣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撥雲見日讀秒（姚淑文）
序言

第一部　終點
小瘋子
形影不離的姐妹
他藏在心中的想法
爸爸每次都能活下來
一隻熊正朝你撲來
你愛的人將置你於死地
然後，他們祈禱
我再也無法在這裡生活
體制、意外與事件
下一步是什麼

第二部　起點
贖罪
目睹魚缸裡的暴力
致命危險俱樂部
處於社會頂端的家暴者
陰魂不散的心魔
超級英雄的膝蓋
大徹大悟的季節
暴戾之徒

第三部　過程
填補縫隙
居家庇護
防患未然
令人窒息的家庭暴力
子彈上膛
真正的自由
幽影

作者的話
後記
鳴謝
注釋
附錄　台灣家庭暴力防治資源

文章試閱

你愛的人將置你於死地

　　二月在底特律郊區的一個寒冷早晨，賈桂林．坎貝爾（Jacquelyn Campbell）站在廣闊的講堂裡，身後的三個大螢幕讓她的身型顯得渺小。這天早上她從位於巴爾的摩（Baltimore）的家趕來這裡，向上百名觀眾講述她三十年前提出的「危險評估」（Danger Assessment）量表。起初，「危險評估」量表是為了幫助健康照顧人員識別急診室裡的潛在家暴受害者，到了今日，或許已經是判別親密伴侶的攻擊、家暴的處置方式與受害者意識最重要的一項工具。受害者在「危險評估」中所給出的答案，將決定事情接下來的發展：不論是加害者遭到逮捕、進入訴訟、被判有罪，或是受害者提出控告、被送進收容所、展開一整套法律程序。這往往將確定一個更嚴峻的結果：某人將是死還是活。「危險評估」改變了我們理解與看待美國及其他國家中親密伴侶暴力的過程。它突破了文化與政治藩籬，獲得許多人的採用，特別是警方、檢方、法官、反家暴人士與健康照護工作者。這影響了相關的研究與政策，並拯救了無數的生命。

　　坎貝爾身材高挑，舉止優雅，身穿花呢外套與黑色襯衫，留著一頭深紅褐色捲髮，脖子上戴有一條沉甸甸的項鍊。她說話的語氣始終蘊含笑意，像是公共廣播電台的主持人不得對聽眾報告一個壞消息，但聲音依舊撫慰人心那樣。倘若有人告訴你母親病重或愛犬過世的消息，你會希望對方有這種聲音。她正在談論家庭中的暴力，談論人們加諸在彼此身上最糟糕的事情，但她的聲音散發出堅定，就像治療師向你保證你會沒事的那樣。她告訴觀眾，光是密西根，一個月（二○○七年一月）就有八十六名婦女與五名兒童遭到殺害。其中許多受害者是現場觀眾都知道的人。

　　與會者齊聚於此談論家庭暴力，有制服與便衣警察、地區檢察官、檢察官，還有反家暴運動人士、心理健康諮商師、健康照護工作者與收容所志工。坎貝爾準備的幻燈片呈現了一個又一個血淋淋的家暴數據：美國非裔女性第二大死因，美國本土女性第三大死因，白人女性第七大死因。

　　坎貝爾表示，美國每年有一千兩百名受虐婦女遇害身亡。

　　那項數據不包含孩童，也不包含先殺了伴侶再自殺的虐待者——也就是我們每天在報紙上看到的殺人後自殺案件。這也不包括同性交往關係，其中任一方可能並未「出櫃」；不包含其他家庭成員，像是姐妹、姨嬸╱伯母╱舅母、祖母╱外婆，這些親戚通常也會跟主要受害者一同遇害；更不包含無辜的局外人，例如德州那二十六名跟犯案人的岳母一同在教堂裡做禮拜的人們，或是威斯康辛州那兩位無辜遭到客戶前男友殺害的芳療中心員工。這些名單數也數不清。此外，這也不包含未揭發殺人犯的司法轄區，因為殺人犯的舉報須透過聯邦調查局增補殺人犯舉報資料（Supplemental Homicide Reporting Data）的機制自願進行。因此，每年有多少人因為家暴而死？有多少外人、其他家庭成員與自殺的加害者喪命？有多少受害者再也無法忍受折磨而自盡？諸如受害者掉出車外、墜落懸崖或開車撞樹等意外，事後證明根本不是意外，而是永遠無法歸類的悲劇。
　　在這座講堂裡，坎貝爾跟觀眾們一樣都抱持信念，都瞭解家暴的運作基礎。其中許多人切身體認到這些數據，他們看到的不是數據，而是真實的面孔——受困於這個看似沒有出路的暴力循環中的女性、男性與兒童。坎貝爾述說不久前一名二十六歲女性在馬里蘭州遭到十七歲男友殺害的故事。在當地，殺人案是產婦死亡的主因。坎貝爾指出，紐約市與芝加哥也是同樣的情況。我們不必擔心外國軍隊、國際恐怖主義分子與酒駕者會奪走我們的生命，因為我們殘殺彼此的效率極高。

　　馬里蘭州這對分別為二十六歲與十七歲的情侶有一個兩個月大的孩子，女方之前已與另外三個男人生了三個孩子。她五歲大的孩子親眼目睹她遭到槍殺，不斷驚恐大叫。另外兩個還在學步階段的幼兒從房間裡跑出來，也看到了這一切。三個年紀還小的孩子身心重創，剛出生的幼兒失去了至親。其中一個孩子曾遭到生父虐待。遇害的那位女性本身在兒時也遭到父親的虐待。那位十七歲少年從小遭受恐怖凌虐，搬出父母家已五年。長年與跨世代的虐待層層交疊，造成了這起案件。

　　坎貝爾與其他人一同探究這四個孩子的後續情況時，得知那名新生兒交由已故母親的父母扶養，其中包含小時候虐待女兒的父親。另外三個孩子全都由虐待者扶養。這位十七歲少年服完十二年的謀殺刑期出獄後，有可能會接管那個新生兒的監護權，到了那時孩子已屆青春期。就這樣，虐待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家庭裡無限循環。坎貝爾說，他們告訴馬里蘭州的官員，「〔二十年後〕我們會再研究跟這些孩子有關的另一起案件……」州代表猶豫了一下，向坎貝爾表示他們沒有興趣瞭解之後可能發生的事情，也不在乎目睹虐待過程的孩子們長大後會如何重複這樣的循環。他們想立刻得到答案。他們想知道現在可以做什麼事情。然而，未來才是坎貝爾關注的重點。
　　「這是從預防角度出發的長遠之計。」她說。如何教導人們扶養小孩而不虐待小孩，如何建立一個制度來幫助兒童與為人父母，並提供高階、密集的諮詢。即使在父親或母親遭到謀殺後，孩子通常也很幸運，只有一次心理健康諮詢的預約。

　　坎貝爾說這是好消息，有幾位觀眾笑了，因為直到現在，實際的情況依然殘酷。坎貝爾說，「具有完善的家暴防治法規與資源」的那些州，男性與女性遭到伴侶殺害的可能性比較小，尤其是男性。你沒看錯，是男性。他們發現性別是數據出現差異的關鍵。她向觀眾表示，男性死亡人數較少的州，警方能妥善處理這種情況、定有完備的保護法規，也為受害者提供完善的資源。換句話說，「受虐的女性比較不會認為，除了殺死對方之外沒有別的出路」。事實上，自一九七六年以來，遭到女性伴侶殺害的男性人數少了將近四分之三。

　　坎貝爾的意思是，在一些州，受虐女性不必走上謀殺伴侶這條路才能重拾自由。雖然沒有全國性的數據，但一些州蒐集了這項資料。以紐約為例，二○○五年有三分之二遭到監禁的女性在殺害伴侶之前飽受對方的虐待。不過在今日，許多州的法律依然禁止受害者藉長期忍受伴侶施暴一事來為自己辯護。我採訪過因為犯下一級謀殺罪而在北卡羅萊納州服刑的拉蒂娜．雷（Latina Ray），她表示自己忍受了超過十年的虐待。她的伴侶出手毫不留情，導致她右眼完全失明，但她的案件從未徵引這段長期受虐的歷史。在拿伴侶的槍射殺他之前，她一直是個奉公守法的好公民，連交通罰單幾乎都沒收過。在罪犯檔案照片中，她容貌清秀，有著黃褐色皮膚與一隻殘廢的眼睛。

聽著坎貝爾的演說，我想起受害者家屬最常問的問題。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要怎麼知道遺漏了什麼事情？

　　然而，這其實不是家屬的問題。當然，他們應該提高警覺，而坎貝爾指出，受害者有時的確會向朋友或家人透露實情。但是，還得考慮另一個族群；半數以上的殺人案受害者都曾在某個時間點接受健康照護的專業治療，也就是尋求坎貝爾這類專家的協助。不只是到醫院急診室，也包含初級保健醫生、婦產科醫生及其他專科醫師。這些專業人員往往是第一個或唯一一個與潛在殺人案受害者互動的人。我想起莎莉懷疑洛基將性病傳染給蜜雪兒時帶她去看病的診所。雖然《健康保險可攜性及責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禁止醫事人員洩漏蜜雪兒的任何隱私，但眼前的狀況已使他們開給她抗抑鬱劑。他們還看到了什麼？他們可能遺漏了什麼？他們有看出蜜雪兒遭到施暴嗎？一個育有兩個孩子的二十三歲媽媽來做性病檢查，而且精神狀況看來需要抗抑鬱劑的介入，這明顯警示了她的生活需要更深入的探查。

　　坎貝爾說，她看過一名女性的檔案，這位受害者太陽穴中彈而喪命時，手臂上打了一個石膏。警方的調查報告或她中彈後被送去急診室的醫療紀錄中，皆未提到家暴的事實。但她手臂打了石膏！那是怎麼來的？根據那份檔案，甚至沒有任何人問起這件事。坎貝爾接觸過的另一位女性遭到施暴者射傷而癱瘓，但她出院後還是回到了對方身邊。她問那位女性是否曾被轉介給家暴防治機構，對方回答沒有，但如果之前有這個機會，她很樂意接受。她會回到伴侶身邊，是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照顧她。坎貝爾得知後非常憤怒，她到那位女性當初就診的醫院創傷部瞭解之前的情況，而據說那裡的人員表示，他們沒有時間評估家暴的嚴重性。坎貝爾拿出該單位為那位癱瘓的女性開立的治療證明，直指上頭寫的遭丈夫射傷那幾個字。

　　中場休息時，觀眾們查看手機、補滿咖啡。我問其中一位警官怎麼會來聽演講，他說他所屬的奧本山鎮（Auburn Hills）鎮長最近要求家暴防治的相關單位採取更有效的行動。他們參加了一些訓練，像是這場演講說明的「危險評估」量表。一週前，他們接受了如何辨別受害人遭到勒傷的訓練。之後，坎貝爾演說到一半時停下來，對著觀眾席中的兩名制服警官說：「謝謝你們盡力保護女性的安全。」

　　演說結束後，一些觀眾在中央走道排成一排，有人想要當面感謝她，有人想要跟她訴說自己的親身經歷，或是感謝她的研究不只拯救了一般人的「生活」，也救了某個特定對象的生命。有一名女性想感謝素未謀面卻幫了許多忙的她，還有一個孩子若不是因為坎貝爾的幫助，就必須在沒有母親的情況下長大。如果家暴防治領域也有所謂的名人地位，那麼坎貝爾實至名歸。

　　坎貝爾起初在戴頓（Dayton）的一間學校擔任護士。儘管她照顧的對象都是女生，但大多數的學生她都認識，不論男女。意外懷孕的女學生會到辦公室跟她深談自己的生活，訴說自己別無選擇與生活失去了動力，訴說她們不覺得自己有辦法掌握這樣的生活。因為職務關係，她知道城市各地的社會服務機構，有時她會打電話與諮商師討論這些女學生遇到的問題。一位名為安妮（Annie）的少女來找坎貝爾，她說自己懷孕了，而父母不斷折磨她。坎貝爾對安妮有一種特別的親近感，她隱約感覺到兩人很投緣，但不太知道該如何協助她。跟少女在一起的青少年泰隆（Tyrone）也是坎貝爾從小看到大的孩子，但她在得知安妮懷孕之前，並不知道他們是一對。「他很有魅力，很討人喜歡。」坎貝爾如此評論泰隆。「很可愛的男生。」泰隆當然還沒準備好許下終身承諾，而安妮在家受盡苦楚，因此她設法獲得了社福援助，獨自搬進一間公寓。她離開了學校，但仍跟坎貝爾保持聯絡，不時會向她更新近況。坎貝爾有時也會詢問另一位在高風險未婚少女計畫中輔導安妮的諮商師。她祈禱安妮可以找到出路，展開精彩的人生。

　　之後，一九七九年某天，安妮的諮商師致電坎貝爾說她有一些消息。安妮被泰隆刺了十幾刀，傷重不治。坎貝爾聽了非常震驚，心痛不已。她做了所有人在這種事件發生後都會立刻做的事情：試圖弄清楚自己疏忽了什麼事，想著原本可以如何干涉來阻止這件事情發生，不明白事情怎麼會惡化到這種地步。她出席了安妮的葬禮，努力壓抑悲痛的情緒。後來，她回想起有幾次曾經看過安妮眼部瘀青，想起她兜著圈子迴避家暴的問題，只約略地說了「我們處不好」或「我們之間有問題」這類的話。安妮不知該如何表達，而當時坎貝爾也還不清楚暴力的語言。安妮說了，但坎貝爾沒能理解其中的含義。她感覺像是肚子被人揍了一拳般地難受。她以為自己只能透過傾聽與陪伴來幫助安妮。「假如當時我機警一點，有再多問她幾句就好了……」她說。她後悔當初不夠機敏，沒有持續關心安妮的狀況，沒有追問她細節，還有因為擔心窺探她的隱私而沒有深入調查。

　　於是，她的職業生涯都在努力探究該問受害者怎樣的問題。

　　坎貝爾一向對公共衛生感興趣，但在這方面除了隱約的掙扎之外，並無遠大的事業目標。當護士很好，但她總覺得自己可以再做得更多。她希望做更多事情。她跟著當時四處出差的丈夫待過戴頓、底特律及羅徹斯特（Rochester）。出於對公衛的熱情，她開始在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攻讀碩士學位。坎貝爾的口試委員給了一個模糊的指令，要她「深入群體與推動防治」。她想像這是要推行某種運動，像是呼籲人們坐車時繫安全帶等等。

　　口試委員指派的任務改變了她的一生。

　　坎貝爾念研究所時，學界有關家暴殺人案的文獻寥寥無幾。她想起當護士的期間，那些女學生說到未來時那種無奈消極的心情，因此決定，也許可以來研究年輕非裔女性的主要死因是什麼。「那時我想像自己之後會教導那些女性怎麼做乳房檢查。」她說。然而，她驚訝地發現該族群的主要死因是殺人案。謀殺？怎麼會有這麼多年輕的非裔女性死於謀殺？5

　　坎貝爾仍與之前在戴頓任職的學校的一些學生保持聯絡，因此她選擇將這些如今二十出頭的非裔女性作為研究的「群體」。她在約翰霍普金斯護理學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Nursing）的辦公室裡對我說，在公共衛生領域，研究的起點是死亡率的數據。辦公室外面，有幾名研究生席地坐在名為「暴力抽屜」的文件櫃旁，等著跟她面談。她還記得讀研究所時，她試著向口試委員們解釋殺人犯的臨床數據非常少，因此他們要她自己進行調查。在攻讀碩士與後來念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博士班的期間，她研讀了戴頓、底特律與羅徹斯特警方所製作的殺人犯檔案，同時到多座城市訪問受虐婦女。她漸漸觀察出特定的模式，這些模式在今日看來顯而易見，但當時沒有人仔細測度。

　　突然間，坎貝爾量化出當時基本上仍然只有理論依據的論述，例如，家庭殺人案唯一面臨的最大風險是之前的家暴發生率。（她最初研究戴頓的警方檔案所得到的結果顯示，五成的家庭殺人案受害者在遇害之前，曾因家暴事件而至少接受過警方探訪一次。）他們面臨危險的程度依照特定時間而變動。危險度在受害者試圖離開施暴者的當下激增，並在接下來的三個月維持高峰，再來的九個月則微幅下滑。一年後，危險度大幅降低。因此，或許不必讓洛基．莫澤坐牢一輩子；只需要將他關得夠久就好。蜜雪兒需要時間整頓生活好養活自己與小孩的同時，洛基也需要時間慢慢瞭解，即使蜜雪兒不在身邊，他也能繼續過生活。坎貝爾認為，某些看似隨機發生——譬如突然爆發——的事情，其實是可以被量化與歸類的。在坎貝爾訪問過的女性中，至少有半數未能意識到自身處境的嚴重性，而她指出，這個事實到了今日依然存在。

　　即便對於那些明確意識到、或者隱約感覺情況不對勁的受害者（如蜜雪兒．孟森．莫澤），也絕對需要徹底顛覆一直以來的認知，才能夠想像你深愛或曾經深愛的這個人，與你有愛的結晶、承諾相守一輩子及共度生活中大小事的這個人，其實會真的奪走你的生命。愛正是家庭暴力與其他犯罪行為的不同之處。交往的兩個人對彼此與世界宣誓，你是我最重要的人。然後，這段感情怎麼突然間就變得危險又致命？想瞭解箇中原因，我們必須在心理、理智與情緒上突破想像的界限。「面對你愛的人意圖置你於死地的這種創傷，」聖地牙哥反家暴的頭號倡議人士蓋兒．斯特拉克（Gael Strack）問道，「你該怎麼活下去？」

　　經過這些年，坎貝爾識別了二十二個高風險因素，當這些因素無止盡地隨機組合，便預示了殺人案的發生。其中一些風險因素範圍廣泛，譬如藥物濫用、持有槍枝或嫉妒成性；其他則是特定行為，譬如死亡威脅、勒脖與性侵。其他如與親朋好友斷絕來往、育有與前任伴侶生下的孩子、懷孕期間受到施虐者的自殺威脅或暴力對待以及跟蹤行為，全都會讓情況變得更加致命。另外也包含持有槍枝毒品或酗酒及控制日常作息，還有威脅孩子、毀壞財物，以及受害者在一年內曾經嘗試離開的舉動。坎貝爾判別的唯一經濟因素是長期失業。她指出，許多這些後期的徵兆不會導致暴力，但可能會讓極度不穩定的情況變得致命。重要的不是單一因素的出現，而是多項因素的特定組合，其中每一個因素在測度中都占了不同的比例。她請受害女性填寫事件的時間表，等於是替虐待行為編寫目錄，如此一來就能夠自我觀察情況是否惡化。（坎貝爾說，很多人做了「危險評估」量表卻沒有記下時間，這樣會錯失情況惡化的重要資訊，並且無法在認清自身處境的全貌後採取有效行動。事實上，我在全國各地看過許多份「危險評估」量表，填寫對象從警察到倡議人士都有，但很少有人載明事件發生的時間。）

　　勒脖是坎貝爾在早期研究中指出的危險徵兆之一，但結果證明，這項因素遠比拳打腳踢之類的暴力行為還重要。在虐待的交往關係中，有六成受害者曾經遭到伴侶勒脖，這種情況往往會常年不斷出現，而絕大多數的加害者都是男性（比例為九九％）。那些被勒到失去意識的受害者，在事件之後的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時內因中風、血栓或肺部吸入異物（被自己的嘔吐物噎到）死亡的風險最高。這樣的事件有可能導致腦部損傷（輕微或重度），不只因為腦部缺氧，也是因為頭部經常連帶遭到鈍器挫傷。儘管如此，家暴受害者到了醫院急診室一般都沒有接受缺氧或腦部損傷的檢查，他們本身大多也記不太清楚事發經過，甚至往往不知道自己失去意識。這意味著，受害者很少受到正式的診斷、攻擊行為與傷害的危險性遭到低估，施暴者遭到起訴的罪名比實際的罪行來得少。

　　說到扼喉與隨之而來的問題，扼喉防治訓練學院（Training Institute on Strangulation Prevention）執行長蓋兒．斯特拉克是今日家暴防治社群中最知名的專家之一。一九九五年她擔任聖地牙哥市助理地區檢察官時，有兩名少女在「受她監管的期間」——她是這麼說的——遭到殺害。其中一名少女在遇害（在一群女性朋友面前遭到刺殺）的數週前，曾經遭到男友勒脖，而警方也有傳喚當事人。但是，她與男友到場時，收回了控訴。另一個女孩遭到勒斃與焚屍。兩名少女都曾尋求家暴防治的協助並制定安全計畫。那時，斯特拉克認為聖地牙哥是積極家暴防治的先驅。當地甚至還設有專門的家暴協調會與法院。「我們在各方面都有專責單位。」她說。

　　斯特拉克與訓練學院的共同創辦人、也是她當時的上司凱西．格溫認為自己必須為兩名少女的死負責。他們跟領域中的許多人士一樣，不斷問自己之前疏忽了哪些事情？一個社區往往會發生引人注目的殺人案，例如桃樂絲．吉安達—科特（Dorothy Giunta-Cotter）、蜜雪兒．孟森．莫澤或那兩名少女，而這些事件最終激發了改變。一夕之間湧入了大量資金，訓練與新計畫也開始推行，受害者也紛紛打電話向鄧恩、斯特拉克或坎貝爾求助。

　　斯特拉克回過頭研究三百起非致命家暴扼喉事件的檔案。她發現，扼喉事件大幅提高了家暴殺人案的可能性。但是，只有一五％的受害者身上有明顯可辨的傷口可供警方拍照存證。因此，警方往往低估了事件的嚴重性，將被害人的傷勢注記為「頸部紅腫、割傷、刮傷或擦傷」。醫院急診室也經常略過電腦斷層掃描與核磁共振掃描的檢查就讓受害者出院。如今，斯特拉克與家暴防治社群認為，家庭中大多數的扼喉事件都不為人知，而這樣的舉動往往是施暴者動手殺害伴侶之前的最後一項虐待行為。「從數據來看，我們現在知道一旦施暴者掐勒伴侶的脖子，下一步就是動手殺人了。」隸屬聖地牙哥家庭司法中心（San Diego Family Justice Center）家暴部門的聖地牙哥市警局探員兼臨床醫師希薇亞．維拉（Sylvia Vella）說，「他們不會走回頭路。」

　　一些研究人員強烈反對這種觀點。不管研究與資料怎麼說，人類的行為不可預測，有時甚至原因不明，而且數字不是絕對可靠的解釋。過去也曾有家暴殺人犯沒有任何扼喉的前科，這種情況就跟加害者掐勒伴侶的脖子，但從未動手殺人一樣。

　　在這三百起扼喉案件中，斯特拉克也看到許多受害者便尿失禁——她將這種行為歸因於恐懼。她找急診室醫師喬治．麥克連（George McClane）談過，對方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觀點。解尿與排便是生理功能，就跟流汗與消化一樣，是人在有意識的情況下進行的動作，受到自主神經系統的控制。腦幹中的薦神經——正好是大腦最後停止運作的部分——控制著括約肌。麥克連向斯特拉克解釋，因此便尿失禁不是恐懼的表現，而證明了這些受害者曾經瀕臨死亡。此外，這些案件都以輕罪起訴被告。

　　斯特拉克開始訓練家暴防治的相關人士（從警察、救護員、收容所工作人員到檢察官都有）如何辨別扼喉的跡象。自九○年代中期以來，她與格溫到全國各地舉辦訓練課程，內容涵蓋扼喉案件所牽涉的解剖、調查、檢察與受害者安全；據格溫估計，受訓學員已超過五萬人。二○一一年，斯特拉克與格溫利用反暴力侵害婦女辦公室（Office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撥予的補助金，協助成立了扼喉防治訓練學院。這所學院以聖地牙哥為據點，定期在當地與全國各地舉辦為期四天的課程，在成員包含醫生、護士、法官、家暴倖存者、警官與檢察官的顧問團體的協助下，「為訓練人員提供訓練」。有趣的是，我發現全國各地的警察局提供的訓練遠遠不足（長度頂多只有幾個小時），而且大多根本沒有舉辦這種課程。

　　二○一三年，格溫、斯特拉克與另外幾位家暴防治社群的主要人士向最高法院量刑委員會遞交訴狀，概述扼喉與窒息對受害者造成的危險。之後，最高法院在量刑委員會報告中特別提到了扼喉與窒息的情事，建議加重罪犯的刑期。今日，美國有四十五州對扼喉加害者求處重刑，據格溫指出，「在每一個對扼喉被告起訴重罪、並具有跨專業團隊的司法轄區中，殺人案的比例明顯下降」。例如，在二○一二年到二○一四年間，亞利桑那州馬里科帕郡（Maricopa County）的家暴殺人案發生率減少了三成。格溫與斯科茨代爾（Scottsdale）偵緝警官兼扼喉學院全國教職員的丹尼爾．里恩柯恩（Daniel Rincon）主張，會有這樣的成果，第一個原因是他們在該郡的所有團隊成員——從救護員、第一線急救人員、警探到犯罪現場鑑識人員——都受過訓練，第二是請來刑事鑑識護士驗查受害人頸部的傷勢。該郡也採購了高解析度數位相機，可凸顯有形的證據，譬如破裂的血管、指紋與其他標記。在實行訓練與法醫檢驗之前，只有一四％的扼喉案件進行起訴；如今這個數據已接近六二％。雖然這項計畫剛推行不久，還無法從中推導出直接的因果關係，但馬里科帕郡的檢察官比爾．蒙哥馬利（Bill Montgomery）告訴我，「客觀數據顯示，我們盡全力處理家暴扼喉案件及改善調查、控告與起訴能力的同時，家暴殺人案的發生率也顯著下降」。在我寫作本書的此刻，也就是二○一六年，肯德基、紐澤西、南卡羅來納與北達科他州並未立法將扼喉視為重罪，俄亥俄州或華盛頓特區也是。

　　然而，不論哪一種起訴，扼喉與腦部損傷都需要經過驗傷與診斷。將扼喉作為學位論文主題的希薇亞．維拉還記得，當初研究中有一位年近三十歲的女性頸部與耳朵附近嚴重挫傷，她立刻將將對方送到急診室，而醫護人員發現她頸動脈剝離。那位女性從醫院打電話跟維拉說，她用假名登記住進了一間病房。「沒有人知道她為什麼沒有中風，」維拉跟我說，「醫生們都不敢相信她居然活了下來。」

　　扼喉行為在醫學文獻中有相當詳細的記載，但頭部外傷只有在大型的家暴社群中才會被提到。絕大多有頭部外傷的家暴受害者從未受過正式診斷，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幾乎沒有肉眼可見的傷痕，因此急診室一般不會為他們進行檢查。「現在醫院的急診室很厲害，對於運動時受傷的小孩或出車禍的傷者所得到的腦震盪，都可以提供完善的檢查與治療。」坎貝爾說。她目前正擔任一篇論文的主筆，研究家暴導致的腦部損傷對受害者的中樞神經系統有何影響。這類的症狀包含視力與聽力受損、癲癇、耳鳴、失憶、頭痛與昏厥。「但我們對〔家暴〕受害者就不是這樣了，」她說，「我們不會問他們，『你是因為那些挫傷才昏迷的嗎？你之前有沒有被人勒過喉嚨和╱或頭部受傷？』因此，我們必須更努力將這套程序應用在受虐婦女身上。」

　　雖然現在急診室有一種名為HELPS的篩檢工具，可用於判別家暴受害者是否有潛在的頭部外傷，但它的使用既不普遍，也沒有標準程序。來自馬里蘭州西北醫院（Northwest Hospital）一個名為DOVE計畫的家暴防治團隊的負責人奧黛莉．柏金（Audrey Bergin）表示，雖然他們的急診室沒有HELPS這項工具，但他們有一位護士專門檢閱家暴受害者的病歷與檢查可能的頭部外傷。她在電子郵件中寫道，近年來醫院會將這些病人歸類為「棘手」案例，即便是她的同仁也會如此。「警察會以為他們喝醉酒而草草了事，州檢察官會認為他們有精神疾病……就連醫護人員也會覺得這些受害者小題大作、過度反應了。我們可以代表這些人士介入來協助其他機構瞭解，是頭部外傷導致了這些行為與症狀。」

　　診斷與治療有時會遇到更基本的阻礙。並非每間醫院都配備核磁共振的機器，即使有，也不是一週七天都有人員全天候待命。在偏遠或貧窮地區的受害者無疑必須搭乘交通運輸才能到達創傷中心，所需的成本令人卻步。此外，第一線應變人員與急救員缺乏訓練與正確的意識，再加上許多受害者終其一生都在設法克服看不見、未經診斷與治療及無人認同的損傷，在這種情況下，外界對他們的描述必然會變得帶有敵意，說他們瘋了或都是他們的錯。倡議人士提到受害婦女失去了工作與孩子的監護權，還有在醫療、情緒或經濟上缺乏支援或完全沒有資源。維拉回想起之前研究的一位女性因為遭伴侶勒脖窒息而造成腦部受損，「生活徹底瓦解」。她失去了工作，搬回家與父母同住，而且到哪裡都得有人陪同。「她會走到門廊，然後想不起要去哪裡。」維拉說。她還提到另一位受害者喪失閱讀與寫字能力，兒福機構認為她無法照顧子女，因此帶走了孩子（後來她重新學習閱讀，拿回了孩子的監護權）。

　　家暴受害者記不得伴侶施暴的經過，是常有的事。前一刻他們在屋子的某處，突然間又到了另一個房間，他們也想不起事情發生的順序。他們對於事發經過的敘述模糊不清，執法人員與法庭也將舉證的責任加諸在他們身上。他們的供詞在未受訓練的人員耳裡聽來像是謊言。他們也往往會歇斯底里，讓人以為是精神異常的症狀。直到如今，研究人員從作戰士兵、足球員與車禍傷者身上得到的發現才受到家暴社群的採用：記憶力受損、反悔、細微的改變及其他如焦慮、過度警覺與頭痛等，都有可能是頭部外傷的跡象。

　　坎貝爾將這些風險因素稱為「危險評估」工具。她打算將這套工具開放給急診室的護士使用，並設想以前的自己會怎麼做。事實上，除了急診室之外，「危險評估」也可用於危機處理中心、收容所、警察局、法律事務所與法庭。這可以為美國東西岸各地所採用，最終傳播到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這套工具將能改變我們看待與治療家暴受害者的進程。

　　坎貝爾根據研究表示女性往往不明白自己的處境有多危險，這裡指的意思是，她們不知道如何從更全面的背景來衡量危險程度。她們沒有意識到情況逐漸惡化，不知道特定的事件預示了親密伴侶會痛下毒手。她們以為孩子沒有危險，甚至打開了邏輯不清的保護傘，譬如「只要孩子在身邊，他就一定不會傷害我」。

　　現在蜜雪兒的家人瞭解了，洛基不讓她與家裡聯絡，是高壓控制的徵兆。他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當時也不知道，虐待者擁有槍枝，是家暴殺人案的前三大風險指標之一。保羅．孟森從來沒想過，洛基是否有槍。在蒙大拿，人人都持有槍枝，即使沒有，要取得槍枝也相當容易。比靈斯一名警官曾告訴我，在蒙大拿，父母會在孩子成年後給他們一把槍。如今莎莉知道，跟蹤、藥物成癮與經常失業都是家暴的危險因素。莎莉與保羅的恍然大悟為時已晚。他們的內心充滿了悔恨與愧疚，雖然無法遺忘現在的一切，但他們多麼希望當初能有機會早點明白這些事。

　　然而，蜜雪兒的確知道洛基有危險性，即使她並不清楚究竟有多危險。她顯露出跡象，她本能地拒絕提告。她察覺到了危險，因為在她遇害的前一個週日，她向艾莉莎與伊凡提到洛基變得很殘暴。她是多麼地害怕，多麼下定決心要擺脫他。正是這個特定的背景、這一連串的因素，使她的處境有如此立即的危險性。伊凡對我說：「你看得出她才剛經歷這件事。」艾莉莎與梅蘭妮也證實了這一點。從她說話的語氣，還有她生前最後一個週末發生的事情，都看得出來。她精疲力竭。而如果連艾莉莎、伊凡與梅蘭妮都看得出來，那洛基肯定也感覺到了。這個狀況讓他意識到了某件事，讓他深怕蜜雪兒離開自己。這次她是來真的。蜜雪兒真的想清楚了，因為她把孩子送到莎莉家以維安全，因為她申請了禁制令，試探政府體制是否真的能幫上忙。

　　她不知道的是，在遭到洛基殺害之前的那些年與那幾個月裡，該如何拼湊種種線索。倘若她知道，便可從那些線索看出自己的處境有多危險。她沒能意識到情況逐漸惡化，雖然她的本能告訴她，必須表現得像是與洛基站在同一邊。

　　相反地，蜜雪兒看到的跟許多作為前車之鑑的女性一樣：虐待者的力量似乎勝過政府體制。

　　蜜雪兒到底是怎麼接收到這個訊息的？因為洛基闖進莎莉家，痛毆梅蘭妮，拉扯以肉身保護克莉絲蒂與凱爾的莎莉的頸部，然後綁架了克莉絲蒂。這些舉動的解讀至關重要。洛基闖入家裡，攻擊兩名女性，硬是帶走了孩子。這些行為接二連三地向蜜雪兒傳送信號，表明她試圖設下的安全措施——把孩子交給母親、獨自面對洛基，最後宣告永遠離開他——都不敵對方的操縱。警方表現的態度顯得像是受害者（莎莉與梅蘭妮）對整起事件反應過度，他們表示，有些男人會帶走自己的孩子，畢竟那是他的骨肉。這種因性別而異的訊息非常關鍵：男人是強勢的，女人是弱勢的；男人擁有權力，女人沒有權力；男人是理性的，女人是歇斯底里的。不論是暴力的虐待者或奉公守法的警官，孟森一家的女人所遇到的男人都傳遞了一個訊息。

　　對蜜雪兒來說，洛基獲保釋出獄是一個更重要的訊息。這一次，不只我的力量勝過你，連體制都把我的自由看得比你的安危還重。洛基控制了任何他能控制的人以獲得自由（在此情況下意指戈登與莎拉），因此得以維持對蜜雪兒的掌控。不過現在不只是控制而已，還帶有狂熱。在這些細瑣時刻，洛基讓她看見了更急迫的事情：如果她試圖遏制他，試圖利用體制來擊敗他，他還是會贏，而以防蜜雪兒沒有接收到這兩個訊息，洛基明確讓她知道，他會採取越來越殘暴的手段，他會奪走她在世界上最珍視的東西：她的兩個孩子。

　　因此，蜜雪兒做了多年來許多受害者都做過的事情。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面對一個無時無刻都具有危險性而現在變本加厲、彷彿野獸一般的男人，他們為了保護所有人的安全，做了孤注一擲的嘗試。蜜雪兒與他站在同一陣線。她回頭撤銷禁制令、收回宣誓書，來展現她的忠誠。她勉強自己討洛基歡心，以爭取一些時間好好想想如何安全地離開他。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這件事，則可以知道蜜雪兒．孟森．莫澤肯定不會留下來。她是一個努力成為倖存者的受害者——但這並不代表她如此看待自己。

　　當情況演變到如此危急的地步，任何努力往往都為時已晚，除非體制中的人士——警察、倡議人士、司法人員——能夠看出這些行動背後的原因，並採取適當措施來處理問題，譬如根據物證起訴（而不是以證人起訴，因此受害者不必上法庭作證，這部分我會在後續章節詳述），或警官由於受過訓練而瞭解情緒與心理的運作機制，或是法官能夠判斷情況的致命程度，並提出被告無法輕易應付的遏制策略。我曾經根據蜜雪兒的案例填寫「危險評估」量表，她得到的分數介於十六與十八之間（由於當事人已歿，其中有兩個問題永遠是個謎）。以這樣的分數而言，個案發生家暴殺人案的風險屬於最高一級。

　　如果未能搞清楚這些關鍵的時刻，就會一直困在「她為何不離開」的問題泥淖中。

　　看看蜜雪兒．孟森．莫澤的例子，還有每年在任何地方發生的親密伴侶殺人案，情況如出一轍：受害者用盡了各種辦法。她試了又試，但這個方程式——或者應該說是這個問題——跟離開或留下無關。這是生或死的問題。

　　他們留下來，是因為選擇活命。但他們還是死了。

　　蜜雪兒．莫澤為了孩子與自己而選擇留下。她為了自尊、愛情、恐懼，還有她所無法控制的文化與社會力量而留下。而在任何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眼裡，她選擇留下來並不是因為留戀這段感情，而是為了躡手躡腳地走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