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當呼吸化為空氣：一位天才神經外科醫師最後的生命洞察（揪心感動暢銷版）

作者簡介

保羅．卡拉尼提（Paul Kalanithi）
神經外科醫師和作家。

一九七七年出生，在亞利桑那州金曼長大，自史丹佛大學取得英語文學學士、碩士，與人類生物學學士。他在劍橋大學修習科學與醫學哲學，獲頒哲學碩士；並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耶魯醫學院，成為全國醫學榮譽協會（Alpha Omega Alpha）會員。他回到史丹佛，完成神經外科住院醫師訓練與神經科學博士後研究，在研究期間榮獲美國神經外科學會最高研究獎。

二ま一五年三月去世，身旁陪伴他的除了雙親與兄弟，還有妻子露西以及甫出世的女兒凱迪。
兄弟，還有妻子露西以及甫出世的女兒凱迪。

譯者簡介

唐勤
台大外文系畢業，清大語言學碩士。譯有《好農業，是最好的醫生》、《老得好優雅》、《自耕自食．奇蹟的一年》、《你拿什麼定義自己－－組織大師韓第的生命故事》、《明星高中Live Show》、《沙漠隱士》等書。

書籍目錄

【推薦序】 一個由苦路中走出來的修行者 嚴長壽
【推薦序】 一個刻骨銘心的生命故事 黃達夫
【推薦序】 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賴其萬
【推薦序】 用自己短暫人生來成就生命價值的勇者 魏國珍

【前言】 見證生命的勇氣 亞伯拉罕．佛吉斯

【序幕】
肺臟滿布腫瘤無數，脊柱畸形，有一葉肝臟被侵蝕。
癌症，擴散極廣。我是神經外科住院醫師，最後一年的訓練剛開始。
過去六年來，這類片子我看過無數次，
可是，這次不同：我看的是自己的片子。

【第一部 我健康地啟程】
我把文學放在一旁，同時我得到一個機會，
去找書本以外的答案，去找另一類壯麗，去跟受苦的人建立關係，
繼續去追尋是什麼東西能使人類的生命有意義，
儘管面對著死亡與腐朽。

【第二部 至死方休】
一如我自己的病人，我必須面對自己生而有涯這件事，
去弄清楚為什麼我的生命值得活下去。
在醫師跟病人之間拉鋸的我，回身向文學尋求答案。
我掙扎，面對自己生死的同時，也設法重建舊日生命，
或者說是在尋找新生命。

【尾聲】 露西．卡拉尼提
保羅死前幾個星期，我們在家裡躺在床上，
我問他，「我頭靠在你的胸膛，像這樣，你能呼吸嗎？」
他回答，「這是我唯一所知的呼吸方式。」
保羅和我互為雙方生命中深具意義的部分，
正是我此生所獲最大的恩賜之一。

【譯後記】 唐勤

推薦序/導讀/自序

名人推薦語
　　
「『怎樣才是真正地活著？』這是疾病教會我最重要的一件事。」――Pinko，卵巢癌部落客

「這是一個刻骨銘心、淒美動人的生命故事。個人深深相信，卡拉尼提醫師的故事將影響並改變無數的生命。」――黃達夫，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

「目前活著的我們很難想像死亡，這是正常的心理保護機制。透過這本溫暖地講述死亡的書，讀者將得以繞過心理防衛，認識生命的終途，也更能夠好好活著。」――葉北辰，諮商心理師

「這本書是卡拉尼提醫師在燦爛人生結束前，寫下的規劃生涯、探索人生意義，以及面對死亡的心路歷程。衷心期待台灣將會有更多與我一樣深受感動的讀者。」――賴其萬，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兼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如果覺得活得輕飄飄的、沒有什麼意義，那麼這本書會像一個紙鎮，令我們想起生命的重量。」――蔡康永，作家、主持人

「作者保羅不僅是一位醫者，更是一位哲學家，在身罹絕症的悲劇氛圍中卻能以正向的思考方式，用自己的生命成就了身為人的尊嚴，並啟發眾人對生命的省思。」――魏國珍，長庚醫院林口醫學中心神經外科教授、新北市土城醫院副院長

「這本深刻、震撼的書，讓人感動之餘，也真實呈現出生命的重量與珍貴，更引領我們去思考，去找到屬於自己的存在意義。」――嚴長壽，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文章試閱

序幕


我翻看一張張電腦斷層掃描片子，診斷不言可喻：肺臟滿布腫瘤無數，脊柱畸形，有一葉肝臟被侵蝕。癌症，擴散極廣。
我是神經外科住院醫師，最後一年的訓練剛開始。過去六年來，這類片子我看過無數次，即使希望渺茫，也試圖從中找到某種能幫助病人的治療方案。可是，這次不同：我看的是自己的片子。
我不在放射科，沒穿白袍，沒戴無菌手套。身上套著病人的罩袍，我被綁在點滴注射架上，在病房裡使用護士留給我的電腦，妻子露西（她是內科醫師）在我身邊。我從頭再看一遍每組片子：肺窗、骨窗、肝窗，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從前到後，我完全按照受過的訓練，試圖找到什麼東西來改變診斷結果。
我倆一起躺在病床上。
露西靜靜地說，彷彿是唸台詞般：「你覺得，有沒有任何可能是別種病？」
「沒有。」我說。
我們抱緊彼此，像年輕的情侶。過去一年我們一直在猜，可是拒絕相信，甚至拒絕談論，癌細胞正在我的身體裡生長。
大約六個月前，我的體重開始下降，背痛狂烈。早上更衣時，皮帶先是要上緊一個孔，後來則變成兩個。我去見自己的初診醫師，她是我史丹佛的老同學。她有個姊妹在神經外科當實習醫師時，忽視了身體的徵兆，沒發現自己被惡性感染而猝逝。她守護我的健康，關切我有如母親。我抵達她的診間時，卻發現是另一位醫師在看診，原來我同學請了產假。
我穿著單薄的藍色罩袍，躺在冰冷的檢驗檯上，對醫師描述自己的症狀。我說：「當然，如果這是醫師檢定考試題目：三十五歲，原因不明的體重下降，新出現背痛症狀——答案很明顯是（C）癌症。可是，說不定這只是我最近工作量太繁重。誰知道呢？為了保險起見，我希望做核磁共振造影（MRI）。」
「我想應該先照X光，」她說。只是因為背痛就做MRI，這樣太花錢了。社會都在倡導，要降低醫療成本、減少不必要的檢驗。掃描造影的價值在於，看你想知道什麼。若想找出癌細胞，X光並沒有太大用處。然而，對不少醫師來說，在診療初期就要求用MRI檢驗，是離經叛道的做法。她繼續說：「雖然敏感度不高，但我們應該從X光檢查開始。」
「那麼，照屈伸動態X光怎麼樣？也許是峽部脊椎滑脫？」
從牆上一面鏡子的反影，我看得到她上網搜尋。
「那是椎弓骨折的一種，多達百分之五的人患這種病，常引發年輕人背痛。」
「好吧，我會開檢驗單。」
「謝謝。」我說。
為什麼穿起外科醫師的外衣，我就充滿權威，而穿起病人的罩袍，就像隻綿羊？真相是，我比她更懂背痛。神經外科的訓練有一半跟脊柱異常相關。不過，峽部脊椎滑脫確實更可能。它的確正在大舉侵襲青壯年，患病人數不斷攀升。至於三十幾歲而脊柱長癌呢？機率不會高於萬分之一。就算機率百倍於此，還是要比峽部脊椎滑脫少見。也許，我只是自己嚇自己。
X光片看來沒問題，我們把症狀歸諸工作勞累和身體老化。訂好回診日期，我回去治療當天自己的最後一個病人。
體重下降開始減緩，背痛變得可以忍受。吃點布洛芬（Ibuprofen）止痛，能讓我健康地度過一天，畢竟一天工作十四小時的苦日子，所剩不多。我從醫學生變為神經外科教授的路途，終點幾乎在望：我已經通過十年的磨鍊，一定要挨過接下來的十五個月，直到完成住院醫師訓練。我贏得前輩的尊敬，獲得國家級知名獎項，好幾家知名大學願意聘我。不久前，我在史丹佛醫院的上司私下找我，他說：「保羅，我相信不管你申請任何工作，都會是排名第一的候選人。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們有個教授缺，要找像你這樣的人。當然，這種事不能打包票，可是你應該考慮這個職位。」
三十六歲的我，已經登上峰頂；眼前就是應許之地，從基列到耶利哥，直到地中海。我見到海上一艘漂亮的遊艇，露西、我、我們未來的孩子，週末駕它出海。我見到隨著日常工作腳步放緩，我發緊的背也鬆弛下來，生活變得較能掌握。我見到自己終於成為承諾已久的丈夫角色。
接著，幾個星期以後，一陣陣嚴重的胸痛開始出現。是我工作時撞到什麼嗎？無意間撞斷了一根肋骨？有些夜裡，我醒來發現床單全濕，被汗水浸透。體重又開始下降，現在速度更快，從八十公斤掉到六十五公斤。咳嗽症狀出現，一直好不了。沒什麼好懷疑的了。
一個星期六下午，露西和我在舊金山多洛雷斯公園裡，躺在陽光下，等候露西的姊妹。露西瞟一眼我的手機螢幕，上面顯示醫學資料庫的搜尋結果：「三十至三十五歲癌症發病率」。
「什麼？」她說：「我不曉得你真的在擔心這個。」
我沒回答。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你要不要告訴我？」她問。
她生氣，因為她也一直在擔心。她生氣，因為我不跟她談。她生氣，因為我當初對她的承諾都變了調，現在給她的是另一種生活。
「可不可以拜託你告訴我，為什麼你不跟我講心裡的事？」她問。
我關掉手機。「我們去買冰淇淋吃吧。」我說。

我們已經講好下星期要去紐約度假，見幾個老同學。也許睡個好覺、喝幾杯雞尾酒會有所助益，我們就能和好，替婚姻的壓力鍋洩掉一點壓力。可是露西的計畫變了。出發前幾天她宣布：「我不跟你去紐約了。」。她要搬出去一個星期，這樣才有時間考慮我們的婚姻現況。她的聲音平穩，使我更覺得頭暈目眩。
「什麼？」我說：「別這樣。」
「我太愛你，所以才這麼困惑，」她說：「可是我擔心，對於這段關係，我們兩個人的期望不一樣。我覺得，彼此的溝通不夠。我不想靠意外才發現你在擔心什麼。我告訴過你，我感到很孤立，而你並不認為兩人有問題。我需要找別的解決方法。」
「我們之間沒事，」我說：「都是因為住院醫師訓練的緣故。」
事情有這麼嚴重嗎？在所有醫學專科中，神經外科的訓練要求最高、最嚴格，一定是它造成我們的婚姻緊張。不知道有多少個夜裡，我很晚才從醫院回家，露西已經上床，我癱在客廳地板，疲憊不堪；不知道有多少個早上，當我在黑暗中出門工作時，她還沒睡醒。可是我們的職業生涯正在抵達高峰，好多大學都願意同時聘請我們兩人；我到神經外科，她到內科。我們已經度過人生旅程中最艱難的一段。我們不是已經討論過十幾次了嗎？難道她不明白，現在正是緊要關頭，絕不適合把關係弄僵。難道她不懂，我這麼愛她，而且我只剩一年的住院醫師訓練，距離兩人一直期待的共同生活只有一步之遙。
「如果只是住院醫師的壓力，我可以承受，那不是問題，」她說：「我們已經承受這麼久，都走到今天了。問題是，如果不只是住院醫師的壓力呢？你真的認為等你成為神經外科教授兼主治醫師，事情就會變好嗎？」
我提議放棄這趟旅行，改去約見婚姻諮商師，好讓彼此更加開誠布公。這是幾個月前露西建議的做法。可是她堅持，她現在需要時間獨處。這時，那團令人困惑的模糊分際蒸發了，只剩下冷硬的邊緣。「好。」我說。假如她決定離開，那麼我就當作關係結束。即便最終我發現有癌症，也不會告訴她，這樣她就可以自由選擇未來的人生。

啟程到紐約前，我暗自安排了幾項檢查，排除某些年輕人常見的癌症。（睪丸癌？沒有。黑色素瘤？沒有。白血病？沒有。）神經外科病房很忙，一如平常。星期四晚上溜走，滑入星期五早晨，我在開刀房連續待了三十六個小時，非常複雜的病例一個接著一個：巨型動脈瘤、顱內動脈繞道、腦動靜脈畸形。當主治醫師走進來，我暗道一聲感謝，終於有機會靠著牆讓背舒緩幾分鐘了。上飛機前去照胸部X光的唯一空檔，是在我離開醫院回家前的路上。我想，就兩個可能，如果得了癌症，那麼這會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朋友；沒得癌症的話，就更沒有理由取消旅行。
我衝回家，抓起行李。露西開車送我到機場，告訴我她已經約好婚姻諮商的時間。我在登機門傳簡訊給她：「真希望妳在這裡。」
幾分鐘後，答覆傳來：「我愛你。你回來的時候，我會在這裡的。」
飛行途中，我的背僵硬極了，好不容易挨到中央車站，準備搭火車前往紐約上州的朋友住處，這時全身一陣一陣痛楚襲來。過去幾個月，我的背抽搐的劇烈程度不一：從可以忽略的小痛，到咬牙說不出話，再到痛得令我蜷曲倒地狂叫。現在趨近疼痛尺度的最高點。我躺在候車區一張硬長椅上，感到背部肌肉收縮變形，我用力呼吸，控制痛感。布洛芬完全沒轍。哪條肌肉抽搐，我就叫出那條肌肉的名字，設法逼回眼淚：豎脊肌、菱形肌、背闊肌、梨狀肌⋯⋯警衛走過來。「先生，你不能躺在這裡。」
「抱歉，」我喘著氣，一個字一個字說：「背⋯⋯嚴重⋯⋯抽搐。」
「你還是不能躺在這裡。」
抱歉，可是癌症快奪走我的命了。
這些字在我的舌尖打轉，但如果不是癌症呢？也許，伴隨背痛患者一生的就是這種痛。我對背痛懂得不少，不管是解剖學或是生理學，還有病人形容疼痛所用的各種詞語，我都瞭若指掌。以前我不懂背痛的感覺，也許這就是了。
「也許」，我不想用這個喪氣的字眼。但也許，我只是不願意大聲說出「癌症」兩個字。
我設法站起來，一拐一拐地走到月台。
我抵達冷泉鎮（離曼哈頓以北八十公里，在哈德遜河畔）朋友家時，是下午四、五點，我最要好的十多個老友在那裡歡迎我，歡呼聲裡夾雜著小孩快樂的喧嘩。接下來是擁抱，還有一杯凍得冰涼的褐色冒泡飲料傳到我的手裡。
「露西沒來？」
「臨時要工作，」我說：「最後一秒鐘才冒出來。」
「噢，太掃興了！」
「對了，你不介意我把行李擺好，先休息一下吧？」

我本來期望，遠離開刀房幾天，在足夠的睡眠和休息後，可以放鬆一下。簡而言之，希望正常生活的滋味，可以使我的症狀回復正常，正如一般人常有背痛、疲倦問題。可是一兩天後，我就知道痛苦不會緩解。
早餐時我睡過頭。午餐時，我蹣跚地走到餐桌旁，看著一盤盤飽滿的豆子燉肉、蟹螯，卻食不下嚥。到了晚餐時間，我筋疲力竭，已經準備上床睡覺。有時，我會念書給孩子聽，可是多數時間，只能看著他們在我身邊又跳又叫的玩遊戲。這時大人會說：「小朋友，我看保羅叔叔需要休息。你們到那邊去玩好不好？」
我記得，十五年前的某個休假日，我在夏令營當老師。當時我坐在北加州一座湖畔，一堆歡欣的孩子把我當成障礙物，在玩一場沒有邏輯的「奪旗」遊戲，而我正在捧讀《死亡與哲學》。那個不搭調的場面總是令我發笑。年方二十的青年人，置身於大樹、湖泊、高山的優美景致中，周遭鳥語啁啾，混雜四歲兒童快樂的尖叫聲，卻埋首於一本談論死亡的黑色小書。但就在此刻，我感受到那個情境與當下的情況相呼應，但地點不是太浩湖，而是哈德遜河；身邊不是陌生人的子女，而是朋友的子女；而把我隔絕在周遭生命之外的，不是一本談論死亡的書，而是我這具即將死亡的身體。
第三晚，我去見主人邁克，告訴他我打算縮短行程，隔天動身回家。
「你看起來不是很好，」他說：「沒事吧？」
「拿杯威士忌，我們坐下來談談怎麼樣？」我說。
在他的壁爐前面，我說，「邁克，我想我得了癌症。而且，不是輕微的那種。」
這是我第一次脫口道出這個字眼。
「嗯，」他說：「這不是什麼搞怪惡作劇吧？」
「不是。」
他停頓了一會兒才說：「我不曉得該從何處問起。」
「好吧，我想想。首先我先澄清，醫師還沒判定我得了癌症。但我心知肚明，很多症狀都指向這個診斷。明天我會回去弄清楚。我希望是自己搞錯了。」
邁克提議幫我把行李郵寄回去，這樣我就不必一路提著。第二天一早他開車送我去機場，六個小時後，我在舊金山著陸。我一跨出飛機，手機就響了。是初診醫師打來告訴我胸部X光的檢查結果：我的肺臟顯影不清，看起來一團模糊，彷彿相機的快門開太久。醫師說，她不確定為什麼會這樣。
她多半知道原因。
我也知道。
露西來機場接我，可是我等到了家才告訴她。我們坐在沙發上，我說了檢查結果，她也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她頭靠上我的肩膀，我們之間的距離消失無蹤。
「我需要妳。」我輕聲耳語。
「我永遠不會離開你。」她說。

我們打電話給一個好友，他是醫院的神經外科主治醫師，請他安排我住院。我拿到塑膠手環，所有病人都要戴的那一種，並換上熟悉的淺藍色罩袍。我看到幾個認識的護士，接著登記住進病房。這幾年來，我所看過的上百位病人，就是住進那間病房。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坐在病人身旁，解釋疾病末期的診斷和複雜的手術；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恭喜病人治癒，見到他們重回原有生活的欣喜；在這個房間裡，我曾經宣告病人死亡。我曾經坐在裡面的椅子上，在洗手檯洗手，在白板上寫下指示、更改日程。在極度疲乏的時刻，我甚至曾經渴望躺在這張床上睡覺。現在我躺在那裡，無比地清醒。
一個年輕的護士，我沒見過的，探頭進來。
「醫師很快就會來。」
就那一句話，我曾經想像的未來，一個即將實現的未來，幾十年奮鬥的終極目標，從此蒸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