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好問：化異見為助力的關鍵說服力

作者簡介

特雷．高迪（Trey Gowdy）
特雷•高迪是前聯邦和州檢察官，在刑事司法體系擁有將近二十年的親身經驗。他於二ま一ま年當選國會議員，並擔任眾議院監督暨改革政府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和班加西問題特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Benghazi）主席，亦曾參與眾議院常設情報特別委員會（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以及司法、紀律、教育和勞動委員會。高迪擔任四屆議員之後，決定不再尋求連任，從而以在法庭上的模範紀錄和在政治選戰中的不敗佳績告別了他的職業生涯。他在擔任檢察官和南卡州訴訟協調委員會（South Commission on Prosecution Coordination）主席期間的勤奮態度，也廣受執法機關和犯罪受害者的認可。他亦是《紐約時報》暢銷書《統一》（Unified）的共同作者。


https://www.treygow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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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

陳珮榆
從事外電編譯多年，涉獵國際政治、外交財經等相關領域，現為專職譯者，譯作有《能源大騙局》、《狂妄而務實：川普要什麼？》、《杜特蒂要什麼？菲律賓的烈焰與怒火》、《當我們被困在同一艘船上》、《普丁正傳》、《奇才》、《AI威脅》等書。

推薦序/導讀/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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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試閱

第一章
世上沒有蠢問題？才怪！

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

凶殺案是一件嚴肅悲傷的事，一條生命已經消逝，另一人正在接受審判，面臨終身監禁的現實，沒有假釋的機會，或者更嚴重的是，有可能被判處死刑。所以你能想像得到，在任何刑事審判中都沒有幽默的空間。然而，我在第一次進行死刑審判時卻讓全場都笑出眼淚了。那些說「世上沒有蠢問題」的人，都不是二まま一年秋天坐在斯帕坦堡郡法庭（Spartanburg County Courthouse）裡面的人。

在這起案件中，一名超商店員因為一筆微不足道的小錢遭到搶劫並殺害。該名店員工作勤奮，為人善良且正直，在生活上克服過很多困難，如果嫌犯開口要錢，他會把錢給嫌犯的那種人。

大多數像這樣的案件，只有兩名當事人，而且一名（受害人）已經死亡，所以除了法醫鑑識或任何可能持有的物證之外，你得仰賴被告的肯定性陳述、供詞或不實的辯解陳述。但在這起案件裡，還有另一名目擊證人，當搶劫和槍擊事件發生時，他正坐在一旁玩電動撲克遊戲。

當你有了額外的目擊證人，就會想提前跟他們見面，瞭解要講的內容以及該如何準備。在這起案件中，我與該名目擊證人見過很多次。他非常重要（事實上是極其重要），雖然他在死刑審判中作證時可能會很緊張，但其態度誠懇且可靠。

現在是他出庭表態的時候了。敘述背景給陪審團聽是很重要的事，包括商店規模、證人與收銀機和店員的相對位置、他可以觀察的機會、沒有毒品或酒精影響他的感知能力、以及其它預設陪審團可能會提的問題。

「你和超商前門之間有任何物品嗎？」
「沒有。」
「有任何東西擋住你的視線嗎？」
「沒有。」
「燈是否開著？」
「是的。」
「室內是否煙霧瀰漫或昏暗？」
「沒有。」
「你當時有喝醉嗎？」
「沒有。」
「抱歉問個涉及私人的問題，請問你有沒有服用過處方藥或其它藥物？」
「沒有。」
「嫌疑人走過前門的時候，你注意到他了嗎？」
「有。」
「嫌疑人進門的時候，超商內還有其他人嗎？」
「只有我跟店員。」
「嫌疑人走進來時，你的視線有離開過他嗎？」
「沒有。」
「你有看清楚嫌疑人的長相嗎？」
「有。」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了？」
「那個人走到櫃台前面，然後掏出一把槍。」
「你看得到那把槍嗎？」
「可以。」
「你能向陪審團描述那把槍的樣子嗎？」
「好。槍是黑色的，看起來像手槍，但不是左輪手槍。」

到目前為止該證人都表現得很好，應訊對答一切正常，清楚且精確。但顯然我並沒有就此滿意，我必須繼續問下去。

「先生，我注意到你沒有戴眼鏡，那天晚上你有戴眼鏡嗎？」
「沒有。」
「你的視力很好嗎？」
「對，我的右眼視力很好。」

他剛剛說了什麼？證人先生，你不是獨眼巨人！你有兩隻眼睛啊！
我內心這麼想著。

我給自己惹了什麼麻煩？我該怎麼解套？接下來我該問什麼、說什麼？我應該到此為止，然後希望陪審團沒有聽到他說的話嗎？還是希望陪審團不記得所有人類都有兩隻眼睛？你必須做點什麼，笨蛋特雷，你不能就這樣懸在空中！

「是啊是啊，你的右眼視力當然很好，」我只能這樣說。
「那麼你的左眼……呢？」（換來一陣痛苦的沉默）
「左眼是假的。」
「嗯，是啊，先生，左眼是義眼。」
「對……，左眼是假的，」他回答。

我有一位目擊證人，但我與其他人一樣現在才發現，他只有一隻眼睛看得到。

我很不安，此時我真希望自己出現在世界上其它地方，去伊夫堡（Château d’If）怎麼樣？帶我走！任何地方都好過待在這個法庭。我們在出庭之前，完全沒有問過證人的眼睛狀況。沒有比這更糟的情況了，對吧？但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

「接下來發生什麼了？」我問道。
「嗯，嫌疑人手裡拿著一個藍色袋子。」
「好，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

整個法庭哄堂大笑，而那隻眼睛一直看著我，彷彿我瘋了一樣。

也許他沒有聽清楚我說的話，於是我又重複一遍問題，「先生，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

更多笑聲傳來。

怎麼回事？為什麼大家會在死刑審判中大笑？
還沒等我重複第三次這個英語系國家史上最愚蠢的問題，法官便大發慈悲地說：「地區檢察官，我想陪審團現在知道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了！你可以繼續問下一題了。」

提問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提問可能是真心想要得到更多的資訊。提問可能是為了再三確認。有些問題你已經知道答案，但你的「陪審團」可能有些人並不知道，所以你用提問的方式來傳遞訊息給他人而不是自己。提問可能是質疑或削弱對方論點。提問可能具有防禦性，讓你重新整編、轉移、重新引導別人的注意力，以待下回反擊論點的機會。

還有一些就是很愚蠢的問題。

問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時候同樣一個問題的好壞是根據提問的情況而定。若是審訊前幾週，在我的辦公室裡詢問我的目擊證人關於他的視力，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在法務官辦公室（Solicitor’s Office） 的工作人員給了我一張這次審判庭上的照片，是當地一家報紙的攝影師在證人說「我的右眼視力很好」時所拍攝的。我的工作人員之所以拿那次審判的照片給我，是因為當證人提到他的一隻眼睛時，我的臉部完全沒有明顯的反應。我的內心其實在垂死掙扎，但陪審團從我的外表看不出來——也就是說，直到我問了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才讓這個錯誤變得更嚴重。我撐過了第一個糟糕的問題，卻因問了第二個糟糕的問題而錯失時機。

防禦機制

沒有人天生就知道如何提出對的問題。即使是我們當中最聰明的人，也不一定擅長提問。這樣做的藝術可能源自於多個推動力，對我而言，提問是幾個思路的匯集，由以下幾個方面組成：(1)對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2)承認人性的本質是喜歡說話多於傾聽；(3)在無止盡的內心對話中花費了許多時間；(4)意識到問對的問題是扭轉局面的黑魔法（devilish way）。

使用疑問句而非陳述性語句的首要動機是，我把提問當成一種防禦機制，過去如此，現在仍是如此。我從不認為自己聰明到可以加入聰明人士的對話，但我對他們的領域很感興趣。

我爸爸很聰明，他是名醫生，所以我會問他一些關於醫學的問題。例如血壓的最高數字代表什麼意思？為什麼95算是高靜止心率（resting heart rate）？孩童怎麼會罹患白血病？

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基斯•考克最後考上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並成為口腔外科醫生，他真的很聰明。我應該讓他知道我並不聰明，還是問些問題來掩飾？

蘭迪•貝爾（Randy Bell）法官是我一生中遇過最聰明的人之一。他是南卡州上訴法院的法官，最後獲選為南卡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但不幸在就職前逝世。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在上訴法院任職，那是我剛從法學院畢業的第一年。他是洗腎病患，固定從南卡州哥倫比亞前往喬治亞州奧古斯塔進行洗腎，所以需要有人接送，於是我接下這項任務。他是法律學者、羅馬文化方面的專家，而且對英美法系（English common law，或稱判例法）相當熟悉，能夠引導關於自然法和實證主義的討論。想在蘭迪•貝爾這樣的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是人之常情，我想談論自己所知道的事情然後展開對話。記得我們剛認識不久的某天下午，我開車送他到奧古斯塔，他在講述紐倫堡審判（Nuremberg Trials），但當時我對此一無所知。然後他把話題轉移至共同過失（contributory negligence，又稱混和過失、可歸責於己的過失）與比較過失（comparative negligence），我對該話題也不清楚。他不斷變換話題，從羅馬神話講到道義論（deontology），試圖找到一些話題、任何可以讓我參與對話的主題。

但他默驢技窮了。

最後他問我：「孩子，你都知道些什麼？你想談些什麼？」

我其實想聊的是自己怎麼會和一位羅馬法專家待在車上，但我卻回他：「NASCAR（全美運動汽車競賽，又譯美國房車改裝賽），我最近喜歡上NASCAR。」

「很好，」他回應道：「跟我聊聊NASCAR的起源吧。」

接著又是一陣沉默。

「我只知道理查•佩蒂（Richard Petty），就這樣，法官大人。」

那是我人生中另一個最糟時刻。我擁有歷史學士學位和法律學位，卻沒有真正的知識，我和即將成為南卡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坐在同一輛車，他拼命試著找尋世界上任何一個我熟悉的領域，可以在往返南卡州哥倫比亞與喬治亞州奧古斯塔的旅途空檔中聊天的話題，結果卻一無斬獲。我也經常出現自卑的失落感：我覺得自己真的不聰明，我該如何偽裝？我該如何掩飾缺點？要怎麼在不暴露巨大知識落差的情況下參與對話或專業互動？

你可以選擇迅速變聰明，或者找到一種方法來完全掩飾自己認為的知識匱乏。你可以選擇填補知識缺口或選擇填補時間，又或者，你可以找到一種同時滿足兩者的方法，那就是提問。

當時面對貝爾法官或許可以這樣說：

我不瞭解羅馬神話，但我對希臘神話有點印象。希臘眾神與羅馬眾神一樣嗎？還是他們只是名字不同？你最喜歡的神話人物是誰？如果可以選擇，貝爾法官你想要哪種神話人物的力量？比起雅典，你似乎更喜歡羅馬？為什麼呢？你能跟我聊聊斯巴達文化嗎？我的家鄉斯帕坦堡是以斯巴達命名的嗎？

英美判例法嗎？我對這方面不太瞭解。但以我懂得的範圍內可以去問，為什麼有些判例法是由立法機關編纂或通過，但有些卻不是？如果判例法與成文法（statutory law）之間出現衝突，以哪個法條為主？請問貝爾法官，有聯邦判例法（federal common law）嗎？

你可以利用人類最主要的需求之一來學習和消磨時間，那就是被傾聽的渴望。大多數人都有想要說話的天性，所以我利用了這點。比起傾聽，人類更愛說話，若能善加利用人性，我就能掩飾自己的不足。因此，我用不想被人認為無知的渴望來壓抑或取代自己想被傾聽的渴望——如此一來，對你我不都是雙贏嗎？你可以盡情說話，我可以傾聽和學習，還能避免未能達到對方期望的那股失落感。相信我，提問永遠是最安全的選擇。

愚蠢的問題總比愚蠢的答案好

每當談到說服的藝術，我們通常會想到以下形式：開場白、提出主張、闡述論點。接著是一連串的說明、陳述、證實、描述、聲明、發言，慢慢地建構一個論點，然後盡可能減少漏洞並補充更多有力的主張。這是傳統模式，但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呢？

我們一般不會想到可以藉由提出一系列的問題來達到說服目的，人們通常認為提問是被動而非主動的行為，對吧？提問有時會被當成是不知道某件事答案的證據，提問會讓人顯得軟弱、狀況外、無知、不確定。那也許是別人想讓我們以為的樣子，但那與我自己的經驗截然相反。提問可以爭取時間、蒐集訊息、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以那種無法靠簡單表明自己理念的方式進行說服。

前面大家已經見證到，「世上沒有蠢問題」這句古諺在我的例子裡輕而易舉就被推翻，但其中仍有一些值得認可的道理。固然有一些思慮不周、措辭不當和不明智的問題，但即使是最愚蠢的問題，也比愚蠢的陳述聲明好上一千倍。

從自己口中說出的每一句陳述性評論都要自己負責，但若以提問方式，你的說法就會有個台階下。正因如此，提問也許是說服藝術中最重要且最保險的方式。

無論是問什麼內容，如果原本想法大錯特錯，你可以回說：「我不知道，所以才會問。」如果原本想法無誤，你可以回說：「我也這麼認為。」除了尋求更多的資訊，你不會有任何愧疚感，這就是聽起來愚蠢和真愚蠢之間的差別。

聽起來愚蠢的問法會是：《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的作者是誰？

真愚蠢的說法會是：托爾斯泰（Leo Tolstoy）是《罪與罰》的作者。

當然，前者顯示了缺乏資訊的情況，但後者暴露出你自以為知道但實際並不知道的情況，從那一刻起，所有從你口中說出來的話都變得不可靠。前者只是無心的記憶失誤（單純忘記），但後者卻是不老實的情報錯誤（不懂裝懂）。

往後你會相信誰？是老實並提出中肯問題的人，還是明顯說假話的人？是好奇愛問的人，還是堅定說謊的人？我們都見過下述類型的人：在商業會議上，為支持某個觀點或談成某樁生意，這類人會提出不實陳述，結果謊言卻被當場揭穿或將來被拆穿。一旦作出虛假陳述，你就會在與你談話的人或正在聽你講話的人的心中失去信任度。

雖然我們肯定會更深入探討，但這裡也有些不那麼愚蠢的問題，可以達成所有追求提問藝術的最佳理由。比方說，如果你發現自己正與人談論關於《罪與罰》（我最喜歡的書），你對於這個主題既不瞭解也沒有興趣，但又想與我在漫長且痛苦的汽車之旅中保有自我，那麼能夠提出的更好問題是：

? 你認為《罪與罰》真正的內涵是什麼？

? 你認為作者為什麼寫這本書……？

? 《罪與罰》？真有意思，那麼這本書與你在司法體系的個人經驗有什麼關聯性嗎？

? 你喜歡《罪與罰》中的哪些部分？

糟糕的問題幾乎總是比錯誤的陳述來得好。有次我在聽復活節佈道會的錄音，傳教士在最後的晚餐（Last Supper）中提到路加（Luke）。路加？有說錯嗎？當時他並不在場，即使他在，也肯定不是十二門徒（Twelve Disciples）之一。若傳教士以提問的方式來說，情況會好很多。「當時路加在場嗎？」「你們能幫忙說出門徒的名字嗎？」「站在最後晚餐舉行的那個房間裡，你會有什麼感覺？」利用帶有疑問句的託辭，只是想知道更多的資訊。當你做出肯定、陳述性的說明，若是這些說明錯誤或未經證實，那麼你就會失去陪審團的信任。雖然可以使用「在我看來」作為這些說明的前言，但路加出現在最後晚餐並不是什麼開放認定的觀點，對吧？

身為傳教士，你的工作就是實實在在地說服他人皈依基督。這是一項艱鉅的任，需要運用大量證據來支持論點。不管你犯下的錯誤是多麼無害，或者後面的觀點是多麼令人信服，像前述那樣的陳述句都可能讓聽眾對你的所有說服意圖產生質疑，立即停止傾聽接下來的任何內容。

如果傳教士犯下無心之過，把聖經四部福音書（譯註：分別為馬可福音、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其中一個作者列入很多人可能也以為他在的場所，真的有關係嗎？可能無妨。或許，我對於最後的晚餐出現路加這件事會有如此反應，是因為我將自己的屬靈爭戰精神投射到一個理應比我更瞭解的人身上。儘管生活上有些過失不必付出代價，有些則要賠上生命，也有很多是介於兩者之間，但總有些錯誤會迫使你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心魔，帶領你進入更深層次的內省。這種無關痛癢卻又顯而易見的錯誤對於信仰邊緣的聽眾來說意味著什麼？在傳播所謂聖經真理時，還可能出現哪些與事實不符的部分？這時候問題便轉向內部層面。

自我導向和自我說服

記得我前面提過那個聰明的醫生父親嗎？他對南卡羅萊納大學鬥雞美式足球隊（South Carolina Gamecock football）的熱愛，勝過生活上的任何事情。我非常肯定他愛南卡羅萊納鬥雞比愛我和三個妹妹更多（儘管他否認了這點），他會在開球前六小時把我們丟進一輛木質車身的旅行車，這樣我們就能悠哉地尾隨其後，到看臺上觀看……樂團暖場。沒錯，你沒眼花。不是觀看球員熱身，而是看球員上場前的樂團暖場。那是週六的全天活動，而我們從未遲到過。只有一次例外。

那天汽車駛離了位於斯帕坦堡東邊、我們家中的車道之後便右轉，而不是左轉開往洲際公路，前去哥倫比亞大學看比賽。接著又向右彎，最後停在拉娜與蘭迪•麥哈菲夫婦（Lana and Randy Mahaffey）和他們兩個兒子克萊（Clay）和大衛（David）居住的那條路上。克萊與大衛年紀只比我小一點，我和他們很熟。拉娜與蘭迪是我父母的摯友，他們倆人都是學校老師。麥哈菲一家跟我們上同一所教堂。蘭迪過去是、現在仍是傑出的高爾夫球手，即使已經八十多歲。我們都叫他「教授」（professor）。他教高中物理，而且能讓物理變得有趣並不容易。拉娜則教高中英文，我對閱讀的愛好有部分來自我在她課上讀的短篇小說。我們的後院相連，大到可以舉行全場的足球比賽。雖然克萊與大衛比我小一點，但我們還是會一起玩，我在十幾歲的時候甚至當過他們的保母。

爸爸到底為什麼會在比賽日當天到他們家？媽媽為什麼面無表情地坐在前座？當我們問爸爸還要在裡面待多久時，媽媽為什麼悶不吭聲？媽媽怎麼落淚了？

爸爸在屋內告訴他和媽媽的摯友，他們的小兒子大衛得了白血病。

「何人」、「何事」、「何時」、「何地」以及「如何」這些佔了生活一大部分的問題，在最棘手的「為什麼」問題面前，卻變得如此渺小和無關緊要。

與病魔抗爭的大衛•麥哈菲最終還是離世，我們每個人生命中至少享受過的一段童年純真也隨他死去。對我而言，那種純真將被人生意義的疑問所取代。

我們搬到另一棟同樣位於斯帕坦堡大約一英里遠的房子。這棟新房有三層樓，裡面設置了衣物滑道，我們可以把衣物從頂樓的通道口扔下去，衣物就會神奇地出現在地下室，這裡對我來說還有個最重要的功能：一個沒人會想到在那裡找到我的小衣櫥。而這裡就是我內心對話的開始：

我們從何而來？有沒有神所揀選的靈魂寶庫？我怎麼會被選進這個家庭？靈魂是循環的嗎？大衛可能以他人兒子的身分回來嗎？他現在在哪裡？為什麼我沒有兄弟？拉娜與蘭迪只有兩個孩子，為什麼上帝要帶走大衛？為什麼不帶走我或是我其中一個妹妹？如果祂這麼做了，我父母還會有三個小孩嗎？

我不一定喜歡割幾個小時的草，但我可以和自己對話，我喜歡那樣；我不喜歡一個人坐在旅行車的第三排座位，但我可以和自己講話，我喜歡那樣；我不喜歡凌晨四點起床，騎著電動腳踏車送報紙，但沒人起床的時候我可以和自己對話，我喜歡那樣。

像這樣的對話一直持續到今天，我不斷地詢問自己問題，並演練自己想向別人提出的問題。在法庭上作出的結案陳述，都是我幾週前推著割草機想出來的；在國會上發表的演說，都是我獨自駕車往返機場時思考而來。在現實生活發生以前，我會先在腦海進行演練一遍。我該怎麼問這題？如果她這樣說呢？如果是這個答案，問題要轉到哪個方向？如何用同樣的速度和敏銳度處理「是」或「不是」？

所以，沒錯，提問是幾個因素自然和可能性的集合：(1)對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2)首先是意識到人性本質是什麼，然後承認人性本質（每個人都渴望被傾聽，於是我決定閉嘴傾聽就有了優勢）；(3)我花了好幾個小時進行無止盡的內心對話，試圖理解自己所信仰的事物、為什麼我相信它、以及這些理念是否經得起公眾檢視的考驗；最後(4)久而久之，在談話中扭轉情勢或緩和緊張局面、避免即將發生的衝突中，提問成為一種極其有效的作法。提問似乎是溝通和說服的最佳方式，同時也降低自曝其短的風險。但最重要的是，打從我有記憶以來，提問一直是我說服別人的方式，因為有記憶以來，提問就是我說服自己的方式。

3 X 0 = 3

我說過拉娜與蘭迪有兩個兒子：克萊與大衛。克萊仍然是我的朋友，只是沒有像過去那麼常打高爾夫球。他很早就結婚，娶了一位名叫史黛西（Stacey）的好女人。他就讀克萊姆森大學（Clemson University）（沒有人是完美的）並成為一名工程師。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生活開始出現某種對稱性（symmetry）。克萊的父親讓我終身熱愛高爾夫球。克來第一次一桿進洞的時候，我也在場，這就是為什麼我叫他「Ace」（一桿進洞）而不是克萊，沒有人這樣叫他。

克萊與史黛西也有自己的孩子。他們給第一個兒子命名為大衛，大衛•麥哈菲（David Mahaffey）二世。這位大衛•麥哈菲是體格強壯且頭腦聰明的大學生，同時也是高爾夫球手，在我們兩家族半世紀以來一起打過無數場球的球場工作。

大衛•麥哈菲在SAT（學術水準測驗考試）數學項目的得分，比我所有項目的分數總和還要高，別笑！他的分數可能也比你們高。所以，我當然要和他談談數學方面，對吧？我喜歡挑戰，喜歡挑戰巨人歌利亞（Goliath，譯註：聖經人物）。

問自己數學問題很簡單：我不知道我的答案是否正確。這種對話能有多困難？但是問一個數學好的人問題，那就是挑戰。說服比我更博學多聞的人，這就是說服的藝術。

「3 X 0是多少？」我問年輕的大衛•麥哈菲
他看我的樣子彷彿我在發神經，「答案是零，高迪先生，大家都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大衛。我認為答案不是這樣。0 X 3等於零，我同意，但3 X 0不是零。」
「抱歉，高迪先生，但答案就是這樣。」
「誰說的？」
「人人都這麼說。」
「但我不是人嗎？你是不是因為我對虛無的看法與你不同，就不重視我的想法？難道我不算個人嗎？我不重要嗎，大衛？」

「呃，高迪先生，任何數字乘以零都等於零，」大衛回答。
「不，大衛，我不相信。3 X 0等於3，你不能讓我有的東西消失。我有三件東西，我只是把它乘以零，但我的三件東西並沒有消失，我不認同在等式裡承認它的存在，卻裝作好像什麼都不存在一樣。我不能認同這點，不能支持這種說法，這是錯的，大衛。你想要我這樣嗎？你想要我假裝存在的東西根本不存在嗎？」

此時，高爾夫球職業球場總教練、兩位助理教練和六、七個工作人員都站在我們周圍。我就是為這些時刻而生的！

「大衛，我愛你，我認識你家人很久了。你爺爺教我物理，你奶奶教我英文，你父親第一次打出一桿進洞的時候我就在現場。順道一提，你是指你父親並沒有真的一桿進洞，只因為你並不在場嗎？你說的不存在就是這個意思嗎？0 X 3等於零，我認同，我什麼都沒有，所以乘以零還是零。但3 X 0 不等於什麼都沒有，我有三樣東西，你要說我什麼都沒有嗎？你否認我有三樣東西嗎？你擱置現實（suspending reality）是因為想在同事面前贏得數學辯論嗎？大衛，我的三在哪裡？它去哪了？你怎麼能當它不存在？你無法設計出任何數學公式來說服我知道存在的東西，你不能把它拿走，我對於你的嘗試感到驚訝和失望。我的三在哪，大衛？！」

可憐的大衛•麥哈菲，你要怎麼和一個神經病辯論？要是有人認為3 X 0和0 X 3的結構順序真的會影響答案，那你怎麼跟他辯論數學？在我擦完最後一支高爾夫球桿時，大衛看著我說：「高迪先生，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但我知道我是對的，我回家後會請教父母該怎麼答覆，但我很清楚，任何數乘以零都是零，只是我現在無法解釋。」

當我走出高爾夫球場的停車場時，生活的對稱性在很多層面上都讓我不知所措。

首先，別忽略了顯而易見的事實——那位在高中最後一堂數學課只拿了「D」大學期間所有數學科目都被當的傢伙，卻能與一個數學天才辯論。至少可以慶祝一下吧！

但真正的對稱性是麥哈菲與高迪家族之間五十多年的聯繫。如果你能記住一件事，別忘記說服的藝術並不是要贏得他人支持，而是要拉近人們之間的距離。提問的力量（如果運用得宜的話）在於，說話和傾聽之間本身存在對等的施與受。當然，我本來可以詢問大衛棒球和高爾夫球的發展如何；我本來可以問他主修什麼科目，但我卻不斷地問他到底我原來的三跑到哪裡了。因為我希望這個數學很好的年輕人也能擅長溝通，你知道答案是零，然後要說服我答案是零。在觀眾面前、在面對壓力的情況下，進行說服、溝通、辯護、建立關係。

我敢肯定，那天晚上大衛回到家，會問他父母如何將簡單的數學概念傳達給一個應該本來就知道的人。但這不就是生活嗎？這不就是我們想做的嗎？有效溝通，保持熱情。

我敢肯定，那天晚上麥哈菲一家人一定笑得很開心，想知道這個不太瞭解基本數學原理的人怎麼會當選國會議員。而且我確定克萊曾說過：「我們國家的財政政策充分說明了我們的國會議員不懂數學。」

我能完全理解的事情太少：為什麼我會在這個地球上？為什麼壞事會發生在好人身上？所謂「萬事（無論多麼暗黑或邪惡）皆互相效力得益處」的道理。我還沒完全說服自己認同這點，我懷疑我永遠都無法說服自己。但我已經說服自己，讓這個問題消失，享受提問的藝術和說服的藝術，以此作為一種溝通和交流的方式。我曾經在位於斯帕坦堡東側房屋的一個漆黑壁櫥裡，問過自己一些關於大衛•麥哈菲一世的問題，如今這些問題似乎比當時更有意義。我學會不要迴避困難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會引導你找到真理。

剛開始你可能會問一些非常愚蠢的問題，例如：「那個藍色袋子是什麼顏色？」、「我的家鄉斯帕坦堡是以斯巴達命名的嗎？」或者「3 X 0等於多少？」但不要停止問問題。先問你自己，再問別人，詢問關於你的存在、關於他人和每件事情。你最後要說服的那個人可能就是你自己，有時候你自己就是那個最難說服的陪審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