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創造一個心理病態：七種最危險的暗黑心靈

作者簡介

作者——馬克•佛里史東（Mark Freestone）博士
國際知名社會學家兼變態心理學專家，協助政府調查匪夷所思、惡名昭彰的心理病態犯罪，並以豐富的研究資歷為超人氣英劇《追殺夏娃》打造出變態女殺手的角色。
佛里史東是倫敦瑪麗皇后大學精神病學中心的資深講師，在監獄和法醫心理健康服務部門擔任研究人員和臨床醫生超過十五年，並於「高安全層級A級監獄」工作；該監獄收容了英國最惡名昭著且高危險性的罪犯。他也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系列影集《追殺夏娃》的顧問專家，以及《法醫精神病學》期刊的編輯，目前擔任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的顧問，負責診斷患有嚴重人格障礙者。

譯者簡介

林金源
專職譯者，嗜好文史，優遊於花鳥蟲魚的世界，譯作有《情緒之書》《樹的智慧》《筆尖上的世界史》《伊斯坦堡三城記》《轉角遇見經濟學》《不費力的力量》《學習如何學習》《24個最受歡迎的心理學故事》等。
賜教信箱：[email protected]

書籍目錄

序言
引言
第一章：心理病態的面具
第二章：殺手保羅
第三章：騙子湯尼
第四章：說謊者傑森
第五章：寄生蟲亞瑟
第六章：邊緣人丹尼
第七章：無悔意者安琪拉
第八章：彌補者艾迪
第九章：心理病態形成的社會脈絡
注釋
參考書目
誌謝
關於作者

推薦序/導讀/自序

引言
這個世界還需要另一本講述心理病態者的書嗎？畢竟，我們似乎已經聽過或讀過關於這些如此嚴重被誤解的族群的一切事蹟。他們是否生來就邪惡？他們是被墮落或虐待的家庭動力所創造出來的？為何有些心理病態者會構成如此令人信服的虛構角色？我的前妻或老闆是否也是心理病態者？
我並非是能診斷和治療精神疾患的精神科醫師，也不是研究心理、大腦和罪犯行為的司法心理學家，不過我曾與上述兩個領域中某些最具影響力和經驗的專業人士接觸與合作。我的背景有些不同：我起初接受社會學的訓練，這門學科主要著眼於關係和社會互動的模式，而鮮少處理個人問題。然而，我曾在安全戒護醫院和社區中直接與心理病態的犯罪人共事，時間超過十五年。我曾與心理病態者同桌吃飯，和他們一起哭一起笑。我見過他們流血，還有一次目睹他們的死亡。他們操縱過我，我大概也操縱過他們。我們之間有過許多對話—我通常是聆聽者—有些話不該是某個人類會對另一個人類說的話。
我在這段期間從事研究、進行評估和管理治療團體，建立了關於心理病態者如何與人互動的豐富經驗，並且，我對於精神病學和司法心理學看待心理病態者的方式斷然產生了懷疑。如今我任職於某精神病學部門，該部門以從生物心理學的基礎去理解精神疾患而自豪。這意味著在思考精神疾患時，我們會試著去理解環境對於人們養成樣貌的影響力。如此的態度對治療計畫的規劃至關重要，因為這有助於說服精神疾病患者他們有實在的理由做出改變，以及避免這個社會再度創造出形成創傷、虐待或忽視他們的童年環境。
我相信若要瞭解一個人，我們應該泰半著重在關係上，而非特質和診斷；因此我認為關於這些最嚴重被誤解的人格，我可以提供一種稍微不同的觀點。心理病態者並非活在一個孤立的狀態：他們的失調表現在他們理解事物和與人互動的方式，以及他們所形成的關係上。我有時會問學生一個問題，那便是，心理病態者能否在遠離其他人的荒島上生存？我的回答如下：他們絕對辦得到。舉例來說，被診斷出思覺失調症或失智症的人，不太可能獨自應付如此孤立的情況，很可能會因此喪命。不過我認為心理病態者可以活得很好。
心理病態者何以如此，以及他們是否能夠做出改變，對此我也希望提供一些清楚的解答。關於「心理病態者」這個用語的含義，以及治療是否總讓他們變得更糟而非更好，存在著太多相互矛盾的論述。對於精神失調的人，我們有一種難以去除的誤解，這種誤解部分來自於，我們傾向於認為心理病態是對某種超級大壞蛋所做的注解，我們相信他們道德淪喪，?熟地操縱別人，全然不擇手段—這正是我打從二○○四年開始在有安全戒護的心理健康部門任職時，所抱持的看法。事實上，若干年的經驗已經讓我知道，實際情況沒有那麼戲劇化，而且或許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絕大多數的心理病態者，根本不是什麼厲害的專家，當然也不像湯瑪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筆下的漢尼拔．萊克特（Hannibal Lecter）醫師那樣，是個聰明絕頂的操控大師。他們其實是因為遺傳方面的壞運氣（這在統計上相當罕見），結合情感上、身體上或經濟上匱乏的養成環境，才導致缺少了身為人類的某些最基本的社交技巧、推理和情感反應的能力。這正是我想要指出的—各種造成心理病態的原因。
我想指出，「心理病態者」是一個過於狹隘的用語，無法涵蓋被貼上這個標籤的人們的多樣性。我想要強調的是創造出心理病態者及其「容器」—監獄和程度較輕微的精神病院—的那種不正常環境，這些環境使得他們的社交和個人功能失調，讓他們得以磨練出操縱和施虐的技巧。
本書中的匿名個案研究，每個案例都融合了我在職業生涯中曾遭遇的一些人物，我希望它們有助於使心理病態者給人的印象變得人性化，並幫助讀者瞭解，為何他們要形成一般人視為理所當然的社交和情感關係，是如此的困難。
我想知道從道德的角度來論斷心理病態者，是否是件公平的事；還有在我們之間，包括專業人士和一般大眾，是否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共謀關係，將心理病態者放逐到人類的垃圾箱中。我認為在心理衛生和刑事司法體系中任職的專業人士，往往對心理病態者採取比較不費力和比較有吸引力的評判性觀點，將他們視之為「不可能復原」或「天生邪惡」的結果。如此一來，當事情出了差錯，而某人因為違反專業倫理，導致自己被心理病態者操縱而丟掉工作時，我們可以安慰自己說，心理病態是遺傳畸變的結果，我們對此無能為力，只能被恐嚇或被控制云云。同樣的，如果臨床醫生也對於心理病態者感到束手無策，這於是變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我幫不了你的忙，所以你必定是個壞蛋。」
由於心理病態者的暴力、操縱和控制狂行為的傾向，你會發現和他們共事，鮮少是件直截了當或令人滿意的任務。心理病態者往往比其他犯罪人更常成為累犯。某項研究說，高達百分之九十的心理病態者犯罪人，會在二十年內再度因暴力犯罪而定罪。努力跟他們相處，勤奮和堅持經常換來失望和挫折，以及有時是埋怨不已，或是對你的出身的生動問候。
本書描述我在職涯中曾經遭遇的人們的綜合體，當中有些人曾公開露面，包括丹尼，他對自己造成的危險性，更甚於對其他人；艾迪有過可怕的施暴史，但他已經遠離那樣的生活，並找到同理心且痛改前非；至於安琪拉，或許比起我所描述的任何男性更加令我驚駭。書中的每個故事都以某種方式挑戰了我們對心理病態者的誤解，而且可以提供給你關於心理病態的不同觀點，去對應當我們使用這個用語時，心中所想到的那種人。

文章試閱

第二章 殺手保羅
在大型機構裡—監獄、醫院、保釋住所—與重刑犯共事是件辛苦吃力的工
作。和你共事的人隨時有潛在的危險性，他們曾犯下重罪，對自己被監禁感到不滿，而且極度脆弱。這表示你身為專業人士的工作會非常困難：你和一群不想待在那裡的人共事，試著給他們理由做出他們無意為之的改變，同時還要避免讓他們有機會傷害你，因為他們當中有些人確實會這麼做。
除此之外，有人格疾患(例如心理病態)的犯罪人是難以矯正的。他們的精神障礙並無明確的治療方法，而且往往渴望在監獄中重新創造過去的生活，通常以使用毒品和暴力為特點。這代表，監獄本身就是一個嚴酷的所在。
早期那種較古老的維多利亞式建築的監獄，因為不敵現代化必須具備廁所配管系統的健康與安全規定，如今多已消聲匿跡，目前的建築提供了便盆和監視廂房四周的清楚視野，以防有人在陰暗處逞兇，此外就只剩冰冷的混凝土建物，以毫無裝飾的塗白牆壁作為主要特色。最高安全等級的監獄或許是最糟的一種，有更高的圍牆，加上超高的金屬網圍籬和直升機網。
在我任職的機構中，沒有人像保羅那樣善於將監獄外的生活帶進監獄之中。我在一所高度戒護的監獄首次遇見了保羅，連同其他一群囚犯，他們正在和一位心理學家討論後續的治療方式。這是一項監獄實施的新服務，屬於DSPD計畫的一環，專門服務因為心理病態或其他嚴重人格疾患而被視為「無法治療的」重刑犯。當時，我的任務是觀察這類活動，試著從中瞭解和描述矯正這些個案所需創造的那種文化，以及囚犯和工作人員是如何形成關係。這些囚犯可能已經被單獨監禁多年，或從未開過這類讓他們有機會出獄的假釋會議。囚犯中的大多數人看來焦慮不安，這也許理所當然，因為他們多半被判處無期徒刑，明白這是他們離開監獄的最後機會。然而，沒有人知道所謂的「治療」是怎麼回事，除了在餐廳打架之後，有護士替他們縫合傷口的那幾針。
其中一個男人擁有單獨監禁的長期紀錄，他被獨自囚禁長達六年之久，如今就連單純坐在別人的身旁，都會猛冒冷汗。他一分鐘轉頭好幾次，緊張兮兮望著身後的空白牆壁。我猜自從他被囚禁在八乘以五英尺大小的單人牢房之後，就連此刻這個狹小無窗、只有八張椅子和一個檔案櫃的監獄會議室，也讓他感到難以想像的空曠和暴露。
另一個同樣在冒汗的男人戴著一副所謂「強姦犯眼鏡」，我後來才知道：這種眼鏡的光反應鏡片會在明亮的光線下變暗，用以保護眼睛；而許多性犯罪者似乎難以理解地被這種眼鏡給深深吸引。我說難以理解，是因為其他囚犯和工作人員似乎都知道，戴著這種眼鏡，差不多就等於擁有「強姦犯俱樂部」的會員卡，所以沒有人願意戴上這種眼鏡，因為如此一來，想找強姦犯開刀的暴力犯，就很清楚要從哪些人下手了。
在這群三教九流的人中，我第一次看見保羅。他猛然坐了下來，近乎水平地岔開著雙腿坐著。他撇嘴露出一個古怪陰鬱的表情，看起來好像蔑視周遭的一切，又好像勉為其難的加以掩飾不屑的態度。
「我想知道大家對於今天的期待？」一位女性心理學家問道。她遵循著眾所皆知的蘇格拉底詰問法，禮貌地表現出對每個人的答案感興趣的樣子。「離開這他媽的鬼地方。」保羅出言譏諷。強姦犯眼鏡男緊張地吃吃笑了起來；而單獨監禁男驚懼的雙眼，就像正緊盯住想像中一輛直直朝他頭上輾來的十八輪大卡車。
「嗯，我想這是個目標。」心理學家不動聲色的說。
「這他媽的傢伙是誰？」保羅問道，約略地指著我。突然間，我發現了強姦犯眼鏡對我也有莫大的吸引力。我很快發覺，在這座監獄裡，沒有人比保羅更自在，包括工作人員在內，當然。在監獄裡開會往往是件相當緊張和困難的事，工作人員和囚犯的訴求會產生嚴重的衝突，但無論會議氣氛多麼緊繃，保羅從頭到尾都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模樣，雙臂交疊，臉上露出嘻笑的表情。只有在少數片刻，當他感覺有人擺出妥協的姿態，他的面孔會因為義憤而扭曲，就像來自美國中西部的電視福音傳道人那樣，他會讓對方切確知道他們欠他東西。上帝為證，現在該是他收債的時候。
還在監牢外的保羅，大概是我最常被問到的那種身份之一—殺手。我很想寫成「刺客」，但「刺客」擁有各種迷人的意義，而保羅做的事可一點兒也不迷人。當某些人欠他錢或欠他老大錢，他會找到這些人，將他們綁起來好好折磨一番，或是吩咐他那些沒有骨氣但同樣殘忍的手下替他動手。這些人一來受到恐懼的驅使，二來自己也想當上「大咖」。保羅的恐怖統治範圍橫跨了英國好幾個郡，在他的團伙支持下，拼命向意志力薄弱的男男女女推銷毒品。他們差不多全都對古柯鹼上癮，這點讓保羅得以近乎絕對地掌握他們的生死。
不料一天事情做的太過火，某樁毒品買賣出現了對手，威脅到保羅的生意。保羅糾集了幾個年輕的幫兇—其中有個男孩年幼到必須上少年法庭受審—他們聯手突襲毒品販子，用衝鋒槍將他打成蜂窩。出庭時，保羅指示律師團隊將一切罪責推給那個年幼的共犯，撇清自己的責任。在定罪後，他利用司法制度所允許的每次上訴來咬定這個說法。他之所能接連上訴，是因為在最初的審判中作證的幾名證人決定撤回供述或改變說法，這點證明了保羅雖然人在監獄，但勢力猶存。
閱讀審訊紀錄時，我對警方深感佩服，他們想必趕在保羅集團恐嚇目擊者改變說法之前，迅速取得了證詞。不過當時我沒有太過在意這件事。我注意到的是，保羅在總分四十分的PCL-R量表中得到了三十八分！這代表他是所有囚犯之中，心理病態程度最嚴重的百分之一。
對許多人來說，監獄是個極其可怕的地方，充滿了限制、霸凌和侵蝕靈魂的無聊，這裡只有罪惡感、恐懼和寂寞和你常相左右。然而，對某些人來說並非如此。我所認識最能適應這種嚴苛環境的人，就非保羅莫屬。即便是安全等級最高的監獄，對他來說似乎就像另一個家。
保羅出身於犯罪家族，從小就被父親教導要做一個「絕不告密、絕不甩權威和絕不屈服」的人。保羅的外表帥氣迷人，他有一頭蓬亂的黑髮和碩大的頰骨，由於監獄生活相對緩慢平靜的步調，他的臉頰才稍稍變得豐滿一點。這表示著人們傾向於給予保羅過多的自由度，雖然那顯然不是他犯下可怕罪行之後應有的待遇。囚犯們和各層級的監獄官員幾乎就像聽命於保羅，彷彿監獄是他的場子和圈套。透過可疑程度不一的種種角色扮演，將全部的人吸納其中。因此，在我踏入的這個圈套中，在我剛完成「監獄安全訓練」的情況下，我試著瞭解「權力」在監獄中的意義，以及心理病態者的獨特人格如何在這種環境下助長這件事。
保羅對我的態度再友善不過。他似乎出現在我第一週所參加的每一個囚犯會議上，而且他定期出席吉他社團，是出了名的熱中演唱柯恩(Leonard Cohen)的經典歌曲，即使不那麼動聽。保羅察覺到我在這個陌生複雜又死板的監獄體制中有些茫然，他對我提出了幾個有用的建議，關於我應該參加的集會，「如果你想知道這裡真正發生的事。」他說。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同意在接下來幾週去參加獄方舉辦的社交和治療活動。
這些活動通常很成功，保羅總是表現合群，並熱心地幫助我跟大夥兒打成一片，
還讓我受到囚犯們和一些工作人員的歡迎。一切出乎想像的順利。我時常想，假使沒有喬西(Josie)的話，監獄裡會發生什麼事。喬西這個身高矮小的司法心理學專家，看起來勉強搆得到保羅的腰，卻摸透了他的底。只要有喬西在，她說能道破保羅每句話的言外之意：「當你那樣說話時，保羅，我聽起來有點像在威脅。」或者「我不知道為什麼，保羅，但我覺得你想辨法讓我在大家面前像個笨蛋。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嗎？」一來二去，保羅變得收斂不少，尤其喬西在場時，他學會更加謹言慎行。
我開始欣賞保羅在治療集會之外展現的隨和魅力。還有，他顯然看透了我的天真，並理解我是如此渴望瞭解並融入監獄的生活。在所謂非正式團體活動—烹飪課、下棋課(是的，心理病態者很可能是下棋高手)，甚至只是進餐時的閒聊—只要保羅在場就絕不會單調沉悶，因為他總有一堆新鮮有趣的監獄八卦讓大夥兒震驚，就連工作人員也吃驚不已。
保羅最喜歡的話題和樂趣來源之一，是他所謂的「香腸俱樂部」，這顯然是囚犯們用來性交易的一個秘密社團。這些囚犯多半自認直男，並猖獗地展現出恐同的態度，但同時又認為能跟男人性交，總比沒有好。在這些話題中，保羅總是知道誰欠了誰某種性服務，或是誰在吃醋，因為某人在週一淋浴時讓別人替他吹簫，諸如此類。
不過，最後他總會以堅決的否認作為結語，例如「當然啦，我自己從未參與這些被禁止的行為。」在我看來，這番話的用意或許是為了讓工作人員覺得他們盡到了一點本分。然而同時我也納悶，為什麼一個不在意任何事、也不管別人怎麼想的人，會費心表明他沒有做任何不適宜的事。
起初我覺得這是件有趣的事，但當我花越多時間聽保羅說話，我就越對這個監獄的工作人員感到肅然起敬，尤其是喬西，因為他們必須管理這群極難相處的人。我也漸漸發現，保羅絕非是利用「一點戲謔」來讓大家辛苦的生活變得有趣。實際上，他到處散播毒素，選擇性地釋放謠言和酸言酸語，好讓監獄的工作人員有事可忙，同時讓其他囚犯因為擔心違禁行為被洩露，而無暇挑戰他。
當然，我遲早也會成為保羅編導的好戲中的受害者。
身為監獄的非獄方管理員，我最大的挑戰之一，是設法弄清在監獄工作人員經驗範圍以外的事。這些工作人員是按照朝九晚五的時間上班，他們的工作內容可謂安全且乏味，就像各行各業的一般上班族。然而，我的任務就複雜多了，我得定期參加早晨簡報，聽取晚班和大夜班期間發生的可怕故事。
我確定值「A班」是要瞭解各種狀況的唯一辦法，也就是在監獄裡出勤整整十二個小時的班，從早上七點到晚上七點，體驗監獄管理員和囚犯們一整天的互動。我需要為此訂定嚴格的計畫：首先，我當時才二十五、六歲，不太習慣在一大早六點鐘爬起床。再者，我需要讓自己一整天都有事可忙，以免過於無聊或疲累而錯過蛛絲馬跡。於是，我向保羅尋求建議。
「老弟，你得一起來吃早餐和晚餐。那時每個人又餓又累，是真正亂成一團的時候。」接著保羅遲疑片刻，若有所思地又說：「你也得來參加隔間會議，時間定在下午兩點。還有哥兒們的談話群組，在下午四點，我會在場。啊對了，還有每天舉行的治療集會，那對你來說真的非常重要！你記下來了嗎？」是的，我記下來了，我相當認真地(或許過於認真)採納了這個嚴重心理病態的男人看似真心誠意的建議。
我一如預期順利值上「A班」，每天早早起床去和大家吃早餐，看著他們為了食物份量爆發半認真的爭吵。我得知有關「幽靈屎人」的事，他每天早上都會弄髒淋浴間。我還被介紹給另一名囚犯派屈克(Patrick)，他罵起人來就像拉肚子一樣噴瀉而出，只要稍稍被激怒，他就忍不住吐出一連串令人雞皮疙瘩的髒話，聲音又大又急，但每個字都難以分辨：「操你媽的希望她因為肛門長癌而死翹翹」是相對低調的例子。
我參與每一場安全簡報，看著工作人員遞交大夜班和早班之間的安全資料，努力記錄並試著理解狀況，然後隔天重複所有的行程。另外，我會訪談幾名囚犯，瞭解他們的犯罪史，其中某個個案還涉及將人燒死在車內的罪刑。這是件辛苦異常的工作，當我每晚近八點回到冰冷的出租公寓，一進門只能倒頭就睡，完全顧不得要先完成當天的記錄。
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有天我一如往常參加治療定向群組，走進會場時，我才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勁。保羅在場，他顯然對某件事非常、非常介意。
「你他媽的昨天人在哪裡？」他盯著我。
「呃，那個……我……」
「你說好了要來參加哥兒們談話群組！」
我想破了頭：我說過嗎？「我那時在參加治療集會，我以為那是……」
「才怪……什麼爛理由。你們全都一樣，你們這些爛傢伙。我說我會在談話群組等你，你還說你會去！」
我感到窘迫不已。以我的研究計畫的本質，我能參與這些活動，是所有工作人員和囚犯願意配合並接納我的結果。如果有人認我行事不公或缺乏職業素養，那麼我的研究將岌岌可危。
「我真的很抱歉。」我試著開口，「我不知道……」
保羅臉上出現我印象中最具威脅性的冷笑。「你的意思是，你認為你大可以只挑輕鬆的事情做，在你應該努力瞭解囚犯生活的時候，卻跟工作人員廝混在一起。老弟，我還以為你不是那樣的人。」
我環視著眾人，深感羞愧。沒有人迎向我的目光。保羅不屑地搖頭，而帶領定向群體的管理員露易絲更是一臉不以為然，似乎每個人都意識到不能指望我信守承諾。好了，現在還有誰會信任我，願意告訴我重要的事，好讓我完成研究計畫？
當天稍晚我回過了神，突然間明白到，我被一個古老的把戲給愚弄了。那是在電影《搬家》(Moving)中讓理查．普瑞(Richard Pryor)所飾演的角色上當的相同把戲，也就是用一堆玩笑和不相干的閒聊來混淆視聽，並隱藏你認為人們無法從一團混亂中辨識出來的訊息(就像保羅那天真正的目的)。
老實說，我對自己的失望更甚於對保羅的憤怒，我被「瞭解囚犯經驗」的想法沖昏了頭，忘記這些人會入監服刑不是沒有原因。畢竟，保羅並非自願被拘留，而且他根本沒有任何權力。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他都能愚弄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人，那麼一旦他能為所欲為和暢所欲言，該會如何興風作浪。
彷彿為了強化這個觀點，隔天，我設法避開了保羅。然而，當我終於在吉他社團又看見他時，他似乎沒有任何惡意，甚至完全不記得他前天對我的羞辱。他一如既往地親切迷人，只有露易絲似乎對我的態度變得冷淡不少。監獄管理員露易絲為人正派，她給人的印象是無法忍受一丁點違法的事，所以儘管我在技術上沒有犯錯，但道德行為的瑕疵已經得罪了她。至於同個隔間那些年輕男性管理員的不成熟和漫不經心的工作態度，也令她感到不快。
接下來的一週，由於保羅和我都喜歡樂團「電台司令」(Radiohead)的OK
Computer專輯，我們稍稍恢復了友好的關係。保羅問我能否替他從網路上列印一些吉他譜，例如‘Lucky’—正好是專輯中我們最喜歡的曲子—和‘KarmaPolice’等歌曲。我察覺這是一個與保羅重新交好的機會，我或許還能透過他，接通那條小道新聞和局內人消息的管道，因此當晚我盡職地從網路上下載、列印吉他譜並仔細裝訂起來，比準備自己的報告還用心。
然而隔天，當我到達監獄停車場時，我突然冒出一個念頭：監獄裡是否允許帶進訂書針？按刑事司法工作的規矩，最好不要冒這個險。此時成疊的吉他譜還放在我的汽車座位上，我決定拆下釘書針再帶進去，比較安全可靠。所幸事情後來有了轉折，我臨時接獲一個考核任務，必須離開監獄幾週。匆忙中，我完全忘了有關吉他譜的事。而當我回到監獄時，已經不再是當初的菜鳥觀察員，而被行政部門雇用為首席研究員，我成了真正的工作人員。至於那一大疊吉他譜，在雲端儲存和數位化時代來臨之前，早被湮沒在移來挪去、亂成一團的文件中。
我回到監獄的第一天，情況似乎有些不妙。每個人看起來都很緊張，沒有人過來道賀我的新工作，甚至沒有跟我招呼。顯然發生了什麼事，但監獄運作一如往常：囚犯在七點五十分開始活動，八點三十分舉行晨會，早上工作，下午進行治療。當我來到隔間看見幾名新來的囚犯，我卻沒看見保羅。
這件事透著怪異，因為保羅理應待在無期徒刑隔間，因為他屬於高度危險性犯人，被判處長期刑期，以及有重度心理病態，不太可能移監，短時間內他哪兒都去不了。那麼保羅人呢？吉他社團要到下週才有活動，而且行程表上，治療定向群組並沒有運作，因此我無法向別的囚犯或工作人員打聽消息。
直到當天很晚，我終於找到了賈姬。打從我進入這所監獄，賈姬就是我的好同事。套用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電影《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的台詞：就任何監獄而言，她大概都都有點被「旋得太緊」，更別提在滿是心理病態者的最高安全等級監獄。但是她為人忠誠聰穎，深諳監獄的規矩，小道消息靈通，是個很棒的工作伙伴。
當時我在全國最高安全等級的監獄已經任滿兩年，早已見識過許多瘋狂情事，包括違反安全規定、拘禁時死亡、可怕的自殘，或是駭人聽聞的暴力行為。然而賈姬當說出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我依舊驚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