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丑角登場：崔子恩的酷兒影像

作者簡介

白睿文（Michael Berry）

　　1974年於美國芝加哥出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現代中國文學與電影博士。現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亞洲語言文化教授兼任中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當代華語文學、電影、流行文化和翻譯學。
　　著作包括《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鄉關何處：賈樟柯的故鄉三部曲》、《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電影的口音：賈樟柯談賈樟柯》。編著包括《霧社事件：台灣歷史與文化讀本》、《重返現代》、Divided Lenses: Screen Memories of War in East Asia。
　　中英譯作包括王安憶《長恨歌》（2008）、葉兆言《一九三七年的愛情》（2003）、余華《活著》（2004）、張大春《我妹妹》與《野孩子》（2000），舞鶴《餘生》（2017）以及方方《武漢日記》（2020）。2009年獲得現代語言協會（MLA）最佳翻譯獎的榮譽提名，曾擔任金馬獎評審（2010、2018）、紅樓夢獎評審（2012-2018）和香港「鮮浪潮」國際短片展（2013）評審。也曾為《新京報》和「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撰寫專欄。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我就是註定了永遠邊緣，再邊緣，更邊緣，與任何神任何神話任何偶像任何主流作對。」——崔子恩
由知名華語電影學者白睿文對中國同性戀導演╱創作者崔子恩對談，勾勒崔子恩創作對國家、社會，乃至文化與時空的衝突，撞破所有的櫃門，出櫃！

書籍目錄

總　　　序　談中得來
推　薦　序　說吧，記憶╱紀大偉
推　薦　序　非主流、反霸權的酷兒崔子╱包宏偉

前　　　言　丑角登場
我，崔子恩　成長背景╱「同志」的定義/從文學到電影╱早期寫作╱《男男女女》╱關於第六代╱數位拍攝╱關於發行╱電影與宗教
跨越與衝撞　走進夜景╱混雜與跨越╱從《少年花草黃》到《副歌》╱「出櫃」與「反出櫃」
同志，同志　《誌同志》，致同志╱中國同志電影與酷兒運動
獨立電影考　紅色電影的歷史痕跡╱改革開放的經驗與創作啟蒙╱第六代的電影革新
論酷兒影像　摒棄敘事美學╱社群與權力╱愛的接納與給予╱古典文學的反作用力╱前台與後台╱表達與身分認同/事物的「秩序」

讀　後　記　人與事與詞與物╱崔子恩
崔子恩作品

推薦序/導讀/自序

〈總序　談中得來〉

文╱白睿文

　　二十多年以來，除了學術研究和文學翻譯之外，我的另外一個學術方向就是文化口述歷史。初始的動機是因為我發現我所研究的領域特別缺少這方面的第一手資料。當時除了記者針對某一個具體的文化事件或為了宣傳一部新作品以外，比較有深度而有參考價值的口述資料非常少。但不管是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或從教學的角度來考量，我總覺得聆聽創作人自己的敘述，是了解其作品最直接而最有洞察力的取徑。當然除了作品本身，這些訪談錄也可以幫我們理解藝術家的成長背景、創作過程，以及他們所處在的歷史脈絡和面臨的特殊挑戰。
　　當我還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便已經開始與各界文化人進行對談或訪問。一開始是應美國《柿子》（Persimmon）雜誌社的邀請，他們約稿我訪問資深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中國作家徐曉等人。我後來在紐約經常被邀請替很多大陸和台灣來的作家和導演擔任口譯。跟這些創作人熟了之後，除了口譯我也開始私下約他們談；這樣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訪談旅程就開始了。我當時把我跟侯孝賢、賈樟柯等導演的訪談錄刊登在美國各個電影刊物，包括林肯中心電影社主編的《電影評論》（Film Comment）雜誌。後來這些訪談很自然地變成我學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光影言語：當代華語片導演訪談錄》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對談集，該書收集了我跟二十位資深電影人的對談錄。後來又針對侯孝賢導演出了一本長篇訪談錄《煮海時光：侯孝賢的光影記憶》。實際上，從1998年至今，我採訪各界文化人的計畫一直沒有間斷，從導演到作家，又從音樂家到藝術家，一直默默地在做，而且時間久了，就像愚公移山一樣，本來屬於我個人的、一個小小的訪談計畫，漸漸變成一個龐大的文化口述史項目。之前只刊登有小小的一部分內容，它就像冰山的一角，但大部分的口述資料一直未公開曝光，直到現在。
　　這一套書收錄的內容非常廣泛，從我跟賈樟柯導演的長篇訪談錄到崔子恩導演對中國酷兒電影的紀錄，從中國大陸的獨立電影導演到台灣電影黃金時代的見證人，從電影到文學，從音樂到舞蹈，又從建築到崑曲。希望加在一起，這些採訪可以見證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社會和文化轉變。它最終表現的不是一個宏觀的大歷史，而是從不同個人的獨特視角呈現一種眾聲喧嘩，百家爭鳴的文化視野。雖然內容很雜，訪談錄的好處是這個形式平易近人、不加文飾，可以深入淺出，非常直接地呈現創作人的創作初衷和心路歷程。從進行採訪到後來的整理過程中，我始終從各位前輩的創作人身上學到很多，而且每當重看訪談錄總會有新的發現。因為秀威的支持，這些多年以來一直放在抽屜裡的寶貴的採訪資料終於可以見天明。也希望台灣的讀者可以從這些訪談中獲得一些啟發。
　　生命一直在燃燒中，人一個一個都在離去。我們始終無法抓住，但在有限的人生中，可以盡量保存一些記憶和歷史紀錄留給後人。這一系列就是我為了保存文化記憶出的一份小小的力。是為序。





〈推薦序　說吧，記憶〉

　　這本書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白睿文（Michael Berry）教授深入訪談中國電影工作者崔子恩的成果結集。這些訪談並非一氣呵成，而是十餘年累積沈澱的成果。在求新求快的網路時代，這本集子反其道而行，慢工出細活，也就顯得特別珍貴。
　　崔子恩的名聲，主要來自於他在文學、在影像刻畫的中國同性戀。這些處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同性戀者，一方面跟著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快車進入大城市，另一方面卻又跟大都會的價值觀產生摩擦。我在本文特別採用「同性戀」而不是「同志」這個詞，是因為崔子恩在訪談中指出「同志」一詞在中國已經和平取代具有挑釁意味的「同性戀」。既然如此，為了彰顯崔子恩堅持的反骨精神，我在本文採用還沒有被馴服的「同性戀」一詞。
　　崔子恩身兼多種局外人身分：他除了是出櫃的同性戀者，也是遷徙到北京的哈爾濱人，並且見證過文革跟宗教嚴重衝突的（前）天主教徒。用學術術語來說，他剛好體現了「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身為（前）教徒，他反而比許多非教徒更能夠擁抱同性戀；身為哈爾濱人，他發覺家鄉反而尊重多元價值，北京偏偏受限於一元的教條。他在1980年代出版學術體制內的文學論述，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發表完全體制外的同性戀題材文學創作，並且從1990年代末期製作同性戀題材的影像創作。在平行時空，白睿文也早在1990年代展露頭角：他同時以現代中文文學的英文翻譯以及華語電影的歷史研究聞名學界，也曾經受邀來台灣擔任金馬獎評審。崔子恩和白睿文同樣不只是文本（學術界、文學界、電影界等等的文本）的勤奮生產者，更是走入社群的慷慨參與者：崔子恩在中國同性戀社群的地位資深，是社群的行動者、見證者，也是批評者——他並非一味袒護中國同性戀社群，反而不時勇於提出批判。白睿文參與社群的方式，則是為華語電影社群撰寫多聲道的口述歷史：他長期訪問多位具有指標意義的華語電影從業人士，為他們立傳，因此銘刻足以凝聚社群的文化記憶。
　　我樂意宣稱：要認識中國同志社群就不能錯過崔子恩的講古，要認識華語電影社群則不能錯過白睿文的觀察。
　　不過，這本崔子恩和白睿文的訪談錄雖然可貴，卻幾乎不可能在中國出版。倒並不是因為崔子恩不算指標性的華語電影旗手，而是因為崔子恩的指標性就在於他始終鮮明的同性戀旗幟。北京政權不放心同性戀，崔子恩訪談錄自然無法在中國上市。不過，這本訪談錄要在台灣出版，也不容易。難道是因為台灣也不能接受高舉同性戀旗幟的藝術家嗎？當然不是，畢竟今日台灣根本是亞洲同性戀藝文的伸展台。那麼，難道是因為台灣民眾不能夠接受來自中國的同性戀嗎？也不盡然。眾多中國網路劇、歷史劇、直播主、健身模特兒，早就透過各種電腦網路平台，向台灣民眾兜售直接或間接的同性戀情慾想像。透過商業化包裝的中國同性戀故事，早就在台灣大發利市。問題是，崔子恩其人其作呈現的同性戀文本，偏偏就是沒有經過商業化包裝，甚至刻意反對商業化包裝。崔子恩在訪談中明確表示，他並不希望他的影像提供觀眾淚腺和生殖腺的宣洩機會。為了避免觀眾太輕易達到消費的狂喜，他在作品頻頻祭出俊美裸男之際，卻禁止這些美男子輕易陷入情慾滿足的時刻。簡而言之，既然崔子恩拒絕商業操作，那麼他和他的作品也就不容易獲得台灣市場青睞。
　　白睿文的多種學術工作都有意挽救世人的失憶症。這本訪談錄也具備同樣效用。白睿文和崔子恩並沒有特別強調電腦網路在今日中國同性戀文化扮演的角色，但我發覺他們兩人剛好召回了一個埋藏在昔日的風景：也就是，電腦網路在中國狂飆之前的同性戀生態。他們搶救回來的記憶特別重要，因為今日各國民眾（不管在台灣、中國還是歐美）往往只記得經過電腦網路彙整的中國同性戀景觀，至於沒有被網路收編過的人事物就等於沒有發生。正因為崔子恩的多種著作都創生在中國網路發達之前，也因為他並沒有在網路盛行之後將自己改造成為網路紅人，所以過度仰賴電腦網路的民眾很容易完全遺漏崔子恩曾經交出來的同性戀成績單。
　　同性戀如同出場的丑角，在說出笑話之餘也說出真言。崔子恩的口述歷史至少讓我重新思考對於天安門事件、中國第五代導演、第六代導演、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等人權英雄、姜文等影壇聞人的想法。對我來說，崔子恩的說法與其說是揭發、揭祕，不如說是提供了一種又一種旁觀中國的外野視角，刺激讀者進行辯證性的思考。中國何其複雜，但是我們通常只得到被截斷的中國片段歷史，以及被揀選的某些中國詮釋，因而被迫在一個又一個中國議題上頭做出過度簡化的評斷。因為崔子恩勇於回憶，也因為白睿文勇於遞出麥克風，讀者如我才得以重新看見中國的複雜度。

紀大偉，2022年春天，台北木柵指南山下

＊紀大偉，作家、學者，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著有《膜》、《酷兒啟示錄》、《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等書。





〈推薦序　非主流、反霸權的酷兒崔子〉

　　無論是對華語文學、電影、性別與文化理論還是社會運動，崔子恩都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名字。
　　儘管目前在中國當代各種主流歷史書寫始終沒有他的名字，崔子恩的作品屬於當今、屬於未來、屬於世界、屬於全人類。他的性少數和基督徒身分註定了他的作品和思想將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持續地不被主流關注。他的作品內容、題材與風格表明了它們將對更多人產生影響，無論語言、文化、性╱別身分及信仰。
　　作為中國第一個公開出櫃的同性戀者，崔子恩是中國酷兒運動的親歷者、見證者和奠基人。他是在中國大陸世界最早使用「酷兒」一詞的人之一。他的文學和影像作品都開創了中國酷兒文化的先河。他的生活經歷、文學藝術作品以及行動主義都為「酷兒」一詞增加了新的涵義和社會相關性。在他身上，「酷兒」不再是來自西方的舶來品、一個抽象的理論概念、一種青年亞文化的文化區隔，而是一個國際化的、在地的、與社會文化緊密相連的、具有實驗性、先鋒性、批判性和充滿生機 活力的概念。
　　作為性少數、基督徒和持異見者，崔子恩的個人和家庭故事是近半世紀中國社會的生動寫照。這些故事見證了社會歷史的變遷以及個體生命的堅韌。這些個體的、孤獨的、被拋到世間的生命因為有了愛、有了對彼此的關懷和有了信仰和追求而綻發出璀璨的光芒。
　　在任何時候，無論被社會如何對待，崔子恩都沒有放棄對生命的熱愛、對自由的追求、對強權的蔑視和對弱者的關懷。「酷兒」一詞成為這種精神的最好寫照。酷兒既是一種非主流、反霸權的姿態，又是對身體和生命經驗的關注、對個性的張揚和對社會正義的追求。
　　感謝白睿文做了這些珍貴訪談並將訪談整理和公開發表出來。這是華文世界首部詳細介紹崔子恩作品和思想的著作。我相信本書的出版一定能會對華語文學、電影、性別與文化理論和社會運動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我希望普通讀者也可以藉此機會走進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從這些訪談文字中獲取靈感、信心和力量。
　　戲劇由於丑角的出場而變得更有魅力；世界也因為酷兒的存在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值得留戀。感謝崔子！

包宏偉，2022年1月9日於英國諾丁漢

＊包宏偉博士，英國諾丁漢大學傳媒研究副教授。著有《酷兒同志：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同性戀身份與同志行動主義》（北歐亞洲研究中心出版社，2018年）和《酷兒中國：後社會主義語境下的同性戀文學與視覺藝術》（勞特里奇出版社，2020年）。

文章試閱

〈跨越與衝撞〉節選

（⋯⋯）

　　您同時戴好幾個帽子：藝術家、小說家、電影導演；另外您還是一直提倡同性戀權利的，在社會上參加的一些同權運動，也常常上廣播節目談同權。從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來看，您電影裡經常呈現的人物都是比較「異類」——反正是有變性、有亂搞男女關係、也有涉及到亂倫，就是比較邊緣的一些人群。您身為一個獨立電影導演拍這些應該是無所謂，什麼樣的人物都可以拍吧，尤其是在拍所謂先鋒或前衛的電影，呈現這樣的人物是很自然的。第六代剛開始的時候的一個特徵也就是探索所謂「邊緣人」的生活狀態。但是您另外一個身分是主張同性戀在社會上的進步，這種雙重身分會不會有時候產生衝突？有時候您是否擔心，不理解同性戀的觀眾看您的片子之後，會給他們一些錯覺，使得一般觀眾以為同性戀是「不正常」。比如，一般觀眾看到您電影裡的「亂倫」這一類影像的時候，會增加人對同性戀的寬容性，還是會強調主流社會已有的一部分偏見？

　　首先我沒有把身分看重，就是「公開身分的同性戀者」，我沒有看重這一個身分，那是一個外在於我的一份標籤，類似於大甩賣時候的打折標籤（笑）。即便是我有那個身分，我也是一個亂七八糟花里胡哨時而理智時而瘋狂的一個人。我不是一個官方的、光輝的、像一個光榮共產黨員的高大全形象。即便是那我在CCTV在湖南衛視在天津衛視那麼高大上、偉光正的電視節目裡，我也都是隨心所欲，想講什麼講什麼。包括我的服裝，我的耳釘（編按：即耳環）、我的非男非女作風，都是七葷八素擾亂視聽的。有一些中國的同性戀者對我不滿意，認為我敗壞了他們完美無瑕比黨員還黨員的形象（笑）。公眾的形象就是要我按照一個好的標準，就是要把同性戀的形象塑造成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員形象（笑）。我覺得這很反諷，太反諷了！要把同性戀扮演得一本正經，然後說：「你看！我們是光榮的革命戰士，我們純潔、我們善良、我們是人類的曙光未來的期望⋯⋯」做法就是這樣的，如果樹立同性戀一個所謂良好的社會形象，做法就是這樣做——那是一個特別特別虛偽的做法。任何人那樣去做，我都會覺得很噁心，我自己首先不可能那樣去做。所以我認為真實的同性戀的情況是怎麼樣？其實就是亂七八糟的、花枝招展的、魚龍混雜的，我自己也是一個複雜多樣的個體，不是樣板戲不是樣板。
　　我的影片也是這樣，我不能為了爭取同性戀的地位，就造出一個假的同性戀的形象來給社會看，那就是我的一個想法。那我相信社會的進步不是說靠退步的方式、靠讓同性戀回到黨的懷抱，這樣的一個方式來進步，或是說大家一起虛偽、一起做假、一起說謊話來實現被社會接納的理想。如果是那樣的話，我認為同性戀實際上並沒有被包容，而是同性戀迎合了傳統社會構架，是同性戀者認同了傳統社會的所有的準則之後，同性戀退步到傳統社會秩序和形象裡面去，才得到承認。也許，還要既滿足異性戀社會的模範道德「潔癖」，又要提供一定精美的、中產階級化的、奇異但是沒有顛覆性的觀賞價值。
　　我深知《霸王別姬》的策略、《喜宴》的策略，我反對那樣的策略，我用一個最為簡單真實直接的方法，像我現在我所有的方式一樣。它的第一要素恰好是祛魅，去除趣味性。去掉調味劑的菜餚還是菜餚嗎，不是，只是菜。我的影像只是剛剛粗粗加工的蔬菜，不是御膳房，不是米其林，沒有美味佳餚給世界，真是抱歉（笑）。

　　因為有一些同性戀題材電影，像《藍宇》跟《斷背山》，異性戀觀眾看了會覺得：「他們原來跟我一樣......」會產生認同感，但是異性戀觀眾看您的電影之後說不定會給他們提供一些挑戰，因為您的電影確實在強調它的「異類」身分，是有它自己的特色。

　　那一類影片，確實是讓觀眾看到之後要同情、要支援同性戀。那我覺得這種影片是政治性的，是有政治策略的商業影片。這一種政治策略，不是製作者的文化或者覺醒，而是慾望，一種慾望鼓蕩出來的集團謀略，或者說是一種土皇帝政治加上資本主義。因為某個同性戀者湊巧成了財團總裁，要打廣告，發現電影的流通速度和各種獎項之光，發現電影的號召力與誘惑力，尤其可以誘惑來最帥的人參加角色角逐，這時候，投資人就成了幕後皇帝，導演成為幕前皇帝，他們對演員分區「試戲」，潛規則之洪水水位不比任何異性戀劇組水準低。這是背後的交易。公開的交易就是影片要拿獎，要賣錢，要發展出公司規模。全是夜場，全是「夜戲」，是另外一部《夜景》。沒有任何詩意的歡樂與淚水，同性之間的感情成為賣點而已。
　　那一類的影片，是同性戀外衣下的傳統異性戀愛情片，打的牌面是「你我都一樣」，製造出一種世界大同的幻像。
　　我的影片是LGBTQ「裸奔」，沒做任何包裝，或者說是有意剝除了情感情緒情色的華麗外衣，遮罩了假借政治正確的、假借藝術性的裝腔作勢。所以，我的影片既無商業價值，也沒有所謂藝術價值。零成本，零價值，就是說我（笑）。

　　接下來，我想問一個關於中國地下電影未來的問題——尤其是像同志電影——您覺得在往後的五年或十年來會有更多的同志題材的電影和更多的同性戀導演出現嗎？政府會不會繼續放鬆他們對這種電影的審查？您對同志電影在中國的未來樂觀嗎？

　　目前的情況，地下的同性戀電影的創作越來越多。我們主持的第二屆北京酷兒影展的報名影片，只是關於同性戀裡面的易裝紀錄片就有五部。這標誌著關於這方面的創作、民間的創作越來越多。隨著數量的增多，可能關心這個人群也會擴大：一個劇組本身就不是一、兩個人，一旦劇組成立起來，就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團隊，這樣的團隊越多，關注、支援同性戀的力量就越大。實際上，目前已經可以看到支援同性戀的這種團體越來越多，不管拍的是怎麼樣子。
　　從政府的角度來講，目前沒有看出來對同性戀解禁的苗頭。《斷背山》得獎的時候，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不說片名，只是說：「華人導演李安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更加不敢說李安拍的是同性戀題材影片。顯然，這條報導是「劫後餘生」，是被審查之後勉強播出的、被閹割後的部分。中國一直在尋找征服美國征服世界的「華人之光」，沒想到找來找去，好不容易找來的還是借力同性戀才能閃閃發光的海外華人，姑且不論他生於大陸還是台灣，足見尋找華人太陽尋找得 多麼艱難而迫切（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