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行為：人類最好和最糟行為背後的生物學（全新修訂本，全一冊）

作者簡介

羅伯．薩波斯基 Robert M. Sapolsky
他是位神經生物學家（研究大腦的人），也是靈長類對物學家（研究猴子和猩猩的人），從小喜歡閱讀，花長時間閱讀和想像與銀背大猩猩一起生活的樣貌。他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父親是來自蘇聯的猶太移民。
1978年，薩伯斯基在哈佛大學以優異成績獲得生物人類學學位，之後前往肯尼研究野外猩猩的社會行為。之後回到紐約並在洛克菲勒大學學習，獲得了博士學位。他目前是史丹福大學生物學暨神經學教授，麥克阿瑟基金會授予研究資助，也是好幾本書的作者。著有數本非虛構作品，包括《一隻靈長類動物的回憶錄》（A Primate’s Memoir）、《睪固酮的麻煩》（The Trouble with Testosteron）和《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他與妻子、兩個孩子和他養的狗住在舊金山。
　　許多人說，《行為》一書只有這位研究人類行為的世界級科學家薩伯斯基寫得出來，它一書回答了人類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的行為從何而來？

譯者簡介

吳芠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畢業。
譯有《不要靜靜走入長夜》、《如何說，如何聽》、《當我即將離你而去》。

書籍目錄

目次

各界盛讚

推薦序 行為的出現其來有自，學習用別人的角度看事情
洪蘭（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推薦序 最好與最糟，硬幣的兩面
黃植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教授）
推薦序 《行為》與惡的距離，「沒有自由意志」的惡就不用懲罰？
謝伯讓（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腦與意識實驗室主持人）


前言
把事情擺進籃子裡頭、在清楚界定的範圍內解釋有其好處，但也可能嚴重破壞你的思考能力。我們要去理解人類彼此傷害與互相照顧的技藝，以及生物學如何和這兩者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1 行為
行為的意義深受脈絡影響。若要簡略表達這本書中難以簡化的概念，可以說，這本書在談的是「我們最好與最糟的行為背後的生物學」。

2 一秒之前
利社會或反社會行為出現的前一秒鐘，發生了什麼重要的事？將這句話翻譯成神經生物學的語言，那就是：在那一秒鐘，動作電位、神經傳導物質和腦中不特定區域的神經迴路，發生了什麼事？

3 數秒到數分鐘之前
在參與者眼前閃現一張臉，只要十分之一秒，他們大腦的運作就會隨著照片中的種族不同而出現變化。各種不同的感覺訊息都能引起大腦的活動，影響一個人產生利社會或反社會行為的機率。

4 數小時到數天之前
就功能多樣性與作用長度而言，荷爾蒙大大超越了神經傳導物質。然而荷爾蒙不會決定、命令、導致或創造行為，而是讓我們對於某些社會性觸發事件更敏感，放大我們原有的行為傾向。

5 數天到數個月之前
幾個月前發生的事件，神經突觸怎麼能夠「記得」——大腦如何記憶？神經系統中，幾乎所有能夠測量到的指標，都可以因應經驗、健康和荷爾蒙的持續刺激而改變。重要的是，當我們到了不同的環境，這些改變經常是可逆的。

6 青春期，或者說是「老兄，我的額葉皮質跑哪去了？」
主導情緒管理和衝動控制的額葉皮質，直到20歲中期才功能完善；而大腦中越晚成熟的腦區，就有越高比例由環境塑造，而非受基因影響。瞭解這點，才能解釋為什麼青少年如此難搞，又能改變世界。

7 回到搖籃裡，回到子宮裡
童年的一切幾乎都會造成改變。環境刺激、管教方式、甚至出生前母親的壓力和營養狀況，都會使個體更可能傾向往某個方向發展，提高我們在成年後出現某些行為的機率。

8 回到你還只是個受精卵的時候
人們之所以對基因與行為的連結存疑，是因為有人使用屬於「偽科學」的遺傳學來證明各種偏見與歧視。實際上，遺傳的作用極度仰賴脈絡：別問一種基因做了什麼，要問它在特定的環境下、在和其他基因一起組成的特定網絡中做了什麼？

9 數百到數千年之前
想像有一隻猴子、一隻熊和一根香蕉，並進行分類。西方人習慣用類別來思考，將猴子和熊放在一起；至於東亞人則會用關係來思考，而將猴子和香蕉放在一起。就生物學的觀點而言，大腦塑造了文化，而文化又形塑了大腦——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說它們「共同演化」。

10 行為的演化
天擇不是只在解剖學和生理學層面運作，也可以展現在行為上。但難道所有事情都必須圍繞著競爭、圍繞著個體或群體比別人留下更多的基因、適應度更佳、生殖成就更高？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11 我群vs.他群
大腦會用驚人的速度把人二分為我群和他群，膨脹我群的優點，對他群萌生敵意。但人類的異己區分具有某些獨一無二的特性：我們可以同時屬於各種不同類別的我群，而且這些類別的相對重要性可以在短時間內發生改變。

12 階層制度、服從與反抗
人類的階層制度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其他動物的異己區分。但就像其他物種一樣，人類的生活品質也會因為位階的不平等而有所不同，影響個體的大腦和各種生物機制。

13 道德與做正確的事——在你搞清楚那是什麼之後
許多道德哲學家相信道德判斷基於思考與推理。但人類經常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做出某個判斷，卻深信那是正確的。在什麼樣的脈絡下，我們會傾向運用快速而自動化的道德直覺，或是進行有意識而刻意的道德推理？

14 感受別人的痛苦、理解別人的痛苦、減緩別人的痛苦
同理使我們有可能展現「慈悲心」，對他人伸出援手。不過當同理帶來的痛苦令人懼怕，我們就可能放棄慈悲的作為。同理心在什麼時候能引導我們做出好的行為？當我們確實付諸行動，受益的又是誰？

15 我們賴以殺戮的隱喻
透過檢視其他物種可以深入理解人類。但有些人類行為沒有先例、完全獨立於其他物種——人們願意為了一幅漫畫、一面旗幟、一件衣服、一首歌而殺人或被殺。我們混淆實際與隱喻、賦予象徵足以威脅生命的神聖價值，這些能力可以用來引出我們最好的行為。

16 生物學、刑事司法系統與（喔，有何不可？）自由意志
我們已經解釋了行為如何受到大腦的神經元、神經傳導物質、表觀遺傳和基因轉位現象所影響……受胎內環境、基因和荷爾蒙、教養或文化、或什麼時候吃早餐所影響。我們的行為似乎受到種複雜因素所決定，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我們擁有某種程度的自由意志。

17 戰爭與和平
和過去比起來，人類在有些事情上進步了，但不代表進步就是好的。暴力的人變得比較少了、社會也試圖包容他們，但壞消息是那少數暴力的人力量越來越強；過去動亂由棍棒或彎刀開始，如今則是自動武器或炸彈。現在我們要透過本書提供的洞見，來看看怎樣可能有所幫助。

結語
隨著我們對行為的瞭解變得更透徹，會發現沒有哪一個原因導致什麼事情——實際上，每個東西都只是調節了其他東西。我們看似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改善任何事情，但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嘗試。如果你正在讀這段文字，你大概很適合做這件事。

致謝
附錄一
附錄二
附錄三
圖片出處

推薦序/導讀/自序

推薦文1
行為的出現其來有自，學習用別人的角度看事情
洪蘭（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這是一本少見的內容豐富，又能深入淺出地把複雜的大腦和行為的關係解釋得很清楚的好書。假如我還沒有退休，我會選它做為我在中央大學開的「大腦與行為」這門課的教科書。多年來，我一直在尋找有關人類行為各個層面和大腦關係的書都沒有找到，現在它出來了，我卻已經退休了，失之交臂，很是可惜，現在寫這篇推薦序，希望所有的學生都享受到這本好書帶來的智慧。
這本書的原文版有七百九十頁，厚到讓許多學生不敢去碰它。其實它的文字很淺（用現在流行的語言來說，就是接地氣），讀起來並不辛苦，只是不適合躺在床上讀，因為書太重，手會酸。
這本書很適合醫學院的學生，修心理學、社會學、犯罪學、人類學，甚至商學院的學生去讀，因為它用大腦實驗的證據來解釋行為發生的原因，對想要瞭解一個行為有實質的幫助。本書作者是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的神經內分泌學教授，也是少數人文素養，尤其在演化和宗教方面，造詣很深的神經科學家。他寫過好幾本書，其中《斑馬為什麼不會得胃潰瘍？》台灣有翻譯（遠流，二○○一年出版）。
這本書醫學院的學生要去讀，因為一個好的醫生是醫人而不是醫病，要醫人，必須知道病人這個病或行為的由來，尤其精神科的學生更要去讀。
至於心理學、社會學、犯罪學的學生要去讀它，因為行為跟環境有直接的關係，環境甚至會影響基因的展現與否（這叫表觀基因學，Epigenetics）。比如說台灣最近頻頻發生虐童案，政府的做法是加強社工人員對高危險家庭的訪視，以及暢通醫生和老師通報的管道。但是這些都是事後的補救，對孩子來說，身心的傷害已經造成了，而且這個傷害會影響孩子一輩子，代價太大。政府的重點應該放在事前防範，立法使國家的幼苗來得及長大（尤其現在少子化嚴重，好不容易生出來了，又受虐而死，對國家真是損失），所以要根絕虐童必須治本才能事先防範。但是要事先防範必須知道它發生的原因才可能對症下藥。作者在書中舉了很多大腦的實驗說明家暴跟父母或施虐者承受的壓力有關，壓力會提升動物的攻擊性，而攻擊性能減輕壓力。
譬如實驗者在電擊一隻老鼠後，發現這隻老鼠的糖皮質素濃度和血壓上升，牠會猛吃東西或啃木頭來緩解壓力（人類也會猛吃油炸的高糖分食物來抒解壓力）。但是老鼠發現最有效的抒解方式是去咬另外一隻老鼠，實驗發現越用替代性攻擊，施虐者體內的糖皮質素越低。
動物觀察者發現高階的公狒狒在打輸了以後，會去打另外一隻低階的公狒狒，這隻公狒狒又會去打在旁邊的母狒狒，母狒狒轉頭就去打小狒狒出氣。
人類也是這樣，最近有一個母親在受到丈夫的家暴後，打她的親生兒子，強迫他吃地上的食物。這件事被傳上網後，很多打抱不平的網民用人肉搜尋方式找著她後，圍攻她。研究又發現經濟衰退時，配偶和孩子受虐的比例就升高。有一個研究更發現本地足球隊無預警輸球時，家暴的比例就上升10％（如果贏球或本來就預期會輸就不會上升），賭注越高，家暴越兇。如果輸給對頭的球隊，家暴上升20％。所以政府應該把施政重心放在改善經濟，減少失業，並且匡正社會風氣，譴責外遇等危害家庭幸福的因素上，若不從根本去改善，只是加強訪視與通報是於事無補的。
本書有很多實驗使讀者瞭解過去看到的現象是為什麼會發生，我在念研究所時，研究指出美國的智力測驗有文化上的偏見，對偏鄉或非西方主流文化的孩子不公平。譬如把香蕉、猴子和熊三張圖片給孩子看，請他們找出誰和誰應該放在一起，結果西方的孩子會把猴子和熊放在一起，因為都是動物，但是東方的孩子會把猴子和香蕉放在一起，因為猴子吃香蕉。這實驗顯現出的是西方人注重的是類別，東方人注重的是關係。但是為什麼是這樣，不知道。在當時，對很多現象我們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但是在看了這本書後，就知道原來人的觀念受到文化和環境的影響，凡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強的社會，人們偏重理性分類，而集體（collective）主義強的社會因為要靠團體的力量才能生存下去，他們重視關係。作者舉例說一樣是中國人，有著相同的種族、語言和文化，但中國南方因為種稻，需要大量人力，必須全村人力一起插秧、一起收割，結果發展出集體文化的社會，而北方缺水，只能種小麥，小麥不像水稻需要群力群策，就發展出個人主義——我只為我的行為負責，所以中國南方人和北方人在「圍巾、手套和手」的配對上有不同：北方的孩子會把圍巾和手套放在一起，因為它們是衣物類，類似西方人；而南方的中國人把手套和手放在一起，因為手套是給手戴的，它們有關係。
作者從大腦和實驗的證據上指出了東西方文化在行為上差異的原因，這些知識讓我們學會包容，瞭解行為的出現是其來有自，從而懂得用別人的角度去看事情，而不再有像過去那種沙文主義的偏見出現。
佛里曼（ThomasFrieman）說：在世界是平的，在天涯若比鄰的現代，人必須知己知彼，才能海內存知己。這是一本值得閱讀，值得深思的好書，請好好地享受它。

推薦文2
最好與最糟，硬幣的兩面
黃植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教授）
我手心捏著上頭不是印著我名字的護照和登機證，站在香港赤鱲角機場海關櫃臺前，等待檢查入境。印著我名字的護照和機票在另一人手裡；他在不遠處看著我，隔著重重人牆，我們彼此迅速地對望了一眼，誰也不曉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這不是夢境裡，這是犯罪啊！」我彷彿聽到那位留著花白大鬍子的薩波斯基揮舞雙手在我耳邊大吼（伴隨揮舞的，還有他那像極了美國薩克斯風樂手KennyG.的比肩捲髮）。「這無關道德，你們都會被懲罰，你不是他，他不是你，想想後果！」
但我已經，準備好了。如果身分被識破，在海關官員慌忙起身大喊「抓住他！」之前，我將會迅速跨過阻擋在前方的鐵柵欄，狂奔衝進入境大廳隱沒在人海裡。幸運的話，我還可以側身閃進即將關上門的機場快線列車離開這裡；但是如果不幸，我將會被一群穿著制服的警察撲倒壓制在入境大廳明亮的地板上，在一群國際觀光客此起彼落喀擦喀擦的手機照相與直播港產警匪片過程中，「不要動！」，像一隻被獅群活逮到的魯莽斑馬。
在這一刻，生心理的雙重壓力迫使我的體內正遭遇生物演化而來的、一連串翻天覆地的神經生物和內分泌的變化：糖皮質素加上交感神經系統啟動了經典的「戰或逃」反應，我的心跳漸次加快、血壓逐漸升高，大腦神經元的活動既快又急；血液循環中的能量開始送達肌肉，肌肉準備迎擊。而當糖皮質素抵達大腦皮質，我的注意力和決斷力提升，視聽感官變得更加敏銳。我既是恐懼緊張，但微微興奮難耐，我的前額葉和杏仁核正在玩翹翹板的無聊遊戲，誰勝誰負還很難說。
海關官員邊把我的證照文件高舉在半空中，邊直盯看著我，定格了幾秒鐘。我知道在這幾百毫秒之間，他腦中的梭狀迴臉孔區（fusiformfacearea）正劇烈活躍，來確認照片中的人的確就是我本人；然而，即使護照上的相片與機票上的姓名真的不是我本人，他大腦的背外側前額葉幫他做出代表香港律法、人類階級與政治制度最理性、最具認知能力、最效益主義也最不情緒化的決策，於是他像是患了「臉孔失認症」（prosopagnosia）一樣，無視我的確不是護照相片裡的那個人，向我微笑地擺了擺手，「歡迎來到香港！」。
出了海關，另一個拿了我的護照和登機證的人已經在等我。「還順利嗎？」他問，我沒有回應。不需要回應什麼，在過去的五分鐘裡，我和他在經歷了共同挑戰權威所遭遇的最好與最糟的人類行為，我們有默契地知道對方在想什麼、會感覺什麼、害怕什麼，又得意什麼。因為過去的幾十年裡，基因、內分泌、神經、認知、環境和文化塑造了我們兩個獨一無二、卻又如此相似的大腦與心智。
我們這一對雙胞胎。
薩波斯基在《行為》裡，鉅細靡遺地提供了我曾經不只一次在夜深人靜偶然回想起這場景的每分每秒，定格、倒轉，以及，問自己「如果我真的被逮到，會怎樣？」的生物學：文化、脈絡與學習如何從幾秒鐘到幾十年間塑造我們的基因、大腦、荷爾蒙和神經元所架構的一切。
然後呢？薩波斯基笑了，他說：「行為的脈絡和意義通常比行為背後的生物機制更加有趣而複雜」。於是，在神經生物學教科書裡，以及這本如同偵探故事般的科普書附錄中看似多餘的神經科學、內分泌學和基因的知識之外，我和薩波斯基走出太平洋兩端各自教授的生物學課堂，在我們眼前每天上演的，依舊是我群與他群的歧異與認同、服從與對立、和平與殺戮、痛恨與歡愉、愛與冷漠的世界。那是人類出走非洲十幾萬年後仍然擺脫不了的生物性箝制，但卻又如此迷人的多姿又多彩。
因為生物運作如此複雜，我們沒辦法把所有好的行為和壞的行為單獨分開來看。科學研究無法只憑某種文化因素的介入、某個腦區的活化、某種神經傳導物質的濃度、某段基因的表現、或任何一項單獨的因素就對行為提出合理解釋、做出全面結論。在為鞏固人類社會穩定而被歸類為必須被譴責與懲罰的行為，比如欺騙和屠殺，是生物機制的產物，但別忘了，同樣的科學證據也適用於我們最好的行為，善良、正義與慈悲。
從展現仇恨的作為到展現愛的作為，以及我們強迫剝奪人性到重拾人性良善：宗教虔誠歸屬與盲目依從、以和平為說詞的戰爭、性別光譜的認同和阻卻、統與獨或保守與基進的意識形態、穩定與汙染的能源選擇。人類願意為了象徵性的神聖價值而互相攻擊、反擊，又攻擊、再反擊，卻始終來自複雜卻又無比相似的、演化而來的生物運作模式，從微觀到行為，從毫秒到百萬年。
「做正確的事」永遠都視脈絡而定。
推薦文3
《行為》與惡的距離，「沒有自由意志」的惡就不用懲罰？
謝伯讓（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腦與意識實驗室主持人）

關於自由意志的討論很多。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有許多論證、現象以及實驗結果，似乎都支持「人沒有自由意志」。（見參考文章1，2，3，4）

今天要和大家討論的，不是人到底有沒有自由意志，而是要直接假設「人沒有自由意志」，然後探討可能會產生的後續問題。而這其中最容易想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沒有自由意志，那還需要法律和懲罰嗎？

關於這個問題，很多人的直覺就是，如果沒有自由意志，那我們的社會根本就不需要法律和懲罰。

因為，就像是我們不會去懲罰一個從天而降砸死人的隕石一樣，我們也沒理由去懲罰一個完全無法決定自己行為的殺人犯。

對於上面這種說法，我們今天要來予以反駁，並提供大家一種不同的看法：

即使沒有自由意志，也有理由懲罰人的犯罪行為

薩波斯基的《行為》
這個看法，和行為科學家薩波斯基（Robert Sapolsky）的見解十分類似。薩波斯基在其最新的大作《行為》中提到，即使沒有自由意志，人的犯罪行為也應該受罰，因為懲罰的目的在於「遏止再犯」。

此話怎解？

我們先來打個比方吧。試著把「毫無自由意志的行為人」，拿來和「配有自動駕駛軟體的車輛」做比較。接下來，只要試問我們會如何對待一輛出錯的車，就可以類比到人類身上。
首先請問，當一輛智慧車在路上撞死人時，該如何處置？

隔離式的懲罰
答案應該很簡單，自然是「懲罰」該車，而懲罰的最簡單方法之一，就是隔離式的懲罰，又就是禁止該車輛再度上路。同理可推至人類。當一個人殺了人，也可以隔離式地「懲罰」此人，也就是禁止該人再於社會中繼續行動，以免造成危害（至於懲罰應是監禁或死刑等則先不討論）。

學習式的懲罰
接下來，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討論。如果這輛智慧車具有強大的學習能力，那我們是否會透過其他的「懲罰」方式，來改變其行為？答案同樣顯而易見：如果該智慧車能夠學習，那透過負向回饋學習等方式來進行「懲罰」，理應有效。

同理推至人類，即使人沒有自由意志，但只有學習機制正常，學習式的懲罰理應有效。
但是，如果智慧車因故沒有學習能力，那麼負向回饋學習式的「懲罰」就不會有效。此時進行隔離式的「懲罰」方式（如禁止上路）即可。

而人類也是如此。如果一個人因故沒有學習能力，那我們可以推論此人可能有生理狀態上的異常，此時的負向回饋學習式的「懲罰」（如體罰）就不會有效，但是，監禁之類的隔離式懲罰仍應實施，如此才能避免此人在社會上持續造成危害。

總而言之，懲罰有兩種作用，一是隔離行為人，使其無法再造成危害，二是透過學習機制，使其改變危險行為。即是「人類沒有自由意志」，此二方式都仍應有效。

那死刑呢？在同樣的人車類比下我們試問，如果一輛智慧車撞死人，我們會不會對這輛車充滿了憤恨與仇恨，以致想要壓碎肢解它？如果不會，那麼和智慧車本質上相同的人類犯下滔天大罪時，是不是也應該用對待智慧車的方式來對待人類？憤恨不平地想要處死犯人而後快的心態背後，真的只是比較節省成本的一種極端隔離式懲罰嗎？還是其實已經混入了原始的情感報復元素？

行為高度複雜但不神秘
　　你或許會覺得，把人類比喻成智慧機器，好像有些不對勁？別忘了，前提是「人類沒有自由意志」。如果人類沒有自由意志、如果不存在「機器中的鬼魂」，那把人類比喻成智慧機器，應該只是剛好而已，不是嗎？

　　人類的行為之所以很難預測，可能不是因為人類擁有神秘的「自由意志」，而只是因為每一個行為，都涉及橫跨時間軸多點的無數複雜因素。這種高複雜度的唯物觀點，就是薩波斯基在其新書《行為》中的行文主軸。

　　如果你還想知道人類行為的本質，切莫錯過《行為》這本大作。從一個行為發生前一秒的神經變化，到數分鐘前的無意識資訊影響，從幾小時前的內分泌活動，到幾天前記憶與神經可塑性，再加入青春期、胎兒時期的影響，甚至是表觀遺傳學及數百年來的演化因素。《行為》將帶你抽絲剝繭，讓你看見人類行為的過去、未來與真相。

參考文章：
1.科學人144期二月號《不思議的知覺》
2.科學人157期三月號《自由意志是虛幻還是真實》
3.泛科學，《我們擁有自由意志嗎？》
4.貓頭鷹出版社，《大腦簡史》

文章試閱

服從與從眾，不服從與不從眾
所以人類同時屬於許多階層，而階層建立在抽象的概念之上，偶爾會選出努力提升共同利益的領導人。現在，再加上對領導者的服從——這和某隻蠢蛋狒狒在雄性首領逼近時順從地讓出遮蔭地點完全是兩回事。人類服從的權威不只包含占有王位的人（吾王駕崩，吾王萬歲），也包括權威這個概念本身。服從的元素從忠誠、欽佩、仿效，到阿諛奉承、諂媚、和工具性的自利。可以只是純粹的順從（也就是並非真的同意，只是附和大家而公開從眾），或是喝下Kool-Aid飲料（也就是認同權威，內化並擴大權威的信念）。

服從和從眾密切地交織在一起，從眾這個概念是前一章的核心，但在此也納入討論範圍。服從和從眾都包含了附和他人，前者附和權威，後者附和群體。對我們來說，重點在與共通性。此外，這兩者的相反──不服從和不從眾──也交織在一起，而且其範圍可以從標新立異的獨立性，到有意和被決定的反從眾。

重要的是，這些都是價值中立的字眼。從眾可以很棒──如果一個文化中的所有人都同意上下搖動你的頭代表「是」或「否」，對眾人大有幫助。就群眾的智慧所帶來的好處而言，從眾是必要的。而且從眾可以真的很令人感到安適。但從眾顯然也可以變得駭人──加入霸凌、壓迫、迴避、驅逐、殺戮的行列，只因為其他人也都在行列中。

服從也可能很好，從所有人都停在寫了「停」的標誌前，到我的小孩在我和太太說「該睡覺囉」時乖乖聽話（對比我青春期的偽無政府主義行徑，還真是難為情）。有害的服從顯然就藏在「只是服從命令」之下──從踢正步到瓊斯鎮那些可憐的人遵從命令殺了自己的小孩都是。

根源
從眾和服從都出現在人類以外的物種及年紀很小的人類身上，可以證明這兩者有很深的根源。
動物的從眾是社會學習的一種──一隻位居從屬的靈長類動物不需要被彪形大漢鞭打，只要其他同伴都對彪形大漢表現從屬，就足以讓牠知道要怎麼做了。動物的從眾有一絲我們熟悉的人類色彩。譬如，一隻黑猩猩看到另外三隻黑猩猩都做出同一個動作，會比牠看到另一隻黑猩猩重複一個動作三次，更可能模仿這個動作。此外，學習可能包含了「文化傳遞」──黑猩猩的這種學習就包括， 譬如，打造工具在內。從眾和社會傳染與情緒感染相關，比如一隻靈長類動物針對某個個體很有攻擊性，只因為其他同類也都這麼做。這種感染性甚至運作在群體之間。譬如，如果聽到隔壁群體傳來攻擊的聲音，狨猴群體內更可能出現攻擊行為。其他靈長類動物甚至在打呵欠時會社會傳染。

在非人類的從眾行為之中，我最愛的一個例子令人感到很熟悉，簡直就像高中校園裡會上演的劇碼。一隻公松雞向一隻母松雞獻殷勤，但是，哎呀，母松雞覺得沒有火花而回絕了對方。接著，研究人員讓那隻公松雞看起來像是草原上最性感的種馬──在牠身邊圍滿興高采烈的母松雞娃娃。本來不情不願的母松雞馬上就推開那些雕像情敵，撲到牠身上。

法蘭斯．德瓦爾優美的黑猩猩研究，更清楚地呈現出動物的從眾行為。兩個群體中的雌性首領被單獨帶開，研究人員向牠們分別展示怎麼打開一個裝了食物的謎題箱。關鍵點在於，牠們兩個看到的是難度相當的不同開法。當雌性首領學會了打開的方法，兩個群體中的黑猩猩就可以看到雌性首領一直趾高氣昂地帶著從謎題箱拿出來的東西。最後，當所有黑猩猩都可以靠近謎題箱時，牠們馬上做出首領曾展現出來的技術。

所以，從這個很酷的例子已經可以看到文化訊息的散播。但是，竟然還有更有趣的事情發生在後面。群體中的一隻黑猩猩不禁意跌跌撞撞用上了另一種方法──然後又放棄，回去用原本「正常」的方式，只因為其他同伴都這麼做。在捲尾猴和野鳥身上也發現同樣的現象。

動物展現出某種行為，不是因為那種行為比較好，只因為其他動物都這麼做。更驚人的是，動物的從眾行為可能是有害的。聖安德魯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安德魯．懷頓（Andrew Whiten）2013年研究中的主角是野生長尾猴和兩箱染成粉紅色和藍色的玉米。其中一種顏色嚐起來沒問題，另一種添加了苦味。長尾猴學到要避開後面那種，結果幾個月後，依然只吃「安全」的那種玉米──甚至當玉米中不再添加苦味，也還是如此。

當群體中有嬰兒出生，或者在其他地方長大的成年長尾猴移入這個群體，牠們也跟著大家選擇食物，學會只吃大家吃的那種顏色。也就是說，牠們放棄了一半的食物，只因為需要融入大家──當猴子加入牧群，牠們的一舉一動都變得像綿羊一樣，還會像旅鼠（lemming）般跳過懸崖。有一個例子赤裸裸地呈現出人類也有同樣的現象：在威脅到生命的緊急情況下（譬如餐廳失火），大家經常跟著人群逃生，就算知道那是錯誤的方向。

由從眾和服從出現在人類身上的年齡，可以看出這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本性。第七章已經花費無數頁細談從眾和小孩的同儕壓力。有一個研究充分展現我們和其他物種在從眾方面的連貫性。前面提到，黑猩猩比較可能重複三隻同類分別做一次的行為，勝過一隻同類做同一個行為三次。這個研究證明兩歲的人類小孩也是一樣。

透過人類的從眾和服從行為出現的速度，能夠證明其根源有多深──你的大腦只需要不到兩百毫秒，就能意識到你的做為不同於群體的選擇，然後只需要不到三百八十毫秒，就可以活化一組區域，而這些活動預測了你將改變心意。我們的大腦為了與群體和睦相處而從眾的傾向，可以在不到一秒之內就展現出來。

神經基礎
上一個研究令人想問，在這些情況下，大腦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時候，我們熟悉的腦區老班底就要跳出來，提供一些有用的訊息。

十分具有影響力的「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認為，我們對於「自己是誰」的概念深受社會脈絡所塑造──受到我們認同或不認同的群體所塑造。由此看來，儘管從眾與服從絕對跟避免懲罰相關，但也至少以同等程度與融入群體的好處有關。當我們模仿別人的舉動，中腦─邊緣多巴胺系統就會活化。當我們在一項作業中選錯答案，但我們的決定和整個群體一致，那麼多巴胺下降的程度會比我們獨自做出錯誤的決定來得更低。歸屬就等於安全。

在無數研究中，當一個參與者回答了某個問題，然後發現──糟糕！──其他人都不同意，而研究人員允許他改變答案。不意外，發現自己和大家步調不一致會活化杏仁核和腦島皮質；活化程度越高，改變心意的可能性越高，同時也越堅持改變後的答案（與隨波逐流公開從眾的短暫變化相反）。如果你給人們看一張照片，裡面是反對他們的人，他們就比較可能改變自己的答案──這個現象與人類社會性有很深的關聯。

當你得知其他人都不同意你，（情緒的）腹內側前額葉、前扣帶迴皮質和伏隔核也會活化。這個網絡在增強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你學到當期待與實際情形不符時要修正行為）中也會動員起來。發現大家都不同意你時，這個網絡就啟動。它基本上在告訴你什麼呢？不只是你和大家不一樣，你根本就錯了。不一樣＝錯誤。這個迴路活化越強，改變答案、選擇從眾的機率就越高。

和多數神經造影的文獻一樣，這些研究只呈現出統計上的相關而已。所以，有一個2011年的研究特別重要，研究者運用經顱磁刺激技術（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echniques）暫時抑制腹內側前額葉的活動，於是參與者比較不會為了從眾而改變答案。

回到那兩種相反的從眾形式。第一種是「你知道嗎？如果大家都說他們看到B，我想我看到的也是B，管他的」和「我仔細想了想，我看到的其實不是A，我想我看到了B，我很肯定。」後者和海馬迴活化相連結，而海馬迴是學習和記憶的關鍵腦區──你在修改答案時，也真的修改了自己的記憶。驚人的是，在另一項研究中，這個從眾歷程也和枕葉皮質活化相關，而枕葉是處理視覺的主要腦區──你幾乎可以聽到大腦中的額葉和邊緣系統在說服枕葉，要它相信自己看到了與實際所見不同的東西。如同先前說的，贏家（在此則是大眾意見）才能寫下歷史，然後眾人最好也跟著改寫自己手上的歷史書。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你看到的其實是藍點，不是紅點。

所以，從眾的神經生物機制之中，首先出現一波焦慮，原因來自把差異當成錯誤，接著，再進行改變想法所需要的認知運作。以上提到的研究發現顯然只來自於人造的心理學實驗情境。因此，當你和陪審團中的其他人意見相左、當有人慫恿你加入動用私刑的暴民、當你必須在從眾和孤獨之間做出抉擇，針對這些時候發生了什麼事，這些研究只能提供些微模糊的訊息。

當有人命令你去做一件不對的事情，服從權威背後又有什麼樣的神經生物機制呢？和從眾的組合很類似──腹內側前額葉和背外側前額葉打泥巴戰，焦慮和糖皮質素壓力荷爾蒙冒出來，使你偏向臣服。這又引領我們接著討論關於「只是服從命令」的經典研究。

阿希、米爾格蘭與津巴多
到目前為止，與從眾和服從相關的神經生物學，大概很難在短時間內針對這個領域的核心問題提出解答：在適當條件下，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出同樣駭人聽聞的事，只因為受到命令、只因為其他人都這麼做？

心理史上有三個最有影響力、大膽、令人不安又極富爭議的研究，如果不談簡直犯法，那就是所羅門．阿希（Soloman Asch）的從眾實驗、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的電擊與服從研究、以及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史丹福監獄實驗。

阿希是這個三人組之中的爺爺，他於1950年代早期在史瓦茲摩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工作。他的研究設計很簡單。研究參與者以為這是一個關於知覺的研究，在實驗開始時拿到一組卡片，其中一張卡片上有一條線，另一張卡片上則有三條長短不一的線，而三條線當中有一條和第一張卡片中的那條長度相等。三條線之中，哪一條和單獨的那條線等長？這很簡單，當參與者獨自坐在一個房間裡回答時，眾人累積下來只有1%的錯誤率。

同時，分配到實驗組的參與者在另一個房間接受測驗，房間裡還有另外七個人，每個人都要說出自己的答案。參與者不知道的是，那七個人其實受雇於這個研究。參與者「剛好」排在最後一個回答，而前面七個人都一致選了明顯錯誤的答案。令人震驚的是，參與者此時有三分之一的機率也同意那個錯誤的答案是正確的。阿希的研究啟發了許多類似研究，也一再得到重複的結果。不管原因是他真的改變心意，或只是決定附和大家，都驚人地呈現出從眾的現象。

接著來談米爾格蘭的服從實驗，這個研究首次現身，是在1960年代的耶魯大學。一對自願參與者出現在「記憶」心理研究現場，其中一人被隨機分配為「老師」，另一個是「學習者」。學習者和老師分別待在不同的房間，聽得到但看不到對方。老師所在的那個房間有一位穿著實驗袍的科學家監看整個實驗。

在實驗過程中，老師複誦兩個一組的單字（單字列表由科學家提供）；學習者必須記住單字的配對。經過一連串的複誦，老師接著測試學習者對單字配對的記憶。每當學習者犯了錯，老師就要電擊對方；每多錯一次，電擊增強一些，直到足以威脅生命的四百五十伏特，實驗才告一段落。

研究人員告知老師電擊是真的──研究開始時，老師先接受最輕懲罰等級的電擊，確實感到疼痛。實際上，學習者沒有遭電擊懲罰──「學習者」其實受雇於研究者。當虛構的電極強度提高，老師聽到學習者痛苦大叫，並哀求老師停下來（在一個變形版本中，有一位扮演學習者的「研究參與者」提到自己有一點心臟的毛病。當電擊強度提高，這位學習者會高喊胸痛，然後忽然沉默，假裝自己昏倒）。
聽到學習者高聲喊痛，老師通常會開始猶豫，此時，旁邊那位科學家會命令他們提高電擊強度：「請繼續。」「請你繼續，實驗才能完成。」「你絕對必須繼續下去。」「你沒有其他選擇，你一定要繼續。」而且，科學家還向他們保證，他們不需要負任何責任，學習者都已經知道實驗的風險了。

實驗結果很有名，就是多數參與者會遵從命令，反覆電擊學習者。過程中，這些老師通常試圖停止實驗，會跟科學家爭論，甚至煩亂到哭泣──但最終還是順從。在最初的研究中，非常恐怖地，有65%執行了最強的四百五十伏特的電擊。
（摘文：第十二章 階層制度、服從與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