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支配與抵抗的藝術：潛藏在順服背後的底層政治，公開與隱藏文本的權力關係

作者簡介

姓名：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美國當代政治人類學大師、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諳法文、馬來語╱印尼語、德文、緬甸語。
現為耶魯大學史德林政治學教授、人類學教授與農業研究計畫主任，同時也是收成平平的兼職農夫與養蜂人。
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農業社會比較發展、霸權與抵抗理論、農民政治、東南亞、階級關係與無政府主義理論等。重要著作有《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支配與抵抗的藝術》（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不受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等。

相關著作：《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

譯者簡介

姓名：黃楷君

政大阿拉伯語文學系畢業，現為書籍譯者。譯有《穆罕默德：宣揚謙卑、寬容與和平的先知》、《原始富足》、《漁的大歷史》、《深入絕境：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生與死》、《被遺忘的中亞》、《地獄的難題》等書，並曾合著《吹過島嶼的歌》、《台灣，世界的答案》。
譯作賜教：[email protected]

書籍目錄

導讀　小人物的大歷史　何明修
前言
致謝
第一章　官方說法背後
第二章　支配、表演與幻想
第三章　公開文本作為得體的表演
第四章　虛假意識或過分讚譽？
第五章　為異議次文化創造社會空間
第六章　支配下的抗議：政治掩飾的藝術
第七章　從屬群體的底層政治
第八章　權力的狂歡：首次公開宣告隱藏文本
參考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導讀　小人物的大歷史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人們總是以上位者的視野來審視重大的歷史演進，沒沒無聞的尋常百姓只是被動跟隨潮流，他們始終不曾創造歷史。即使處於極端的壓迫處境下，勞動成果被剝奪、尊嚴被踐踏，也無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奴隸、農奴、佃農、賤民、被殖民者、獨裁統治下的人民等弱勢群體只能安分認命，公然的抵抗是少見的歷史短暫插曲。在更多時候，他們順從既有的遊戲規則，彷彿他們接納了統治者編織出來的謊言，也默認自己的從屬地位。要扭轉這些不平等的處境，我們只能依靠少數智勇兼備的領導者，他們宣揚另一種嶄新的世界觀，啟發蒙昧無知老百姓，鼓舞他們的參與士氣，最終才能通過集體力量，共同推翻不義的體制。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支配與抵抗的藝術︾大膽地挑戰上述的既定成見，讓那些從來沒有積極發聲的弱勢者獲得應有的歷史地位。簡而言之，就算被迫身處於支配的情境下，他們從來沒有喪失過自己的主動性。弱勢群體清楚了解他們身處於不利的社會位置，而且深知如果不經意地透露出自己的不滿或是反抗意圖，就有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他們知道自己不可能改變現狀，但是也沒有必要因此全然遵守既有的規定。在統治者面前，他們擺出謙卑順從的姿態，凡事畢恭畢敬；但是在其監督視線之外，他們卻採取了各種因地制宜、被特意掩飾的抵抗策略，其目的不只是維持他們的生存、減少自己的損失，也是為了捍衛其人格尊嚴。
　　統治從來就是雙重性，一方面是物質性的占有與剝奪，強勢者享有更優渥的生活條件，而弱勢者被迫處於貧窮與匱乏的不利情境；另一方面，統治也展現為一種文化觀念，強勢者顯得高貴而優雅，而他們所面對的他者則是低賤而粗俗的。在這種情況下，兩者的互動需要依循一套不對稱的準則，統治者總是試圖展現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震懾弱勢者，要求其遵守朝儀規範。不過，這本書指出，這樣的恭敬服從只是表面現象，不代表被支配者的真正內心想法，更遑論某種穩定的支配秩序獲得廣泛認可與接受。事實上，弱勢者往往只是特意呼應官方認可的說法，掩護其違背規定的各種舉動。換言之，面對官府大人言必稱自己是「愚民」的老百姓，不見得必然是循規蹈矩的﹁順民﹂，他們往往是踰越法律的「奸民」。本書作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是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系的講座教授，他的靈感來自於一九七○─一九八○年在馬來西亞吉打州（Kedah）的田野考察。在當時，斯科特原來是要研究東南亞綠色革命所帶來的農村現代化，然而，他卻看到了更深化的貧富落差。富人公然違背伊斯蘭律法所禁止的放款取利，用高利貸掠奪窮人的土地；但是窮人也不是完全束手無策，他們發動各種蜚言流語破壞富人的名聲，此外，他們也會用偷竊、占用等方式為自己取回公道。在一九八五年出版《弱者的武器》（Weaponsof the Weak），斯科特將這種匿名化的、被掩藏的鬥爭稱之為「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
　　從《弱者的武器》到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本書，斯科特的觀察視野從東南亞的鄉村民族誌擴大至全球尺度，他所引用的資料包括小說、回憶錄、歷史研究等，提出了一套關於支配與抵抗的通用模型。探討高度不對稱的權力關係時，我們需要以下列前提作為出發點：弱勢者通常沒有公然發言的機會，他們無法集結與討論，公開流傳的敘事通常是符合優勢者的利益、正當化他們所享有的特權，並且將兩者的差異歸因於某種自然的、神聖的、無法改變的原因。膚淺的觀察者有可能犯下這樣的錯誤，誤以為缺乏明顯可見的衝突即代表和諧的秩序，上位者與下位者都共同遵守一套互動規範。事實上，處於極端不利的情境，弱勢者早就習到抑制自己負面情緒的生存之道，他們忍氣吞聲，用各種偽裝與規避的手法隱藏各種大大小小的抵抗行為。弱勢者通常會強化自身群體的團結，通風報信是被嚴格禁止，以避免統治者覺察這些被掩飾的非法或不端行為。
　　斯科特以戲劇表演的角度分析支配情境下的互動，他指出有兩種相互對立的文本。「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是一種體面合宜的表演，統治者展現出與其地位符合的優雅姿態，以儀式性的操演正當化與美化其權力來源。公開本文即是在位者的自我投射，一種理想化的敘事，因此，有些看似完全不合理的公開文本仍發揮了政治作用。斯科特提到了一九八五年在永珍的一場盛大舉辦的遊行，寮國共產黨動員了農民、幾乎不存在的勞工、坦克車、聊備一格的空軍米格機，甚至連搖旗吶喊的觀眾都是經過彩排預演過的。這一場只有演員、沒有真正的觀眾的表演所要證明的是，寮國共產黨與他們在莫斯科、北京、河內的老大哥們一樣，都是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國家。
　　公開文本是菁英的自我宣稱，但是鮮少真正說服了被支配者，至多只是能威嚇他們。在統治者看不到的角落，弱勢者所採取的行動符合所謂的「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在表面的恭敬順從之下，以各種手段為自己討回公道。馬克思主義者通常認為無產階級大眾無法認清自己的處境，意識形態、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等概念，都是用來說明階級洗腦是如何產生的。斯科特並不認為弱勢者採信進而認為現狀是美好的，或者說是自然而然的；毋庸說，這些理論誤信了公開文本，以為其宣稱就是真實。事實上，弱勢者也會策略性使用公開文本，以維護其利益，例如要求以家父長權威為名的統治菁英善盡﹁照顧﹂的責任。同樣一本聖經，黑人奴隸讀到的是逃離埃及與應許之地，而不是「要順從主人」的教訓。
　　隱藏文本經常附著於口述文化，以傳言、謠言，或是笑話的方式傳遞，這些幾乎查不到源頭的話語正是因其匿名性，較能夠安全的傳達被壓迫者的不滿。世界各地的民間故事也有常見的「搗蛋鬼」（trickster）角色，他們以智取勝、以小博大，破壞了既有的秩序。對於統治者而言，嘉年華或者是一些宣揚顛倒世界的傳言︵貴族服侍奴僕、牲畜屠宰人類︶具有高度顛覆性，因此他們常以維持秩序的理由，限制或是禁止這些有助於隱藏文本快速流傳的場合。
　　斯科特指出，從屬群體經常採取一種低調而審慎的「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他們的抵抗行為往往不是發生在公共領域。奴隸的偷竊、農民的越界採集、搗毀機器的勞工都是偷偷摸摸進行。就如同游擊戰一樣，弱勢的那一方總是避免正面交鋒，而是採取「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的迂迴戰術。斯科特認為，這樣的底層政治不只是某種無傷大雅的不滿宣洩，也不僅是疏導壓力的安全閥，而是弱勢者不斷在測試統治者的容忍界限。一旦時機成熟了，平常需要被特意掩飾的隱藏文本將得以公開展現，例如奴僕不再向主人致敬、被獨裁者禁止的異議言論可以公然講述，造反就等於正式登場。斯科特特別提到，打破長久禁令所帶來的喜悅與成就感，讓參與者覺知到有機會真正做自己，也重新取得了喪失的尊嚴。
　　《支配與抵抗的藝術》的寫作流暢，非常具有可讀性，斯科特展現深厚的人文素養，信手引徵豐富而有趣的個案資料，的確堪稱社會科學的經典名著。更重要的是斯科特所提供的理論創見，處於壓迫情境下的小人物並不是被動無助，他們反而是非常機靈地洞析世局，敏捷地捍衛自己的權益。這樣的看法直接挑戰了相信科學理論與組織紀律的馬克思主義，帶有濃厚的無政府主義色彩。同樣的源於十九世紀的左派運動，無政府主義認為國家即是壓迫的來源，而且人民具有自發的抵抗能力，他們不需要理論家或是革命先鋒隊的帶領。
　　斯科特的無政府主義信念更明顯展現於後來的幾本重要著作，也同樣獲得相當程度的重視。在《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 Dignity, and Meaningful Work and Play）一書，他指出小人物追求自身的自主性與尊嚴才是驅動歷史的主導力量。大部分勞工階級不會想要推翻
資產階級，或是廢除資本主義，他們真正的想法是成為小資產階級的頭家，不用看別人的臉色過活。同樣地，推翻俄羅斯沙皇體制的也不是高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分子，而是前線逃亡的士兵、占領工廠的勞工、拒絕繳租的農民。
　　《國家的視角：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為何失敗》（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回顧了二十世紀幾場人為的重大慘劇，包括俄羅斯的農業集體化、坦尚尼亞強制游牧民族定居化等。斯科特指出，一旦國家全面壓制社會，而且掌權者又抱持高度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的信念（例如科學的社會主義），其推動的政策將會忽略當地人長年累積的智慧，導致人為的災難。宣稱要提升人類福祉的現代國家是禍源，依賴農業剩餘的傳統國家也不遑多讓。在《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中探討東南亞高原眾多難以被歸類的少數民族，斯科特強調他們不是文明化程度低的﹁野蠻人﹂，而是躲避平原政權統治的自由人。為了避免各種稅捐徭役與以教化為名的控制，有些民族甚至拒絕使用文字或是姓氏。
　　在《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斯科特更進一步從生態史的角度考慮國家的古代起源。過往說法認為，新石器時期的農業革命帶來生產力提升，剩餘糧食促成了國家的出現。斯科特卻指出，定居農耕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也容易招致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危害，如果人類有選擇，這樣的勞苦而危險的生活不會是首選。相反地，定居農耕是被國家強行加諸的文明形態，因為一群沒有移動性、可以被清楚看見與盤點的人口是統治者所需要的，就如同人類馴化若干野生動物成為家畜。穀物的種植也是符合國家的需求，不像根莖類作物，長在地上的稻米與小麥有固定成熟的季節，也能清楚計算產量，有助於統治者的徵收。換言之，以國家為名的文明即是帶來了不自由與不健康的人類。
　　斯科特的這些後續研究作品在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政治學等領域都引發許多的迴響與討論。他對於小人物的關注，尤其是他們如何靈巧地因應各種具有壓迫性的權威、維繫自身的生存與尊嚴，幾乎都可以在這一本書找到。這也是為何每次重新閱讀《支配與抵抗的藝術》，都會帶來新的收穫與啟發。

文章試閱

偉大的領主經過時，有智慧的農民深深鞠躬又默默放屁。──衣索比亞諺語
前言
這本書背後的概念是從我在一座馬來（Malay）村莊的研究成果發展而來，我長期靠著我有些遲鈍的腦袋試圖理解那裡的階級關係。關於土地交易、工資率、社會名聲和技術變遷等議題，我聽見許多分歧的言論。單就這點而言，考慮到不同村民的利益互相衝突，從他們口中得到相異的敘述並不太意外。比較令我困擾的是，即使是同一位村民，偶爾也會講出自相矛盾的言論！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意識到儘管這樣的矛盾可能出現在任何人身上，但尤其常見於比較貧窮、經濟依賴程度最高的村民。經濟依賴的因素和貧窮同樣重要，因為有幾位經濟相當自主的窮人所表達的意見始終如一且獨立。
此外，這些矛盾帶有某種情境邏輯。當我把議題限縮在階級關係──這是我探討的諸多議題之一──窮人似乎會在富人面前說一套，和窮人在一起時又說另一套。富人同樣也會對窮人說某些話，而在自己人面前又改變說法。這是最粗略的區分方法；許多更細緻的區別則要取決於談話群體的具體組成，當然還有討論的議題，才能顯現出來。不久，我就發現自己開始運用這樣的社會邏輯，來尋找或創造某些情境，好讓我能夠核對不同的論述，並且可說是藉由三角交叉檢證，進入未經探索的領域。這個方法的成效足以達成我為數不多的目標，而研究成果載錄在《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む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め）一書，特別是在第兩百八十四至二百八十九頁的段落。
一旦我開始更加適應馬來人之間的權力關係是如何影響論述，不久我便發現自己也會在那些在某些重要層面權力比我大的人面前字斟句酌。而我觀察到，當我必須忍住不脫口說出某些不夠審慎的回應，我往往也能找到某些對象讓我暢所欲言。這種受到壓抑的言論背後似乎有某種近乎身體性的壓力存在。在罕見的某些場合，我的怒氣或憤慨戰勝我的謹慎理智時，儘管反擊可能會招致危險，我卻會感到興高采烈。直到當時，我才完整體會到，為何我可能無法完全根據表面去判斷比我更弱勢的人們的公開行為。
這些關於權力關係與論述的觀察絕非我所原創。這是數百萬人日常民間智慧的基本要素，這些人睜開眼睛的多數時間都身處在受權力壓迫的情境之中，一次不得體的舉止或一句錯話都可能帶來可怕的後果。我寫作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更有系統、甚至近乎固執地去探究這個概念，看看它在關於權力、霸權、抵抗和從屬的議題上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示。
我在組織這本書時的工作假設是，弱勢無力和依賴程度最為嚴峻的情況將會是可以辨識的。因此，許多我在書中提出的證據是援引自關於奴隸、農奴和種姓從屬的研究，而我所設定的前提是，論述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會最鮮明地顯現在我所謂公開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落差最為嚴重之處。而在較為隱晦的情況下，我也加入了關於父權支配、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甚至是監獄和戰俘營等全控機構的證據。
這本書不像我在那座小型馬來村莊所做的研究那般，是嚴實、偶然、具組織性且奠基於歷史的分析。這本書兼容並蓄且概要的寫作方式違背了許多後現代主義著作的準則。不過，書中依然存在與後現代主義契合的部分，那就是我確信沒有任何社會位置或分析立場，能夠去判斷一段文本或論述的真值（truth value）。儘管我確實認為嚴實且梳理脈絡的著述是構成理論的命脈，但我也相信，當我們聚焦在結構性的相似之處，跨越文化和歷史時期的比較仍然有其價值。
因此，本書採用的分析策略始於一項前提──結構上類似的支配形式都會具有某種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在奴隸、農奴和種姓從屬的案例中，這些相似性十分明確。每個例子都代表著從某群從屬人口身上佔用勞力、財貨和服務的制度化部署。在形式上，這些支配形式下的從屬群體沒有任何政治或公民權利，他們的地位在出生時便已經底定。就算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但在原則上社會流動遭到杜絕。將這類支配正當化的意識形態包括尊卑之分的形式假設，這些假設相應表現在控制階層間公開接觸的特定儀式或禮節上。儘管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主人和奴隸、地主和農奴、高種姓印度教徒（Hindu）和賤民之間的關係都是個人統治的形式，提供上位者專橫獨斷、為所欲為的極大自由。這些關係之中總是會帶有個人恐怖的元素──個人恐怖可能會以任意毆打、性暴行、辱罵和公開羞辱等形式展現。舉例來說，某個奴隸或許足夠幸運逃過這類的惡劣對待，但她肯定知道這些事情可能發生在她身上，這樣的認知滲透進整段關係之中。最後，儘管如此，身處如此大規模支配結構之中的從屬者，在支配者直接控制的範圍外，仍然擁有相當廣泛的社會存在（social existence）。而原則上，正是在這類隱蔽的情境下，人們才可能發展出對支配的共同批判。
對於我所希望提出的論點來說，我剛所描述的結構相似性是分析的核心。我絕對不是想要主張奴隸、農奴、賤民、被殖民者和被征服的種族都共同擁有不可改變的特性。那種本質論的主張站不住腳。然而，我真正想要主張的是，如果能夠證明支配結構是以類似的方式運作，那麼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往往會引發類似的抵抗反應和模式。因此，奴隸和農奴通常不敢針對他們的從屬地位提出異議。然而，他們有可能秘密創造並捍衛出一個社會空間，在其中得以說出他們私下對權力關係的官方文本所抱持的異議。這種社會空間的具體形式（例如語言掩飾、儀式符碼、小酒館、集市、奴隸宗教的「僻靜所」〔hush-arbor〕 ）或表達其異議的特定內容（例如希望某位先知歸返、透過巫術的儀式攻擊、頌揚盜匪英雄和反抗烈士），與正在討論的行為者所特有的文化歷史一樣獨一無二。為了描述某些廣泛的模式，我刻意忽略每種從屬形式的鮮明特殊性──比如說加勒比海地區（Caribbean）和北美洲奴隸制度的差異、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中葉法國農奴制度的差異、俄羅斯和法國農奴制度的差異、區域差異等等。我在本書中勾勒的廣泛模式，唯有將之穩固置入以歷史為基礎和特定文化的背景中，才能建立其終極價值。
觀察本書所選擇探討的結構，就能明顯看出我特別重視尊嚴和自主的議題，但這些議題一般都被認為比物質剝削次要。奴隸制度、農奴制度、種姓制度、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經常會導致貶低、辱罵和侵犯身體的做法和慣例，而這些作為似乎在其受害者的隱藏文本中佔據了一大部分。一如我們將在後文所見，這類壓迫的形式拒絕給予從屬者一般的負面互欺（negative reciprocity）空間：以巴掌還巴掌，以辱罵還辱罵。即使是對當代勞動階級而言，在描述剝削時，藐視尊嚴和密切管控工作的部分，似乎至少與對工作和薪酬較狹隘的關注同樣顯著。
我更廣泛的目的是要建議，我們或許可以如何更成功地解讀、詮釋和理解從屬群體往往難以捉摸的政治行為。當無權者在掌權者面前經常必須採取策略性的姿態，而掌權者可能傾向過度渲染他們的聲望和優勢時，我們如何研究權力關係？如果我們以表面價值來理解這一切，便面臨了一種風險，將可能只是策略的表象誤解為事情全貌。反之，我試圖證明另一種揭露矛盾、緊張和固有可能性的權力研究有其道理。每個從屬群體都從其苦難中創造出「隱藏文本」，體現在支配者背後訴說的對權力的批判。對掌權者而言，他們也發展出一種隱藏文本，體現關於他們的統治無法公開承認的實踐和主張。比較弱勢者和掌權者的隱藏文本，以及比較兩者的隱藏文本和權力關係的公開文本，可以讓我們以嶄新的方式理解對支配的抵抗。
在開頭頗具文學性地引用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後，我試圖說明支配的過程如何產生一套霸權的公開行為，以及一套無法在掌權者面前言說的檯面下論述。與此同時，我探討了展現支配和同意背後的霸權目的，並探問這類的行為是表演給哪些人看的。這樣的研究接著讓我們理解，為何就連嚴實爬梳歷史和文獻證據的著述，在描述權力關係時也傾向採用霸權敘述。我認為，在缺乏實際反叛的情況下，無權的群體協力鞏固霸權表象將能利己。
唯有透過比較表象和在受權力壓迫情境之外的從屬者論述，我們才能知曉這些表象的意義。因為意識形態的抵抗在不受直接監控的情況下最能蓬勃發展，本書將我們帶領檢視這類抵抗得以萌芽的社會性場域。
若說要解密權力關係，取決於能否完整獲取從屬群體多少有些秘密的論述，那麼研究古今權力的學者都將面臨僵局。不過，事實上隱藏文本通常會公開表述──儘管是以有所掩飾的形式呈現──因此我們無須絕望。根據這些原則，我提議我們如何能夠將無權者的謠言、八卦、民間故事、歌曲、姿態、笑話和戲劇詮釋為載體，透過這些和許多其他途徑，他們影射批判權力，同時躲藏在匿名或認定他們行為無害的認知背後。這些掩蓋意識形態違抗的模式多少可以類比在我經驗中所認知的農民和奴隸行為模式，他們會有所掩飾地努力阻撓掌權者在物質上佔用他們的勞動力、生產和財產：例如盜獵、故意拖延、偷竊、裝糊塗、脫逃等作為。整體而言，這些不服從的方式可以適切地稱作無權者的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
最後，我認為隱藏文本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那些往往是人們記憶以來頭一遭，隱藏文本被直接公開表述來違抗權力的罕見政治激情時刻。
第一章、官方說法背後
要在暴君面前說出自由的話語令我不寒而慄。──尤里比底斯（Euripides）《酒神女信徒》（The Bacchae）的合唱團主唱者
工人和工匠儘管是他們主人的僕人，但卻能靠著聽命行事來擺脫。然而暴君看著那些在他身旁的人，苦苦哀求他施恩；他們不僅必須執行他的命令，還必須照他希望他們（思考）的方式思考，而且為了滿足他，甚至要時常預測他的想法。僅僅服從他是不夠的，他們也必須要取悅他，他們效勞他時必須折磨虐待自己，甚至自殺；而且……他們必須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喜好，違背他們的意願，擺脫他們天生的性情。他們必須謹慎觀察他的話語、聲調、眼神，甚至是點頭。他們必須無眼、無腳、無手，全心全意警戒關注，以刺探他的心意，發掘他的想法。這樣的生活快樂嗎？這還稱得上是生活嗎？──拉波哀西（ESTIENNE DE LA BOETIE）的《自願奴役論》（A Discourse on Voluntary Servitude）
最強烈的仇恨是源自恐懼，迫使人沉默無語，讓憤怒變成積極的報復意圖，幻想憎惡的對象毀滅就像某種隱祕的復仇儀式，受迫害者藉此秘密地發洩他們的怒氣。──喬治・艾略特的《丹尼爾・德隆達》（Daniel Deronda）
如果「向權勢說出真相」這個說法聽起來仍太過理想化，甚至在現代民主國家也不例外，那麼肯定是因為鮮少有人實行。弱勢者在掌權者面前掩飾真實想法並不令人意外。這種情形無所不在。事實上，甚至普遍到導致在許多情況下，那類行使的權力曲解「權力」的原意到幾乎無法辨認的地步。多數人認定的正常社交需要我們例行寒暄，笑臉迎人，儘管我們對對方可能懷抱著和外在表現不一致的看法。就這點而言，我們或許可以說，體現在儀節和禮貌上的社會習俗力量要求我們經常犧牲坦率直言，以換取和我們的熟人建立圓滑的關係。我們謹慎周到的行為可能也帶有策略性的層面：我們矯飾自我的這個對象可能會以某種方式傷害或幫助我們。喬治・艾略特聲稱「如果沒有一點演技，就什麼事也做不了」，或許並不誇張。
在後文中，我們所關注的比較不是出於客套的演技，而是從古至今絕大多數人被迫養成的演技。我指的是那些受到精細且系統性的社會從屬形式支配的人，所必須實行的公開表演：受雇主支配的工人、受地主支配的租戶或佃農、受領主支配的農奴、受主人支配的奴隸、受婆羅門（Brahmin）支配的賤民、受優勢種族支配的從屬種族成員。除了極罕見但意義重大的例外，從屬者的公開表演出於審慎、恐懼和討好的渴望，往往被形塑成迎合掌權者的期望。我將使用「公開文本」一詞來簡述從屬者和支配者之間的公開互動。(注1)公開文本儘管不一定會誤導人，但不可能說明權力關係的全貌。這種文本經常會符合雙方的利益，心照不宣地共同促成失實的表述。一名法國佃農老迪耶儂（Old Tiennon）的口述歷史幾乎涵蓋了十九世紀的歷史，描述著審慎且令人誤解的服從：「他（曾解雇他父親的地主）在從拉庫赫（Le Craux）前往梅耶（Meillers）途中，會稍事停留和我說話，而我強迫自己要表現出友好的樣子，儘管我內心相當鄙視他。」
老迪耶儂很自豪自己不像他笨拙又不幸的父親，他已經學會「生活必備的裝糊塗技能」。從美國南方傳出的奴隸敘事也一再提到欺騙的必要性：
我努力表現，讓自己不要被白人居民討厭，畢竟我深知他們的權力，以及他們對有色人種的敵意。……第一，我從不展示我所擁有的少數財產或金錢，而是方方面面都盡可能穿得像奴隸的樣子。第二，我從不表現得像我實際上的那麼聰明。無論是自由民或奴隸，這是所有南方的有色人種都認定，若要保全自己的舒適和安全尤其必須遵守的原則。
當從屬群體的一個關鍵生存技巧是在權力壓迫的情況下管理對外呈現的印象，他們行為的表演面向也會被支配群體中觀察力較敏銳的成員注意到。農場主瑪麗・切斯納特（Mary Chesnut）發現，每當白人在討論內戰前線最新消息時，她的奴隸都會異常沉默，她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在隱藏某些事情：「他們戴著黑色的面具到處走動，沒有一絲情緒的漣漪；但遇上除了戰爭以外的所有話題，他們都是所有種族中最熱烈討論的。現在迪克（Dick）就像一尊非常莊嚴的埃及獅身人面像，高深莫測地沉默不語。」
在此我要冒險提出一項粗略廣泛的歸納，我將在後文嚴格地具體描述：支配者和從屬者之間的權力落差愈大，權力行使時愈專橫，從屬者的公開文本就會愈符合刻板印象的慣常型態。換句話說，權力愈具威脅性，面具就愈厚。在此脈絡下，我們可以想像到各式各樣的情境，從地位和權力對等的朋友關係，到另一個極端的集中營，受害者的公開文本帶有對死亡的恐懼。我們接下來要關注的絕大多數系統性從屬的歷史案例，都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