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論狗屁工作的出現與勞動價值的再思

作者簡介

姓名：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1961-2020
美國人類學家，無政府主義者。2011 年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發起人之一，《美國商業週刊》稱他為該運動的重要精神領袖。他的論述將這場被視為擾人的街頭抗爭變成全球矚目的抗議運動。格雷伯發表的運動口號「我們是 99％」（We are the 99 percent），為廣大失業人口發聲，深深撼動了長期由極富人口壟斷社會資源的美國。
格雷伯師承歷史人類學大師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任美國耶魯大學助理教授、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講師、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教授。 2006 年在政經學院演講時，被譽為「形塑文化本質論述的傑出人類學家」。2011 年出版極具批判性的《債的歷史》，幾個月後更親身參與占領華爾街運動，於學術界及公共參與上均受到廣泛注目，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當年度百大風雲人物。2013 年於雜誌上發表〈論狗屁工作現象〉一文探討充斥職場的無用工作，發文後旋即獲得熱烈迴響，轉發超過百萬次，更於數週內被譯成 12 種語言，之後他更設了一個專門e-mail，收集全世界讀者寄來的真實狗屁故事。本書即為該文論述之延伸，上市半年內便售出 14 國版權。
格雷伯2020年於威尼斯度假時因急性胰臟炎驟逝，學界、社運界、媒體界同聲哀悼。他的遺孀與同事成立David Graeber Institute，致力於整理他的相關出版品與個人收藏，亦作為意見平台，被他的理念所啟發的人們可在此發揮政治想像力，透過集體行動挑戰現行體制。
商周出版格雷伯作品：
《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 （經典增訂版）
《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
《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

相關著作：《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論狗屁工作的出現與勞動價值的再思》《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經典增訂版）》《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

譯者簡介

姓名：李屹

elek。1986年生，高雄人。社會學出身。

書籍目錄

導讀　米蟲人生的代價　何明修
二版導讀 反思「狗屁」的工作文化：為何工作？為何甘願？ 鄭亘良
二版推薦序 疫情退去後，看Bullshit Jobs 陳信行

前言：論狗屁工作現象 　

第一章 狗屁工作是什麼？　
為什麼黑手黨的殺手不適合用來說明狗屁工作╱論主觀要素的分量，還有，為什麼可以合理假定自認在做狗屁工作的人大致是對的╱論大家常誤以為狗屁工作多半局限在公部門內╱為什麼美髮師完全不適合說明狗屁工作╱論部分狗屁工作、大半狗屁工作和純粹又徹底狗屁工作的差異

第二章 狗屁工作有哪些？　
五大類狗屁工作╱一、幫閑在做什麼╱二、打手在做什麼╱三、補漏人在做什麼╱四、打勾人在做什麼╱五、任務大師在做什麼╱論複雜的多重型態狗屁工作╱順便講一下二階狗屁工作╱最後提點，簡短回顧一個問題：有可能做著狗屁工作而不自知嗎？

第三章 為什麼做狗屁工作的人經常表示不開心？（論精神暴力，第一部分）　
為什麼一個顯然占涼缺的年輕人就是沒辦法應付他的處境╱談狗屁工作核心的虛假與漫無目的之經驗，又，如今看重讓年輕人也感受虛假和漫無目的之經驗╱我們關於人類動機的基礎假定，似乎多半不正確，為什麼？╱簡短的題外話：談閑冗的歷史，尤其「買別人的時間」這個概念╱談時間的道德與自然工作節律的衝突，及其創造的怨恨

第四章 有份狗屁工作是什麼體驗？（論精神暴力，第二部分）　
為什麼有份狗屁工作不見得那麼糟╱論曖昧不清和受迫假扮的辛酸╱論操之不在己的辛酸╱論不敢直陳辛酸的辛酸╱論自知在害人的辛酸╱小結：論狗屁工作對人類創造力的影響，兼論：試圖用創意或政治的作法抨擊無謂的業務內容，如何可以視為是一種形式的精神戰事

第五章 為什麼狗屁工作大量滋長？
簡短的題外話：論因果關係和社會學解釋的性質╱數記政府在創造和維持狗屁工作時擔任的角色╱談幾種對狗屁工作崛起的錯誤解釋╱為什麼可以把金融業當成創造狗屁工作的典範╱論當前的管理封建制哪些方面像、哪些方面不像古典封建制╱創意產業不斷增設中間的執行位階，如何彰顯了管理封建制╱結論，並簡短回顧三層次的因果關係

第六章 我們共處一個社會，為什麼不反對無謂僱傭的增長？
論不可能發展出價值的絕對量尺╱雖然很難說清楚社會價值是什麼，但為何當代社會的大多數人確實接受有別於經濟價值的社會價值概念╱談工作的社會價值和支付給工作者大概的金錢多寡，其間的反向關係╱論我們對勞動的態度的神學根源╱「有償勞動是成年人類的健全發展所必需」這個北歐想法的起源╱隨資本主義到來，諸多領域視工作為社會改革的手段，抑或，說到底本身就是一種美德，這是怎麼發生的？而勞工是如何擁抱勞動價值論以反制╱談勞動價值論在十九世紀日益流行時的關鍵瑕疵，而資方如何占這個瑕疵的便宜╱二十世紀間，人們益發把工作當成規訓和自我犧牲的形式，以此評斷工作的價值

第七章 狗屁工作的政治效應為何？對這樣的處境，我們能做點什麼嗎？
論怨恨的制衡如何維護了管理封建制下的政治文化╱當前引進機器人的危機，怎麼跟較大的狗屁工作問題拉上關係╱任其狗屁的政治遺毒，以及照護部門生產力衰落的後果；畢竟放著狗屁工作不管，會推進照護階級抗爭╱如果有一套綱領能促進工作跟補償脫勾，終結本書描述的兩難，那一視同仁的基本收入會是一個例子

鳴謝
註釋
書目資料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導讀
米蟲人生的代價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何明修

在低薪化與非典型勞動盛行的當今社會，事少輕鬆的工作恐怕是許多人所夢寐以求的。你只要付出很少的努力，就可以坐享比許多辛勞基層勞工更優渥的待遇、更穩定的就業保障，這種爽缺肯定會是就業市場的熱門首選。很多人可能認為，這種好康的涼缺只會在被認為沒有效率的公部門出現，私人企業有營利壓力，不會容忍人事冗員之情事。要不然台灣為何到處可以看到考公務員、考國營事業的補習班，卻沒有補教名師可以教人如何考進台積電？難道，那些有志「擁抱公職」的考生真的是充滿了滿腔熱血，想要貢獻國家嗎？米蟲人生雖然可恥，但卻十分管用。
著名的英國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Bullshit Jobs）一書打破了這樣的刻板看法。無論其待遇如何，事少的工作往往缺乏意義，不僅剝奪了當事者的滿足感與成就感，他們還必得費力假裝忙碌，或甚至瞎忙於一些瑣碎無聊的細節。當然會有人為了維持生計，願意忍受這些不斷否定自我存在感的工作，但是格雷伯強調，也有不少人寧願為了自我尊嚴與自我實現，而決定放棄這些職位。
政府部門的「鐵飯碗」當然是傳統的涼缺，以往社會主義國家採取計畫經濟，其結果是效率低落與浪費。「他們假裝付我們薪水，我們則是假裝工作」是廣為流傳的笑話；不過，格雷伯特別指出，同樣現象在當代資本主義仍是明顯可見，而且私部門才是晚近涼缺迅速擴張的主因。自動化減少了生產線上所需要的勞工，新增加的職位是屬於管理、行政、監督的性質。營業版圖的擴張越來越不是招攬更多的基層生產性勞工，而是僱用更多的客服、公關、行銷、法務等專員。金融資本主義的到來，也使得越來越多人是靠提供規劃、諮詢、稽核等充滿象徵符碼的服務為生。換言之，實質做事的人並沒有增加，反倒是越來越多人在一旁搖旗吶喊、敲鑼打鼓；其實沒有這些「不事生產」的工作，社會也不會面臨匱乏。
格雷伯將這一類的涼缺稱為「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是沒有必要性的；重要的是，當事者都是心知肚明，且基於種種的理由而配合演出。根據英國民調，有三成七的受訪者坦誠自己的工作是沒有真正作用，因此格雷伯估算當代社會約有四成的工作是屬於這一類。狗屁工作包括一些點綴性質的門房、電梯操作員、公司接待人員、行政助理。除了這些日常例子之外，看似需要專業能力的公關、行銷、法務、會計人員也被他臚列其中，原因在於私人企業招聘這些職缺，不是反應內部的需要，而是他們的競爭對手有這樣的部門。《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一書精彩之處在於，格雷伯收集了各行各業從業人員的真心告白，等於是現代職場的大揭露。
無論是在藍領或在白領，這種「狗屁工作」都快速蔓延，甚至一些原本具有生產性的工作，其從業人員也得花更多時間投入純粹為應付上級的表面工作。格雷伯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他也舉了許多大部分學院工作者都熟悉的情境：大學裡行政人員成長的幅度遠超過教師，教授越來越多的時間投入撰寫績效評估、申請計畫、成果報告，而不是從事實際的教學與研究。雖然格雷伯沒有提到，但警察、消防員、醫護人員等也面臨相同的現象：不斷滋生的表單、更嚴格的評鑑、更加密集的實地訪察等「業務」，甚至取代了最首要的「勤務」。工作表現不再是關於你真正做了什麼，而是督導人員看到了什麼，這樣一來，上班時間越來越像一場真人實境秀，重點在於迎合上級的期待，實際的產出反而成為次要的考慮。
格雷伯發現，「狗屁工作」的登場導致薪資與其社會貢獻成反比的現象。如果沒有清潔工人、公車司機、保姆、幼教老師，現代社會社就無法運作，但是這些「非狗屁工作」卻往往待遇微薄。相對地，如果少了一些行銷高手、公關大師、王牌律師，或許我們可以減少無謂的過度消費、不實廣告、濫興訴訟。事實上，有些「狗屁工作」反而是誤國誤民。二○○八年的金融海嘯之所以爆發，起因即是過度的金融化，一些不良授信的債務被包裹成為投資理財的商品，而信用評等、金融監理、理專人員都將應有的把關工作當成無關緊要的文書作業，彼此相互放水，馬馬虎虎，才釀成如此大禍。
在《債的歷史》一書，格雷伯從非洲民族誌談到當前的債務危機，他試圖證明債不只是一項經濟的範疇，而是與人類的倫理觀念緊密連接。追根究柢，我們的經濟生活不應被視為一種自成一格的專屬領域，完全由供給與需求定律所決定。相對地，人類學出身的格雷伯採取了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的觀點，認為人類生產、交換、分配等經濟行為其實是座落於廣大生活的一環，也同樣受到其道德規範的約束。也因此，如何看待事少輕鬆的涼缺，當事人的想法不會只是計較其物質回報，也會考慮相關的精神代價。米蟲工作或許是付出最少、收益最多的選項，但誠如本書所強調，廢材工作的結果就是廢材人生，許多人寧願選擇去擁抱更真實的自我。
從相同的道德經濟觀點出發，《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強調當代工作被加諸了各種道德的意涵，有一份工作並投入工作，被視為是積極正面的人格之展現，無論其工作到底帶來何種貢獻。瞎忙可能傷天害理、誤國誤民，但總被認為是比終日悠閒、無所事事更好的選項。也因此，政治人物總是在競選時打出「創造就業」的口號，他們不會在意更多的工作是否真正提升整體的福祉。
格雷伯是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其成名之部分原因在於他親身參與了二○一一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無政府主義者向來認為國家是壓迫人民的工具，而無法帶來真正的解放，《為什麼上街頭》的讀者應該都清楚他的政治傾向。在本書最後，格雷伯主張要避免狗屁工作的危害，可以從降低工時與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著手，如此一來，就不會有人被迫去從事那些害人害己的工作。不過，這兩項訴求是否有可能不透過國家的法律與政策而達成，這本身就充滿了疑問。
「狗屁工作」一詞的確是點出許多人覺得工作很「廢」的心聲，讀完這一本書，一定有很多讀者覺得本書非常中肯，講出自己深刻體驗的心聲。但除此之外，這個詞語是否有增進我們既有的知識理解，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就本書所列舉的例子而言，我認為至少可以再細分三類。首先，從古時候的王公貴族到現代的商業大亨，他們的公開與日常生活本來就是被一群隨侍人員所包圍，而他們所負責的不外乎是儀式性的狗屁工作。其次，現代的科層體制採取層級負責、業務分工的組織原則，因此免不了冗長的公文旅行，這可以姑且稱之為官僚性的狗屁工作。最後，隨著當代社會的複雜性增加，各種專業知識滋生，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專家協助各種公私部門的治理。而專家治理的問題即是，我們無法直接知道受委託專家的實際表現，只能另外再請專家再來評估其成效，如此即是創造出許多專家性的狗屁工作。
或許更細膩地拆解與分類上既有的涼缺，而不是將其一股腦兒稱為「狗屁工作」，才能進一步解答我們面臨的社會問題。只要有社會不平等，儀式性的狗屁工作就很可能永遠無法根除，這是炫耀性消費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彰顯某些人屬於高等人，有別於芸芸眾生。透過更理性化的管理，官僚性的狗屁工作或許可以被減少或避免，畢竟這違害了組織運作的效率，也是領導者所關切的事項。我個人認為，最難處理的即是專家性的狗屁工作，因為我們必得依賴專家提供各種最新的專業知識，但是我們又無法避免專家之間會產生共謀，聯手剝削社會公眾。面對這種困境，我們得深入推動科技民主化，要求專家真誠與公眾對話，以增進其決策的可課責性。如此，「狗屁工作」的問題才能有積極解決的契機。

文章試閱

前言
論狗屁工作現象
二○一三年春天，我不小心引發了一場茶壺裡的國際騷動。
事情是這樣的：那年有本新發行的基進雜誌叫《迸！》（Strike），編輯要我寫篇專文，愈引戰愈好，最好別家都不敢登。這種題目我向來都有一、兩個在醞釀，於是我打了草稿給他過目，標題是「論狗屁工作現象」（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文章是從一個直覺起頭的。有一類工作，在圈外人眼裡閒閒沒事，而且每個人都不陌生：人力資源顧問、溝通協調人、公關研究員、財務策略師、商務律師，或是把時間花在給委員會充人頭、而這委員會是要檢討委員會浮濫問題的那種人（學院裡比比皆是）。這類工作的清單簡直可以沒完沒了地開下去。那時我想，會不會這些工作真的毫無用處，而且做這些工作的人都心知肚明？總有人會覺得工作漫無目的又無足輕重，你肯定遇過這樣的張三李四。不過，要是成年後的人生每週五天，早上都不得不爬起來把他們私底下深信根本不需要去做的差事做完—那些差事只是浪費時間或資源，搞不好還害世界變得更糟—這也未免太讓人氣餒了吧。這對我們的社會難道不是一種心靈重創嗎？果真如此，卻從來沒人試著談論這道傷口。據我所知，問大家是否樂在工作的問卷不計其數，但卻沒有一份問我們，是否認同這世上理當該有自己做的這份差事。
無用的工作說不定在我們的社會裡到處都有，人人卻避而不談，但其實也不是說不通。「工作」這個題目處處是禁忌。大多數人不喜歡自己的工作，樂於找藉口不上班，就連這樣的事實人們也不好在電視上大方說出口——電視新聞鐵定不適合，所幸紀錄片和情境喜劇還勉強可以含沙射影。我本人就經歷過這種禁忌：我曾經擔任過行動倡議團體的媒體聯絡人，當時謠傳該團體為抗議一場全球經濟高峰會，正在策劃公民不服從的運動，其中一步是要癱瘓華盛頓特區的運輸系統。離峰會時間愈來愈近，我走到哪都像個安那其（無政府主義份子），公務員喜孜孜地上前問我：星期一他們是不是真的不用上班了。可在同一時間，電視台的人也沒閒著：他們採訪市府公務員，其中幾個想當然爾跟上前問我的是同一批人，他們知道上電視該講什麼，開口就說要是沒辦法上班該多慘。看來，沒有人能大方表示自己對這類議題的想法——至少在公共場合是如此。
都說得通，只是當時我還沒想明白。我多多少少是抱持實驗的心態寫下那篇文章，一心想看看文章會激起什麼樣的反應。
以下是我為《迸！》二○一三年八月號寫的內容：

論狗屁工作現象
　一九三○年，凱因斯預測二十世紀尾聲時，科技將有長足的進步，所以像英國或美國這樣的國家，一週只要工作十五小時就夠了。單就科技面來說綽綽有餘，誰都相信預言會成真，然而預言就是沒有成真。科技反而被整飭來讓我們每個人都要做更多事。這可得憑空造出實質上不知所謂的工作才行。成千上萬的人把他們的職涯，全部拿來做他們壓根不信有需要去做的差事，在歐洲和北美尤其嚴重。這種情形使人離心離德，是劃過我們集體靈魂的一道疤，但恐怕不曾有人對此表示意見。
直至一九六○年代，人們都還殷殷期盼凱因斯擔保的烏托邦，但為什麼沒有成真？今天的標準答案是，他沒料到消費主義暴漲；一邊是工時減少，一邊是更多玩物和快感，我們集體選擇了更多玩物和快感。這則道德故事說來動聽，但稍加省思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沒錯，二十世紀以降，我們目睹新工作和產業憑空誕生，類別多得數不完，但其中幾乎都跟壽司、iPhone 或潮鞋的生產與分銷毫無關聯。
那這些新工作究竟是什麼名堂？最近有一份報告，比較美國一九一○年和二○○○年的就業狀況，讓我們得以一窺全豹（提醒各位：英國的狀況半斤八兩）。二十世紀當中，受僱為家僕、受僱於產業界和農場部門的工人人數遽降，同時「專業、經理、辦公室行政、銷售，以及服務人員」翻了三倍，成長幅度「從總受僱人數的四分之一增加到四分之三」。換句話說，凱因斯預言得不錯，生產性質的工作多半自動化了（即使將全球工業工人的數量都計入，包括印度和中國的血汗大眾，但投身生產部門的工人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還是下降了）。
儘管工時大幅減少，這世界上的人還是不能自由致力於自己的計畫、尋歡、願景和點子；反之，我們經歷的是「服務」部門膨脹，行政部門甚至更腫大，還沒算上憑空創造出來的全新產業，像是金融服務或電話銷售，或企業法務、學院和醫療行政、人力資源，還有公共關係等行業前所未見的擴張。而為上述產業提供行政、技術或安全支援的人，乃至於整批附隨產業（幫狗洗澡的人、大夜送披薩的人），這些工作之所以存在，只是因為每個人都忙著做其他同類型的工作，而這些工作甚至還沒呈現在上述的數字裡。
我提議把這些工作叫「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簡直像是為了讓我們每個人乖乖上班，有一隻幕後黑手造出不知所謂的工作來。妙就妙在這裡。資本主義底下恰恰就不該發生這種事情。我當然知道像蘇聯那樣過時、效率不彰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就業既是權利也是神聖的責任，該體系不得不編造出諸多工作來迎合就業（所以蘇聯的百貨公司要三個店員來賣一塊肉）。可是，市場競爭不是理當修正這種問題嗎？至少經濟理論告訴我們，謀求利潤的廠商萬萬不會把錢浪擲在無需僱用的工人身上。奇怪的是，事情還是這樣發生了。
企業有時要狠狠瘦身。一旦遇到這種事情，被資遣的、被要求無償加班的，無一例外是實際從事生產、搬運、修理和維護東西的人，而到頭來，領薪水送公文的人數節節攀升，這箇中離奇的煉金術沒人可以解釋。越來越多員工發現自己越來越像蘇聯時期的工人，帳面工時每週四十甚至五十小時，但實際上如凱因斯所預言，只做了十五個小時，因為剩下的時間都花在籌備或參加激勵士氣的研討會、更新 Facebook 個人檔案，或下載全套影集上。
顯然答案非關經濟，而是關乎道德和政治。統治階級想通了：快樂又多產的人口，要是有餘裕自由支配時間，就是一種致命的危險（想想這種現象初露苗頭的一九六○年代發生了什麼事）。另一方面，人們能從工作本身感受道德價值，若是不情願一起床就投身緊湊的工作紀律，誰就沒飯吃，這樣的想法對統治階級來說實在是方便得無以復加。
有一次，我本來在思索英國學術部門裡儼然不斷增加的行政職責，突然想到一種可能的地獄景象。所謂地獄，就是一批人個個耗費大把時間，做他們不喜歡也不特別擅長的差事。就說他們本來是優秀的櫥櫃師傅，於是被僱用好了，一來才發現上頭要他們多花一大堆時間煎魚，而且還不是非煎不可，畢竟需要煎的魚總數有限。豈料，一想到有些同事做櫥櫃的時間說不定比自己多，卻沒煎好份內的魚，他們就放不下一股怨恨；不久，工廠就堆滿了根本不能吃、料理得很差勁的魚，而且所有人真的就只煎出這些魚。
說真的，上面這段拿來描述我們經濟的道德動力，我認為還算準確。
走筆至此，我明白諸如此類的主張都會碰上不假思索的反駁：「你有什麼資格評斷工作是否真的『必需』？你所謂的『必需』是什麼意思？你自己是人類學教授——人類學教授的『用處』是什麼？」（而且，許多八卦板鄉民確實會認為敝人這份工作之所以存在，就是浪費社會開銷的明證。）社會價值沒有客觀的尺度，這在某個層面上顯然為真。
如果你打從心底認為自己對世界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我不會失禮到跟你說不是這麼回事。然而打從心底認定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的人，又該怎麼說？不久前，我跟一個十五歲之後就沒聯絡的同校朋友重新聯絡上，驚訝地得知他在這段時間裡先成了詩人，後來又在一支獨立搖滾樂隊當主唱。我曾在廣播上聽過他的幾首歌，那時完全沒想到我竟然會認識這位歌手。他顯然曾經才華洋溢、銳意創新，他的作品也肯定點亮、提振了世界各地聽眾的生活。好景不常，幾張專輯銷路不佳，導致他失去合約，債務纏身，還要養剛出生的女兒。結果，用他的話說，他「走上好多漫無方向的人不假思索的選擇：法學院。」我第一次遇到有人向我坦承他的工作毫無意義、對世界了無貢獻，照他自己的估量則根本不該存在。
這段故事可能會讓你滿腹疑雲。首先你會問：我們的社會對才華洋溢的詩人—樂手的需求似乎極其有限，反觀對公司法專家的需求顯然不知饜足，由此可見得我們社會的什麼特徵？（答：倘若百分之一的人口控制絕大部分可動支的財富，那我們所謂的「市場」會反映他們認為有用或重要的事物，其他人怎麼想則無關緊要。）更耐人尋味的是，從這段故事看來，做著不知所謂工作的人，到頭來多半自己心裡有數；坦白說我遇過一百個公司法律師，有一百零一個認為他們的工作就是狗屎。上面提到的新興產業幾乎全都一個樣。有一整類的領薪專家是這樣的：你參加派對時遇到他們，自承做的事情還有點意思（比方說人類學者），但他們避而不談自己是做哪一行的；杯觥交錯之後，他們才喋喋不休地講起自己的工作其實有多無謂、多愚蠢。
這是一種深刻的心理暴力。如果你私底下覺得你的工作不該存在，談勞動尊嚴未免太奢侈。如果你承受這樣的心理暴力，能不滿腔盛怒和怨恨嗎？但這就是我們社會格外機巧之處：主導社會安排的人想出一套辦法，確保那股怒氣對準真的能做有意義的工作的人，就像煎魚手的例子。再舉一個例子：我們的社會似乎有條通則，亦即一個人做的事情愈是明顯地造福別人，就愈是不容易從這件事中獲得酬勞。又來了，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的尺度，不過下面這個問題會讓你比較容易有個概念：如果這一整類人憑空消失，會發生什麼事？你平時不會關注護士、垃圾清運員或技師，但若他們化作一陣輕煙消失，你會立即感受到翻天覆地的後果。少了老師或碼頭工人，世界馬上要遭殃；就算只是少了科幻小說寫手或斯卡音樂家，也會是更糟的世界。至於私人企業執行長、遊說員、公關研究員、保險精算師、電話銷售員、法警或是法律顧問，他們消失後人類會承受怎樣的損失，一時半刻還看不出來（很多人斷定人類會變得更好）。話說回來，除了絞盡腦汁想出來的少數例外（醫生），你實在很難去駁倒這條通則。
更離譜的是，很多人覺得事情就該是這樣，這是右翼民粹主義的神祕力量之一。譬如，地鐵工人在合約爭議期間癱瘓倫敦交通，小報就把怨恨之情算在工人頭上；然而地鐵工人有辦法癱瘓倫敦，這就說明了他們的工作實在不可或缺，但人們正是因為這個事實惱羞成怒。在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甚至更直白：共和黨人成功動員群眾去怨恨學校教師和汽車工人（卻不是實際捅婁子的學校管理人員或汽車產業經理人，這現象值得深思）拿的薪水和福利太浮誇，簡直像是在對他們說：「你好歹還有機會教小孩！有機會製造汽車！有機會做真正的工作！你有這些機會，還敢指望中間階級的年金和醫療照護？」
假如是有人完美地設計了一套工作體制，用來維護金融資本的權力，那我看這人已經做到淋漓盡致了。這套工作體制無止境地壓榨、剝削實實在在生產出東西的工人，把剩下的工人切成惶恐的階層和較大的一個階層；人人唾罵的失業者屬於惶恐的階層，較大的階層說穿了就是拿錢吃閒飯，分派到的︹社會︺位置讓他們認同統治階級（經理人、行政主管等）的觀點和感知模式，其闊綽的代言人更讓他們癡迷。但在此同時，這套工作體制又餵養著一股蠢蠢欲動的怨恨；誰的工作具備清楚又難以否認的社會價值，怨恨的矛頭就指向誰。不用我說，這套體系從來不是誰有心設計的，而是從近一世紀的試誤中茁生。我們的科技如此發達，理當每個人每天只工作三到四小時才是；何以不是如此，恐怕也只能這樣解釋了。
要是一篇專文提到的假說，能用讀者讀完該文的反應來驗證，那就對了。〈論狗屁工作現象〉刊出後的迴響一發不可收拾。
無巧不巧，拙文刊行後的那兩週，我的伴侶跟我正好決定帶一筐書，在魁北克鄉間的一幢小屋裡待兩週，還約好要找個沒有無線網路的地方。那篇專文一發就如病毒般擴散，我坐困僻地，只能在手機上旁觀後續。數週間，該文就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包括德文、挪威文、瑞典文、法文、捷克文、羅馬尼亞文、俄文、土耳其文、拉脫維亞文、波蘭文、希臘文、愛沙尼亞文、加泰隆尼亞文和韓文，瑞士到奧地利都有報紙轉載。《迸！》貼出文章的原網頁引來破百萬次點擊，流量太大屢次當機。部落格遍地開花，留言區寫滿了白領專業人士的自白；人們寫信給我尋求開導，也有人告訴我他們受該文激勵，辭掉工作找更有意義的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