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在流行文化中被架空的社會運動

作者簡介

安蒂．柴斯勒（ANDI ZEISLER）
是婊子媒體(Bitch Media)之共同創辦人暨創意總監；其投書曾登上《女士》、《瓊斯夫人》、《沙龍》、《半身像》等雜誌以及《舊金山紀事報》和《華盛頓郵報》，另著有《女性主義及流行文化》並且經常針砭美國社會現況。

譯者簡介

周彧廷
畢業於東吳大學英文系，熱愛歐美影劇及政治娛樂八卦，曾任職新聞媒體與影視字幕公司，現為自由譯者。

書籍目錄

引言
第一部 欣（新）然接納
第一章 賦權核心
第二章 女主角成癮：女性主義與好萊塢
第三章 這些內褲讓我看起來像女性主義者嗎？
第四章（女性主義）電視劇的黃金時代
第五章 我們的碧昂絲，我們自己：名人女性主義
第二部 陳腐的常態
第六章 反挫浪潮
第七章 向下賦權
第八章 大女人的崛起
第九章 毛骨悚然的美
結語：感覺良好女性主義之死
致謝
註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引言

我並不是要著手寫一本關於女性主義商品化的書，但你可以說我已經等待這個議題發酵二十年了。
身為《婊子：女性主義對流行文化之回應》（Bitch: Feminist Response to Pop Culture）雜誌的其中一位創辦人，我總相信媒體和流行文化正是女性主義能徹底改變人心思維的場域。一九九五年，我們開始製作黑白的裝訂小誌（zine）——歷經一九八○年代排山倒海而來的反挫之後，女性主義在當時才剛重返流行文化想像當中，而且背負著龐大的醜陋包袱。那時的我們是涉獵廣泛的流行文化消費者，而《婊子》雜誌的宗旨，就是嚴肅看待流行文化，把它當作一股形塑所有人生活的力量，並且論證以流行文化作為女性主義倡議及分析之競技場的重要性。在網路革命萌芽之際，既沒有探討女性主義影評的部落格，也沒有把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浩克混合在一起的推特貼文。我們只能向彼此徵詢關於許多強硬觀點和迫切議題的意見；例如：為什麼白天播出的脫口秀要把青少女的情慾視為該控管的流行病？為什麼情境喜劇和商業廣告裡的男人，總被描繪成看不懂購物清單、無助又笨拙的呆頭鵝？災難電影中第一個遇害的人為什麼總是黑人？當然了，還有這個永恆的大哉問：為什麼每一位登上《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封面的女性音樂人都要穿內衣拍照？
我們之所以把小誌命名為《婊子》雜誌是希望能重新定義這個詞，期待透過大聲疾呼和鼓勵他人從善如流，便能將「耍婊」這個動詞化作某種可以實現改變的作為。但另一個我們也想重新定義的詞彙藏在副標題裡：「女性主義對流行文化之回應」。生於一九七○年代的我們，在反挫時期邁入了具有意識形態的年紀，曾親眼見證女性主義遭受駁斥，最好聽的形容是「來來去去的惱人政治事件」，最難聽的批評則是「一場成功犧牲健全社會的社會實驗，害男人渴望家常菜餚、孩童困在嘈雜的電視機前，而女人更是變得尖酸刻薄又缺愛。」女性主義面臨的不只是形象問題，簡直是一場形象災難。
因此我們發行一本小誌，後來再發展為雜誌。與此同時，「婊子」一詞也在通俗語言中扎根更深，成為電視和廣播的常用語彙、不限性別的日常招呼語，更是惡女行徑的符徵，但讓「女性主義者」變討喜的複雜難題依然存在。
秉持著「世上肯定還有其他沮喪的女性主義者兼流行文化迷」的信念，我們加緊腳步讓《婊子》雜誌成為一種倡議行動。我們的小誌內容就是我們想閱讀的東西，但這些內容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像是電視劇及電影之評析、廣告活動批判、訪問各種性別中正在進行超酷計畫的女性主義者等等。久而久之，我們發現自己當然不孤單：在接下來的十年，社會開始嚴肅看待流行文化。非常嚴肅，《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等級地嚴肅，整個網站都創建來回顧電視節目般地嚴肅。《婊子》雜誌發行十年後，我們亦成為其中一個鑽研女性主義與流行文化之交集的網站、播客及部落格。
多年來，探究流行文化的女性主義者社群持續壯大，身為這個無遠弗屆的群體一員的我已經見識過，無論好壞，流行文化和媒體都改變了女性主義——同樣地，女性主義也回頭改變了流行文化及媒體。但就在我著手寫這本書的時候，怪事發生了：女性主義變酷了。
以往只在主流文化表面底下嗡嗡作響的一股激情，突然掀起浪潮。二○一四年八月，碧昂絲在MTV音樂錄影帶大獎的尾聲稱霸全舞台，拼出「女性主義者」的霓虹燈在她背後閃爍的同時，她在歌曲〈完美無瑕〉（Flawless）中引用奈及利亞作家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Chimimanda Ngozi Adichie）的文字。（我們教導女孩要縮小自我，讓自己變得更渺小。我們告訴女孩：「你可以有野心，但不能太過頭。」）這段取樣以阿迪契改述「女性主義者」的字典定義作結，即「認同社會、政治和經濟性別平等的人。」儘管這首歌已經非常出名，碧昂絲那種特別具商業頭腦的女性主義總貫穿歌詞的形象，也可以回溯到她還是真命天女的時代，但這項視覺展示相當於她的正式宣示。這位全球最大咖的流行巨星此刻沐浴在鎂光燈下，把這個曾受汙衊的標籤駕馭地宛如一襲曲線畢露的高級訂製禮服，就這樣在逾八百萬名觀眾面前亮出來。
碧昂絲搶占女性主義話語權的舉動，就是媒體圈骨牌效應的開端。過沒多久，在《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中飾演妙麗而備受歡迎多年的艾瑪．華森（Emma Watson）也在聯合國發表一場關於性別平等之重要性的演說——她強調，縱使其他先不談，「我們都應該開始把性別視為一道光譜，而非兩種對立的理想典型。」在幾年前曾與女性主義撇清關係的流行歌手泰勒絲隨即以一份聲明稿更弦易轍，表示其實她一直以來都是女性主義者。巴黎時裝週上，香奈兒時裝秀的終場也以女性主義者集會形式呈現，模特兒們身穿該品牌經典毛呢衫的同時，雙手高舉「歷史即她的歷史」和「婦女權利絕不能只是夠好」等標語。諸如威瑞森（Verizon）、好自在（Always）和潘婷（Pantene）等品牌，也都開始在無線網路方案、衛生棉和亮澤洗髮精的廣告裡聚焦女性主義主題。我訂閱的「女人與女性主義」Google 快訊以前總是推播寫著〈女性主義：過時又惹人厭〉之類標題的冷門文章，如今卻開始跳出滿滿吹捧女力的報導，像是〈碧昂絲的時髦新陣營：女性主義〉、〈艾瑪華森賦予女性主義新生命〉、〈為何男性女性主義者很性感〉。彷彿在一夜之間，幾乎每一位女性名人——還有相當數量的男性名人——在走上紅毯時，記者都會問他們是不是女性主義者。引用麗娜．鄧罕（Lena Dunham）和《挺身而進》（Lean In）的話語突然在各個地方冒出頭，從八卦專欄到機上雜誌滿滿皆是。主流流行文化裡的跨性別女性也越來越常出現―拉維恩．柯克斯（Laverne Cox）、珍奈特．默克（Janet Mock）、亞馬遜影集《透明家庭》（Transparent）——為社會提供全新的機會，探討性別（gender）這種侷限的社會建構。儘管取悅男人的性愛祕訣聖經《柯夢波丹》（Cosmopolitan）還是會教你〈四十個吹得他神魂顛倒的方法〉，但它已經開始接納更多立場明確的政治撰稿人和主題。長久以來被譏諷是專屬憤怒、有一堆惱人毛髮、憤世嫉俗及仇男人士的女性主義竟正式流行了起來，而且還很性感，但或許最重要的是，有賣點。
照理來說，這就是雜誌共同創辦人和我一直期待在我們所沉浸的流行文化和媒體裡看見的突破。無庸置疑的是，女性主義在過去幾年間才剛在各方面文化上取得進展，不僅女性參議員和執行長的數量有所提升，也影響了我們談論政治、娛樂、育兒和藝術的方式。大眾曾認為家暴指控與體育界及其選手無關，如今已是漫長激辯和記者會的主題；喜劇演員口中冒犯人的玩笑話在十年前肯定無人置評，現在卻是在社群媒體點燃微型論戰的根基，可以取得足夠威力對開玩笑的人造成長久衝擊。每週出刊的娛樂雜誌也開始用女性角色是如何（或者說，有無）呈現的新視角評析電影。
在極短時間內，女性主義已經在美國、甚至是全球文化中占據了歷來最複雜的角色。在這個範疇當中，大多數促使女性主義運動開展的問題依然屹立不搖；但與此同時，主流文化、名人及消費者擁抱女性主義，將它定位成新潮有趣又親民的認同，任何人都能輕易採納。我見過有人稱這種現象為「流行女性主義」、「愉悅女性主義」和「白人女性主義」，而我稱它為「市場女性主義」（marketplace feminism）。它既去脈絡化、去政治化，可能還是女性主義有史以來最受歡迎的迭代。
到了二○一五年，不過是去換個棉條都會看到某人或某種東西，在你絕對料想不到的領域吹噓它的女性主義意涵：指甲油、內衣、能量飲料或除塵撢等等。情況開始變得有點詭異了。二○一四年尾，婦女基金會（Ms. Foundation for Women）和《柯夢波丹》聯合公布「前二十位名人女性主義者」的名單。不久後，《野獸日報》（The Daily Beast）興致高昂地發表一篇文章〈格言雜誌晉身新女性主義聖經〉，大肆炒作這份原為男性雜誌的內容新方向，因為該雜誌在新上任的女總編帶領之下，將不再列出名女人的可幹度（fuckability）排名。（其實是不再「只為」名女人排名，現在它還會幫度假勝地和餐廳排名喔！）無獨有偶，《花花公子》（Playboy）猖狂地發行六十二年後，終於決定將不再於內頁刊登裸體照片，外界視此舉為大膽的擁女立場，過於美化的緬懷文章跟著出現，例如〈兔女郎：性別歧視遺跡還是早期女性主義者形象？〉
二○一五年夏季，觀眾最愛的空手道英雄布偶豬小姐（Miss Piggy）獲頒布魯克林物館薩克勒中心（Brooklyn Museum’s Sackler Center）的女性主義藝術首獎，這份殊榮之前可都是頒給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酋長威瑪．曼基勒（Chief Wilma Mankiller）這樣的人士。豬小姐先前當然曾避談堪稱髒話的女性主義，但隨著這個詞彙在新聞中頻繁出現（其實是因為新《布偶歷險記》情境喜劇要開播了吧），現在終於是它和葛洛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同台以法語腔英語宣示「窩是一隻信奉女性主義的豬」的理想時機了。到了二○一五年秋季，流行歌手凱蒂．佩芮（Katy Perry）在某一期時尚雜誌中，形容她推出的個人香氛「殺手女王淡香精」是「高貴、反叛、極富女性主義精神」，這個詞彙似乎已經變成一種媒體和流行文化用來行銷內容的籠統形容詞。
然而，儘管「女性主義」成為傳遍各地的流行潮語，從麥迪遜大道到好萊塢都聽得見，但推動女性主義運動向前邁進時會面臨的真實關鍵問題卻依然嚴重。首先有最高法院暫緩一項德州法案，因為該法案試圖藉由要求州內每一間婦女保健診所都必須符合門診手術中心的醫療標準，進而迫使全州內的墮胎診所關門大吉；還有一位是女性主義者的電玩評論人被迫取消一場校園演說，因為校方收到一封紙條，有人威脅要對女性主義支持者發動一起「蒙特婁大屠殺」式的攻擊；再來，俄克拉荷馬市警察丹尼爾．霍茲克勞（Daniel Holtzclaw）多次專挑少數族群黑人婦女性侵，竟帶薪停職將近一年才被解職。（霍茲克勞於二○一五年底遭判刑入獄。）對了，還有微軟（Microsoft）執行長也對一群女性專業人士說女人不該要求加薪，應該要「相信這個體制」——你知道的，就是那套數十年來都讓女人比男人更低薪的體制——就當作是積陰德。
這下子好消息和壞消息開始不斷競逐。我們慶祝女性製片人和編劇的人數不斷增加的同時，共和黨參議員卻兩度匿名投票反對一項旨在消弭性別化薪資差距的法案。正當國內的小報雜誌記錄著凱特琳．詹納（Caitlyn Jenner）平安變性的每一步過程，德州一項反歧視的公投卻宣告落敗，全是因為電視廣告將跨性別女性描繪為獵童罪犯，警告「只要宣稱自己是女人，任何男人隨時都能走進女廁。」正當我們興奮地狂追網飛（Netflix）上有關女子監獄裡的人生及愛情故事影集時，近年來卻有數十位黑人女性竟在警方拘留下死去，死因還得不到半點令人滿意的解釋。市場女性主義無法更不會解決這些問題。寫著「終極女性主義者」的項鍊及「我譴責父權體制」的獨角獸T恤對那些問題根本沒轍（但我對那些商品沒意見，真是可愛死了。）；《艾米舒默的內心世界》（Inside Amy Schumer）在艾美獎上打敗所有男性主持的深夜節目對他們來說沒什麼大不了，更不在乎泰勒絲對女性主義有什麼新見解。如今我忍不住要擔心，我們這些期待流行文化與女性主義結合將產出甜美進步果實的人，恐怕有很多問題要面對了。
女性主義在時下流行文化裡獲得話語權的面向是最媒體友善的一種，關注焦點放在異性戀感情及婚姻、不挑戰現行資本主義結構的經濟成果、外表可欲（desirable）但又能保有身體自主權的權利。艾瑪．華森的聯合國演說聚焦在「邀請」男人投身女性主義，以求讓它更加正當；雪柔．桑德柏格（Sheryl Sandberg）廣為宣傳的「挺身而進」哲學，談的則是女人正在順應漸漸不把她們視為人類，而是具備麻煩生理構造的機器的職場。她倆擁護的女性主義當然有其道理，卻沒有什麼細微差別；不僅沒有深究為何男人可能不會投身女性主義，或為何企業文化會做出根本站不住腳的選擇，它挑戰信念、改變過程或霸權的力道，也不如它所提供的箝制力般強而有力。
儘管提振女性主義的訊號處處可見，各種探討審美標準的中肯影片瘋狂傳播、天天都會看到威猛強大的女性電影或電視劇角色，又或是名字取得動聽可愛的指甲油，但「女性主義」一詞背後的信念仍然在政治及社會生活裡最受爭議。女性主義一直以來的核心問題——女人是否與男人享有同等的權利、機會和自由？——正漸漸浮現於早該在數十年前就解決的領域。這世界越看越不像終於透徹了解女性主義，我們反而是在放任一種虛有其表、自我感覺良好的女性主義，搶走社會對各種不平等沉痾已久的關注。這種女性主義利用的是姊妹情誼與情感支持等簡單的主題，例如「加油，姊妹」之類的推特或Instagram照片，還有雜誌上那些關於為己而容的歡欣文章等等。性別平等的奮戰如今已經從一項集體目標徹底轉變為一種消費品牌。
不可否認的是，社會運動在媒體和流行文化上的呈現——即使只是蜻蜓點水般帶過——確實能改變大眾態度。身為由衷相信流行文化的力量能夠並且已經改變世界的人，我希望起碼能懷抱著一種想法，那就是受女性主義改變一半的文化終將可以利用那股力量做到盡善盡美。畢竟如果我們可以有女性主義電視節目、女性主義出版商和女性主義流行歌手，為什麼不能有符合女性主義精神的內衣品牌？玩具？能量飲料？甚至是脫衣舞俱樂部？如果女性主義能以電影或專輯的形式銷售，為什麼不能以非文字的產品販賣？
本書將探索社會欣然接納市場女性主義——對個體經驗與實現間接、與政治脫鉤、忠實的關注——是如何銜接大眾被灌輸的那些信念，它們關乎權力、關乎誰是女性主義者，以及她們又會做哪些事。前半部將探討過去到現在的女性主義，對於呈現及傳播女性主義的媒體及流行文化產生了什麼影響，後半部則會正面迎擊未竟的議題。這兩個部分都會以市場女性主義的標準，檢視這場社會、政治且依然激進的運動之演變過程，同時探究它如何滲透作為其當代轉譯載體的流行文化和媒體。
有些人主張文化變遷的衡量標準，取決於現有社會受此等變遷同化的程度，也有人說媒體收編某種運動，就是該運動確實留下深遠影響的證據（例如〈八位最優秀及最糟糕的女性主義者〉的圖輯）。這本書將探討當代女性主義如何轉變及受到同化，還有在這個奇怪的新市場世界裡又將發展成何種面貌。

文章試閱

第二章 女主角成癮：女性主義與好萊塢
比死亡和稅金稍稍難以避免的事，就是夏季檔期的好萊塢票房大片了。這時候大製片廠都會推出他們的「當家台柱」（tentpole）系列電影，之所以有這種稱號，是因為這類電影的龐大獲利可以彌補當年其他票房較遜的作品。《蜘蛛人》（Spiderman）、《蝙蝠俠》（Batman）、《鋼鐵人》（Iron Man）和其他某某人或某某俠，這時全都會名正言順地進駐環繞音響戲院，而電影公司高層也會開著他們的特斯拉到處逍遙，眼裡還冒出美元符號。在這個檔期，你通常不會聽說有多廳影院正在播映另一部被形容為「一部驚人的女性主義電影」和「你期待已久的女性主義動作片」的熱門大片。但就在二○一五年五月，它還真的出現了。這部電影就是《瘋狂麥斯：憤怒道》（Mad Max: Fury Road）——它是這套系列澳洲電影中的第四部曲，既非前傳也非續集，描述一位前警察在環境惡劣的未來荒地馳騁於無法無天的國度。它的名聲幾乎是享譽全球：《憤怒道》在影評網站「爛番茄」（Rotten Tomatoes）上獲得令人欣羨的99％新鮮度，還讓《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一家從未對女性主義展現任何興趣的報社——封它為「年度最佳女性主義電影」。
我和大家一樣喜歡毫無意義的大爆炸場面む我可是付錢進戲院看了兩次《世界末日》（Armageddon）呢め，但就像愛看電影的多數女性主義者一樣，我早就習慣在高預算的動作系列電影中看到女性角色出現某些特定行為了，《異形》（Alien）系列除外。她們一開始常以堅強、聰明又冷靜沉著的形象登場——直到被徵召來做為成就男性英雄旅途的觸發者為止，這時候她們可能會被綁架、嚇得花容失色或和炸彈綁在一起之類的。抱歉，我爆雷了一大堆超級英雄電影的劇情啦！
在我小的時候，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還沒變成大爛人，而《衝鋒飛車隊》（Mad Max）三部曲又是後末日題材的顛峰之作，裡頭的反烏托邦是個由女人掌權的地方看起來好像就沒那麼荒唐了，何況蒂娜．透納（Tina Turner）在《衝鋒飛車隊續集》（Beyond Thunderdome）裡飾演腐敗的安特蒂姨娘（Aunty Entity）又是那麼經典的演出。
不過，大手筆的好萊塢動作系列電影很少像《憤怒道》這樣獲得廣大盛讚；更耐人尋味的是，由於該電影的預告和海報都把莎莉．賽隆（Charlize Theron）放在最顯眼的位置，竟引發一小群忿忿不平的男部落客號召抵制這部電影，宣稱此片是一隻光彩奪目的特洛伊木馬，裡頭包藏著女權納粹（feminazi）的政治宣傳。（某一位男性部落客抱怨說：「我很生氣好萊塢和《憤怒道》的導演竟使出千方百計，騙我和其他男人去看這部電影。」）《憤怒道》一直都不在我的夏日電影待看清單上，而我那個把先前每一部《衝鋒飛車隊》電影都看過約兩百五十次的老公，甚至不知道又出了一部新作。然而，聽說光是這部電影的存在就可以讓反女性主義者氣到臉紅脖子粗立刻刺激我直奔電影院，真是謝囉，各位。
《憤怒道》這部電影確實清楚呈現出無論男女都會遭受父權體制的傷害，以及為了逃離這種體制又會讓人變得多孤注一擲。麥斯む如今由湯姆．哈迪（Tom Hardy）飾演め因為在過去試圖為同胞伸張正義未果而崩潰，導致他如今放逐自我，憶起自己無力拯救的那些亡者時也變得沉默寡言又痛苦不堪；所以儘管他是這個故事裡的老面孔，但由賽隆飾演的芙莉歐莎指揮官（Imperator Furiosa）才是他的觸發者。芙莉歐莎是不死老喬（Immortan Joe）的武裝運輸車（War Rig）駕駛；他掌管著堡壘（The Citadel），控制飢餓的群眾、把女人當作生育和擠乳的「種母」，更把麥斯和其他人當作「血袋」。歷經無數次暴行凌虐但仍倖存的芙莉歐莎體態健美，裝了一隻機械手臂，心裡醞釀著一項救贖計畫要悄悄帶走不死老喬珍貴的眾多女眷，冒險在嚴酷地勢中跋涉千里回到她出生的「綠地」（green place）。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麥斯如今遇到嚴肅且心無旁鶩的芙莉歐莎，兩人之間的互動只有極少的情節說明，因此潛台詞便道盡了一切。男性對權力及控制資源的渴望已經榨乾這塊土地的生命力；軍閥訓練出上千名病懨懨的少年，並告訴他們戰死沙場是唯一得到榮耀的機會，就像那些維京人先烈一樣。同時，綠地原來早已消失，僅存的遺產是裝滿一整個背包的種子，由騎著重機、擁槍自重的一幫年邁母親保護。
我很愛這部電影，雖然這不重要。其他人不愛，但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年度最佳女性主義電影」這類盛讚為一場大哉辯設定了方向——兩造的爭論點無關電影本身，而是女性主義是否為電影品質的一項客觀指標。許多評論和部落格文章都在頌揚《憤怒道》的女性主義元素誠意十足，但大量「其實不然……」之類的駁斥也隨之而來。（有一篇文章甚至在標題直接開嗆：〈 《瘋狂麥斯：憤怒道》沒那麼符合女性主義，而且也沒多精采〉）只要有一個人對莎莉．賽隆詮釋堅忍不拔的芙莉歐莎津津樂道，就會出現另一個人批評她的外型過於完美、鼻子也小巧地太不真實。有人認為，片中有個噁心的族長（patriarch）為滿足私慾而擄走火辣女人藏匿似乎很符合這種後末日世界的情境，卻也有人駁斥說一部真正的女性主義電影，才不會出現一群彷彿在拍攝凱文．克萊（Calvin Klein）香水廣告的妻妾。
這類激辯沒什麼建樹，卻巧妙地呈現出市場女性主義某些令人擔憂的面向；其中一點是「女性主義」這個描述詞（descriptor），如今似乎已經濫用於讚揚所有沒有公然貶低、羞辱或剝削女性的東西；另一點就是有關一部電影「是否符合女性主義」的爭論——尤其是該片從未自承隸屬任何一方的時候——暗示的是女性主義並非一套價值觀、倫理道德或政治觀點，只是一種評估產品是否值得消費的標準。《憤怒道》無疑是市場女性主義的一大勝利。它讓喜歡看無腦大爆炸場面，但又不必有落難女子在劇中插花的觀眾大飽眼福；還可以藉機一窺沙文主義者的內心，了解他們有多懼怕一個女人和男人平起平坐的世界。然而目前還看不出這部電影是否有帶來任何影響，足以改變流行文化中最公然不平等將近一世紀的產業：好萊塢。

女性主義謬誤
瑪喬莉．佛格森（Marjorie Ferguson）在一九九○年出版的論文《權力意象及女性主義謬誤》（Images of Power and the Feminist Fallacy）中創造出「女性主義謬誤」（Feminist Fallacy）一詞，形容「再現於媒體的強勢女性會為真實婦女轉化為文化可見度及結構性賦權」的信念，質問「我們研究文學、電影、電視劇和印刷媒體對女性的描繪，是將它視為一種目的嗎？抑或我們是把那些描繪當作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來研究？」
過了二十五年後，這個問題似乎比以往更能引起共鳴。縱觀影史，絲毫不缺乏大家現在偶爾會在言語上加以嘲諷或比出兔子手勢來特別強調的所謂「強勢的女性角色」（strong female roles），再加上有了主題影展、串流服務、Youtube或nist.tv等女性主義影音入口網站，這類角色也比以往來得更常見。網路上有一份經常參考女性主義部落格和清單體文章來列舉女性主義經典電影的未完成片單，裡面就囊括了基本入門片《克莉絲汀女皇》（Queen Christina）、《紫色姐妹花》（The Color Purple）、《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烈火重生》（Born in Flames）、《朝九晚五》（9 to 5）、《異形》（Alien）全系列，還有《獨領風騷）（Clueless）、《等待夢醒時分》（Waiting to Exhale）、《鋼木蘭》（Steel Magnolias）、《油炸綠蕃茄》（Fried Green Tomatoes）、《辣姐妹》（Set It Off）、《控訴》（The Accused）以及《曲線窈窕非夢事》（Real Women Have Curves）。換句話說，成就一部女性主義電影的元素，就和觀影者的特性一樣千變萬化。
然而，儘管有無數專欄都可以詳盡說明《金髮尤物》（Legally Blondes）一、二集裡偷渡的女性主義概念，但電影圈本身一直以來確實都有顯而易見的女性主義謬誤仍令人十分挫敗。一部電影針對某個主題提供清晰的女性主義視角（一種將該片文本解讀為反映或受女性主義影響的觀影方式），與該電影本身符合女性主義，其實是兩回事。畢竟，電影裡的強勢女性―還有描述她們引人共鳴、細膩入微又強大的故事―早已不新奇，她們打從電影工業創建以來就存在了，不過這類角色的悠久歷史卻未改變這個產業的當代價值和臆斷。在好萊塢歷史上，女性於幕前幕後投身核心角色接著又銷聲匿跡的循環，並未反映當代的女性主義運動，反而點出了對電影市場的焦慮―久而久之，那種焦慮就越來越性別化了。
在默片年代，好萊塢電影業迅速成長以符合觀影需求，因此在實務上遠比後來的任何一段時期都還歡迎女性編劇、剪輯、導演和製片。桃樂絲．阿茲納（Dorothy Arzner）、露易絲．韋伯（Lois Weber）和艾麗絲．吉．布萊榭（Alice Guy-Blaché）＊這類的導演，還有瑪莉．畢克馥（Mary Pickford）†以及克拉拉．寶（Clara Bow）等演員兼製片，拍的電影並非好萊塢會重視的逃避現實綺想，而是蘊含複雜感情關係和前衛思想題材的人性故事：例如韋伯的《推動搖籃的手》（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 1917）談的就是節育合法化的必要。女人一度掌管著數十間製片公司，但正如電影記者暨歷史學者梅莉莎．席維斯坦（Melissa Silverstein）指出，「隨著票房越來越重要，電影幕後的女性都消失了」。一九二○年代開始，將默片變成有聲電影的昂貴技術使得電影圈必須引進華爾街資金，而這些錢投資在年輕製片公司身上後儼然成為導演及製作人的大老闆，在迅速壯大的企業片廠體制（studio system）裡採用男性化且性別隔離情況日益加劇的勞動力。掌握創意和決策大權的女性突然被視為外行又不專業；由於男性所主導的財務勢力緊掐著好萊塢的經濟命脈，再加上投資金額越來越龐大，對他們來說，此時採用女人實在太冒險了。
銀幕上呈現的女性角色也遵循著類似軌跡。在如今稱為「前法典時代」（pre-Code era）的好萊塢電影裡，女人不僅聰明、專業、野心勃勃、直率、難以捉摸、狡猾，甚至還會犯罪。她們會敲詐老闆、婚外生子、勾引其他女人―在驚悚片裡還更火辣煽情。珍．哈露（Jean Harlow）在《紅髮女郎》（RedHeaded Woman）扮演想躋身上流的無恥之徒，願意勾引任何男人來換取她想要的東西；《娃娃臉》（Baby Face）裡的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是被剝削皮肉的年輕女子，利用性愛從身無分文變得不愁花用（電影海報還畫出她盈盈媚笑的模樣，旁邊寫著「她就是有本錢」）。當然也別忘了梅．惠絲（Mae West），這位身兼歌舞雜耍演員、劇作家及製片的金髮美女，還是影集《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角色珊曼莎的原型人物，她那些挑逗意味十足的直白調情金句——「有空上來找我喔」或「女人一耍壞，男人蜂擁而來」——長久以來都是好萊塢前法典時代諸多機智妙答的縮影。這不代表這些女人詮釋的女主角就像男人一樣，她們當然不是男人。她們不過是在銀幕上像男人般有血有肉，同樣有所欲求、幽默風趣、頑固倔強也會犯錯，但這就是《海斯法典》（the Hays Code）欲矯正的問題了。
前郵政總長威爾．海斯（Will Hays）於一九三○年頒布《電影製作守則》，規範好萊塢不得再拍攝可能會「腐化觀眾道德標準」的電影。這部法典對於電影情節該如何安排及撰寫都有詳細規定，以免誘導觀眾犯罪、報仇或在道德上有模糊空間，而且特別關注通姦議題、跨種族戀情和「不純潔的愛」（包括同性戀及跨性別人士的戀情），甚至還有跳舞。裸戲不准拍，嘲諷宗教當然也是禁忌。「藝術可能會帶來道德上的邪惡影響，」該法典告誡，「這類情事在不潔藝術、下流書籍和撩人戲劇裡都顯而易見。」
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六八年施行期間，《海斯法典》認定的正派電影製作就是機會平等的掃興內容：催生出這部法典的始作俑者是默片演員「胖子」羅斯柯．阿爾巴克（Roscoe “Fatty” Arbuckle）那起聳動的過失殺人案審判，他被控在旅館房間內殘殺一位正嶄露頭角的年輕女演員。隨著廣播及通訊社陸續傳出審判的新聞報導，好萊塢道德淪喪的風聲引發全國熱烈討論，電影業發現必須著手進行自我規範，才能避免政府伸出更嚴苛的干預之手。
但法典所列出的守則——特別是這一條「不純潔的愛……絕不能以挑動觀眾情慾或撩撥病態好奇心的方式呈現」——對於呈現女性角色的影響肯定比男性更加廣泛。影評人米克．拉薩爾（Mick LaSalle）於二○○一年出版的著作《女人心海底針：前法典時代好萊塢的性與權力》（暫譯）（Complicated Women: Sex and Power in Pre-Code Hollywood）提到，《海斯法典》對女性在大銀幕上的生活會特別放大檢視，認為演繹追求事業、滿足性渴望和不仰賴男人的生活有違常理，於是那個詞又來了―「不純潔」（impure）。害《海斯法典》起草人和行政官員焦躁難安的東西，根本不是傷風敗俗而是性別平等―或許這兩者根本難以區別。無論是哪一種，《法典》都著實剝奪了樂趣和自由；正如拉薩爾所寫，「該法典旨在把精靈塞回瓶中、讓妻子回歸廚房」。
施行法典確實牽制著女性角色的眾多可能，還落實了一種實際面及象徵意義上皆壁壘分明的男女觀點。首位最強力執法的行政官約瑟夫．布林（Joseph Breen）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將職位結合信仰後，好萊塢電影便開始對生活中的未知數和生而為人難免犯的錯絕不寬貸。在布林的監管之下，沒有角色會節育或離婚。如果有部電影提到「一張加大雙人床」，布林就會來建議換成兩張單人床。む話雖如此，他的指示還是有些優點：根據湯瑪斯．多爾第（Thomas Doherty）二○○七年著作《好萊塢審查官：約瑟夫．布林與製片法典局》（暫譯）（Hollywood’s Censor: Joseph I. Breen and the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指出，《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裡無數詆毀種族的內容也是布林負責刪除的。め
這種對道德正義和人性無細膩差異的頑固信念，創造出一系列延續至今的虛構故事。例如「好的」婚姻總成就於白色籬笆之後，故事主人翁是白人男性和女性，他們的性愛十分文雅，次數僅剛好足以生下兩個小孩——這就是布林的信仰。還有願意隱藏自身抱負以成就丈夫及孩子夢想的女人，才是唯一「真正的賢妻」——這就是《海斯法典》的願景。但隱藏有色人種、同性戀、跨性別及身障族群的存在，並且默許加以輕蔑——這卻是好萊塢整齊劃一、單純又具同質性的現實。在《海斯法典》廢除前，逾三十年來的電影裡上演的全是這些套路，不但對好萊塢的創作想像有深遠影響，美國普羅大眾的想像亦同樣蒙受其害。長久以來，以「家庭價值」（family values）為號召的政客總愛挑動大眾對呈現標準白人家庭形象的童書《迪克與珍》（Dick and Jane）黯然絕版、影集《妙爸爸》（Father Knows Best）慘遭停播的惋惜之情，暗示唯有女人和其他弱勢族群謹守本分，國家才會更健全。當電視名嘴和專家道貌岸然地將離婚率、兒童肥胖甚至是騎士精神之死等所有問題全怪罪於女性主義時，他們正是在延續《海斯法典》的影響力。而當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和保羅．萊恩（Paul Ryan）之流將美國大規模槍擊案氾濫問題怪罪於單親家長時——尤其是單親媽媽——他們也是在利用從布林的教戰手冊偷來的論據，宣揚婚姻才是抵禦無數惡行的道德庇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