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只有屍體不會說謊：紐約傳奇女性法醫調查員，重返5500個死亡現場、解析680 起謀殺命案，直視死亡的23年凶殺最前線實錄

作者簡介

芭芭拉•布徹（Barbara Butcher）

芭芭拉在紐約市首席法醫辦公室擔任死亡調查員、法醫科學培訓計畫主任和幕僚長，共23年。
她是法醫死亡調查領域的知名專家，調查了超過5500起死亡案件，其中680起是謀殺案。她參與了包括9/11、2004年海嘯、倫敦地鐵爆炸和587航班墜毀等國際大規模死亡事件的調查工作。
她也是紐約大學醫學院及紐約醫學院的兼職助理教授，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生物醫學研究國家中心的講師。
她經常受邀參加播客節目，並在死亡調查和死亡管理方面的會議上發表演講，現在也為媒體製作人提供諮詢服務。
芭芭拉居住於紐約布魯克林，正在撰寫一本小說。她還想成為一名音樂家，但缺乏真正的天賦。（她無論如何都會嘗試，只為了樂在其中學習。）

譯者簡介

謝儀霏
師大翻譯所畢，譯有《挺身而教》、《統合心智》等書。

書籍目錄

Chapter 1. 憤怒的上吊男
Chapter 2. 福禍相依，悲喜交織
Chapter 3. 如何滾動屍體
Chapter 4. 犯罪拍檔
Chapter 5. 白宮旅店
Chapter 6. 不要在家嘗試
Chapter 7. 掌握時機
Chapter 8. 娃娃臉殺人魔
Chapter 9. 紐約市的另一面
Chapter 10.以防萬一
Chapter 11.被害者與行兇者
Chapter 12.去他媽的安特曼烘焙坊
Chapter 13.他殺：死在別人手裡
Chapter 14.自殺：謀殺自己
Chapter 15.斷訊
Chapter 16.盡一切努力
Chapter 17.政治迫害
Chapter 18.關進精神病院
後記
致謝

文章試閱

Chapter 1. 憤怒的上吊男

「嘿，芭芭拉，三四分局轄區有上吊死者。要幫妳叫車嗎？」夏琳低聲說，彷彿這些死亡案件是什麼見不得人的祕密。「好啊，夏琳，派個好司機來。不過給我五分鐘，我塗一下口紅。」她大笑，笑我好像是要相親而不是要去相驗死者。
掛掉電話後，一陣熟悉的興奮感襲來。每次只要有棘手的案件要調查，我就心情亢奮，那是處理老人在公寓裡心臟病發等自然死亡案件時所沒有的感受。我喜歡解決問題，追查線索，解開謎題，找出結果背後的成因。很幸運地，我的工作就是做這件事。身為紐約市首席法醫辦公室（New York City’s Office of the Chief Medical Examiner，簡稱OCME）的法醫調查員（medicolegal investigator，簡稱MLI），我檢查死亡事故、自殺和凶殺案現場，判定死亡原因及方式。我熱愛這份工作，每一分鐘都愛。
前陣子我鋸木頭時，木頭太硬了，結果出了點蠢意外，目前我一隻手臂打著石膏，行動不便，所以這回我的興奮程度稍微降低。要不是病假用完了，我應該還在家休養才對。也因如此，我最近都在辦公室裡處理醫院的案件，而不是在街頭調查（也就是所謂的「出勤」）。而現在，我獨自一人值晚班，雖然只有一手可用，而且還隱隱作痛，我還是只能接起這通電話。我拿起裝滿裝備的出勤包，一邊咒罵、抱怨、自憐，一邊走出去和司機碰面。
我們對大多數的首席法醫辦公室司機都直呼其名：瑞克、奈森、偶爾是莫琳。但是艾弗瑞．威爾斯（Everett Wells）年紀較長，內斂穩重，我們都以「威爾斯先生」相稱，以示尊敬，即使他有個和此形象大相逕庭的綽號「絕命麵包師 」。之所以會有這個綽號，是因為他習慣把暖氣開得很熱，同時交替踩剎車和油門。他或許不是首席法醫辦公室十五位司機中最厲害的，卻是我個人的最愛。威爾斯先生很保護我，總執意陪我進入建築物，其他司機比較喜歡在車上小睡。我總是很開心能和他一起值班。
他搶過我手中的出勤包。「你知道我不能讓女士提重物，」他說。「成何體統。」
「謝謝你，威爾斯先生。威爾斯太太知道你今晚和我一起出勤嗎？」
「威爾斯太太什麼都知道。這邊結束後你要吃肯德基嗎？」每次不是麥當勞就是肯德基，因為我們從來無法坐下來好好吃頓飯，我的無線電隨時都會傳來另一個案子。
我們抵達通知單上的地址，那是位於華盛頓高地的一棟破舊公寓大樓，夾在小雜貨店和家庭經營的殯儀館中間。公寓沒有電梯，所以我們拾級而上，穿過許多紐約老舊大樓都會瀰漫的層層氣味。一樓是煮高麗菜的味道，二樓是松木香清潔劑混著它試圖蓋過的味道。然後我們到了三樓。
一旦你聞過死亡的氣味，就能在花店裡指認這種味道。詭異的甜味中帶著隱約的苦味，就像混了大蒜的草莓奶昔。工作數週後，我可以走過紐約街頭，指出哪一棟大樓裡有屍體正在腐爛。
「到了。」我告訴威爾斯先生。
「很好，」他說。「因為我膝蓋不中用了。」
一位年輕員警讓我進入漆黑的公寓。窗戶很髒，即使外頭有路燈也透不進來，但我覺得這地方即使在大白天也是暗無天日。
「沒有電，」員警說。「可能是沒付電費。刑偵小隊已經離開。我只負責看守屍體。」
「嗯，他們這樣不對喔。我一路趕過來跟他們會合，他們連五分鐘都不能等。你說，他們是不是怕了？」
「這個嘛，在黑漆漆的房間裡，他吊在繩子上晃來晃去，超陰森的欸。」甘迺迪員警的口吻帶著卸下心防的真誠。他很認真回我的話，所以我趁勝追擊。
「也許你應該把他們叫回來。如果連他們都很怕，我在沒有後援的情況下就進去，未免也太蠢了，你不覺得嗎？」我看著他的眼睛一會兒，露出笑容。
「喔，對欸，確實，哈。」他說，此時他才意識到我在開玩笑。「妳根本天不怕地不怕。是因為這樣，大家才叫妳『屠夫』（Butcher）醫師嗎？」
「呃，不是。『布徹』（Butcher）是我的真名。」
此時輪到他大笑了。「我知道，只是逗著妳玩的。我的手電筒快沒電了，妳有手電筒嗎？」
甘迺迪告訴我，這個案子看起來很明顯是自殺，對門的住戶連續敲門敲了兩天，都沒人回應，於是就報警了。憂心忡忡的鄰居總會在大半夜裡進行住戶安危檢查，至少從我們在凌晨三點接到的電話數量看來是如此。死亡就是這麼一回事，你可以透過牆壁的小裂縫聞到，讓你從熟睡中驚醒。
我環顧四周，尋找闖空門、搶劫或是打鬥的痕跡，但是所有物品上都覆蓋著厚厚一層灰塵，塵封不動。公寓並未門戶大開，門窗都有上鎖。不過光靠這點還不能排除他殺。殺手可能有鑰匙，而且多數的公寓門都是自動上鎖，不需鑰匙。吊死也可能是意外，自慰性窒息死亡就是一例。「壞男孩的遊戲」，我喜歡這麼說。
我們在凌亂的公寓裡轉了一圈，室內散發著獨有的悲傷氣息，像在嘶吼「我已放棄」，發霉的壁紙傳來酸腐味，絕望蔓延。我看到橡木條地板的亮光漆都磨掉了，露出木屑的慘淡色澤。安樂椅一點也不安樂，彈簧從坐墊裡竄出。未讀的報紙與過期的電視指南雜誌堆成一疊。從牆壁的顏色就看得出這裡上次粉刷是在六○年代，是當時冰箱短暫流行過的酪梨綠。
我的手電筒光束照到一名肥胖的中年白人男子，吊在臥室門口上方的管線上。他赤腳，雙腳著地，所以是站著，但是身體癱軟，弓著背，膝蓋彎曲。一旁有張翻倒的小凳子。男子的臉又腫又紅。他的舌頭肥厚泛紫，被緊勒著下巴、隱藏在頸部三層肉底下的繩索逼得從嘴裡吐出來。
我試著打開檯燈，但檯燈也沒有電。我拿著手電筒搜尋，光束掃過屍體，沒有看到掙扎的跡象。沒有防禦傷，也沒有外傷。如果有打鬥，必定會留下抓痕、指甲斷裂或滲血，臉上會擦破皮。我翻開他的眼瞼，發現點狀出血，那是因為顱內血壓升高，血管從眼球薄膜及眼皮下方爆裂。當上吊的人處於半懸吊狀態，動脈會持續把血液打進大腦裡，但比較柔軟的靜脈受到壓縮，所以血液無法流出。如果沒有那些出血、漲紅的臉或腫脹吐出的舌頭，我也會覺得可疑。他總是有可能先被殺害，才被套上繩子布置成自殺的景象。但那不容易。那會需要兩名強壯的男子把他用繩子吊起來，也會在房間裡留下痕跡，比如破碎的玻璃杯、翻倒的茶几、歪斜堆在角落的地毯。如果他被吊起來，雙腳完全離地，動脈也會被壓迫，繩索以上的臉部就會因為缺血而變得蒼白。我很少在紐約貧民區公寓看到這樣的案例，因為天花板都很低。
員警用手電筒照著死者，我開始拍照。一九九二年，我開始這份工作時，我們用的是拍立得，閃光燈會讓死者看起來好像動了一下，非常詭異。我不喜歡摸黑工作，一秒都不想多待在這裡，但徹底記錄屍體的狀態和陳屍地點是必要的。就像律師常掛在嘴上的：「沒記錄就等於沒發生。」
我從房間的四面拍了室內全景照，然後再近拍屍體全身照，正面和背面都拍。我聚焦在他的頭部和頸部，拍攝繩子和管線上的打結之處。如果有人有疑慮，我就有很多照片可以佐證我的報告──我拍的照片多到設備管理員蘿莉都跳腳，她說我一個人就把底片預算用光了。
我拿著手電筒查看公寓，尋找自殺遺言、醫療紀錄、直系親屬資訊、藥物、酒精、強制遷出通知書，任何有助於建立此人身分的資訊，以及他為何自殺的蛛絲馬跡。我沒有找到遺言，這點倒不意外，因為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自殺者會留下遺言。我也沒找到「生活困擾」的證據，比方說訴訟通知書、醫療診斷書、分手信等等。但是了結自己生命的理由盤根錯節，通常不是單一事件促發而成。
我相信這是一起自殺案件，沒有不尋常之處。幽暗陰沉的公寓吐露出憂鬱和絕望，完全看不出死者曾享受生活；或應該說，簡直看不出生活的痕跡。我很想找出什麼來解釋他為何尋死，但在他一團漆黑的雜亂住家裡，這根本不可能。也許電力公司斷電是最後一根稻草吧。
我拿出手提箱中的折疊刀，把死者腳下的小凳子拉過來擺正，準備割斷繩子放他下來。通常我會用左手握住繩索，右手持刀從繩結上方割開，然後盡可能輕柔地把他放到地板上。我這麼做是要為病理學家保留纏繞他頸部的繩子與繩結，並且不要在驗屍過程中傷害屍體，以免後續解剖時造成混淆。
屍體很沉重，真的是重死了。即使是強壯的男子也無法單手將屍體放下來，但是我可以穩住他，緩緩將他放下。一旦你有幾次經驗，就能夠預估重量，有心理準備，不會讓死者重摔在地。可惡……現在我辦不到。我整條左手臂到手腕都打著石膏。在門口等候的威爾斯先生顯然無法爬上來，而請員警來做這份工作也不太妥當（工會都有規定）。沒關係。遺體運送車快到了，還會有兩名強壯的隨車員會來搬運屍體。他們會幫我處理妥當。我用無線電和辦公室聯絡，解釋目前狀況，請遺體運送人員從繩結上方切斷繩索，務必穩穩把屍體降下。
我在屍體的腳趾標籤上簽名，把現場交給警方，也證明我到過現場。有位同事最近被指控進行「不下車調查」，他行事草率，工作敷衍，連下車都懶，只會大聲對員警說：「看起來像自然死亡？把腳趾標籤丟給我！」
處理完案子後，已經沒有時間坐下來吃炸雞了，所以威爾斯先生和我在車上吃了一二五街的得來速起司漢堡。城北的速食比較新鮮，那一區熬夜的人多。
威爾斯先生酸溜溜地說：「哼，蘭迪都會帶我去咖啡館吃午餐。他知道很多好地方，是個美食達人。」
「欸，如果我可以換回早班，我就帶你上館子，這樣可以了吧？」我手臂抽痛，所以講話沒好氣。
我們回到辦公室，威爾斯先生低聲為我得帶傷工作抱不平。「完全沒道理，」他說。「對妳根本是雪上加霜。」
我回到座位上，把照片和筆記攤在桌上，開始寫報告給法醫病理學家（也就是法醫，medical examiner，簡稱ME），他隔天早上會解剖屍體。其實，病理學家到死亡現場調查的情況少之又少，跟影集演的並不相同。他們每天的行程都排得滿滿的，忙著驗屍、做毒物測試、組織檢驗、大腦解剖，更不用說大量的文書作業。法醫沒有辦法驗屍驗到一半就離開解剖臺跑去犯罪現場。雖然我的一天從辦公室開始，但多半時間都在外奔波，如果現場有需要，我就會過去。
以前，病理學家只能靠警察或遴選出來的驗屍官（通常都是禮儀師）到現場調查屍體。但是他們沒有醫學背景，可能被死亡與腐敗的自然傑作愚弄，或是被疾病的後遺症混淆。機構內部或紐約市警察局（簡稱NYPD）請訓練有經驗的醫師助理來作現場調查並學習鑑識技術，是我的老師查爾斯．赫許（Charles Hirsch） 醫師的主意。法醫的工作是判定死因及死法。以槍傷的案子為例，死因可能很明顯，死法可能是他殺、自殺或意外。法醫調查員的工作是調查事發現場的情況：有暴力跡象嗎？公寓有上鎖嗎？有自然疾病的證據嗎？最重要的是，根據物證看來，事發經過的推論是合理的嗎？我們是法醫的眼睛和耳朵。沒有完善的現場調查，法醫在解剖室驗屍時會找不到方向。
我仔細檢視現場照片，相機的閃光燈打亮了屍體和房間。事實上，比起在公寓現場，拍立得相片讓我看清更多細節。這點不令人意外。你在現場時，吸收的是當下的訊息。有時候，為了分析事發經過，你必須退一步來看。你要學著跳脫環境思考，特別當環境裡有具死屍時，特別是周遭一片漆黑、甚麼都看不清時。照片裡的現場看起來更陰暗，家具都是泥巴色，我看到上吊死者後方凌亂未整理的床鋪，泛黃的床單應該沒洗過。死者頭部後方延伸出一條長長的橘色延長線，常用在戶外的那種。他就是用這個來吊死自己的，很聰明的選擇，因為這款延長線很牢固，不會斷掉。不過，我在下一張照片裡看到延長線插在牆上的插座裡。難道有通電？
媽的。我還以為房子斷電了。
我馬上撥打公寓的電話，手指忍不住顫抖，祈禱員警會接起來。快點，快點……接電話。我更拚命祈禱遺體運送人員還沒到。
「呃，喂？」
「我跟你說，不要讓任何人碰觸屍體。」
「收到。怎麼了嗎？」
「我需要你去檢查檯燈，看看燈泡有沒有轉緊。」
「看看燈泡有沒有轉緊？」
「對……去檢查燈泡有沒有轉緊，我在線上等。」
我聽到話筒擱在桌上的哐啷聲。過一會兒，甘迺迪回來了。「大放光明！」他說。我喘了一口大氣。「這到底是什麼情況？妳怎麼知道燈泡沒有轉緊？」
確認遺體運送人員尚未抵達後，我告訴他我的發現：死者動了點手腳，只要有人去割電線把他放下來，就一定會觸電。他把公寓布置得伸手不見五指，讓人以為公寓被斷電，其實只是把燈泡轉鬆，又把延長線插到離屍體有點距離的插座裡，這些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等甘迺迪把電線拔掉、檢查有無其他陷阱之後，才掛掉電話。
這是一起憤怒的自殺事件。
死者對這個世界不滿到自殺還不夠，還得找人陪葬，要讓放他下來的人遭到電擊身亡。而且他精心策畫這一切。如果我的手臂沒有打石膏（我對此事發牢騷好幾天了），我就會跟他共赴黃泉。
不小心被我鋸斷的肌腱或許反倒救了我一命（這個念頭閃過腦海，我先擱著，之後再好好想），這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人生啟示。我一向如此，未雨綢繆，先把這些啟示放在心上，日後必有其用。但是，該死，上吊死者一直在我心裡揮之不去，我一直想著他為什麼要傷害甚至殺害他人。是因為自己不幸，就一定要拉人下水嗎？他痛苦到知道其他人也會受苦才能好過點？他是不是想懲罰這個世界對他的痛苦視而不見？還是想留下印記，希望有人談論他？也許他只不過是個孤單的人，希望被記得，不管是好是壞。我不免想到那些持槍掃射群眾、最後再用一顆子彈了結自己生命的人。為什麼不乾脆點，自我了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