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西方的自殺：人性本能如何反噬西方文明？

作者簡介

喬納．戈德堡（Jonah Goldberg）

美國企業研究所應用自由領域的執行主席、保守派雜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資深編輯，也是一名暢銷作家，他的全國連載專欄同時刊載於全美國一百多家報紙上，在《洛杉磯時報》上還有獨立的每週專欄，內容涵蓋政治、媒體、文化等廣泛主題。此外，戈德堡還是《今日美國報》和福斯新聞的撰稿人、《國家評論》線上版的創辦編輯，以及《布雷特．拜爾特別報導》中「福斯全明星」單元的固定來賓，常在許多電視、廣播節目中現身。

《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曾將戈德堡評選為美國最重要的五十名政治評論家之一。羅伯．諾瓦特新聞學會也曾在二ま一一年的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上，將他評選為年度新聞人。另著有《陳詞濫調的暴政》（The Tyranny of Clichés，2012）和《自由法西斯主義》（Liberal Fascism，2008），兩本皆為《紐約時報》推薦暢銷書。

譯者簡介

盧靜
過度自由，熱衷策略與敘事遊戲，關心一切事務的「為什麼」與「然後呢」。譯有《妖風》、《操弄》、《下流世代》（合譯）、《為何不平等至關重要》、《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勝出》、《遊戲設計的藝術》等。譯稿指教：[email protected]。

廖珮杏
偏好議題性的人物故事，從中探討機制縮影、價值與文化衝突等結構問題。譯有《緬甸詩人的故事書》、《重返天安門》、《憤怒與希望》、《重病的美國》、《獨裁者的養成之路》等。譯稿指教：[email protected]。

劉維人
譯作集中在當代民主、政經制度等議題，並從事相關寫文和演講。譯有《反民主》、《暴政》、《不穩定無產階級》、《修辭的陷阱》、《北歐不是神話》等。譯稿指教：[email protected]。

三人從2021年開始團隊合譯，目前作品包括書籍《後疫情效應》、《艱難的抉擇》、《末日》；桌遊《推理事件簿1900、2400、恩怨千年》、《巫師：舊世界》。

書籍目錄

．推薦序──《西方的自殺》：美國版的《失樂園》（何清漣）
．推薦序──一個美國保守派如何以理性捍衛民主自由？（馮卓健）

．再版序──論社會主義

第一部
．導言｜偶然發現的奇蹟
．第一章｜人類的本性──我們心中的部落
．第二章｜「奇蹟」的墮落──當人類本性反噬

第二部
．第三章｜國家──共識下的神話
．第四章｜資本主義的誕生──一場輝煌的意外
．第五章｜永恆的對決──追求理性與尋求意義的衝突
．第六章｜（他們寫下的）美國奇蹟

第三部
．第七章｜菁英──脫韁的貴族
．第八章｜進步時代──活憲法的誕生，自由的死亡
．第九章｜行政國家──影子政府
．第十章｜今日的部落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身分政治
．第十一章｜大眾文化政治──哥吉拉、搖滾樂和浪漫主義精神
．第十二章｜家庭輸給了野蠻天性
．第十三章｜川普時代──民粹主義的威脅
．第十四章｜四分五裂──岌岌可危的美國民主實驗
．結語｜文明是否衰敗，取決於我們的選擇
．附錄｜人類的進步簡史

謝詞
注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毫無疑問的精彩著作！喬納．戈德堡無論是見解還是文筆都令人讚嘆。《西方的自殺》既有趣又駭人，同時又內容豐富、發人深省。如今自我毀滅的無知正如沙漠一樣吞沒西方世界，本書可謂是一方蘊含希望的智慧綠洲。」──布萊德．索爾（Brad Thor），《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間諜大師》（Spymaster）作者
「喬納．戈德堡這本《西方的自殺》是部非常重要的傑作。他一面輕描淡寫展現著非凡的博學，一面為我們說明，為什麼過去兩百五十年來推動自由社會的思想，會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發明，並提醒我們當前對這些發明的忽視、貶低和粗暴對待，都將危及我們的後代。」──約翰．帕德赫羅茨（John Podhoretz），《評論》（Commentary）雜誌編輯
「總有一天，未來的考古學家會走進我們文明的廢墟，一邊挖掘一邊質問：『他們到底在想什麼？』我希望他們會找到一本《西方的自殺》，而且上頭只有一點焦痕－－因為這本書絕對會被當代的意識形態瘋子扔進火堆。」──凱文．威廉森（Kevin Williamson），《國家評論》特派員
「民粹主義和身分政治不僅令人不快，更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存亡威脅。戈德堡以其卓越的才智和博學指出，如果你重視民主和自由社會，無論你有怎麼樣的政治立場，都必須挺身對抗部落化的意識形態。《西方的自殺》一書敲響了每個人都應該聽見的警鐘，也照亮了我們應該走的道路。」──亞瑟．布魯克（Arthur C. Brooks），美國企業研究所所長
「要了解美國現下站在何處，需要有一個能將熊彼得、《鬥陣俱樂部》、《絕命毒師》和馬克思主義融會貫通融的知識分子。在《西方的自殺》中，喬納．戈德堡先突出了一個引人入勝的論點，並用大量證據進一步論證，使我對吾人當今的困境有了更新、更深刻的理解。不過最重要的是，這麼一本嚴肅的書，居然讓我讀得很開心！喬納．戈德堡就是這麼厲害。」──查爾斯．莫瑞（Charles Murray），《分崩離析》（Coming Apart）作者
「沒有一本書比喬納．戈德堡這本《西方的自殺》更能解釋此刻美國所遭遇的危機。戈德堡用他招牌的邏輯和幽默，在深刻的研究、優美的文字和精彩的論證中解釋了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奇蹟』是如何成為西方繁榮的基本條件，也解釋了人們對制度的想當然爾是如何令一切迅速崩潰。在歷史與反詰的互相交織下，《西方的自殺》成為了一份振聾發聵的警醒，它告訴我們西方的成功既不是偶然的運氣，也不是必然的命運。它將會是今年最重要的一本書。」──史蒂夫．海耶斯（Steve Hayes），《旗幟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總編暨福斯新聞撰稿人
「這就是我喜歡本書的地方……它讓我思考，也讓我想到一些東西。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這本書，那就是：『不要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崔佛．諾亞（Trevor Noah），「每日秀」（The Daily Show）主持人
「儘管文筆非常幽默，但閱讀時的大笑絕不會掩飾書中嚴肅且絕對重要的主題。更重要的是，本書有可能改變你在許多議題上的看法，這實在是種不可多得的成就。」──休伊特（Hugh Hewitt），知名廣播主持人
「……我們正在放棄現代西方的哲學基石，而本書正是對此現象的重要探索。」──班．夏皮羅（Ben Shapiro），政治評論員、《每日電報》（The Daily Wire）創辦人
「這本書會在進步派和保守派激起許多爭議，但這些對話絕對值得。」──《圖書館雜誌》星級評論
「在《西方的自殺》中，戈德堡另闢蹊徑，總結了無數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的研究和理論，並對感恩和永續提出了一個簡單卻至關重要的主張。如果本書能像他的第一本書《自由法西斯主義》一樣暢銷，並激起廣泛的辯論，就能改變大眾對這些問題的認知，讓我們朝更好的方向前進。」──《旗幟週刊》
「關於左派，作者的多數結論我都不同意，但他的多數推論我都可以理解。這是為什麼在我們越來越不理解彼此的對立時代，我會把這本書推薦給所有和我立場相同和相異的人。前者或能藉此體驗如何理解，後者或能藉此體驗如何推論。」──朱家安（作家、哲學雞蛋糕腦闆）
「這本書充滿了一個世界向左大挪移時代的「名義保守派」的矛盾：既反對精英治國的行政國家，又不喜歡民粹主義……展示了這個時代之尚未瘋狂的美國知識精英的困惑與迷離。」──何清漣（旅美學者、中國問題專家）
「本書甘冒當代政治正確的大不諱，直言思想，徹徹底底表現出言論自由核心的思想自由精髓。舉冒犯為例，當代身分政治的重要特徵，便是以『尊重多元』的道德大旗要求所有人不得冒犯，使得言論的範圍越縮越小，乍看是進步價值的展現，在本書中卻揭露出這是傳統部落主義的復興，多麽弔詭的現象。如此尖銳的批評當然有風險，但提出於公眾場域的言論本就係用於辯盪出知識的形貌，而無論喜歡與否、認同與否，言論提出的行動本身也正是自由的彰顯，而也正是這本著作本身與內容所要提醒我們（尤其漸受西風東漸影響的台灣社會）的：自由。」──曾友俞（律師、《公民社會》作者）
「基督教有一個古典觀念：約伯的苦難。他説：人生在世，豈無爭戰？何以世界會發生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的人類大屠殺？上帝存在嗎？上帝的旨意又是什麼？這本書從歷史、哲學、宗教、社會、精神醫學，多元角度探討當今人類文明的問題。沒有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這本書提供一個回顧過去，掌握現在，瞻望未來的集體反思機會。反思的結論是：我們要以信心、希望、愛心，忘記背後，努力前面，向著標竿直跑。」──胡忠信（歷史學家、政論家）
「作者洞悉也批判極左與極右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也就是社會主義與國族主義都有其病徵。更重要的是，作者嘗試彌合這些主義彼此之間看不見的死角，說了一點左派與右派各自有的、但彼此卻視而不見的優點。不管是極左或極右，都有可能淪為民粹，更嚴重的是導致對民主的攻擊。而如果你想更為獨到地了解川普現象，而不是以西方主流媒體的眼睛來理解，則讀這本書絕不會讓你失望。作者很清楚「對政治的一無所知反而讓川普獲得巨大優勢」，光是這一點，許多美國主流媒體就拒絕體認，但這才是使得川普風潮越燒越熱的根本性原因。」──邱師儀（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文章試閱

試閱一：國家──共識下的神話
人類是如何從一群一群的獵人，走到成立國家（state）這一步的？有些思想家提出了「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認為這是現代社會的起點。社會契約論的歷史非常久遠，但真正發光發熱則是在啟蒙時代。當時有無數哲人提出了無數學說，但無論是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湯瑪斯．霍布斯、約翰、洛克、尚—雅克．盧梭，還是伊曼努爾．康德，他們的理論都圍繞著同一個基本概念，那就是人類同意脫離原本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犧牲某些個人自由以換取安全的生活。然而不同版本的社會契約論之間，還是存在著一些重大差異。舉例來說，霍布斯就認為，社會契約是人類同意讓利維坦（Leviathan），也就是一個全能的國家來保護眾人，以免於生活在他所謂「孤獨、貧困、髒亂、野蠻又短暫」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之下。與他相比，洛克眼中的社會契約就好得多，他認為國家是人們的僕人，而不是主人。

不過這些對社會契約的經典見解倒是有一點相當一致，那就是它們都錯了：社會契約這玩意從來不曾存在過。無論在史前還是信史時代，都沒有任何紀錄可以佐證在啟蒙時代之前，曾有一大群人自願聚在一起，以明文或共識的方法達成某種哲學家所說的社會契約。這套理論很好用也很有力，但借用其他領域的術語來說，社會契約其實只是社會所建構的神話與謊言。

真要說的話，對於第一個簽下去的人而言，社會契約就像是黑手黨電影《教父》（The Godfather）裡說的一樣，是個無法拒絕的提議。而給出這個提議的，也是像科里昂閣下那樣不折不扣的流氓。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是上半個世紀裡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把這種人物稱為「坐匪」（stationary bandit）。而在這些匪類坐地為王以前，世界上就只有到處遊竄的「流寇」（roving bandit）。

流寇恰如其名，做的是無本生意。他們手握重兵四處打家劫舍，但凡見到金銀糧草、刀兵器物、女人小孩，都是伸手搶了就走。考古紀錄為證，這些人正是自然狀態的代表人物。

流寇對於農業發展初期的脅迫，遠勝遊獵採集的時代。因為相較於逐水草而居的遊獵部落，定居一處的農村更容易下手。此外，一旦人類安頓下來栽種穀物，就會失去其他維持溫飽的技能。因此如果存糧農具被掠劫一空、健全男性被屠戮殆盡，對這些村落就是毀滅性的打擊。但既然流寇短期之內不會返回同一個地方，也沒有動機放過任何有價值的器物。

遭受流寇搶劫的影響相當長遠。因為當人們知道任何一團盜賊都有可能把自己當做獵物，就不太會從事什麼長期投資。畢竟要是匈人或辛梅里亞人（Cimmerians）之類的強盜還會再次奪走一切，努力耕耘積蓄又是為了什麼？正如奧爾森所說「一旦流寇到處肆虐，人們就會喪失動機去生產或累積任何值得盜取的東西，最後賊寇也將無物可取。」

這種發展最後也會變成盜匪的困擾。就像再豐沃的獵場或漁場也禁不起焚林竭澤，一座村莊如果被反覆掠奪，同樣會沒有東西可搶，更何況受害者還會因此放棄無用功的長遠投資。這種循環長期下來對盜賊和村民都沒有好處。

要解決這嚴重的問題，坐地為王就成了盜匪的解決之道。奧爾森最早是在愛德華．班斐德（Edward C. Banfield）的經典著作《落後社會的道德基礎》（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一九五八）裡認識到這個概念的。斑斐德深入採訪了一個南義大利貧窮村莊的居民。其中有個支持君主制的受訪者說道「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府，因為國王是一國之主。就像一家之主一樣，家裡出了什麼事他都要負責處理。」

後來奧爾森又讀到了一九二ま年代中國豫西土匪「白狼」白朗的故事。這人就像典型的流寇一樣，率領著一小群匪類為禍鄉里，後來被大軍閥馮玉祥給剿滅。不過有趣的地方是，雖然馮玉祥對當地百姓強徵暴斂，卻還是被看作救星。何以如此？因為馮玉祥踞地為王的同時，也保護他們不受其他盜寇搶劫。這樣的保護讓農民的生活變得穩定而且可以預測。就算面臨苛捐重稅，至少他們知道留下來的錢糧足以維生，而且只需交稅就能保全小命。用奧爾森的原話來說，坐匪能給予的平安與保障，就是「看不見的手最初的庇佑」。

「看不見的手」一詞出自亞當．斯密，用來描述當個人能夠投入專業化經濟生產，並追求一己私利時，整個社會的利益也一同增長的情形。一旦允許個人為自己的目標奮鬥，整個社會也變得更加富裕，就彷彿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指引。不過這裡的關鍵在於「彷彿」。批評亞當．斯密的人常會曲解看不見的手，誣指自由市場的支持者真以為經濟協調是受到某種更高的存在指引；但這個比喻的重點其實在於經濟協調完全是水到渠成的。

奧爾森也解釋了為何相比先前的流寇，如馮玉祥這類的「坐匪」會是種進步－－其實這只是簡單的數學問題。坐匪的眼界放得更遠，他知道雖然拿走村裡所有的財富可以暫時讓自己富有。但到了明年他就什麼也搶不到。如果他今年只拿一半，就能指望明年又有錢糧可取。他還會發現如果讓村民種植更多作物，來年就可以收到更多稅賦。因此坐匪不只有動機驅逐流寇，更有動機投資公共財，比如修築道路，或是出借資源供人挖掘水圳、開墾林野。這時該抽多少稅，就完全變成投資報酬的問題了。奧爾森的理論認為「發展的起點在於，任何一個社會要運作得令人滿意，都必須要有安定的秩序，而且通常還需要其他的公共財。」而最早開始維持安定的人正是坐匪，沒有他的作為，看不就的手就不會出現。

現代國家在上述領域都已變得無比重要。國家控制了暴力的使用，保護公民運用個人財產的權利。要是烘焙師傅不相信警察會阻止搶匪，他也不會再烘烤麵包了。而最早讓人產生這種信任的正是坐匪。

當然，這不代表坐匪就是好人。從我們當代的道德高地往下看，絕大多數的坐匪往往都窮凶極惡；就算我們降低標準，他們依然很難算得上好人，而且他們也都是明目張膽地插手經濟活動。正因如此，古典自由意志主義者對政府才會有那麼多惡評－－最有名的指控來自《國家：吾等大敵》（Our Enemy, the State，1935）一書的作者艾爾伯特．傑伊．諾克（Albert Jay Nock），他認為政府和犯罪集團的差距，只不過是多了一些格調而已。

黑幫同樣也奉行這種長期剝削的原則。他們提供商家合法和非法的保護，藉此收取「保護費」。教父閣下很清楚，要是一口氣搶完「客戶」所擁有的一切，他的客戶就再也不會經營生意了。

不過諾克等人卻沒有理解，讓國家壟斷暴力能為社會帶來多少好處。首先最基本的一點是，沒有國家，我們就不會有財產權。在坐匪帶來安定以前，強者或是大軍想要什麼，便可逕自佔為己有，因為在自然法則下，「有力者得」就是絕對的律法：當強壯的獅子要強取大半獵物，孱弱的獅子又能上哪求助？

對坐匪來說，讓臣民富有符合他的利益，這樣他分到的份也會更大；不過要讓這些「客戶」為他工作，坐匪就得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他或許可以說這片地盤上的一切都屬於他，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他確實想要什麼都可以拿。但他也理解在實務上，人們需要十分相信自己所製作或種植的成果會剩下一份「公平」的數量。

而在大型社會裡，統治者無法靠自己的雙眼監督治下的一切，所以就需要公佈清楚的規則。這些規則一開始只是首領或國王隨意交代的指示，但不久過後就會產生約束力；等到社會掌握書寫技術，規則就能普遍適用於相同的情況，並且使人敬畏，最後變得神聖不可侵犯。當然，國王永遠有權改變心意。不過當農民發生爭執前來請願，最能拿出道理主張自己奉公守法的人，也最有可能獲勝。國王固然常會站在犯規的人這邊，但這麼做也會形成社會與政治成本，在民心裡播下質疑和不穩定的種子。

在農業時代初期，遊獵部落很可能就是在這樣的一來一往中，決定要定居下來種植穀物的。而我們如今認知的國家會出現，也幾乎是必然的發展。

但確切說來，我們是怎麼從坐匪走到國家的？

這就有點像是雞大生蛋，蛋破生雞了。從眾多個人與體制的自主協調中憑空建立的國家，在學界稱作「初發性國家」（pristine state）。不過在人類學、社會學和政治學家眼中，這種國家就有如失落的亞特蘭提斯：也許存在，只是還沒有人找到。他們目前找到的案例，都是「競發性國家」（competitive state）。這類國家往往是因為一群原本關係鬆散或發展落後的鄰近社會，在認知到需要與既有國家作戰後才形成的。由國家統治的社會通常更大、更有組織也更先進，多半能成功擊垮缺乏國家的社會，以更大的規模再三重現坐匪剿滅流寇的循環。不過面對襲擊，獵物也會組織起來抵禦掠食者，就像《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中史塔克大人召集封臣一樣。這種抵禦外侮的自發組織變成長期作戰編制的情況，在人類歷史上可說是屢見不鮮。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說得好：「戰爭造國家，國家造戰爭。」

倒不是說世上沒有所謂的「第一個國家」，總是有哪個國家配得上這個稱號。重點在於，國家是面對外敵侵略時所發展出來－－嚴格來說是湧現（emerge）出來的解決之道。（而至少在我們有生之年裡，遭遇外星入侵也是少數有可能實現全球政府的原因之一。）

當條件俱齊，國家就會成立。其中一個顯而易見的條件就是戰爭，也就是外在脅迫。但人口規模也是同樣重要的條件。只要社會安定太平，其他社會運作模式也會繼而湧現。勞工會更趨專業，創造更多財富。大量人口加上有國家保障安定，另一個結果就是至少對擁有地產的富人來說，財產權會變得更加穩固。而擁有地產也是一種分工，因為地主可以從土地汲取更多生產力或財富。如果財富不斷增長又沒有外敵，就意味著人口增加，而更多人口又代表更多財富和更加安全，形成一個良性循環。而當社會規模擴大，就會需要更正式的規則來治理。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和羅伯．保羅．湯瑪斯（Robert Paul Thomas）曾說：「既有的經濟組織若是缺乏效率，成長就非理所當然之事。」而這就「必需要有制度化的安排和財產權。」

（摘自〈第三章：國家──共識下的神話）

試閱二：今日的部落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身分政治
昔日的美國理想高呼著，人人生而平等，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是自己靈魂的船長。用歐巴馬的話來說，這是「寫進建國文件的信條，宣告著一個國家的命運。」但是卻有好長一段時間，婦女、黑人和其他邊緣團體都沒有被包含在內。而婦女和黑人之所以後來成功改變憲法，扭轉美國人想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訴諸了這樣的理想。如果你能很誠懇地告訴你的對手，他抱持的信念是正確的，只是實踐的方式用錯了，這種時候通常更容易說得動對方。

但是美國還有其他理想，而有時候這些理想會彼此衝突。美國人堅信每個人都是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這個信念的另一面，是相信每個美國人都是「美國人」。這兩個原則其實會彼此拉扯。十八、十九世紀的德裔美國人遠渡重洋，希望成為美國人，但另一方面並不想就此全盤放棄自己的文化和語言。幸運的是，他們踏上的是自由的天地，而不是充滿壓迫的猶太人區。這裡的所有人同心協力，一起打造美國偉大的民主實驗；在這裡，沒有人需要為自己出身於某個民族、種族或信仰某個宗教而被排除在外，也沒有人應該為此被迫放棄自己的根源。

要讓那兩個原則不要彼此拉扯，關鍵就是自由和時間。要給予個人自由，讓人們根據自己的條件來權衡自己的抉擇；要給予社會時間，讓這個大熔爐發揮它神奇的力量。這個魔法必須仰賴許多東西才能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做事要有分寸。其他社會的文化深度和豐富程度並不輸給美國，但是美國人自己卻不這麼想。當他們到國外旅行時，時常與其他文化發生摩擦，而沒有發現，這其實是因為他們下意識地覺得全世界的文化都應該要跟美國一樣。在美國，一個有禮貌的人必須將每個接觸到的個人都當成他這個人，而不是某個群體或階級。如果你能做到這點，你才足以稱得上是美國人。自古至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通常都會理所當然地把每個人視為某個部落的一分子。但是在美國，你應該要將每個人視為獨立的個體。

這種文化規範跟我們的憲法一樣，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甚至可以說同等重要。美國建國背後的整個啟蒙思想認為，美國可以把法國人、義大利人、德國人、中國人、阿拉伯人等不同民族的人都變成美國人，形成一個新的民族，願意共同遵循建國原則，並守護它孕育出的自由文化。這樣的願景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無以計數的人們，他們渴望逃離壓在自己身上的母國歷史、階級和種姓重擔。我一位才華洋溢的朋友、已故的政治學家彼得．施拉姆（Peter Schramm）很喜歡講他家人在匈牙利為反對俄羅斯共產黨而發起革命失敗後，逃離匈牙利的故事：

我問我爸，「我們要去哪裡？」

我爸說，「我們要去美國。」

我不解，「為什麼是美國？」

他回說，「因為啊，兒子，我們其實生來是美國人，只是生錯了地方。」

教育教導我們，當美國偏離了這個理想，就是一種可恥的背叛，背叛了我們最好的自己。例如，當年政府認為中國人「在這片土地上一直是陌生人，總是自成一區地生活，」而且他們不太可能「跟我們的人同化，也不太可能改變他們的習慣」，最高法院同意了這類看法，在一八八九年支持《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從我懂事以來，那段時間一直被視為美國歷史上的黑暗時刻。

當然，今日我們依然這樣教導美國的學生，我們依然深信政府不能基於一己的偏見，而排斥某些群體。但除此之外，大熔爐的其他部分正以三種方式在逐漸瓦解。首先，很多人開始說，政府應該要給予某些群體特殊待遇。第二，文化的整體走向讓我們越來越傾向用人們所屬的群體來作為判斷他們為人的依據，同化現在變成了貶義詞。第三，我們也被逼著去鞏固自己的群體身分。

多元文化主義和身分政治這類意識型態中，本身就充斥著無數的矛盾和不一致，但就整體來說，無法否認我們的文化一直都很執著於種族、性別和民族本質。政治理論家馬克．里拉（Mark Lilla）寫道，「我們從小就鼓勵孩子談論自己的身分認同，甚至早在他們產生身分認同之前就鼓勵他們這麼做。於是等到他們上了大學，許多人就以為政治論述只剩下族群多元，反而對於那些有關階級、戰爭、經濟和公共利益等一直存在的問題都一無所知。」

甚至於當前的論戰已經不再聚焦於身分政治是否存在，而已經在爭論身分政治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如果你連這樣都還沒注意到問題，那我也只能說你該去看看眼科了。也因此，我不會大費周章地一條一條詳述，美國校園和媒體那些左派如何製造出恐怖又荒謬的問題，但我會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我的論點，讓讀者更清楚身分政治的部落主義傾向將對美國奇蹟帶來巨大的危害。（如果你還是好奇的話，你可以參考我放在注解的一些文章列表，雖然只是一小部分，但我想說明已足夠了。）

在我繼續這一章的主題之前，我先整理一下這本書的論點：首先，人類天性的鏽蝕正在吞噬西方文明的奇蹟和美國民主實驗。第二，這種腐敗不是什麼新鮮事；大自然只要一有機會就想把事情打回原始狀態。只是這種腐敗在不同的時代各有不同的形式，就好比浪漫主義的精神，就是要打破人為成規，無論是以什麼樣的形式都要抵抗回去。第三，一旦我們刻意忘恩負義地背棄那些最初把我們從人類歷史泥沼中拉拔出來的原則，就是真正腐敗的開始。最後一點是下一章的主題，我到時候會談這種腐敗如何蔓延到右派，而且這場災難不僅發生在美國，還擴及整個西方。

但西方世界最優秀的原則，已經毀壞了一整個世代以上。因為許多知識分子一直把這個體系的優點改造成缺點。「功績」（Merit）原本是傑佛遜那些人用來反對貴族社會的核心，現在卻成了種族主義的代名詞。《黑人校園運動：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二年，黑人學生與高等教育的種族重建》（The Black Campus Movement: Black Students and the Racial Re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1965-1972）的作者伊布拉．肯迪（Ibram H. Rogers）就說，「只要聽到有人用『功績』來辯護，無論辯護的人是白人還是黑人，都是種族歧視。」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評論員范．瓊斯（Van Jones）曾說，那些希望實行不分膚色菁英政治的共和黨人有種族「盲點」。他的同事安娜．納瓦羅（Ana Navaro）是自由派共和黨人，她堅持認為以功績來評斷移民的制度是「完全的種族主義」。照這樣說，加拿大跟澳洲是全球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國家？

事實上，無視膚色不只是在實現用人唯才，更是在體現人人平等。馬丁．路德．金恩最著名的那句名言正是在說，他夢想未來有個世界，人們彼此評價的方式不再是根據你的皮膚是什麼顏色，而是根據你做了什麼事。這樣的呼籲既道德又充滿力量，成功地讓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邁向高峰。但是數十年來，身分政治一直在試圖推翻這個無視膚色的偶像。有人說，「無視膚色是新的種族主義。」又有人說，「無視膚色帶來了適得其反的後果。」甚至還有人說，「當你說『不看種族』，你不但沒幫忙解決問題，還是在迴避種族歧視的問題。」這十幾年來長期關注並談論種族議題的知名作家塔納哈希．科茨（Ta-Nehisi Coates）曾寫道，「（美國）夢仰賴的是同化，是阻止人們提出更多問題，是偏好那些短多長空的解決方法。美國夢是一切藝術的敵人、是勇敢思考的敵人，也是誠實寫作的敵人。」他接著說，美國夢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希望，」建立在「那些相信自己是白人的美國人所推動的進步」上。他說，白人的進步是以掠奪為手段的剝削和暴力。「『美國白人』這個集團，一直在維護自己支配和控制我們身體的專斷權力。」科茨罵的對象不是憲法或功績的概念，而主要是白人，但他對白人的這番控訴，基本上許多美國體制都無一倖免了吧。

我們即使不用全盤否定這些論點，也能看出這類看法有哪些問題。許多南北戰爭後激進派的共和黨人曾說，被解放的奴隸確實應該擁有四十英畝土地和一頭騾子（至少！）在《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s）之後，早期專門針對黑人的平權行動計劃，也確實能夠提高人們的能力和道德。當然，功績和無視膚色的觀念，很可能會讓人看不到雇主、管理者和其他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偏見。美國的法律和文化中，確實存在一些結構性的問題，很值得探討。例如刑事司法改革的問題，左右派應該就有初步共識。但是那些忠貞的激進派，卻不只是呼籲切實可行的改革，同時還試圖推翻那些無視膚色，以功績來判斷人的理想。

這項倡議的先驅史丹利．費許（Stanley Fish）就很誠實。這位文學理論家和法律學者很清楚地表明，他認為客觀和中立的標準、公平的遊戲規則是一種幻影，讓人看不見其背後白人或系統或歐洲人的權力意志。甚至理性也是一個話術。無倫誰在爭論中獲勝，都可以聲稱他的立場是理性的。他寫道，「跟『公平』、『才德』、『言論自由』一樣，理性是一個很政治的東西」，是「一個有明顯政治意圖」的「意識型態色彩」產物。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法學教授亞歷克斯．強生（Alex M. Johnson）認為，「大家目前在討論規範性論述時所以為的中立，其實只不過是以歐裔美國男性出發的觀點」

強權政治跟政治一樣古老。自古以來每一個政治體系中，不同的利益群體都在互相爭奪權力。我們可以很容易就說，這些種族、性別和民族的身分政治的對抗，只不過是美國自古以來，甚至人類自古以來不同族群間的政治小打小鬧。例如，德國人對非拉美裔的美國白人、農民對城市居民、天主教對新教徒、所有人對猶太人。當然，一些大吹大擂的人例如阿爾．夏普頓，並不像史丹利．費許那樣狂熱，而是更像十九和二十世紀早期大城市政治中常見的那種跟競選者遊說的搧風點火者。但是現在有些政治對抗已經不只是激烈而已，而是開始變成特殊的類型，它們不是在對抗某個特定的種族或特定性別認同，而是去對抗某個不可質疑的永恆抽象目標，它們之間唯一的共通性就是推翻「白人男性特權」。他們相信，只要是跟白人創造的體系相關的東西全都不可信；至於仰賴理性的論述，則本身就是一種壓迫的工具。這些認為凡是「社會正義」就正確無誤的想法都已經膠掉，變成了一種部落意識型態。

名聲顯赫的法國自由派理論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一九五七年曾評論道，「自由主義的本質，也就是尊重個人自由、要求政府有所節制，如今已不再是某個政黨的專利，而是變成了所有政黨的共同擁有的信念。」但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左派有一大堆人捨棄了自由主義的精神，大搞部落政治，而右派這樣的人也越來越多。

（摘自〈第十章：今日的部落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身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