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帝國煉金術：東南亞的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

作者簡介

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

東南亞史大家。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經濟與歷史學士、歷史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是澳洲人文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通訊院士，現為澳洲國立大學榮譽教授。

拿到博士學位後，最先在馬來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東南亞史，1970-1999年期間在澳洲國立大學執教，之後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至2007年，最後在澳洲坎培拉退休。

1980年代曾經主持召集劍橋東南亞經濟史。1999年前往UCLA協助創辦亞洲研究中心，2002年得到福岡亞洲文化獎的學術研究大獎，又蒙王賡武邀請而至新加坡協助成立亞洲研究中心。2010年得到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的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

著有《東南亞史：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八旗出版）、《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人民的鮮血：北蘇門答臘的革命與傳統統治的終結》（The Blood of the People: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raditional Rule in Northern Sumatra）、《印度尼西亞邊境：亞齊人和蘇門答臘的其他歷史》（An Indonesian Frontier: Acehnese and other histories of Sumatra）等書。

譯者簡介

林瑞
筆名。資深媒體人、專業譯者，譯作多達數十本書。

書籍目錄

台灣版作者新序
第一章∣民族主義與亞洲
•亞洲民族主義類型
•重疊的時間進程
•後民族主義──歐洲與全球因素
•源遠流長的諸國家──東北亞
•對國家的厭惡──東南亞
•個案研究──來自一個厭惡國家的島國

第二章∣了解東南亞民族主義
•關鍵性認同標誌
•國家與族裔的殖民構築

第三章∣身為東南亞「局外人」的華人
•東南亞的「華人」概念
•東南亞文獻中的「支那」
•東南亞的歐洲人與作為「他者」的華人
•殖民時期的華人僑民認同
•混合語認同與都市印刷文化
•海外華人族裔主義
•東南亞獨立後作為「局外人」的華人
•蘇哈托與「外來的圈內人」
•兩次五月暴動
•民主與差異

第四章∣馬來與它的後裔──一個鬆散類型代表的多種意義
•馬來的起源
•十五世紀漫長的混合認同
•作為僑民的馬來
•英國人對「馬來」的表述
•「英屬馬來亞」對「馬來的土地」
•作為種族的「馬來」
•作為族裔民族主義的馬來民族
•表現在革命國家主義的「馬來意識」──印尼民族
•作為意識形態的「馬來」

第五章∣亞齊人──王朝的記憶
•亞齊蘇丹的抵抗
•國際關係
•一八七三到一九四五年的抵抗主題
•印尼境內的亞齊
•亞齊的獨特命運──達烏德．比尤魯與哈桑．提洛
•民主化與衝突

第六章∣蘇門答臘的巴塔克人：從無國家之人到印尼僑民
•高地歷史
•歷史紀錄裡的「巴塔克」
•十八世紀的漫長「孤立」
•十九世紀的伊斯蘭教與基督教
•族譜與認同
•一九四○年代與「印尼」的勝利
•新秩序繁榮與巴塔克移民
•移民認同
•民主政治與多層認同

第七章∣馬來西亞族裔的遲遲成形：卡達山人或杜順人
•沙巴民族
•卡達山人的故事
•卡達山族裔主義
•布米普特拉的挑戰
•卡達山的復甦
•杜順的挑戰
•失去州執政權的因應

第八章∣帝國煉金術下的革命幻夢
•革命後的印尼與聯邦馬來西亞
•帝國疆界
•更廣的團結

謝辭
附錄
•地圖
•照片
•圖表
•縮寫表
注釋
參考資料

推薦序/導讀/自序

《帝國煉金術》是一部真正的大師之作。本書從東南亞的歷史出發，剖析作為現代國家基礎的「意識型態的同質化」，如何將多樣化的傳統身分，轉化為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與政治認同。作為東南亞研究領域最權威的歷史學家之一，瑞德深入追溯殖民時期到現代的東南亞，不同地區的政治身分認同之演化，同時也具備了理論的精確性和細節的豐富性。本書為東南亞的民族主義及族裔身分認同研究提供了重大的貢獻。
──雅克．貝特朗（Jacques Bertrand），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教授

本書非常具有啟發性。《帝國煉金術》精確整合了前殖民到殖民時期、包含半島及島嶼地區的廣闊東南亞世界之歷史經驗，為當地深具多樣性的獨特性的政治身分提供了全新的理解視角。本書是兼具原創性及知識廣度的典範之作，我相信每位讀者在閱讀之後，對東南亞的理解都能因為瑞德的貢獻而更加視野開闊。
──維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與比較歷史教授與「瓦倫堡」講座教授

安東尼．瑞德的《帝國煉金術》為「帝國的廢金屬如何轉變為民族的黃金」這個難題，提出了深具新意的權威解答。東南亞地區的種族多樣性令人眼花繚亂，因此要理解現代東南亞國家及民族邊界的形成，是一件困難的事。在本書中，瑞德透過畢生對東南亞歷史及身分認同演化的深入研究，結合他深刻的理論脈絡、全面的綜合能力，進一步地整合東南亞複雜的種族關係及多面向的歷史發展，最終呈現了一個引人入勝且發人深省的故事，精彩地講述了東南亞在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種問題及解決之道。
──羅伯特．艾爾森（Robert Elson），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昆士蘭大學教授

文章試閱

試閱：〈對「國家」的厭惡──東南亞〉
如果說，在全球經驗中，東北亞是強大國家歷久不衰的一個極端，那麼大部分東南亞差不多就是另一個極端。特別是東南亞的高地與島嶼，從未發展出有官僚體系、有法律制度的國家，而且對鄰近那些獲得外力支持的國家嫌惡不已。巴塔克，蘇門答臘的米南佳保（Minangkabau）與帕瑟瑪（Pasemah），菲律賓的他加祿（Tagalog）與米沙鄢（Visayans），緬甸北部的撣邦（Shan），以及許多住在寮國與北越境內與他們一樣說泰語的土著，大體上都沒有複雜的文明，沒有書寫體系，讓他們聚居在一起的因素是親屬關係與宗教儀式，而不是國家權力。誠如紀爾茲（Geertz）所說，即使在殖民時代前已經高度複雜的爪哇（Java）與峇里（Bali）政體，他們似乎「對『政治是什麼』抱持著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概念」。

從中國這樣大一統的國家角度看來，這些似乎沒有國家的南方蠻邦「夫夷狄禽獸，本無人倫」。十九世紀，在當時已經真正成為英語民族國家的英國，史塔福．拉法爾（Stamford Raffles）也有同感。他寫道，在明古魯遇上的蘇門答臘社會「盡是數不勝數的小部落，沒有普遍意義上的政府……那些人民就像天上的鳥一樣，整天在住處遊蕩」。

這種現象，正如同拉法爾所說，究竟應該歸結於演化結果，還是為了調適特定環境而作出的選擇？在進一步探討以前，我們必須先考慮維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蒐集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資料。李伯曼認為這是一個演化而成的案例，他的資料顯示，東南亞大陸的權力越來越集中，在一三四○年左右，東南亞大陸至少還有二十三個獨立政治實體，到一八二四年只剩下緬甸、暹邏與越南三個。他指出，東南亞的案例與法國一步步邁向主權集中的案例極其類似，而且就像東南亞的案例一樣，法國也在十八世紀出現一次大崩潰。李伯曼告訴我們，不只是越南，緬甸也「經常倡導多數族裔與語言……以加強對王權的心理認同」。他認為，儘管東南亞國家的主權演變方式由上而下，而且階級異常森嚴，但與同時間出現在歐洲的國家民族主義演變方式有許多類似之處。「雖說少了對民眾主權的堅持，但特別是在緬甸與越南，不斷演變的政治認同，無論在一七八九年之前與之後，與同期出現在歐洲的政治認同演變都有不容否認的類同之處」。

李伯曼有關緬甸的論點令人信服，足可以將緬甸完全排除在下述作者（大多是印尼專家）所作的「東南亞」概論之外。以環境角度來說，位於伊洛瓦底江（Irrawaddy）中部流域盆地的東南亞乾旱區，雖說也常下雨，但雨水並非終年不斷，也因此擁有大片非常適合持續灌溉的稻田。由於在乾季，利用伊洛瓦底江行船與跨越盆地發動軍事行動並不困難，這裡自然而然成為建立一個強盛國家的理想地區。相形之下，遍布李伯曼所謂「不斷流動的、小規模的泰人政治實體」的廣大地區，從環境角度而言幾乎像是星羅棋布的島嶼一樣，同樣對官僚國家有著相當的抵抗力。

大部分東南亞地區，因其潮濕熱帶氣候，並不適合稠密農耕人口與中央管控官僚政體的發展。在終年多雨的地區（如東南亞中部地區，包括整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大部，西爪哇與婆羅洲）雨林茂密，難以砍伐焚燒開闢稻田，而且瘧疾猖獗。也因此，最早期的農耕人口出現在有明顯乾季的地區──在一至四月為乾季的東南亞大陸北部與中部，以及五至九月為乾季的東爪哇與爪哇以東的島嶼。基於水力控制與躲避瘧疾的理由，高地出現農墾的時間一般而言比海岸地區早。不過這些高地人口聚居在特定可以灌溉的河谷，彼此之間重山阻隔，不通往來。就算在這類地區，道路交通也很困難，在林木稠密、處處沼澤的沿海，陸上交通根本辦不到。比較大型的政體之所以能夠維繫，靠的是沿著同一個河道灌溉體系來回的水路運輸，而非憑藉陸上道路與軍隊征伐。

儘管有這些環境障礙，至少從第七世紀起，東南亞已經有王國出現。不過這些王國之所以能將王權伸張到王宮以外，靠的是印度或中國思想提供的理念基礎，以及國際貿易帶來的財富與技術。本土色彩較濃厚的東南亞政體，靠的似乎是超自然而不是法統，是宗教儀式而不是軍事支配。這些統治者往往借助印度宇宙論，提升自己的超自然法力。從羅馬、波斯與漢朝的時代開始，其他區域構築國家靠的是法統、官僚與軍工產業，但在東南亞，擁有相當文藝傳統的精緻文化──例如爪哇、峇里、巴塔克、米南佳保、武吉士（Bugis）、以及遠離港口╱首都的泰人社群──之所以能凝聚，靠的是另外一些因素。

近年來，東南亞歷史學者一直很關心這「另外一些因素」是什麼。套用東尼．戴伊（Tony Day）的話，「在早期以及在現代，它看來像是一種官僚制度，但根據韋伯的定義，它又不算是。」或許掀起這股東南亞歷史研究風潮的，是紀爾茲在一九八○年根據十九世紀峇里的文獻而寫成的《王國》（Negara）。他在這本書裡提出「劇場國家」（Theatre State）範例：

在這個劇場，王公貴族是主辦人，祭師擔任導演，而農民是配角、舞台工作人員與觀眾……在這裡，朝廷禮節是朝政的動力；繁複的禮節儀式不是用來支撐國家的，事實上，就算是已經奄奄一息的國家，都是為了建立這種繁複禮儀而準備的裝置。權力是用來服務慶典儀式的，不是用儀式服務權力。

翻閱內部與外界史料，確實可以找到有關爪哇、峇里、馬魯古（Maluku）與占城（Champa）這些好戰王國，以及吳哥（Angkor）與異教徒造廟人的紀錄。公元一五○○年以前的王國的有關史料，主要來自中文紀錄與土著銘文，而這兩個來源似乎都同意東南亞有一些長命的「王國」。但透過考古學、人類學研究，以及學者對這些紀錄的反覆審視後發現，這些「王國」大多數是由許多中心組成的親屬與儀式網路，或許它們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們能用完全不帶官僚色彩的手段動員大批男女。至於那些銘文與之後的王室紀事，「在代表性上雖說高度中央化，在體制上卻分散得極廣」。

如果說紀爾茲找到了在「劇場國家」儀式中取代官僚的社會黏著劑，珍．卓卡德（Jane Drakard）就在文字的迷人魅力中找到了這種黏著劑。大體上，盧克．納提高（Luc Nagtegal）在解釋殖民前的爪哇時，漢克．蕭特．諾哈特（Henk Schulte Nordholt）在解釋峇里時，都將它們視為不穩定的、相互競爭的親屬與儀式網路。莫利．黎克里夫（Merle Ricklefs）與瑪格麗特．韋納（Margaret Wiener）分別視爪哇與峇里為魔法與儀式體系，其目的在於編織或至少是強調其連貫性與統一性。

雖說以上這些著述的討論範圍絕大多數不出印尼，東尼．戴伊將視野擴大到整個東南亞，作了一次大膽的綜論。他的《液態之鐵》（Fluid Iron）將有關權力管理與社會作成的各種理論分類為四個主題：親屬關係；知識，特別是關於現世與宇宙論的知識；官僚制度與恐怖。近年來針對前兩個主題的有關論述已經不少，但官僚主題還需要更多解釋，因為戴伊認為，「相對於韋伯字典有關國家的定義，即使是最專制、最獨裁的東南亞國家，也與無政府狀態所差無幾。」不過「官僚政體」之爭在殖民與後殖民政體的有關著述中仍然激烈。戴伊認為，前三個類型提供的權力管理與社會作成工具還不夠完整，還少了「恐怖」──也就是透過超自然手段或較為殘酷的日常手段任意打擊敵人的能力。

來自歐洲與中國的外來勢力，為東南亞帶來不同的概念。在過去，較古老的印度理念只是一味強調儀式與宗教，強化了東南亞王權的超自然面向，而中國在公元第一千紀對越南的統治，卻為越南帶來足夠的官僚階層，使得在十一世紀獨立的越人國家與它的東南亞鄰邦大不相同。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人在抵達東南亞之初只在港口地區活動，關心的只是賺錢，而不是控制當地人民，看起來與比他們先來一步的那些印度商販沒有兩樣，不過西班牙人（一五七一年起在馬尼拉）與荷蘭人（一六一九年起在巴達維亞）也帶來一種相當不同的官僚作法，不斷建立書面紀錄，建立、執行法理主張（legal claims），還不斷替換官員以避免王位交替時出現危機。西班牙人還以亞洲僅見的方式，帶來一種強有力的反宗教改革意識形態，不到百年，就為從馬尼拉起、直到處於無國家狀態的低地菲律賓廣袤地區，鋪上一層伊比利天主教（Iberian Catholicism）與官僚統治的色彩。

僅僅三個世紀後，在一八八○到一九一○年間，東南亞其他的二十世紀邊界都被荷蘭、英國與法國三個殖民帝國用現代主權與官僚理念填滿了。所有東南亞人這時都已經知道現代國家的主張與功能；貴族階級的武裝與奴隸被剝除；每個人都得聽命於一套來自遙遠他鄉的國家法律體系。少部分東南亞人，或以王朝驕傲為名（如緬甸人、越南人、亞齊人、峇里人），或以萌芽中的族裔民族主義為名（如越南人、亞齊人、巴塔克人、爪哇人），或以「國恥恨」式伊斯蘭教信仰為名（如陶蘇格人〔Tausug〕、馬京達瑙人〔Magindanao〕、亞齊人），反抗這種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新秩序。不過大多數東南亞人迅速適應了外在世界為他們帶來的這些現代化機遇。這些新國家相當成功，而且總的來說，它們因為新興的受教育階級而被視為是「現代」的，不過對大多數東南亞人來說，它們仍然太古怪、太遙遠──而事實上，新國家原本就是要建立這種差異。

（節錄自：第一章〈民族主義與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