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飛蛾撲火：兩個女人組織工會的故事

作者簡介

黛西．皮特金（Daisy Pitkin）
超過二十年資歷的工會與社區組織者，最初從事國際性的紡織工人聲援，後來在美國紡織成衣工會（UNITE）及美國紡織成衣餐旅工會（UNITE HERE）組織洗衣廠工人。她的文章曾獲蒙大拿獎（Montana Prize）、不安文學獎（Disquiet Literary Prize）、新千禧年獎（New Millennium Award）、莫妮克．維蒂格獎學金（Monique Wittig writer's fellowship）。她在俄亥俄州郊區長大，亞利桑那大學藝術碩士畢業。現於匹茲堡生活及寫作，並且擔任工人聯會（Workers United）工會組織指導員，以及星巴克抗爭中的全國指導員。

譯者簡介

楊雅婷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哈佛大學教育碩士，譯有《一位年輕博物學家的日記》、《水舞者》（春山）、《你必須改變你的生命：羅丹與里爾克的友情與生命藝術》（人文社群）、《歐亞混血》、《臺灣的想像地理》（臺大出版中心），《福爾摩沙的巴克禮》（臺灣歷史博物館），《蘭閨寶錄》（左岸），《馬戲團之夜》、《啥都瞭了》、《歷史大口吃》、《記帳遊戲》（行人），《童年之死》（巨流）等書。

書籍目錄

一 蛾
我們每晚只睡幾小時，甚至通宵熬夜，為你們工廠的工會組織運動做準備╱我覺得自己想更接近抗爭，想把我的身體擋在什麼前面
二 火
你想知道是什麼驅使某些人戰鬥，另一些人則不，或者不願，或者不能。每個人都害怕，你說。所以是什麼讓某些人跨過恐懼的門檻？
三 蛾
得知有工會不組織非工會的工人時，我很震驚╱我不再認為工人的權力源自老闆，或工人只能從上班的公司拿走權力╱這就是運動，如野火燎原
四 火
本質上，工會就是工作者聯合起來，團結一致，在職場甚至更多地方形成集體力量╱工會的男人說女人是靠不住的士兵，會貪圖一分錢的加薪而當工賊破壞罷工，只要一找到丈夫就會離開工會
五 蛾
他們見識過老闆的攻擊手段，知道如何帶領工人安然度過腥風血雨╱我們策劃一組行動來向公司表明：儘管受到威脅，你和同事仍在組建工會，他們將須承認它╱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你在工廠帶頭停工
六 火
她帶著猶未消腫癒合的傷口回到糾察線，站上倒扣的板條箱，對罷工的夥伴吶喊，說她寧可快快餓死也不要慢慢餓死」╱工人每天只能去一次洗手間，之後若憋不住，就得尿在地上╱這工作就是要讓她覺得自己像一部機器，而她不甘心這樣過一輩子
七 蛾
他們親手遞交一箱簽了名的卡片，表明想加入工會╱這在現今的勞動法規下經常發生，因為進行反工會報復的雇主不必繳罰款，權利被侵犯的工人其損傷也得不到賠償╱假如這個國家的工人不組織起來，我們大家都會完蛋
八 火
消防員作證說，火勢蔓延得「非常猛烈」╱他們重演尖叫、踢踹、捶打的場面。他們哭泣。門打不開。它鎖住了╱蛾具有飛向光的天性，但並非生來要飛入光
九 蛾
你舉手發問：為什麼有些人會被逼得反抗，另一些人卻在恐懼中倒下╱他們喜歡被當騾子看待嗎？他們怎麼不他媽的更生氣？╱你們並沒為真正的戰鬥做好準備，你們並沒準備好要罷工，因此這是我們所能拿到最好的合約
十 火
蛾知道自己被驅使著飛向火焰，還是受火焰所驅使嗎？╱工會成員絕大多數為女性，卻依舊由男性領導，而這些男人大抵仍堅決反對讓女性領導╱我不是「勞動姊妹」，而將自己定位於這個我們中、在這段工會女性的悠長歷史中，是一項複雜的練習
十一 蛾
只要再拚一下，就可以向大家證明多數工人都想要工會了╱你轉了三班公車，送蔬菜熬的湯來給我，用浴缸的水龍頭把毛巾弄熱，敷在我脖子上。我小口喝湯，你一面從我頭髮中挑出碎玻璃╱團結可以被組裝和包裝，完美地大量生產，工人階級的運動能以此方式有效率地建立──但我不相信
十二 火
真正的組織工作發生在「地面」，遠離了它，遠離每天在洗衣廠冒著危險工作者的生活和身體，我如今置身「空戰」╱她已經三十一年沒出席過工會會議了╱不管我們依此計畫在組織工作投入多少心力，都會被更大的鬥爭吸收利用
後記
誌謝
主要參考書目
關於索迪斯的注記
組織資源
導讀〈下一次的飛行與變性──思考組織方法與工會如何持續戰鬥〉　孫窮理╱《焦點事件》記者
推薦文〈組織者的絮語與提問〉　陳素香╱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勞工運動組織者
推薦文〈漿液與修復──進入他人之痛苦是「飛蛾撲火」〉　周聖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祕書長

推薦序/導讀/自序

漿液與修復──進入他人之痛苦是「飛蛾撲火」（節選）
推薦人 周聖凱（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秘書長）

　　我從一個文學創作者，改投身進工人運動的這幾年，時而想起，美國哲學家桑塔格曾經探問，如何「更有道德」地旁觀他人之痛苦，她將旁觀的情感分為兩種：憐憫和同情。前者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俯瞰，疏離地停在，「我知道你痛苦」。後者要投入更多想像力，將自身放在和他人平等的位置，感同身受他人之痛苦。兩種情感的道德價值或有高下，但都意味「責任的局限」，觀看者對事件當下無能為力，已經和被觀者拉開時空的距離。
　　但，如果越過旁觀的位置，嘗試以實際行動，改變他人之痛苦時，人應該為他人之痛苦負責到什麼程度，又應該抱何情感面對他人呢？這並不只是，文學和藝術如何介入社會的抽象辯證，對工人運動而言、對組織者如我而言，是實際鬥爭存亡的路線選擇，也是黛西•皮特金《飛蛾撲火》欲探究而未竟的核心命題。

　　黛西二十五歲的時候，投身為美國紡織成衣工會的組織者，第一個協助的，是跨國集團索迪斯位在鳳凰城的洗滌工廠，並在其中結識了工會頭人阿爾瑪，兩人並肩作戰、組織工會，共同經歷各種困難，建立起無比深厚的革命情感。
　　從外觀來看，《飛蛾撲火》分成「蛾」和「火」兩條線交互敘事，前者是黛西和阿爾瑪的故事，後者則上溯美國女工抗爭的歷史傳統。寫作手法上，黛西採用書信體，承載她對阿爾瑪的叨叨絮語，然僅能為單向的通訊，因其敘事伊始，是黛西和阿爾瑪的組織關係已然裂解、個人關係隨之崩壞的其後。通書情感充滿對主體修復的深盼，想對阿爾瑪告解，昔日在鬥爭中，組織者「不能」或「不敢」讓工人知道的內面私我。

　　究竟什麼是組織者呢？表面來看，工人理所當然是工人運動的抗爭主體，組織者多為知識分子，像是來自外部的「他者」，資本或社會大眾的模糊理解，組織者更像「滋事分子」，是在抗爭現場靠衝撞換取議題曝光之人。然實際上，組織者真正的工作，或說更深層、更日常的工作，其實是「培力」，協助以為自己沒有條件反抗、只能安分認命的工人，去改變自己和資本的關係，轉化為工人運動的抗爭主體。也賴於此，組織者才能在工人運動中成為主體。

　　要將工人轉化為抗爭主體，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

　　諸多以勞動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例如臺灣讀者熟悉的林立青《做工的人》，大多會描敘工人在勞動現場經歷過的苦難，然其以為改變工人苦難的方式，是寄望社會大眾能有更多同情的理解，進而影響國家法制，而非工人團結起來抗爭。少部分意識形態偏左的作家，例如楊逵的〈送報伕〉、陳映真的〈雲〉等，描敘工人在苦難中，體悟到社會結構或勞資關係的不平等，最終起身反抗，但這是種簡化的敘事方式，反抗的結果是成或敗，楊逵和陳映真都略過了中間的過程，也略過了抗爭主體內心的反覆和成長。《飛蛾撲火》誠是以非虛構寫作，去補足這個在文學中、在報導中都較少被再現的部分，其作為起點的提問是：為何承受同等苦難的工人，選擇會截然有別？
　　顯然，從痛苦到反抗，並非線性的過程。阿爾瑪問黛西，也問自己，我和其他工人為何不同，是因為有人比較憤怒、有人比較害怕嗎？黛西當下以為，戰鬥者和不戰鬥者的差別，不在憤怒或恐懼，而繫乎願景，繫乎人能否想像到戰鬥的好處。戰鬥的好處，就像懸在驢子眼前的一根蘿蔔，對大部分工人而言，指的是直接的經濟利益，吃到了，就可能停下來，一直吃不到，也很難撐下去。戰鬥的好處難道只是存乎人外部的事物嗎？黛西在多年過後反思，戰鬥的意志，「可能是一種變態，一種極度渴望改變，以致自己被改變了的狀態。」 黛西用一個唯美的譬喻，來形容這種由內而生的改變：抗爭者就像毛蟲，要徹底溶解自己原有的身體，爆發成全新的存在，化作撲火的蛾。

　　「蛾」象徵抗爭主體，「火」象徵工人運動，兩者的對位關係，也是工人和組織者的關係。
　　
　　在《飛蛾撲火》中，黛西屏棄了常被放在歷史主線男性工人為主的鐵路工會，而以國際女裝服飾工會為起點，對阿爾瑪道來美國工人的抗爭傳統。一九○九年的紡織女工克拉拉，在群眾大會公開反對男性頭人的妥協路線，發動史稱「兩萬人抗爭」的總罷工。但一場總罷工並不足以改變所有紡織工人惡劣的勞動條件，幾年後，不顧勞動現場安全的三角襯衫工廠，發生一場導致上百人死亡的大火，成為深刻的集體記憶。
　　克拉拉的故事，代表工人運動中的性別不平等，女工想反抗資本，要先反抗滿足現況的男性頭人。且不只是工人，克拉拉而後成為組織者，如黛西自身，也要面對和其他男性組織者間的不平等。黛西的取捨，是藉性別位置，拉起她和阿爾瑪間更多的共同點，更是以自身選定的路徑，將阿爾瑪從勞動現場的微觀鬥爭，往上走進更高維度的工人運動，這同時意味著思考座標和時間座標的新生。
　　然此際的新生，終究也存在著權力關係。明明阿爾瑪是在工廠內部更有影響力的頭人，何以傳道授業者，反而是年少資淺的黛西呢？工人通常是身體歷經痛苦，而後改變了思想，知識分子則反過來，是被思想感召，選擇成為組織者，組織者通常具備更好的論述能力、更高的文化資本，也更有條件占有工人運動的領導權。
　　
　　工人真的都能信服組織者的領導嗎？在抗爭張力最強的時刻，阿爾瑪也會反問黛西，你和我們不同，你領著工會的薪水抗爭，你不會因為戰鬥被解僱。

　　我作為空服員工會的主要組織者、長榮空服員罷工小組召集人，我也時常被質疑：推空服員前進，是在推空服員去死。然而，我曾因對時機的判斷不同，幾度勸說她們不要罷工，我也曾在罷工只有部分成果，空服員想採取更激烈方式抗爭時，再度強烈反對。同一時間發生的故事是，在連日暴雨終於暫停後的罷工棚，某個空服員靠著我肩膀，用忍著淚和鼻涕的聲音說，「我不想放棄，我真的不想放棄。」我問，「為什麼？妳會這麼說，就是想放棄，那為什麼還不放棄呢？」她說，「因為我覺得不甘心，因為會員覺得不甘心。」（未完）

文章試閱

第二章　火（節選）

我第一次談一九一一年的三角襯衫工廠火災是在工會培訓課上。我激動得講不下去，必須用力咬住舌緣才能鬆開哽住的喉嚨。那是二○○四年初，距我們第一次同坐在你家客廳已過一年。我站在二十到二十五人面前──他們都是在鳳凰城積極組織工會的產業內部領導運動的工人：鐵工、屋頂工、油漆工和洗衣工。
這是三日密集訓練的第一天，我應該要簡介紡織成衣工會的歷史，它衍生自已成傳奇的國際女裝服飾工會（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ILGWU），該組織創建於一九○○年，在一九二○和三○年代持續擴展的勞工運動中扮演關鍵角色。我應該要講述的簡史是個開枝散葉的故事，一個工會追著產業跑遍全球的故事。情節大致如下：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服飾業以紐約為中心，那裡的工人組織起來，爭取安全的工作條件與合理的工時和待遇。產業為逃避工會運作而移到南方，那裡的工人也開始組織。於是這產業又遷至墨西哥及中美洲的加工出口區（maquila sector），在那裡，工人也組織起來了。產業再遷往南亞和東南亞，現正移入中國。隨著美國本土的服飾生產衰退，工會將焦點轉向其他產業，如商業洗衣廠，那裡的工人面臨著類似機器上的類似危險，洗滌如今從世界另一頭製造出來的布料。

……

你和其他受訓的洗衣工人都知道哈瓦蘇湖城洗衣廠的火災，知道那個試圖堵住出口、強迫大家繼續工作的經理。將近一世紀前，三角襯衫工廠的經理們從大多數工人無法進入的通道逃出，跑上屋頂。廠房的一個出口上了鎖──公司擔心工人竊取零頭布和線軸，或未經批准便偷懶休息，因而鎖上門，令工人下班時排成一列從唯一的出口離開，還要他們翻出口袋和皮包讓警衛檢查。當火勢延燒整間工廠，工人被鎖在裡面。他們跑到窗邊，爬出窗臺，再爬上大樓的簷口。有些工人跳下來；有些掉下來。經理們逃到屋頂，再往上爬到另一棟建築。從隔壁安全的屋頂上，他們可以看見身體跳╱掉下去。
我想在培訓中談火災和人，談婦女，主要是移民女性，在一個世紀首尾兩端似乎彼此呼應的時刻奮戰。我首先指出百年前──甚至在火災發生前──製衣工人便在紐約市組工會，起初是一家接一家小工廠進行。當時尚未有聯邦政府支持的程序讓工人辦工會選舉，要想強迫公司注意只能靠罷工，所以製衣工人就罷工了。他們要求提高工資、縮短工時，也要求更安全的工廠：不必花錢租椅子坐，將縫紉檯移近窗戶以便更容易看見針，需要時便可去上廁所，清除廠房裡的碎布和成堆線頭以防止火勢蔓延。
這個逐廠進行的策略在一九○九年改變，當時有位名叫克拉拉．萊姆利希（Clara Lemlich）的工人，在一場工會會議上不按順序發言，呼籲總罷工。在場工人紛紛響應，第二天便起而罷工，參加者愈來愈多，最後超過兩萬人。我向受訓的學員，向你和其他工人領袖描述──你們正在組織的同事大多為移民──公眾，尤其是富裕的婦女開始支持工人的經過：她們發現廠方為了遏制罷工毆打少女和年輕女性，而自己每天穿的衣服就是由這些血汗工廠製造；她們再也無法忽視這種暴行就發生在自己的城市，離家僅幾個街廓；她們意識到只要自己願意，便可以走到蜿蜒過紐約製衣廠區的糾察線，站在那裡見證罷工者遭受的暴力。我解釋十三週後，部分因為有錢的白人婦女支持──她們開始將罷工者保釋出獄，但主要因為罷工者本身鬥志高昂，大部分製衣業者──事實上除了三角之外，幾乎每家公司都默默同意了工人的要求。他們提高薪資，設工時上限，並制定一些基本安全措施：消防規約、消防演習與碎布處理規則。我在數月前得知這場罷工的故事，當時和團隊其他組織者坐在汽車旅館房間，但直到上培訓課的前一晚，我才曉得當初三角公司的老闆硬槓到底，拒絕承認工會，不接受上述任何要求，也不遵從兩萬名製衣工人罷工的調解結果。
我就事論事，平靜地講完這部分故事──一九○九年的抗爭及後果，而且我想我當時非常認真，態度就像在傳達某個迫切的教訓，不是基於個人經驗，而是根植於集體的過去。那正是我的感受，覺得培訓屬於一個近乎神聖的悠久傳統：教導工人組織與獲勝的必要技能。但當我開始談三角，那家拒絕與罷工者達成協議的襯衫公司，十六個月後發生美國史上最慘烈的工廠火災，害死一百四十六名工人，我的聲音哽住，不得不停下來，尷尬地站在教室前方，過一會兒才有辦法繼續。
火災的故事對培訓來說並非必要，但對紡織成衣工會很重要──不僅攸關其自我認知、起源與意義，也提醒我們組織工作的迫切與高風險，以及如果輸了會怎樣。講述與重述火災的故事有其目的，每年人們都會聚集在紐約的工廠舊址，全國各地的工會辦事處也會舉行守夜活動，以紀念這場火災。透過這管道很容易激起義憤，那經常是戰鬥的動力。它對我就有這種效果──提醒我這多麼慘無人道：漠視某些人的生命，好讓其他人能從這世界多揩一點好處。但它對我還有別的作用；它讓我情緒激動，組織者──至少我在紡織成衣工會認識的組織者──其實不該這樣，尤其不該在講述用來打動別人的故事時激動失控。我們基於義憤而做這一切，除此之外便不應情緒化地投入組織工作。我們的職責是擔任嚮導，幫助工人打他們的仗，而非我們的仗；要贏取的工會不是我們的，而屬於那些冒險奮戰、被鼓動建立它們的工人。

　　目前保存在各種檔案中的火災紀錄多半以類似文句寫成，某些措辭重複，甚至一字不差，大概因為它們都源自相同的一手資料：當時在華盛頓廣場的旁觀者威廉．薛普（William Shepherd）一面看工廠燃燒，一面打公共電話給記者，記者寫下他的敘述，透過電報發布後登上全國報紙：

我聽懂了一種新的聲音──恐怖得無法用言語形容。那是活生生的軀體加速撞上人行道石板的重擊聲。
砰－死了，砰－死了，砰－死了，砰－死了。六十二聲「砰－死了」。我這樣稱呼它們，因為那個聲音與死亡的念頭每次都同時襲向我。要看到他們落下的過程並不難。高度有八十英尺。
最初十聲「砰－死了」令我驚駭。我抬頭望──看見窗邊有數十名女孩。從樓下往上竄的火焰撲打著她們的臉。不曉得為什麼，我知道她們也一定會落下，我內心有什麼東西──某種我沒意識到的東西──讓我堅持站在那裡。
我甚至看著一個女孩墜落。她揮擺雙臂，努力讓身體保持直立，直到撞上人行道的瞬間，她一直在試圖平衡自己。接著傳來砰一聲──然後是一團靜默不動的衣服和扭曲的斷肢。

這篇報導據稱是即時轉錄薛普的現場敘述，卻以過去式寫出，不同於那些從火災倖存工人的陳述拼湊而成的版本。工人的敘述雖記錄於事後，卻多以現在式表達，彷彿在要求讀者注視他們所目睹的，與他們一同見證這場慘劇。這些檔案許多都保存在組織中──它們關注現今工廠的工業暴力，以及身體在工作中持續面臨的危害；用現在式講述這場火災兼具隱喻與影射的效果。其內容大致如下：
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接近下班時間，大火吞噬了三角襯衫公司所在的埃什大樓（Asch Building）第八、九、十層，短短十八分鐘造成一四六名工人死亡。消防隊的電話在下午四點四十五分響起。一通，又一通，再一通，再一通，總共四通電話。消防員趕到現場，但救不出鎖在裡面的工人。窗戶冒出滾滾濃煙，接著火焰竄出，衝向街道上空。然後工人出現在窗臺上。許多人往下跳。有些被燒死在建築裡。有些人跳向停止回升的貨梯，結果摔死在電梯井。有些人被崩塌的太平梯壓死，那是大樓唯一的太平梯，梯道被屍體堵塞，因為它沒通到地面。廠房裡僅有幾桶水可用來滅火。大樓外，消防員的雲梯只搆得到六樓，水帶的水噴不上九樓，安全網承載不住墜落的身體重量，像紙一樣應聲破裂。

　　培訓前夕我很緊張──那是我第一次幫忙輔導培訓課程。我將是教室裡最年輕的人，是僅有的四名女性之一，也是唯一西班牙話不流利的人。我熬夜準備，複習想講的內容，再三讀我在網路上找得到的那場火災資料，大聲練習發音。我草草寫下筆記，扔掉它們；條列要點，也把它們扔掉。最後，我決定相信自己到時候就會知道要講什麼。
睡著時，我又夢到蛾。鱗翅僅餘灰燼，焦黑的軀體黏在我身上。牠們並沒有真的起火，只是悶燒著。
這種合併的感受至今仍跟著我。有時候，宛如一種聯覺，當我在世界上看見一隻蛾，就會聞到煙味。（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