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大叔之牆：掙脫男性優位主義的枷鎖，日本首位全國性大報女性政治部長的奮鬥實錄

作者簡介

佐藤 千矢子

名古屋大學畢業後進入每日新聞擔任政治記者，2001年成為華盛頓特派員，在美國發生多起恐怖攻擊事件、伊拉克戰爭期間前往當地採訪。曾任每日新聞政治部副部長，並於安倍政權執政期間擔任首相官邸主任。2017年成為每日新聞「首位」女性政治部長，同時也是日本全國性大報第一位女性政治部長，此後，曾任大阪本部編輯部副部長、論說副委員長、東京本部編輯部副委員長，現為每日新聞論說委員。

譯者簡介

高彩雯

臺灣大學中文系、中文所畢業，東京大學亞洲文化専攻博士課程修畢。現為中日文譯者。近期譯作有《臺南日式建築紀行》（鯨嶼出版）、《日本民藝與手工藝》（日出）、《平家物語 犬王之卷》、《skmt ?本龍一是誰》（大塊），共著《水水蘭陽，百年電火》等。 譯稿賜教及工作聯繫：[email protected]

書籍目錄

序言

我也是大叔嗎？
日本社會的真心話？
女性政策的「騙局」
「大叔」是什麼？

第一章 擋路的大叔

面試時的「倒茶」問題
大清早和深夜都得跑新聞
讓支局新進記者痛苦的工作
電話中暴露的偏見
男女工作的模樣
調到充滿不安的政治部
那一年，女性政治記者快速增加
日本獨有的記者俱樂部制度
來自總理秘書的抗議
每天「搶位子」競爭
能捨棄女性特質全力投入工作嗎？
把女性氣質當作武器的記者
被梶山靜六盯上
政治記者的生涯瓶頸
成為第一位負責經世會的女性記者
一句話所引發的茫然與恐懼
記者方完全敗北的金丸記者會
「真正的比賽要暗著來」
命中註定負責梶山
男性記者的霸凌
「女人不懂政治」
夜間的「一對一」採訪
女性記者的利害得失
懷孕記者深夜跑新聞

第二章 騷擾的現場

最愛胸部的大議員
意料之外的淚水
那是性騷擾嗎？
鄉下的性騷慣犯是警察
被獻祭的女記者
大議員秘書的深吻
大企業保險公司的性騷擾日常
在宴席上的「性別騷擾」
伊藤詩織的舉發
財務省的「大叔」感
沉默的壓力
男人的過度反應
不反省的社會

第三章 我討厭「首位女性○○」的說法

玻璃懸崖
「如果妳是男人早就出人頭地了」
晉升政治部長的第一個通知
《週刊文春》報導了五位女部長
成為華盛頓特派員
「佐藤完蛋了啊」
不會逃走的女人
多方拜會政治家
安倍政權的高牆
訓練自己在人前說話
男人堅強的連結
女性政治部長座談會的迴響
想成為什麼樣的上司呢？
身為政治部長的未竟工作
五位女部長後來的故事
和兩位女性論說委員的相遇
媒體界的女性管理階層
有小孩的女記者
不平衡的感覺，只要用錢就能解決？
「細水長流」型和「輕鬆出入」型
老實說雖然很羨慕

第四章 女性議員的高牆
女議員的數量竟然減少了
自民黨總裁選舉的兩位女性候選人
「我出馬吧」
高市早苗的立場
對「女 vs.女」的戰爭表達「恐懼」的聲音
停滯不前的夫婦別姓討論
野田聖子揭發的目標
「鐵娘子」還是「母親」？
倒退的岸田文雄
大叔的石蕊試紙
「第一位女總理」的可能性
稻田朋美的變節
少數的女性參選人
假裝沒發現？
放棄了女議員的男秘書
金錢、制度、投票騷擾
被丟下的日本
這哪是別人家的事？
先從增加數量開始
成為日本記者俱樂部發言人

第五章 要推倒高牆的話
再度挑戰的機會
問題還是在於「數目」
性別角色的「意識」改革
女性也能賺「錢」的社會
缺乏典範的「退休女子」
多元時代的領導者
結語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言

女性政治記者所經驗的「高牆」
　　那是我剛當上政治記者不久的事，有一次晚上要去跑新聞之前，跟某大報男記者小酌幾杯，他對我說，「想從這麼多記者中出類拔萃、緊咬住政治人物的話，該怎麼做呢？就要思考該先『排擠』哪些其他家的記者。如果是我，大概會選擇先排擠女記者吧，因為最容易啊。」
　　當時，是海部政權下的一九九○年代、自民黨最大派系經世會（竹下派，現在的茂木派）的全盛時期。
　　那位記者大概是用一種「所以妳要小心點喔」的輕浮態度來「勸告」我吧。可是，如果因為「是女性」這個理由就被排擠，根本無從小心起。
　　順道一提，所謂「排擠」，意味著你無法進入政治人物的會議，或是記者同業交換情報的場子。也聽過別的男記者有點自誇地說，「和政治人物熟起來的最好方法，就是一起玩女人。彼此都掌握對方的恥部，一下子就能和樂融融了。」
　　當然也不全是這種記者。不過，當時氛圍，是可以公開發出這種言論的。即使我感到不快，也不會反唇相譏，只能禮貌陪笑，安靜地聽。
　　然後，我茫然地想著，「如果真的被排擠了，只好靠『單槍匹馬』的方式取得情報，來和同業一決勝負了」。「單槍匹馬」就是一對一單獨採訪。「為了越過這面高牆，即使做不到男記者一點五倍的努力，至少也要付出一點二倍的努力才行吧。」
　　說到女記者，特別是政治線的記者，很多人也許會聯想到所謂「女強人」的形象。然而，真相可沒那麼帥氣。回顧我自己的記者生涯，也遇過相當悲慘的事。再說，現在說到「女強人」，一般人的想像，可能已經不是「帥氣」，而是「不想變成那樣」了。
　　我的政治記者生涯就這樣開始了，為了方便讀者更了解我的故事，在此想先簡單自我介紹。
　　我當上報社記者，是在一九八七年，〈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實施的隔年。我進入「每日新聞」，先是在長野支局工作，而後於一九九○年被分配到政治部。
　　擔任政治記者第一年的夏天，我負責跑首相官邸，也就是跟總理和官房副長官的線，那時，發生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波斯灣戰爭，是日本外交與安全保障政策的轉捩點。
　　一九九二年，我在跑自民黨竹下派那條線時，竹下派的會長，也就是時任副總裁的金丸信，收了東京佐川宅急便的五億日幣非法政治獻金，事跡敗露，因為事件相關的處理問題，導致竹下派的分裂。
　　隔年，我跑自民黨幹事長的線，那時，因為先前竹下派的分裂，再加上後來因選舉制度改革而產生的對立，又導致自民黨的分裂。眾院解散和總選舉的結果，非自民黨的細川聯合政權成立，自民黨淪為在野黨，二戰後，日本政黨政治的「五五年體制」 就這樣結束了。
　　之後，我在大阪社會部負責橫山knock 大阪府的政治事務採訪，從九一一恐怖攻擊後到伊拉克戰爭爆發期間，我身為特派員，派駐於美國華府，不過基本上我仍然是政治部的記者。
　　到了二○一七年，我成為日本全國大報的首位女性政治部長。全國大報，指的是《朝日》、《每日》、《讀賣》、《日經》、《產經》這五大報。一直到「令和」改元前一天，也就是「平成」的最後一天──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為止，我已擔任政治部長兩年又一個月的時間了。
　　我一直很討厭「第一位女性」、「首位女性○○」等說法，關於這件事，我稍後再說，在此請容許我先省略。
　　我的政治記者生涯，和「平成」幾乎重疊。日本政治在冷戰體制崩壞後，進入了持續漂流、迷航、停滯的時代。
　　這本書，以這個時代為背景，想寫下關於一個女性政治記者所經驗、感受到的男性社會中的「高牆」。

文章試閱

意料之外的淚水
另一個是已經過世的大議員和我之間的事，這件事發生在二十年前。深夜跑新聞的記者們，幾乎每晚都擠在那位議員宿舍的房間，議員則是會和記者們談一個小時左右。某個晚上，湊巧其他記者都沒來跑新聞，議員只好和我進行一對一的訪談。一開始是老樣子，我坐在沙發上稀鬆平常地和議員聊天，突然間，他靠了過來，並用手腕環繞著我的肩膀把我抱住。當時我說了好幾次「請住手」，但他還是不肯停下，最後我只好揮掉他的手逃了出去。那時我看見了在別的房間等待的秘書，秘書一點也不驚慌，就只是很平常地待在那裡。
議員的行動嚇到了我，秘書的表現也是。很明顯的，秘書對議員性騷擾他人的狀況早已習以為常，我無法停止想像「到底有多少女性遭遇了跟我一樣的事」。
那一晚我向兩位男性前輩記者報告這件事，也討論了後續的處理方式。前輩們聽完後馬上表示：「不要再去他那裡跑新聞了！就算拿不到情報也沒關係。」當時，這位議員並不是可以被放著不管的小人物，從報社的角度，一定會想要他提供的情報，對於他們的反應，我感到很欣慰。如果他們告訴我「挑男記者在的時候去就好了吧！你採訪時自己要小心點。」或是叫我乾脆不要負責這位議員了，我一定會感到沮喪。
「不要再去他那裡跑新聞了！」，公司即使付出失去情報的代價，也要守護記者的態度非常堅定。如果是「採訪時小心點吧」或「你就別負責了」的態度，乍看之下好像是體貼記者，但依舊把能不能拿到情報當作最優先，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異。
因此，我對前輩說：「不，明天開始，我一樣會在晚上去議員宿舍跑新聞。但我會小心不要和議員單獨相處。」在那之後，我很平常地在晚上去跑新聞，平安無事的把工作做好了。再次見面時，議員和秘書都像是完全沒事般，不，比起沒事，可以說是完全不在意，他們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罪惡感。
在座談會分享這件事時，席間有位男性工作人員表示：「性騷擾這種事沒辦法預防。重要的是，性騷擾發生後周圍的反應。」聽到這句話的瞬間，我的眼淚無預警的噴了出來，心想「明明應該已經忘記了才對，這件事居然成為了我的創傷」除了向前輩報告之外，是我第一次談論這個性騷擾的經驗。
應該有很多女性跟我一樣，把自己的感受封印起來，儘量不去回想，只是跟平常一樣過生活。在寫性騷擾這個主題時，我訪問了好幾位女性，很多次都能感覺到「她也跟我一樣，用封印情緒的方式，才能讓日子繼續過下去吧」。

那算是性騷擾嗎？
身為政治記者，在自己遇到性騷擾的經驗中，還有一件事讓我始終難以忘懷。那是我當上政治部記者的第二年，宮澤喜一、渡邊美智雄和三塚博三人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互相競爭。當時為了要獲得總裁選舉的情報，每天早上，記者們都會聚集在某位中堅議員宿舍的房間。這位議員非常體貼，為了照顧記者們的健康，準備了大量的沖泡式味噌湯，說「早上一定要喝味噌湯吧」，也會體貼地幫每個人倒熱水，是個溫柔的人。
某天早上，很偶然地，其他記者沒出現，變成我和議員一對一採訪。我們兩個像平常一樣，在廚房一邊喝味噌湯一邊聊天時，他突然說：「妳應該常常睡眠不足吧？要不要稍微睡一下？」，接著他就去隔壁房間把棉被拿過來，開始把棉被鋪在榻榻米上。我婉拒之後，很快地離開現場。議員年事已高，又是一個體貼的人，而且還是早上，那樣算是性騷擾嗎？我陷入了混亂，馬上跟前輩討論。
前輩記者表示：「太誇張了吧！就算累了，怎麼可能在那種地方睡覺啊！那個大叔真是的！還好妳拒絕了。」後來想想，那是很明顯的性騷擾，但我當時還年輕，作為記者的資歷也淺，又因為完全沒把年老又體貼的議員和性騷擾連結在一起，差點就陷入「這樣的話，我就恭敬不如從命，稍微補個眠好了」的危險狀況。
除了上述的經驗之外，在一九九零年代，也發生過另一件事。當時一位大老議員答應接受我的採訪，卻因為是複雜的案件，希望可以面對面採訪。在和他約見面時，他卻說：「我想拿資料給妳，再好好談談，妳能不能到我旅館的房間慢慢聊呢？」。因為是熟識的議員，我不知道該不該答應。和前輩聊過後他卻說：「絕對不能去」。那位前輩連理由都很仔細地講給我聽，「即使什麼都沒發生，如果被別人看到妳進了議員的房間，那就是百口莫辯。」聽完他的分析後，我覺得確實不妥，我便拒絕了對方，「我不能去您的房間」，議員還糾纏著「這樣的話，能不能到房間那層樓的走廊來呢？」我也拒絕了這個提案。結果，對方很不情願地到旅館底下的餐廳接受採訪。
身為記者，我後來並沒有和這位議員撕破臉，但假設那時被對方強迫進去房間，或前輩給我的建議有所不同的話，會怎麼樣呢？我直到現在也時常在思考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