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中華博弈：抉擇世界秩序的全球競爭

作者簡介

王飛凌（Fei-Ling Wang）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曾任教美國軍事學院（西點軍校）和美國空軍學院。在中國、法國、義大利、韓國、日本、澳門、新加坡、台灣等地的十餘所大學擔任過兼職、榮譽或客座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和中美關係。

已出版中英文著作七種（含合編兩種），包括《中國紀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和《中國的戶口制度》。另發表中英文文章數十篇，部分已被譯為法、義、韓、日文發表。曾在多家國際媒體受到採訪，包括半島電視台、美聯社、BBC、CNN、《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

譯者簡介

蔡丹婷
師大翻譯研究所畢業。住在風的城市，和家人過著平凡的小日子，喜歡窩在家中推敲字句的時光，為能過著自己想要的日子而深深感恩。覺得能從譯書過程中吸取新知、碰觸到不同的生命和世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譯有《形狀》、《更快樂的1小時》和《中國紀錄》等書。

書籍目錄

圖表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銘謝
引言
中華博弈╱章節安排

第一章　中華博弈：全球競爭與世界秩序的規範性分析
不尋常的博弈╱秦漢政體與中華秩序╱分析框架╱三項假定╱中華博弈與冷戰之比較╱選擇的後果╱成功機率╱規範性評估之原則╱關於全球化╱對偏好和標準的進一步思考╱認識論問題

第二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從世界共產主義到命運共同體
動機與路徑╱核心利益：世界革命或共同命運╱全方位努力與外事無小事╱黨有黨享的外交政策╱人民付出的代價╱對中華民族國家的影響╱服務與損害╱北京外交活動的國際影響╱劣幣洪流╱有中國特色的交易╱參與中華博奕機不可失

第三章　中美競爭：為了自身生存以及整個世界
生存性競爭╱挑戰者╱志存高遠、著眼全球╱中國的力量與目標╱漢學現狀╱中國研究之研究╱重定典範模式╱美國對華政策的重新定位╱意料之中的左右搖擺╱在美國的中華博弈╱冰川已經移動

第四章遏制與轉型：管理中華博弈之戰略框架
分析參數╱遏轉：內容和目標╱博弈之現狀╱擊潰黨國、消弭種族主義╱如何成功博弈╱全球性競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博弈╱賦能賦權於中國人民╱更多的賽道與捷徑╱贏得中華博弈與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博弈與國際和平：成本矩陣

結語　中國和世界的未來
引用文獻與資料

文章試閱

試閱1
引言
在本書的兩本前傳《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2017）及《中國紀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2023）中，筆者試圖探討中國的政治傳統和世界觀，並評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多年的紀錄。作為中國三部曲中的第三卷，本書試圖回答有關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力崛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應對等問題，並在此過程中考察人類文明的不同替代方向和組織最優化。本書傳達的簡要訊息是，人類正面臨一個重大抉擇，在相互競爭的塑造國際間及各國內部政治組織的不同世界秩序中擇一而從。本書提出的政策參考可能會挑戰一些主流觀念，並令許多既得利益者不快。筆者並非不知本書貌似不夠謙遜，也預料可能會受到反駁與漠視。確實，關於洪濤將至的不祥預感以及避開禍患所需採取的艱鉅努力，人們通常都不願聽信、置之不理，直到船隻在錯誤的意圖和無數關鍵時刻小決定的共同推動下，陷入深淵、回天乏術。一個無法逆轉的轉折點，往往得隔著一段時空的距離，才能讓人清晰看見。一如既往，事後的反事實分析和回顧時的嘆服與欽佩，確實只會是些美味的禁果，而且常常是為時已晚、於事無補。
更具體地說，本書關注的是當前正在展開的關於人類文明方向的一個決定性抉擇：人類是否會繼續發展西發里亞（Westphalian）體系以及其當前型態，所謂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LIO）即主權國家之間分權分立的國際關係世界政體；還是受到世界政治統一的誘惑，最後不可避免地導致世界帝國，猶如那曾經集權統治歐亞大陸東部的整個已知世界許多世紀的中華秩序（China Order）？關於如何安排和治理世界的諸多提議和爭論，既不新鮮也不罕見。在政治上統一整個已知世界既是一種頗為「天然」的行為，也是一種古老而「普世」的理想。人類歷史見證了在許多「世界」建立世界帝國計畫的成功與失敗，包括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世界、地中海——歐洲世界、印度世界、中華世界、蒙古世界和中美洲世界。自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城邦以來，許多國際關係體系都存在過，但這些體系彼此之間基本上是互相孤立的；它們最後大多數都是被一個「世界」帝國的皇權所終結。事實上，這些帝國受到地理和技術的限制，只涵蓋了各自文明的整個已知世界；它們還從未真正地成為統一全人類的政體。然而，當前擁抱世界政治統一的選擇，實實在在是全球性的，而且可能是不可逆轉的，因此具有前所未有的緊迫性和無與倫比的重要性。這?有著關鍵性抉擇常有的風險，因為有各種訊息的「模糊雲霧」、無窮無盡的不確定性和非理性、人天生的「務求精確」而帶來的遲疑不決、以及對「道德確定性」的路徑依賴。此外還存在著一種不尋常的風險：這項抉擇具有空前的整體性規模，而且很可能將是無法改變、無法回頭的。
中華博弈
關於世界秩序的重大抉擇，現在以一場史詩級的較量形式鮮明地呈現出來。崛起的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領導下的西方所塑造的現有世界秩序（所謂自由國際秩序）之間，展開了以中美競爭為核心的「中華博弈」。這場全球競爭中互相衝突的兩方，代表了作為人類組織主要單元的民族和國家之間的兩種對立秩序、不相容的人民權利和價值規範、不同的政府治理方式、不同的國家與社會及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以及截然不同的人與自然關係。因此，中華博弈攸關全人類的命運，因為這些不同的世界政治秩序，最終會導致全人類的安全、安寧、正義、創新和效率截然不同的優化程度，因此關乎人類文明的塑造或重塑、方向或改向。
本書聚焦於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政治組織，面臨在競爭領導者的帶領下的不同的、可替代的世界秩序。人類長期以來一直是以思考如何優化其「歷史動力學」（historical dynamics），來探討有關世界秩序的問題，因此人類文明的發展並不是完全偶然、自發的。事實上，基於國家主權平等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本身可能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在2019年和2020年，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召集的美國和國際知名專家小組，確認了當前世界秩序及其領導的又一次深刻轉變——也許是決定性的「重整秩序」——的可能性及傾向，並對相關的不確定性和可能性進行了嚴肅而深奧的推測。2021年，一群西方國際關係學者聯合發表了一組文章，試圖指出現有世界秩序面臨的多重、嚴峻、在某些情況下曾被忽視的挑戰，包括中國實力的崛起，而這可能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從內部及外部」改變現行的自由國際秩序。一些中國分析人士在2021年公開主張，「一場以世界秩序全球治理為中心的偉大競爭（和）偉大變革」即將來臨，其程度是「百年未見」或「四百年來第一次」；一位負責「公共外交」的中共高級官員在2022年公開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堅定地決心在所有領域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競爭，（並且）必須贏得這場競爭。」毫不奇怪，這些宏大的言論往往還是文雅禮貌地含糊其辭。
然而，本書打算不謙遜地直言不諱，敘述世界是如何正面臨可替代不同世界秩序之間一個重大而現實的抉擇，又將如何前行。其中一條道路是繼續維持西發里亞式世界秩序，即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體系，讓人類繼續進行比較和競爭，也包括為實現擁有更多可能性的未來而爭鬥，從而為全體人類實現整體最大的優化。另一條道路則是在政治上將全球統一為一個政權，類似於中華秩序式世界帝國：人們隨波逐流，享樂主義菁英過度擁抱及時行樂（carpe diem），並因制度倒退而頹廢，使人類文明陷入次優化甚至災難性的境地，不可逆轉地重演那不遠的過去。
如何利用舊智慧和新技術，安穩經歷西發里亞世界秩序下的全球化潮流，以維護（或破壞）人民主權和自由民主法治，看來將是所有國家面臨的一項關鍵挑戰。更具體地說，美國十八個政府情報機構在2021年3月聯合預測，「中國與美國領導的西方聯盟之間」的博弈和對抗將更加激烈，具有「反映其核心利益和意識型態的關於不同國際體系和治理願景的競爭。」太平洋彼岸的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習近平於一個月後宣稱，對於「人類向何處去？」這一緊迫問題，「做出明智選擇」是當務之急。五個月後他在聯合國進一步宣布，並於2023年3月向外國的政黨領袖們再次重申，「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能人想的都很類似，即使觀點正好相反。
這一抉擇的核心是，誰是當前國際社會的領袖，這將決定世界的秩序和領導方向——這也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挑戰者中共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進行「中華博弈」的最終大獎。中共的所謂竊盜統治（kleptocracy）遠不只是一個國家如何治理和行為的問題，它代表了一種可行的政治治理模式；這種模式顯然對人民不利，但卻對少數野心勃勃的人極具吸引力，而且它愈來愈強勢，進而「威脅全球安全」和福祉。美國總統拜登在2021年秋宣稱，「貪腐加劇不平等，吸走國家資源，跨越國界蔓延，帶給人類痛苦。這無異於二十一世紀的國家安全威脅。」2021年12月，美國分析人士發出警告，全球競賽已進入「最危險的十年」，如果他們想「避免出現他們無法承受的結果」，美國人必須以「一切手段」最大程度地對抗中國，因為「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幾乎就像是為了解釋所謂的「結果」，2022年秋和2023年春，中國學者直白地再次宣稱，即將發生不可避免的「國際治理」「百年變革」，從西發里亞體系轉為單一的「全球治理」，「一個地球村（……）人類命運共同體」，並重新確定「誰治理」和「誰被治理」。
事實上，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之時起，中華博弈就已經展開了。但卻很大程度上被美國忽視、假定或希冀其不存在，直到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近在世界舞台上嶄露頭角。無人能保證中華博弈的結果，而且這場競賽變得愈來愈艱難、昂貴。鑑於人口規模和潛力、其眾多特殊之處以及悠久的歷史，中國確實可能成為一個可行、替代、甚至更好的世界領導者，正如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個世紀前所預想的。這種對可能性的事實陳述（現在被許多人認為是可行甚至不可避免），只會令我們更有必要慎重考慮人類在選擇世界領導和秩序時所面臨的規範可取性、政策偏好和有意識的行動，正如本書所主張的。只要正確看待、及時應對，就很有可能成功管理「中華博弈」，依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所有人的最大利益，積極塑造未來。
透過一項針對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力崛起的綜合策略，我稱之為「遏轉」（Contaformation）──堅決遏制和明智交往去轉型和整合中國，人類有絕佳的機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要麼無力要麼無意乃至既無力也無意去改變西發利亞世界秩序，避免文明倒退去接受政治治理與世界秩序之次優化替代方案。而此後，一個全面參與、運作良好的新中華博弈是一項宏大的全球競賽，其本身是自然的，對人類文明的健康和進步至關重要。
用相當完善的博弈論的理論語言來說，對於中共政權和美國╱西方領導地位（以及西發里亞世界秩序本身）而言，中華博弈（以及中美競爭）看起來近似一場零和賽局（zero-sum game）。也就是它在本質上是不對稱、不合作和連續的。但其實它包含了一些非零和賽局（non-zero-sum game）；對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而言，它甚至可以成為一場合作式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的新中華博弈。如果管理得當，這場全球競爭可以像其他國家之間的競爭博弈一樣有益。因此，對中華博弈的最優管理，意味著堅持不懈並從激烈的競爭中獲益，同時安全地維護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盡可能避免中美戰爭，將兩國對抗之間的「固有的系統性和全球性戰爭」保持在「低強度」水平，而不是「高強度衝突」或全面戰爭；以及將中國轉變為一個沒有中共統治模式和追求的大國。
章節安排
本書的第一部分，即第一章，是對中華博弈的整體介紹，這是一場關於世界權力、影響力和領導地位的史詩級競賽，最終將決定人類文明的命運。這場競爭的目標是維護還是取代冷戰後版本的西發里亞體系，也就是目前由美國及其西方盟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急切地發起挑戰的是在中共領導下為政權生存而奮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力量。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占據著中國和中國人民，從世界上人口最多（2024年以前）的國家兼第二大經濟體中攫取海量資源，利用許多形形色色的盟友進行世界政治重組，挑戰民主法治，推動政治全球化；其最低目的是為求獨裁政治在世上的安穩，其最高利益則是要打造一個世界共產主義或中華秩序旗號下的世界帝國。在這場生存博弈中，除了兩個對立政治體制的存續之外，還攸關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人類福祉。
為了分析中華博弈並思考加以適當管理的理由和方法，有必要引入一些假設、原則和參數，來支持對競爭者的規範性評估。正如我在本書的兩部前傳中試圖證明的，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可行且強大的國家，但它只是一個西方作為領導者治理世界的一個次優化且不可取的替代者；而它所代表的中華秩序式世界帝國政治集權更是當前西發里亞世界秩序的一個次等替代方案。我將進一步討論全球主義和國家利益、正義和共同利益、國際關係中的權力轉移，以及為什麼美國仍然是西發里亞世界秩序最不可能的破壞者和強有力的最終捍衛者。經過對偏好、知識論和勝利意義的考量，我提出對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來說，優化管理中華博弈並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可取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本書的第二部分，即第二章和第三章，討論了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的舉動以及北京海外行動的影響。其中心論點關乎中國挑戰所帶來的緊迫性和風險。在一個偏好平等人權和全球主義至上的時代，對世界上最大（2023年後第二大）人口的嚴格和剝削性控制，為中共實現其全球追求提供了強大的手段。漢學在多元化的西方（尤其是美國）令人遺憾的困頓處境，再加上中共有力並有效地建立其全球「統一戰線」，這些都大大提高了北京的勝算。因此，在與美國競爭重塑世界政治、為全人類重建類似中華秩序世界帝國的全球博弈中，這個不擇手段的的威權政權常常顯得強大有力，甚至無往而不勝。
儘管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維持權力方面取得驚人的成功，並在尋求全球野心上變得愈來愈有力，但人們發現它本質上是次優化、脆弱，在國內外都存在深層的缺陷和弱點。這些缺陷可以被中華博弈中的對手有效且廉價地利用。
北京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與其國內政策一樣，成本高效益低、不可取且次優化。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中國人民的生命和資源付出了天文數字的代價，並經歷了許多失敗，除保障了統治菁英的權力並使之致富外，在外交上幾乎沒為中國人民或中華民族做出什麼貢獻。中共政權的追求與中國國家利益之間的差距和衝突愈來愈明顯，使得黨國透過武力和欺騙進行治理的成本變得愈加高昂。由於效率低下、貪腐猖獗，北京嚴重依賴著西方的善意、天真和麻痺；它使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低迷，權利和自由受到侵犯，並面臨民眾抵制和人口結構不利等日益嚴重的問題——所有這些都是西方透過重新定位、協調一致、明智努力可以打擊利用的關鍵目標，從而延遲、限制和改變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四章是本書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描述和闡述了管理中華博弈的有效且高效策略的可行性和可取性，即所謂的「遏轉」，遏制和交往引向中國的轉型和整合。
在簡短回顧中華博弈的性質和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系統性挑戰者後，我討論了一個堅定遏制和明智參與的戰略方針框架，使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從全球競爭中受益，避免秦以後中華世界的歷史悲劇重演。這項策略有三個層次重輕分明的目標：
 阻止中共的政體模式成為國際社會新領導者並阻止政治集權化替代世界秩序；
 盡可能避免中美之間發生直接戰爭；
 在社會政治與價值觀念上改造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使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
我以為，這種對中華博弈的全面管理，搭配合理的目標和精心調整的方法，將使西方和世界，包括中國人民，能夠切實可行、可負擔地從中華博弈中受益，並以最低成本和可承受的附帶損害取得勝利。透過促進和鼓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政治轉型，但主要留給中國人民來完成之，中華博弈最終可能會以驚人的和平、有益和迅速的方式結束。
結語部分是對本書和整個中國三部曲的一個簡要總結，並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情景提出幾項推測。
「引用文獻與資料」與注釋一起，列出了本書引用的著作和資訊來源。
（摘自：《中華博弈》，〈引言〉）
試閱2
〈第三章 中美競爭：為了自身生存以及整個世界〉
漢學現狀
辨別中共黨國崛起及中美競爭的性質和影響，以及整個中華博弈的知識論挑戰，往往因漢學（通常被稱為中國研究）淒涼的境況而變得更加複雜，特別是在美國。有鑑於不採取行動的後果是如此嚴重，西方漢學界在感知、報導和關注與中華博弈的意義、規模相關的訊息方面，其模糊混亂和遲疑不定的情況實在頗為驚人。2021年，一些美國漢學家公開歎惜美國自七○年代末以來對華「接觸」政策的「結束」，並想知道研究中國的學者們如果採取了一些不同的做法，是否可能避免這一命運；而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分析人士則很慶幸地認為，許多西方漢學家一直有效地「保護和幫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那「被忽略」的崛起。
一些極為聰明的人已經撰寫了無數複雜且具爭議的關於中國的書籍和文章，近年來，隨著北京無可否認地變得更自信和強大，則更是如此。2018年，一本包含中國研究領域一些最知名學者文章的書籍，探討了三十六個有關中國的重大問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報告提出了一個關於「七個中國」的「政策框架」。幾個月後，蘭德公司（RAND）的一份報告建議，則使用遷就和勸阻的方式，讓崛起中的中國在合作、「共享」的多邊世界秩序中占據「更大分量」，使之繼續當一個「有條件的支持者」。隨後，也許是標誌著一種覺醒，兩名前美國對華政策的資深操作者（兩人均於2021年以類似身分重新加入政府），於2018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撰文總結，認為美國幾十年來對中國的看法基本上是錯誤的。一年後，由美國一些頂尖漢學家、前資深官員和外交官組成的美國對華政策專案小組，發表了一份名為《路線修正》（Course Correction）的報告，主張採取更加「有效和可持續的對華政策」。連同其他一些已發表的文章，該小組承認美國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打交道方面的失敗，以及世界各國之間力量分布的不可避免的轉變。它指出了人們對北京的不滿情緒以及「美中關係的急遽惡化」，但對於如何應對不斷崛起的中國實力和野心則持謹慎態度。簡而言之，美國一些最優秀人士關於中國的建議，似乎仍是一種合情合理但遲疑不定的混合體，即照常行事和順勢而為，對於與北京合作而不是競賽，繼續抱有很高的希望，冀雙方都能表現出足夠的靈活與務實，在忍讓下持續共存。
2020年，在源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席捲全球、造成驚人的死亡人數和金融崩潰之際，菁英和公眾都出現了史無前例但也許合情合理的「全球對中國的反制」。然而，主流漢學家和中國通的態度仍然是模糊和猶豫為主，夾雜著基於不同猜測的頑強希望和善意。2020年編纂出版的一本書（可能是在疫情之前編寫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各個方面進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調查，其中十五位知名中國觀察家達成了共識，即專家們應該「對中國逐步融入國際秩序的複雜性，提供全面而詳細的了解。」許多最敏銳的中國觀察家，對中共統治下五分之一的人類同胞，依然抱持強烈且真誠的一廂情願和善意，即使這些情緒日益明顯地頗為誤置而且無用。2021年初，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發現，「中國對美國重大利益的威脅，比來自俄羅斯的威脅更甚」，但又援引幾位漢學家的話，呼籲進一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更多包容措施，包括「放棄」台灣和南海，作為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克制和撤退主張的一部分。
2021年，一群美國頂尖的中國研究學者公開承認，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可能已經結束，中國研究學科可能飽受了廣泛的失真、麻木、遲緩和異想天開的困擾。然而，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漢學家們似乎更多地在表達他們的悲傷和防衛心態，而不是從誤解中醒來並糾正錯誤，從而樂於不再採用「有缺陷」的策略，他們在這個策略中確實已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且通常還認為只是因為習近平個人，而不是中共本身，而導致該接觸政策的失敗。前面提到的美國對華政策專案小組，在2021年以更加尖銳的語調發布了第三次報告。報告指出，連同其他發現，「中國政府表現出令人驚訝的被圍困感」、「過於集權」，並且「北京在使其供應鏈擺脫對美國依賴方面所做的『脫鉤』努力，比美國反方向的同樣努力做得更多」。不過，它提供的一長串具體政策建議依然顯得相當的不連貫、零散，而且缺乏整體戰略的基礎。一些本身頗為深思熟慮的想法，缺乏條理甚至相互矛盾，帶有一廂情願的痕跡。 2022年初，一位因與中國政治異見人士有聯繫，自1989年以來就被北京禁止入境的美國漢學元老稱，關於中國崛起而帶來「生存威脅」的政治化言論，「加強了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因為中國除了其自身的國家安全需求之外，並沒有真正擁有「一個世界秩序的替代願景」。
令人好奇的是，最近西方要求針對中國採取調整的、不同和更有力措施的呼聲，往往來自「主流」漢學家或中國學者圈之外，這或許也反映了中華博弈的現狀以及北京在西方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此外這些警告和呼籲，幾乎自然而然地招來了漢學領域許多資深人士的攻擊火力。2020年秋，在享有盛譽的《外交事務》論壇上，一群著名的中國通人士貶低一位知名政治學家（但他並不是一位專業漢學家），稱他為「鷹派」，因為他呼籲「反擊北京」來「回應（中國對外的）侵略性」。被指控者則不得不解釋說，他並不主張美中「完全脫鉤，而是部分脫離接觸」，並不是真正對北京懷有「政權更迭的衝動」。似乎許多知名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都在謹慎而機巧地行事，將關於中共黨國的嚴厲觀點一概視為不言而喻的錯誤和實實在在的邪惡。幾個月後，2021年4月，《外交事務》在其網站上發表了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的文章，呼籲達成以「一個中國願景的全球秩序」為特色的「新接觸共識」，並由中美「二強（作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來共同領導。無論它是鷹派還是鴿派，這篇文章都沒有受到專家們的什麼反駁。
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漢學狀況，可能表明了西方文化裡自由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局限性，它們變成了一種頗為自相矛盾的非自由主義，避免對一個「特異」的政治或文化實體做判斷；似乎評判其他文化就辱沒了作為自由知識價值觀傳播者的尊貴地位。正如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所發現的，西方知識分子常常基於各種烏托邦式「受命者的願景」而不是對現實世界的考慮，提出一些「極為錯誤乃至災難性的處方」。這種現象在漢學中同樣可見。正如漢學家兼經濟學家諾頓（Barry Naughton）在2021年做出的結論，漢學界對中共黨國的政治經濟，「錯誤」解讀和「失敗」預言均存在，「沒有考慮到中國共產黨那令人咋舌的強大而全面的力量」，「沒能預見」該黨國的重要特性，並且「後知後覺，極為遲鈍（……）延誤了我們對中國挑戰的反應」。正如許多西方（尤其是美國）知識分子對冷戰後全球化的誤讀和過度讚揚一樣，無數漢學家似乎也誤解了中共的本質、思想和行動，後果嚴重，沒有遁辭。
根據2022年發表的一項針對美國漢學家╱中國通群體的社會學研究，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在2017年後才出現「脫離『（美中）接觸』的典範變遷」；這是由三個過程即「政治化、職業地位競爭和個人化」或「三種形式的鬥爭：政治、職業和個人」所驅動的。對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標準對華「接觸」政策提出直言不諱的批評者，通常是較不著名、非主流、非典型的，甚至是被邊緣化了的中國觀察人士，包括一些前軍官、前情報官員和記者，以及之前未受矚目的專家。對中共黨國「利用你們自己的制度來勒死你們」的手段，利用諸如言論自由、開放市場、開放訊息，以及平等的人權和公民權利來削弱和摧毀西方和美國的手法和策略，一些最深入和深刻的分析卻是出自許多漢學家認為是邊緣或與有污點組織相關的人士。
另一方面，正如一位前美國國家安全官員所感嘆的，一些備受尊敬的美國賢哲「晚了幾十年才認識到中國的侵略本質」。2021年底，正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似乎開始將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共同的「全球挑戰」時，兩名美國學者在兩個最具影響力的論壇上發表了基本相同的文章，繼續淡化對北京全球野心和能力的擔憂，呼籲更多理解和適應那緊張不安的中共領導層（其權力可能已經「達到頂峰」），並採取措施來「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絕望而發動熱戰。
令人驚異的是，大約四十年來，西方許多知名的漢學家和華裔、非華裔的中國通常常緊密團結，小心翼翼地避免惹惱北京，並經常竭盡全力去維護和「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自發地為接觸和綏靖政策辯護，即使這些政策已經明顯失敗。我個人就聽聞過許多知名漢學家私下真誠地勸告他們的學生和門徒，不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東道主和關係戶「不友好」，不要被視為冒犯中共，以免「失去中國的寶貴（職業生涯）門路」。我還見識過一些美國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要求從美國政府資助、相對無關重要的研究報告中刪去他們的名字，因為該報告涉及台灣等「敏感問題」，而北京「可能會（因此）不喜歡」。然而，這些人卻毫不猶豫地使用「流氓政府」和「瘋狂政策」等語言公開批評美國領導人，稱美國與中國打交道時居然抱有「冷戰思維」實屬愚蠢且邪惡。正如一位同事詼諧地指出，攻擊華盛頓總是安全的，而且可能有利可圖，批評北京總是有風險的，可能會損害職業生涯，即使你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事實上，在漢學領域，反映出中共那強大而巧妙影響力的軼事比比皆是，足以說明擔心會被報復心強、資源豐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打擊報復的恐懼確實存在。
幾十年來，許多知名度很高、著述豐富的漢學家，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或中國通，都沒有在他們的論述中批判性地區分中共和中國，以及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黨國和中國人民。即使在一些最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中，這種低級錯誤似乎也令人尷尬地常見，常常導致一些善意但錯誤的預測和糟糕的政策處方。2019年7月4日，一百位美國漢學家、學者和前高官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聯名公開信，以明確的「中國不是敵人」為標題，呼籲恢復和延續已有四十年之久的對華政策。儘管其觀點不乏明智與善意，但這封由五位著名漢學家和中國通起草的公開信，似乎將中共黨國政權及其一貫使命和近期政策行為，與中國人民以及中華民族國家那些值得尊重的、正當的利益混為一談。四天後，網路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不是美國和世界的敵人，但中共是＞的反駁文章，作者是三位相對無名的漢學家，來自紐約一家剛成立三年的「中國政治風險諮詢公司」。兩週後，又一封公開信在一家小媒體上發表，敦促美國政府「堅持目前對華（新）路線」，放棄過去的政策。這封公開信是由一位退休的美國海軍上校（情報官員）起草，逾百多名聯署者大多明顯是非知名人士，而且只有少數幾位是漢學家。有些人可能因此有理由認為，中共「已經能夠俘獲相當一部分（西方）對華政策的菁英階層，讓他們在西方的首都和智庫裡為中國奔走賣力；而同時則不斷地批評美國，指責我們的『攻擊中國』以及對中共政權抱有不純潔、不正確想法的美國罪孽，是『極少數的瘋子』。」
有些人早已擔心西方民主國家的決策質量，感嘆「無知，尤其是對公共政策相關事情的無知，成為一種事實上的德行」，由此，「美國對無知的崇拜」就導致了對已經確立的專業知識和專家的拒絕，後果嚴重。美國對華政策的討論敘事則情況更糟：即使是已經確立的專業知識和專家本身，似乎也經常受到各種無知和偏見的困擾。

（摘自：《中華博弈》，〈第三章 中美競爭：為了自身生存以及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