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種族、偏見與歧視

作者簡介

作者、編者簡介
熊秉真
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博士及碩士，哈佛大學理學碩士。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學術機構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理事會（CIPSH）秘書長、亞洲新人文聯網（Asian New Humanities Net）主席、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國際哲學及人文科學委員會新人文講座。研究領域包括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近世兒童史、中西性別研究、中國醫療文化史。曾於美國康乃爾大學歷史系、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歷史與文化研究系、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等地工作教學。專著有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史丹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安恙：中國近世兒童的疾病與健康》等。

陳秀熙
臺北醫學大學牙醫系畢業，陽明大學碩士，劍橋大學博士及碩士。現任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曾任臺灣大學公衛學院副院長以及公共衛生碩士學位學程主任。研究領域包含生物統計、流行病學、預防醫學。曾獲科技部傑出科學獎、芬蘭科學院芬蘭國家科學院傑出教授獎、財團法人青杏醫學文教基金會「青杏醫學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蒲慕州
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埃及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副系主任、人文學科研究所比較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曾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及美國加州大學、哥侖比亞哥倫比亞大學、葛林耐學院等地工作教學。研究領域包含埃及學、中國古代宗教及社會史、比較古代史。專著有《法老的國度：古埃及文化史》、《尼羅河畔的文采：古埃及文選》、《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Wine and Wine Offering in the Religion of Ancient Egypt、In Search of Personal Welfare: A View of Ancient Chinese Religion、《西洋上古文化》、Enemies of Civilization: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Egypt and China、Daily Life in Ancient China（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等。

艾斐然 （Philomena Essed）
美國安提阿（Antioch University）大學教授，荷蘭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附屬研究員。阿姆斯特丹大學博士，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Pretoria）榮譽博士、瑞典于默奧大學（Umeå University）榮譽博士。她的研究跨文化、跨國家與跨領域，作品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芬蘭、瑞典、俄羅斯、南非等國採用；她在許多國家教學及演講，用英語和荷蘭語寫作。經典作品包含荷蘭語 Alledaags Racisme （英文版 Everyday Racism: Reports from Women of Two Culture及 Understanding Everyday Racism: An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等等。她擔任國際與國內政府機關及非政府機關顧問、致力於實踐社會公義，2011年獲得荷蘭女王頒布爵士（Knighthood）。

高德維 （David Theo Goldberg）
美國加州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umanities Research Institute）所長。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博士。曾任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專作有Racist Culture: Philosophy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Ethical Theory and Social Issues、The Racial State、The Threat of Race 等等。研究領域包含：種族與種族主義，社會學與政治學理論、社會法治研究，法律與社會、南非。研究計畫的贊助單位包含：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博物館和圖書館服務研究所（IMLS）、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Mellon Foundation Hearst Foundation）、美國國家人文學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洛杉磯猶太社區基金會（Los Angeles Jewish Community Foundation）、比爾及梅林達--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

石富元
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臺大醫學院急診醫學科兼任助理教授，臺大癌醫中心醫院總務室主任，曾任台大醫院安全衛生室主任。台大醫學院醫學士，台大預防醫學研究所博士。研究領域在急症醫學、內科學、災難醫學、重症醫學、生物統計。榮獲台大醫院109年教學付出獎。

譯者簡介

黃咨玄
人文領域教育家，大陸廣州市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研究員，國際埃及學家協會會員，美國埃及研究中心會員。臺灣藝術大學畢業，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碩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埃及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是埃及古王國藝術、中國漢代藝術、比較美術史、藝術與認知心理學等。著作為《古埃及文明實錄》（The footsteps of ancient Egyptian）。譯作〈早期中國藝術中的精靈與載體〉（Martin J. Powers論文“spirits and identity in early Chinese art”，收錄於蒲慕州主編《鬼魅神魔：中國通俗文化側寫》）。

書籍目錄

序言　種族、偏見與歧視：因何來，怎麼去？╱熊秉真
古代篇╱蒲慕州
導言　文明之勁敵
追索古代的他者
觀察他者，反照自我
日常篇及跨越篇╱艾斐然（Philomena Essed）、高德維（David Theo Goldberg）
導言
日常篇╱艾斐然（Philomena Essed）
當今社會裡的種族主義
日常生活中的種族主義：一個全球的挑戰
跨越篇╱高德維（David Theo Goldberg）
種族比較，關聯式種族主義：方法論上的一些思考
現在已經是後種族主義時代了嗎？
後種族主義的歷史
新冠肺炎：種族偏見及歧視問題╱陳秀熙
理解歧視與偏見是人類救贖的起點╱石富元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言　
種族、偏見與歧視 ：因何來，怎麼去？
熊秉真
　　與種族問題相關的歧視，一向是各種偏見的重中之重，自昔已然，於今尤烈，無分西東。
　　中文學界至今罕見正視此議題之力作，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失、遺憾。書中數位同仁經多年商談，決定各捐原作，共經篇章，希欲引玉於未來。聯經林載爵先生毅意襄助，在當今的出版文化景況下，實屬難得。
　　中文閱讀世界，牽涉偏見與歧視的詞語不多，但在日常交談和公共領域作用仍大，其語意、字根、概念、運用，在現代中文之口語與書面上亟待釐清。此書之成，是相帶動系統關注與深入研究的一個啟端。
　　相對而言，以當今世界通用的知識語言—英文—為傳媒之論述「種族主義」（Racism）的著作，近一二十年來在人文各領域，以世上不同地域事例立言，積累者就豐富得多。
　　考量於此，本書結構上決定搭建於四部分基礎：
　　第一部分，選譯蒲慕州英文專著《文明之勁敵》之導言與結論兩章作為全書楔子，原考量常中外上古為問感之起點，憑空起疑；像時下充斥戰場、巷閭、新聞媒體的種種偏見、歧視，觸目驚心，揮之不去，究竟只是一個近代的現象，還是自古早有？作者《文明之勁敵》（Enemies of of Civilization）著於15年前，舉古代埃及、西亞、中國三支主要上古文明對其周圍異族之心態、痕跡，可以局部回答大家心中這個疑問，人們見不同於自己的人，以「非我族類」指之，乃至生出各類排斥，攻擊性之感受、念頭、語言、舉止，真是自始即然，還是如某些其他學者所言，是一個19、20世紀近代民族國家興起，邊界對抗體制強代以後，日演日烈的公害？或者說，抽絲剝繭，逐一細分，如今傷害各地最嚴重的種族、宗教、性別、階級等等歧視、偏見，哪一分項之惡，惡念、惡行、惡言、惡語，是不是都能逐一追究到始於何時何地；一路如何演變惡化到哪一個個別地區，社群所眼見，身體膚受，眾所熟知，痛惡見證，卻又往往無法扼止的具體傷害，衝突？
於此，我們也許也以藉此「比較」視野，看看古今中外對與種族相關的歧視所承襲的社會與文化處境。以蒲慕州所作整理可見，古代埃及、兩河流域、中國的居民統治者毫無疑問地對其周圍的外族、他人，都帶有一些「偏見」，反映在其語言、信仰、政治、藝術各方面。仔細檢核對這些林林總總如今看有些古怪奇特的偏差，其內俗細節各自特定的歷史發展，周遭環境之特定演變有關，彼此不同，各有「特色」，所以很難一體化地予以冠上個跨越地域時空的普遍性，更不應該得到一個自古已然的某種「自然化（naturalize）」的人性本然之類的結論。譬如說，人因見周遭異己與自身習俗、形象之差異，免不了要生出些鄙夷，嫌惡他人的詞語、表情、作為。（雖則上古當時已留下少數人們讚嘆，豔羨的例子。）從之推衍出人之好己嫌人，喜同惡異，乃人情人性之常，自古皆然，無分西東。其實，如今看來，古代埃及、兩河流域、中國各有所曾經衍生出的對周遭異族他者的描述、誤解、偏見、歧視，相互對照之下其點滴細節正是仔細研究上的關鍵收穫，尤其是再從現代制式種族主義特定內容、角度、偏見下，數千年前這些古代文明的活動者，他們對異族偏見相形之下所「沒有的」某些歧視性特徵、用語，無論是對膚色、體質之歧異視別，或對某些信仰、習性之漠視、淡然，可能都反映了作為當今一般文化尺度，公共坐標的近代通用種族主義語言與概念上的過度氾濫，與欠缺知性基礎的普世性預設（universality）。
　　另外一個值得連帶提起的問題，是西方近代種族衝突幾次大規模的殘殺，譬如屠猶，及黑白問題在歐洲、北美與西亞、南非的慘烈事件，至今難息。西方學界輿論因之追究不已，議論種族與偏見，因社會檔案上已公認此「顯見之惡」在近代歐美，有其詞彙、概念、論述上，即使明知有右派極端勢力（如三K黨）威脅陰影之下，似乎因禍得福，在社會上已形成了一個大家不能否認的「有形之惡」。
　　反視亞太地區，或者所謂東方，華語華人圈，近代或民國以來，無論五族或多少少數民族，彼此日常摩肩擦踵，是不是就都水乳交融，大家所處的法律制度，所屬的政策次序，是否如其所誓所願，在人人平等上，正義，正當，正確，正常。老幼男女，尋常百姓，心中自知。種族與歧視，是我們享有的「隱性之惡」嗎？或竟也不是那麼隱性？
　　由此看來，與種族相關的歧視或者偏見雖偶或爆發為大型激烈的衝突，甚至在有意帶著歧視性政策下，在政府操作下執行大規模，有組織的，針對某一特定族群執行種族性殘殺，譬如大家所知的納粹屠猶，北美殺滅印第安原住民，或非洲、拉丁美洲殖民者對當地有色人群的長時間，有系統的歧視、殺害，以及美國非裔族群，19、20世紀白人殖民者對其亞、非、拉當地被殖民民眾的視為當然的歧視。這些歧視法律言行，明目張膽，令人聞之驚異，視之（事後在紀錄片或者電視上）難以置信。
　　之所以令人驚異、不信，是因為多半人自以為不在其中。也就是說偏見，歧視遍行多時各地，一向少有人承認自己可能帶有偏見的眼光、態度，日常操作著歧視性的行為、制度。到了近代，戰後，正式的道德哲學，表面的政治正確已經一點點地宣布著歧視性言行之不可取。同時，諷刺的是，偏見仍然深植人心，在人人日常生活中繼續下去。人我之別，我群他群的區分，貶人自高的習慣，充斥在平常人的平常活動裡，不需要概念性詞語的界定，用不著理論之標示，最嚴重的傷害，行之已久，周遭的人都可不聞不見，視如平常。所對納粹屠猶般殺害數百萬人的滔天大事，事後歷史學者反省，才會有人指出類之事件當時人人坐視，其實不也就代表人人染指，沒有人能說自己可以完全脫罪，以為政府，眾人之惡與自己一點都沒關係。
　　艾斐然（Philomena Essed）《日常種族歧視》書名，一語道破，直指禍心。以其在加州與荷蘭口述訪談的二十五位蘇利南與非裔女性為例證，記錄其平日所經歷的差別性待遇，到了1980年代，一般受教育的白人對赤裸裸地歧視性行為，多少有些敏感（sensitized)，所以黑人女性早早晚晚所遭遇的，不一定是直白的斥罵、傷害，但她們在訪談中坦言，自己受人踐踏、鄙視，不論經過如何包裝隱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沒有不點滴心頭的。常態化了以後，潛行更深。
艾斐然所描述記載的日常性歧視，與高德維（David Goldberg）所分析的深植的偏見難以用表面現象（美國終於選出了黑人總統、副總統）、膚淺的規條，徹底根除。讓西方社會真能掙脫過去劣行惡跡，走向「後種族主義（post-racial）」時代。
　　兩位作者雖以其所熟知的西方現代社會立論，文中均直指其所點出的歧視問題，絕不只屬於西方，不幸在世上其他社群，其他時地照樣存在。
　　援之，三位英文作者蒲慕州、艾斐然、高維德教授特地為此書之刊行，分別再以中文和英文撰寫簡短的致中文讀者之分節小序，表白他們對此專題以譯作融合新著，共同對歧視與偏見問題申論時的全盤考量。在翻譯其篇章的過程中，三位英文作者，與二位中文原著同仁，與我一同於2020年8月在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健康人文」暑期課程中以此「種族歧視」為素材，授課、討論，數十位同學紛以國語、閩南語對原住民、外傭、外配等日常偏差性稱呼分享，回應偏見歧視絕非西方白人專利，周圍身邊一樣鮮活存在。同學們其自編短劇，饗以課堂老師，回應了原著、新著者的關心、疑慮。
　　也正因此，當時一同講課的陳秀熙老師與石富元醫師慨允將其長時間以來對台灣周圍社群，尤其常見於醫療、照護、公衛等相關環境與活動中的問題，發抒為文。
　　陳秀熙老師以其流行病學及生物統計的嚴謹學術訓練，就眼前人人揮之不去的全球新冠疫情為焦點，提出其間所反映的各種種族歧視與健康不平等的系統與結構性實情，發人深省。過去公衛與人文社科的跨學科合作，常不免發生於事後（如SARS），甚至援用過時的理論與素材。此次得有重要學者即時提出關鍵性分析，十分不易。該章以新冠肺炎染病之分布與過程，明示其所見之全球地域，國家，社經地位，族群之基本不均不平，乃至其藥物治療，疫苖分配之失衡失序，仍在繼續發生中。如此兼顧醫療、公衛與人文人道立場之分析，正是健康人文領域之範例。
　　石富元醫師的反思，從個人感慨出發，終至對專業需求，娓娓道來，不能不人為之觸動。石醫師是一位臺大醫院急診醫學部的資深醫師，在醫療工作時常帶悲憫之心。其觀察細微，書寫平靜。以台灣周圍傭工與醫院沉默辛勞的外籍看護為例，點明偏見與歧視絕非歐美白種人的專利，叫它「種族主義」（racism）是否因為太沉重而顯得遙不可及？其實在排斥異己，壓迫弱者上，我們周圍的人物與卡夫卡或魯迅筆下人物之遭遇本質無二，這也是為什麼艾、高等外文作者以「日常」是難以「跨越」為尺度，與上古聯想，一再重申此不分古今中外的人性卑劣。藉著身著白袍與忙於疫情的急診醫師與流病學者之筆，把偏見、歧視與種族等問題，從抽象的理論帶到當下大家的身邊，從遠地激烈的殘殺、衝突聯繫到你我日常所見所為，有此筆法，中文華人讀者，何其有幸？
　　此書之成，綜合英文著作之翻譯，及中文新篇之加入，內容上跨越古往今來之時空，議題關懷上涵蓋歐美、南美、南非直至亞太台灣之當下經驗，還有幸在課堂與同學一塊討論，推敲，編劇展演。確實希望以此匯成之眾聲能在中文閱讀界合體，對「種族、歧視、偏見」這樣一個任何社會繞不過，華人社群不能不捫心自問的議題，為一有系統的整理與書寫，就教遠近讀者。
　　在當今出版界與學界一同面臨困難與挑戰之際，林載爵發行人率聯經出版公司，堅持在國立臺灣大學公衛學院贊助下，為此重要議題出書，慷慨允諾。其間黃咨玄博士之努力翻譯、蒲慕州教授之仔細校正，與劉慧儀之協助，均此一併致謝。
　　書稿付梓之際，全球疫情膠著，如聯合國等國際團體公開承認種族、歧視與偏見仍是深藏舉世痛中之痛背後的無聲無形殺手。述因由此，願呈數篇新舊著作，與遠近中文讀者一同深省。


古代篇導言（節錄）
蒲慕州
　　本書中選譯的兩章，出自我15年前出版的一本英文作品第一章和第七章。（Enemies of Civilization: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Egypt and China（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原書的用意是想討論古代世界一些比較為人所知的文明中，人們的文化自覺。這文化自覺是如何表現出來的？一個方法是看看他們如何看待或對待所謂的異族。但是一個民族或文化如何看待異族，能夠反映出多大成分此民族文化的特色？如果沒有與其他民族文化的對照，其實也不容易釐清。這是我開始思考這問題的源起。一個問題：文化自覺，或者對待異族的態度；一個方法：比較。比較研究本身也是個需要考量的問題。為何比較？如何比較？比較什麼？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有一些討論。至於說，本書到底發現了什麼？有什麼新的對中國、埃及，和兩河流域古文明的認識？我在第二篇文章中嘗試做一些說明。讀者可以發現，這些說明似乎相當複雜，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本書的主體並未能譯出，而一些說明的根據在這些章節中。（有興趣多了解的讀者，可以參考我的一篇文章：〈古代中國、埃及與兩河流域對異族態度之比較研究〉《漢學研究》17, 2〔1999〕: 137-168）但我希望這一章中談的問題，亦即文化自覺與對待異族的態度，在這些古文明中各有異同。而共同的地方，我認為，是他們區分他者的原則是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不是「種族」。以膚色為主的現代種族主義，在古代尚未出現，或者說，不是主流。因而我認為這二章對於本書以下討論現代種族主義的各章，提供了一個歷史背景，提出了一些應該考量的方法和概念上的問題，也為現代種族主義的問題增加了一些立體感。
追索古代的他者
　　如今其他的作家向我述說他們（斯基泰人）的野蠻，因為他們知道那些可怕與驚奇之事讓人驚嚇，但我也要說出相反的真相，好讓那些真相成為行為的範式。
—埃福羅斯（Ephoros，古希臘歷史學家），約西元前405-330年
關於他者之問
　　歐洲中世紀所盛行的奇幻故事中有一個類別，往往提及那些住在遙遠國度裡的奇怪或是怪獸般的人們—單足人、臉面長在胸口的人、有著超長嘴唇，長到可以做成雨傘的人等等。其實這些故事中的一些並不是來自無中生有的想像力，而可以溯源到西元前五至四世紀希臘作家的作品。古代晚期以及中世紀早期的遊歷者將這些作品帶回歐洲，當作文明世界之外奇境異界的傳奇故事，讓人感到詫異而有趣。然而，這些怪談並不只是引人注目的故事，因為裡面涉及的地理概念—也就是其他地方自然與人文環境的訊息—是關於宇宙一切的知識體系中最基礎的一部分，同時它也是關於人類生存「真相」的關鍵成分。關於那些怪獸模樣種族的知識很可能就是某些人定義自身存在的方式；亦即，透過建立出非常不同的、有時充滿異國情調而有時怪異而危險的「他者」，人就可以獲得自身正向而且「正常」的想象認知。這也挑戰了人何以為人的認知觀念，因為世界上的人種有如此多的「變化」。
　　這些故事中提及怪獸模樣的種族，使我們聯想到了西元前四世紀的中文文本《山海經》裡對於外族人的描寫。與這些歐洲故事相通，《山海經》也呈現出各種神奇的化外之地，肚皮上有個大洞的種族、單眼人，有的地方還住著單手、單腳的人們等等。
　　我們未必有需要去猜測古希臘和古中國這些故事的來源之間是否有所聯繫。無論如何，這些故事已經展現出不同文化之間對於異地事物共同的想像模式。當人們描述遠方的人事物，雖然很有可能在一些狀況下會出現源自於文化傳統中已有的誤解、誇張或添油加醋而成奇怪或猛獸般的人物造型，但說故事的人也有天然的秉性任由想像力信馬由韁，創作出充滿異國情調的故事。歐洲中世紀故事或是《山海經》裡面的怪獸，雖然往往流為民俗世界的一種存在，也時常被現代學者用來重建遠古地理或是神秘學傳統，但另一方面而言卻具有非常意義：它們暗指了一種根深柢固的文化心理—將「異邦的」和「怪獸模樣、邪惡的」，甚至「非人的」、「次等人的」等等概念串聯在一起。比起單純的描述「現實」，這就讓這些故事不僅僅只是脫離了說故事的人自身形象的文化意識產物。說到文化意識，我指的是一個文化中共享並用來區分自己和其他文化特徵的概念。基於不同的人們和不同的國家之間文化認同的形成與衝突，這種意識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就文化意識所發揮的作用，現代世界歷史已經提供了大量的例子，例如民族主義的興起。在上古世界，文化意識對於任一文明的組成和發展也遠遠超過只是由單一強有力元素所構成。舉例來說，古希臘人面對異邦人或是非希臘人的態度，就被認為是基督教文明形塑過程中的主要成因。而猶太社群的整個歷史則可以被視為是為了保存其文化認同而特別強調某種猶太文化意識的延續性努力。基督教文明，從羅馬天主教教會而言，將「他者—異教徒」與「我們—基督徒」區分開來，並把這種區分延伸到善與惡的道德領域，也就是說，與「吾輩」異殊者，皆必為「邪惡」。
　　上述觀察似乎與經常之識吻合，即為了建構團體的身分認同、保持社群昌盛，在我們和他們兩群人之間劃一條線，既自然又有必要。更被許多人當作理所當然的是，對於「異邦人」或「外國人」的偏見是任何人類社會面對「他者」都會有的自然反應。雖然我們不否認這樣的事實，我們不應該假設在任何一個古代文化中都是這樣。當我們近看歷史證據，我們就會看到真實的圖像不總是非黑即白；亦即，在本研究中所將會觸及的這些「外國人」，由於各種不同的理由，不總是直白地被認為或被描述成邪惡。
　　舉例而言，古希臘的作家埃福羅斯（Ephoros，約西元前405-330年）對於斯基泰人的民族志在古代地理寫作的傳統裡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他自己的記述中，埃福羅斯提到斯基泰人是最守法的民族，有著不可動搖的道德正義。這裡我們找到了一個被古希臘人深深讚賞羨慕的異族群。這種對於該民族的讚賞顯然是一種「道德修辭」，就如同埃福羅斯自己如此說：「如今其他的作家向我述說他們（斯基泰人）的野蠻，因為他們知道那些可怕與驚奇之事讓人驚嚇，但我也要說出相反的真相，好讓那些真相成為行為的範式。」雖然這些道德修辭或多或少能反映這個游牧民族生活的一些真相，但顯然這些古希臘作家並不太在乎這個游牧民族的實情，因為讓他們熱衷的是使用這些「行為的範式」來當作道德評論的工具。換句話說，埃福羅斯真正關心的是否是以深切的同情心來認識這北方的游牧民族，我們其實難以判斷。反倒是，對於斯基泰人的理想化表述，或許是古希臘人文化認同構成中的一部分—因為古希臘本身已經達到如此的文明高度，所以它有能力來欣賞那些「還不文明」的異族—以這種方式來抬高、冠冕自己。由是，這種的排他、劃分「我們」和「他們」的行為非常微妙，甚至是下意識地，透過「正面評價」外國人的方式來達成。也因此，要了解古希臘人對於「野蠻人」的偏見，就必須承認偏見—如果偏見真的存在—就不僅僅是單純的異族恐懼症或是直白的毀謗，而且不同作者或不同社會階層的信息也傳達了不同的角度。


日常篇及跨越篇導言
艾斐然（Philomena Essed）、高德維（David Theo Goldberg）
　　種族主義是一種權力的展現。但不只是任何一種與權力有關的東西。人們普遍認為它起源於歐洲，並且自15世紀中葉以來伴隨著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地緣政治的型態而一同出現。它最初的目的是要排除那些被認為不屬於歐洲的群體—尤其是猶太人、黑人、穆斯林等—然後剝削和控制那些被歐洲強權殖民的群體，其中也包括了亞洲人。
　　當然，不寬容和歧視成見遠早於此。它採取了特別的民族形式和表達方式，最明顯的表達是宗教性的，但也包括國家性和文化性。民族和種族歧視都以文化和行為差異為坐標。但是，種族主義總是將這些參考點（不論明確地或隱含地）與生理特徵聯繫起來，從體質差異，諸如膚色、「血統」、鼻子和眼睛的形狀、髮質，甚至到推理能力。在種族主義發展過程中，文化特徵本身被視為似乎是內在地依附於某些特定人群的身體之上。民族和種族之間的界線並不總是清楚可辨，在特定情況下還很容易變得模糊。政府或公民之中歧視那些被認為不屬於同一群體的人們的那些傾向—所謂同一群體可以是主流文化、民族國家，或個人所認同的族裔—通常代表他們也很容易歧視被認為是隸屬於和自己不同的種族群體的人。如果作為漢族成員我不能容忍廣東人或穆斯林人民，那麼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我也很有可能會傾向於歧視黑人或印度人。艾米塔．葛旭（Amitav Ghosh）（譯註：艾米塔．葛旭是印度作家，也是第54屆傑南皮特獎的得主，該獎以其英語小說作品而聞名）的小說《朱鷺號三部曲》（The Ibis Trilogy）講述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的歷史，就描述了這些思想上的缺失。
　　日常種族主義（everyday racism）是常態的日常經驗中所表現出和經歷過的種族主義。日常種族主義的表達並不極端，而是發生於日復一日的重複之中。當然，在一個國家或歷史背景下的「極端」事件，在另一個國家則可能是「日常」表現。我們人生的大部分都發生在日常生活中，包括鄰里和商店、房屋市場和學校、工作場所、社交和正式媒體、公家事務、醫療機構等等。這意味著種族主義的大多數表現發生在社會和人際關係中日常重複的過程之間。種族主義不能簡化成對個人特徵的判讀。隨便鄙視隸屬於其他族群的人的種族特徵，由於別人的種族或民族和自己不一樣就認定他們比較無能，由此低估或是否認那些人作為學生或是應聘者時的成就和才能，也因為別人打扮得不「合宜」而顯得不一樣，就拒絕服務對方（即便主流大眾也相同穿著而且也被服侍得好好的），以此類推。用來指稱差異的語言與歷史背景和脈絡有關。與大多數歐洲、非洲和亞洲國家或地區相比，「種族」一詞在美國使用得更多。然而，膚色和相關的生理特徵卻構成整個亞洲膚色歧視悠長歷史的基礎。
　　在中國即使一個黑人學童從小就在中國出生長大，她也可能因為黑皮膚的緣故而被認定不會說普通話。在美國，無論是在大街、在操場還是在聚會等等場合上，華人或是被認為來自中國的人總會因為「鳳眼」被嘲笑。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將COVID-19命名為「中國病毒」是一種政治手段，將釋放病毒和迅速傳播導致全球大流行的罪名歸咎於中國。種族主義經驗的積累使那些日日遭受此罪的人感到心力交瘁，從而造成他們每天都必須承受這樣的無情重擔。種族標誌是一種功能，用來指責或故意曲解某一群體中的每一個人、即使只有其中極少數甚或沒有人曾犯過某種錯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宣布種族主義是對全球性人權的侵犯行為。而種族主義本身以否認種族主義的形式出現。當面對他們的偏執時，他們的第一反應可能是說它們被誤解了，他們或者無意貶低，或者（更糟糕的情況）是他們覺得自己只是有話直說。簡而言之，他們將否認任何不當行為，這意味著責任應歸咎於他們所攻擊的對象，也就是那些被投向他們的侮辱所傷害的人們。這種事基本上天天都會發生。
　　針對單一群體的日常種族主義透過其重複的表達使這種族歧視者相信自己有一種既有權利。這種觀念意味著那自我認定有此權利的族群，也就是那占據了相對較高的社會權力地位的族群（例如，歐洲和美國的白人，以及中國的漢人），可以對非其族群者大放厥詞或為所欲為，不論有多麼歧視和詆毀。這種自我賦予的權利被投射為一種隱形的自我保護以及不受質疑的權威和權力。今天人們運用這種種族自我賦權的方式與過去的不同，因為在過去種族主義本身幾乎很少被當作一個詞彙來使用。今天，賦權種族主義（entitlement racism）藉著言論自由的權利而取得合法性。一方面從道德觀念上否定種族主義，另一方面又以自由的名義聲稱有權說出任何能想到的事情，不管種族歧視多麼嚴重，這兩件事同時發生。賦權種族主義將他們自己置於不受譴責的地位，同時又貶低那些承受了歧視的人，認為他們因不屬於主流文化而有誤解，或者太敏感、臉皮太薄而經不起玩笑。這樣的結果是，這種種族主義攻擊的對象被貶損了兩次，第一次是當種族主義話語說出口的時候，而第二次是當這些話被合理化的時候。
　　由此有兩點可見。首先，所有種族主義都具有一種彼此相關的特質。當一個人容易歧視猶太人、穆斯林或中國人，他也可能對其他不屬於自己群體的人持負面的態度。如果說有個中國人討厭日本人，舉例來說，並且把所有日本人都當作幹不出好事的賤民集團，那麼很可能那個中國人也會對韓國人或黑人等其他人懷抱恨意。後者僅僅因為與主流群體有所區別就使他們被主流群體所嘲笑或拒絕。任何種族所表達的種族主義都被其他地方的種族主義所支撐。同樣地，如果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在某個社會中很普遍但在所有其他地方都遭到公開譴責，那麼它就不可能在當今世界擁有它的力量，於是很可能就此消退了。如果說美國的反華種族主義，舉例而言，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受到公開譴責，那至少會激勵美國人去重新思考他們的態度。
　　其二，許多人認為各種的種族主義總是透過種族的明確訴求來表達自己。如果有人以種族主義的話語表達意見—一個白人說他們不能分辨中國人彼此之間長相有什麼差異—這就表示這個人認為所有中國人都沒有區別。他們看似沒有明確使用種族的概念，但其實他們的表達方式還是種族主義的，因為他們過度粗略地將十多億人概括成外貌無所差別的人。他們有效地把整個群體都同質化了，並且否認其中成員的個性化。在這裡，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種族主義的例子：以一種貶低的方式過度總體概括了整個群體，但其實這在西方許多白人中並不罕見。但是這種表達沒有明確的種族訴求，而且確實肇事者可能否認他沒有往種族方面去思考。正如當代分析人士所指出的，人們可以在無須提及或援引種族概念的前提下，使用種族主義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種族主義是針對他人的一種傾向，或是一種內建了歧視性設計和法則的社會結構或制度，從而導致對他人做出侮辱性行為。這種行為可能導致用更不歡迎、更具排斥性或歧視性的方式對待特定群體的成員，而他們本身特權群體的成員則不會體會到。侮辱性行為取決於這種歧視待遇的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所累積的影響和痕跡。種族主義因此變得不那麼容易辨認得出來，因為社會的控制實際上以「沒有種族的種族主義」（racism without race）為方式了結此事。當對移民工人的侮辱和剝削被認為是正常操作，因為他們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次等低下的只適合在低劣環境中工作，這一點在種族主義透過社會階級來表達的時候也特別明顯。
　　因此，為了解決所有複雜的種族主義和種族—民族排斥和非人化（dehumanizations ）問題，我們需要確定其各種表達方式。這些包括個人的日常表達、經常自我複製的賦權和自我特權化的社會控制，以及它們的系統性和結構性的體系建構。
　　最後，是一句提醒。許多人主張以寬容作為解決方案。通常來說，忍受總比不忍受來得好。但是，寬容是一份 「自己活著並讓他人活著」的擔保，即便自己不能接受但仍然對他人行為保持開放的態度。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寬容總是某種權力位置的展現。寬容的人具有容忍他們所不可接受的行為的社會力量。而被寬容的人永遠不會說：「我想被寬容。」 相反地，他們會說：「我希望得到尊重，即使我和你們這些有社會力量的人都不一樣。」尊重意味著需要去理解與自己不同的人、他們的文化和經驗、他們的處事方式以及原因。然後，這會迫使我們去解決我們社會和文化中無法適應這些差異的問題，以及無法消除各種排斥的問題。反過來說，這也要求我們能預見我們的社會透過積極擁抱種族差異越變越好、越來越大的多種途徑，而不是在勉強接受的同時卻又壓迫、排斥或邊緣化那些被認為不同的人們。

文章試閱

理解歧視與偏見是人類救贖的起點
石富元
　　妹妹的生肖屬虎，而我屬龍，小時候每當親戚有婚喪喜慶的場合，需要一個小朋友參加一些儀式，我常常是雀屏中選的那一個，但是妹妹時常連進去那個場合都不行，我當時並不知道為什麼，但還是很慶幸自己不是屬虎的。想像中，有些人的頭頂就有一隻隱形的老虎，當你不小心出席了一場婚禮，玉皇大帝就會讓哪一對新人成為怨偶，可是如果另外一個人頭頂是一隻龍，這對新人就會百年好合。當年齡漸長，參加這些儀式好像也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生肖就不再是重點，很多時候甚至希望自己是不需要出現的。年歲漸長，逐漸地會面臨到人生更多的不平等，很多是人一生下來就已經決定的，這時候開始會去思考為什麼會有歧視及偏見。在台灣的時候，因為求學過程一路相當順遂，並不特別感受到有什麼歧視，出社會之後從事醫療工作，也算是社會上體面的行業，所以並不會覺得我們的社會有歧視，甚至認為有些人被歧視，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或是做過一些不好的事情，也算是咎由自取。
　　直到出國在美國華府進修時，沒多久就能夠很明顯地感受到歧視的問題。由於華府大部分的住民都是黑人，過去在電影上的刻板印象，在大眾運輸或是公共場所跟他們坐在一起時，心裡還是會有一些恐懼。比較多的接觸之後，我發現大部分的黑人其實都很善良而且樂於助人，跟原先的想像有很大不同。到商店買東西或是接洽銀行開戶、電信瓦斯水電申請時，反倒就能感受到差別待遇，我們和白人的外型不一樣，講外語口音非常重，對於他們的文化不太了解，有些時候很難聽懂他們在問什麼，歧視別人的時候不會有感覺，當被歧視時才真正體會到歧視的存在。在美國的急診室，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病人，包含中南美洲、東南亞、東歐等的移民，很明顯地就跟美國當地人有很大的不同，感覺上他們的眼神總是透露著不安與恐懼，除了忍受傷病的折磨之外，還必須面對很多可能的差別待遇。美國是一個民族的大熔爐，每個人外型的差距、種族、宗教信仰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要靠著非常多的法規制度，才能夠維持社會的正常運作。
　　回來台灣後，我赫然發現，台灣的住民，表面上看起來外型都差不多，文化或是宗教也都很一致，理論上不應該會有很多的歧視和偏見，可是我們對於少數族群、文化和宗教，反而缺少更多的包容，也沒有相關的自覺。面對急診室的病人，很多外籍傭工生病或受傷被送到急診室，其眼神之無助，可能更甚於在美國看到的那些病人，工作人員對他們的態度明顯不一樣。台灣很多家庭都有雇用外籍傭工來照顧幼兒或是老人，在急診的暫留室，這些外籍看護工被要求做非常多的工作，例如一天二十四小時每兩小時要給病人翻身一次，一天灌食六次，灌食後要拍背三十分鐘，病人稍有咳嗽，還要隨時給予拍痰，更辛苦的是，他們整天只能坐在椅子上間斷地睡覺，而且要連續工作很多天沒有人輪替，他們有時候動作稍微慢一點，就會被大聲斥責，台灣本地人沒有人願意做這樣的工作，所以只能靠外籍傭工。有次參加同事的旅遊活動，由於當時孩子還小，所以我們都必須把小孩抱在手上，大包小包行李掛在身上，還要拉著嬰兒車，非常困窘；反觀有請外傭的人，就只見男主人與女主人輕鬆悠閒地快步前進，而後面的外傭手上抱著兩個小孩，全身掛滿行李蹣跚地跟隨，感覺似乎回到了南北戰爭時期南方的莊園。我們一談到歧視與偏見，就會想起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卻從來沒有去注意到其實我們自己也有很多的偏見及歧視，卻完全不自覺，法規制度也沒有相對應的保護措施，因為我們大部分的情形是在關注他人有沒有被別人歧視。這正是像聖經所說的「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我們人類為什麼會有歧視？身為一個醫療工作者，在職場上看到的歧視與偏見的多種類型中，最常見的是因為疾病而產生身體外型或是行為上的改變，例如肢體的殘障、因腫瘤所導致的外貌外觀變化，或是因為精神疾病或先天上發育的問題而產生的行為改變。這就讓我想起一位存在主義作家卡夫卡，在他《蛻變》一書中的故事。一個推銷員某一天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令人生厭的蟲子，他原本親愛的家人與他的關係逐漸變冷淡，從疏離到隔離，最後變成是整個家庭的負擔，當他死後，整個家庭的成員甚至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透過主角的感受及視角，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一個被歧視個體的心態轉變，及與周邊人群互動關係的微妙變化。這是一個寓言式的故事，現實生活中不會發生哪個人在一夕之間變成蟲子，但是這個故事會很貼切地發生在某個人的身上，例如當他發現自己得了某些腫瘤，例如口腔癌。人的互動及社會關係是逐漸累積的，這些外型的影響並不是立即讓關係產生變化，而是透過一點一滴的互動轉變，逐漸讓偏見與厭惡合理化，最終就產生了歧視，而且讓歧視他的人覺得這不是歧視，而是有明確的理由。在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或思覺失調症的病人，這些社會的互動關係，更會導致他們受到歧視，而這類病人給人的印象及所產生的成見，也讓很多人還沒有來得及跟別人互動，就已經被貼上標籤而飽受歧視 。跟卡夫卡寓言故事不一樣的是，很多時候他人外型或是行為只是和我們有一點點的不同，我們就開始排斥他們，更不用說到了變成蟲子的程度。
　　文化特質及社會氛圍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有些是因為社會上傳統的文化或觀念，逐漸形成對於某些特定人群的歧視，在魯迅的小說中，這一類的人物很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祝福〉一篇中的「祥林嫂」。魯迅所創造出來的祥林嫂是中國農村勞動婦女的典型，早年死了丈夫，婆婆要把她賣掉，她連夜逃到魯鎮做幫傭，因為力氣大工作勤快而得到太太們的歡心。不料被婆婆找上門，把她搶走與他人成了親。幸福的日子沒有多久，新丈夫在幾年後又因傷寒而死，所生的兒子也被野狼吃掉，變回孤苦伶仃一個人，只好又回到魯鎮前主人家中重新做幫傭。但是這一次祥林嫂就沒有先前的靈活，記性也壞了許多，臉上像死屍一樣沒有一絲笑容。她逢人便講起兒子的死和自己的悲慘遭遇，鄉親們起初還對她的遭遇頗感同情，聽多了逐漸就變成戲謔多於同情，甚至變成厭惡。主人因為祥林嫂再嫁的行為敗壞了風俗，怕玷汙了祭品的聖潔，從此準備祭祀的祭品便不再讓她插手，這對她猶如一記重錘，精神狀態更加不濟。祥林嫂聽信了旁人迷信的說法，怕死後被閻王分屍分給兩個丈夫，所以把一年工錢都拿去廟裡捐了做門檻，試圖要洗刷自己身上的罪孽。然而一切努力都是枉然，由於她的境遇每況愈下，終於被逐出了家門，淪落街頭成了乞丐，在一個萬家團聚之夜，死在了漫天風雪中。一個遭遇不幸、必須要在社會上苟延殘喘地過活之人，不但得不到他人的協助，反而不被接納而將之踩入痛苦的深淵，這些何等殘忍的行為，卻是大家在不經意的言行中一點點地堆疊出來。
　　魯迅在另一本小說集《吶喊》中的短篇〈孔乙己〉，也客觀地描述了歧視的場景，該篇小說的主人翁孔乙己為一個沒有考上秀才的讀書人，因為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裡，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他為了科舉考試，只懂鑽故紙堆而缺乏實際工作技能，只會諸如「『茴』下面的『回』字有幾種寫法」這樣的迂腐知識。因為時代價值觀的改變，科舉考試被廢除，他喪失了人的尊嚴，淪為小酒館裡人們嘲笑的對象，後來還因為偷書而被打斷了腿，淪為乞丐。這篇小說有一個喜劇而戲謔的外表，但本質上是一個悲劇，當大時代的價值觀轉變之後，這些非屬於主流價值的人，就會成為被嘲諷戲謔的對象，但是他們也打從心裡瞧不起周遭其他的人。孔乙己這樣一個可笑又可悲的底層人物形象，可能會是我們每個人的縮影，或是我們未來要面對的。在價值劇烈變動的時代，我們原本自豪的頭銜及能力，可能化為可有可無的雕蟲小技，要面對人群的冷漠無情。魯迅的小說，某種程度上把這些悲劇背後的原因，歸咎於舊社會的封建思想，這自有當年的歷史背景，如果魯迅活到現在，他會驚訝地發現在新時代一樣有這些問題，歧視可能會是人類根深柢固的本性之一，在哪一個時代、哪一個社會這本質都會以不同的面貌出現。
　　如果說歧視會發生在每一個社會，而不是怎樣的環境才會產生，那我們會有興趣想去了解為什麼人會歧視。跟其他的人類本性一樣，例如美感，都有可能是先天的本質所謂的「先驗說」，及後天學習得來的「經驗說」。外型弱小的人類，在面對一個危機或生存威脅時，必須要有一些很直觀的本能，才能夠在短時間之內採取正確的行動，例如逃跑，如此才能生存，讓我們的基因有機會繁衍下去。試想，如果原始人遇到一隻大型猛獸，是要先客觀而不帶偏見的去評估牠，還是先跑再說？這個情形我相信在動物界應該都是這樣。經過文明社會的裝扮，我們外型上已經變得很體面，可是內在的本質還是沒有變。一隻山羊，可能很難接受跟有老虎斑紋外型的動物做朋友。所謂「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這些可能是天擇演化的遺跡，雖然在現代社會可能沒有那麼明顯，只在心靈的深處流露。
　　相對於直覺的「先驗說」歧視，植基於過去人生經歷的「經驗說」歧視，更加難以處理。有可能我們是在後天的經驗學習所產生的成見，例如你在生活當中見過某些不好的人，他們有一些共同特質，你可能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把這些特質跟你的不好經驗做連結，其實你可能並沒有真正的針對這些特質做過客觀的統計分析。俗話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就是說我們從過去的某一次經驗，可能會擴大解釋，而應用在所有同一類型的事物，例如我們曾經跟某一個同事共事經驗不佳，我們就很容易地把這位同事的性別、種族、宗教，甚至生活習慣等，都列為禁忌，避免再與有這類特質的人來往，時間一久可能我們也就忘記了這個偏見的經驗原始來源，而逐漸地變成我們的信念。更可怕的是，人際關係是相互的，你對某個人的偏見，也會深切地影響到對方跟你的互動，導致偏向負面的相互對待，這更強化了你原先偏見的可信度。人是群體的動物，我們沒辦法獨自在社會中單打獨鬥，必須要有朋友一起合作來對抗潛在的危害。而基於動物的本能，會尋找與自己相似的個體當成朋友，因為相信你們有共同之處；而你也會把對方所不喜歡的，當成自己的厭惡對象，以此來加深強化彼此合作的基礎，甚至藉著羞辱他人，來博取同儕的支持與肯定。久而久之，這些偏見和歧視，就從個人層次進展到團體層次，人類的許多紛爭也就由此而生。
　　以上我們用生物及演化的理論，嘗試來說明為什麼偏見與歧視是很普遍的現象，這並不是要合理化它們，而是讓大家了解，要避免歧視與偏見，是要對抗很多心理及社會的深層複雜機制。現代社會都已經逐漸有各種防止歧視的法律制度，也盡量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享有公平的機會及待遇，但是法規是死的，人際互動是活的，心態上沒有調整，再多的制度都是徒然。更何況保護制度本身如果過度，也可能反而形成另外一種歧視，例如我們不希望老人都還辛苦地工作，但是徹底執行的結果，就會導致老人們都找不到工作，即使生活有迫切的需要。我們必須了解，我們在不知不覺當中都可能會對他人有偏見及歧視，這種自覺是改善最重要的因子，其次才是透過教育訓練來改善。古代陶淵明當彭澤縣縣令時，未帶家眷隨行赴任。他很擔心自己兒子的生活，因為兒子應付自己生活上的花費都很困難了，沒有餘力雇請長工，所以送了一名長工給兒子照顧他的生活。他特別寫了一封家書交代原委，裡面的一句話震古鑠今：「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提醒兒子這長工也是人家的寶貝兒子，必須要好好地對待他。陶淵明是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人物，在那一個士大夫階級劃分嚴謹的封建時代，這句話所反映的人道主義精神，真讓處於現代的我們汗顏。發自內心對於歧視與偏見的深刻自覺，是所有救贖行動的開始，也希望這本書所提到的種種悲劇，不會再發生在我們的生活周遭或是社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