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紅太陽的灼熱光輝：毛澤東與中國五○年代政治

作者簡介

盛慕真
先就學於上海師範大學並留校任教，後赴加拿大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畢業後於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任教，並出任歷史系主任。2008年被聘為愛克倫大學歷史系主任。研究重點為中美蘇關係史和中國現代史，著有《向帝國主義開戰：毛澤東，史達林，和美國》，以及數種論文發表於《中國季刊》、《中國雜誌》、《現代中國》、《二十世紀中國》、《外交史》、《冷戰史》、《劍橋亞洲研究》等學術刊物。

書籍目錄

謝辭
序言
第一章 東方的列寧，出征朝鮮：1950-1953
第一階段：東方的列寧積極推動朝鮮革命和統一
第二階段：仁川後的毛澤東猶豫不決，遲遲不願出兵入朝
第三階段：從出兵後到談判開始
第二章 人民的救星，大殺罪惡：1950-1952
鎮反運動的起源
鎮反的打擊對象
發動群眾的方針和做法
從群眾運動到社會控制
第三章 中共的良心，力拒貪腐：1952-1953
「三反」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階級鬥爭」
毛澤東發動群眾搞「三反」
打虎階段
「三反」的草草收場
「五反」運動概述
第四章 諳熟的權術，掌控精英：1953-1954
高崗的騰雲直上
財經會議和批判「新稅制」
毛澤東「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祕密
高崗的一落千丈
奇怪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
第五章 嚴厲的明君，馴服眾儒：1950-1957
思想改造運動：1951-1952
反胡風案和肅反運動：1955
從整風到反右運動：1956-1957
第六章 國際的權威，獨樹一幟：1954-1958
第一次台海危機：1954-1955
第二次台海危機：1958
五○年代的中蘇矛盾
結語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言（節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五○年代則是建國立策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則是呼風喚雨掌控全局的關鍵人物。本書旨在於用史料來披露毛澤東主宰中國政治和確立國策的前前後後，及其歷史因果。所要陳述的主要事件包括朝鮮戰爭、鎮反運動、三反五反、高崗事件、批胡風和反右派，以及兩次台海危機和中蘇分裂。這些事件涉及內政外交，舉足輕重，而毛澤東在其中的操作過程中就確定了中國內政外交的基本走向。要了解中國的今天，毛澤東和五○年代中國政治無疑是個不可缺少的前提。
　　迄今已有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中外研究，大多注重於1958年後的事件，如人民公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而對1958年前的中國政治的研究，尚為欠缺。中外學者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為本書奠定了學術基礎，例如陳兼和沈志華關於朝鮮戰爭的著說就是第一章的出發點。由於本書六個章節寫六個完全不同的運動，同時每一個課題的前人研究成果，從史料的引用到理論的分析，都紛繁不同，很難在序言裡寫一個綜合性的史學史簡介（historiography）以及本書與現存研究之關係。比較合理的處理是在每一章的引言部分來做此闡述。本書引用的史料包括三個部分：第一是歷史檔案，中國大陸的檔案館基本不開放，少數地方檔案館，如上海市檔案館，有一度對外開放，然而2016年後又增加了很多限制。俄國檔案館也一度很開放，沈志華收集和翻譯出版的關於朝鮮戰爭的檔案改觀了對那場戰爭的研究；另一些歐美學者也從俄國檔案館發掘了很多資料，翻譯成英語出版。第二是中國出版的檔案資料集，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以及官方編輯出版的領袖人物的傳記、年譜、日記（如《楊尚昆日記》）等等。第三是轉引自已出版的學術論文和書刊。從八○年代至本世紀初，第二部分的資料出版了很多，在北京的檔案館大門緊閉的情況下，這些資料就不可避免地成為研究者的「主食」了。儘管這些「官方出版物」是經過編輯和篩選的，但其數量之大，其中做研究的迴旋餘地仍然可觀。比如《毛澤東年譜》1950年9月20日條目下列有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拒絕高崗向北韓索取路線圖的要求，並說「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軍有出國的意圖」。此電報是在仁川登陸後5天內發出的，可見毛澤東已改出兵初衷了。
　　對毛澤東這樣一個非常人物，中外學者的褒貶不一是無可置疑的。他們的唯一共同點就是尋求一個合理解釋：為什麼毛澤東能夠緊緊掌控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和人口最多的國家，直至他與世長辭？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認為毛澤東的出身平凡，受的教育也不系統，其才華和智力並不出眾；然而他的永不停滯的精力和「不顧一切的自信」則是他成功的祕訣，使他成為世界上最權威的統治者。
　　成功者必須具備永不停滯的精力（relentless energy）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不顧一切的自信」（ruthless self-confidence）不是要把人們引向無視現實的歧途嗎？如果一個自我為中心的人成為個人崇拜的偶像，黨和國家不會遭殃嗎？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現代社會學的鼻祖，對此有不同尋常的理念。他首先對「國家」下了定義：「國家是一種人統治人的社會關係，它通過合法（被認為合法的）使用暴力來維持。如果一個國家要持續下去，被統治者必須服從統治者的權力。在什麼時候和居於什麼理由人們才會服從呢？這種人統治人的機制是建立在何種內在邏輯和外在力量的基礎上的？」
　　在回答這些問題時，韋伯描述了三種不同性質的國家權威：傳統權威，法制權威，超凡權威。傳統權威是建立在子承父權的理念基礎之上，而法制權威則確信依法治國的方略。韋伯描述的重點在於第三種鮮為人知的權威：超凡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此種權威是建立在被統治者對某一個特定的領袖人物的崇拜和忠誠之上的，因為他們相信他具有超越凡人的天賦（charisma），無論此種超凡天賦是實際存在的，還是假設的，甚至是偽稱的。換言之，在超凡權威的國度裡，被統治者對國家權威的俯首聽命是基於他們對一個特定領袖的個人崇拜。韋伯輕易地列舉了傳統權威和法制權威的實例，因為子承父權的王朝和英美式的法制國家比比皆是。然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國家韋伯可以稱其為超凡權威之實例。不過他預測在何種社會環境下超凡權威的國家政體可能出現，以及在這種政體中領袖同群眾之間的關係。他指出當一個社會經歷政治經濟或精神宗教危機時，人們傾向於相信和渴望救世主的出現。這個超凡人物具有那種體力和精神上的天賦，人們相信他猶如神聖。而超凡領袖只憑藉內在的決心，提出歷史的使命，並找到和組織追隨他的群眾來實現這一使命。只要他能說服和證明他的正確性，他就是他的追隨者的主人。超凡領袖對追隨群眾的主宰權並非來自他們的意願；恰恰相反，他們的責任就是服從他，因為他揭示和代表了他們的歷史使命。一旦他不能持續證明他的正確性從而失去追隨群眾的崇拜，他的權威也就煙消雲散了。與此同時，韋伯還指出，由於超凡權威的政體是以某一個人為中心的，因此，它沒有英美式的文官制度和有次序的人員升降調動，而對永久性機構和程序也沒有興趣。這種政治體制下的政策和人事以超凡權威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衰落了，第三世界的革命運動此起彼伏。在深沉的危機感的籠罩下，人民惶惶不安，而希望成為救世主的也不乏其人。這些人來自不同的國度，社會文化背景鮮有共同之處。但他們中的每一個都真心實意地相信他是唯一能拯救他的受苦受難的國家和人民。韋伯的預料實現了，他的超凡權威的理論得到了重視。然而韋伯沒有用實例來充分展開他的理論，後來學者的運用也就紛繁不同，甚至大相逕庭。超凡權威的根基是人們對某一個領袖人物的天賦品質的相信和崇拜，但這種天賦品質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假設的，甚至是偽稱的。學者們選擇的研究對象不同，他們對如何運用韋伯理論的傾向性也不同。比如喬威特（Ken Jowitt）以中國共產黨為例，傾向於認為韋伯所謂天賦品質是真實的，中國的超凡權威不是一個領袖（毛澤東），而是一群人，中國共產黨。有人稱這種解說為新韋伯論（Neo-Weberian）。可惜的是喬威特對中國現代史了解膚淺，他九○年代出版的書，用的卻是六○年代的有關中共的二手資料。與此相反，林厚姆（Charles Lindholm）則傾向於認為韋伯所謂天賦品質是假設的或偽稱的。他選擇的研究對象是希特勒、吉姆．瓊斯等等；還著重指出韋伯不僅闡述了人們對超凡權威的相信和崇拜是他們服從的基礎，同時也強調了其他使他們俯首聽命的世俗原因，例如對權威報復的恐懼和對權威賜善的希望。
　　人們追隨某一領袖的原因是錯綜複雜並受歷史時代和文化的局限。中國人為什麼信仰和跟隨毛澤東，甚至在他死後近半個世紀了，不少人仍然湧向韶山去紀念他的生日？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但這不是本書的著重點。與此相連的另一面是為什麼毛澤東能成為中國人信仰和追隨的領袖？他具備的哪些個人素質為其成功之祕訣？毛澤東不顧一切的自信是否是他的成功祕訣之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有哪些歷史行為可以立證？如果我們假設毛澤東領導下的政府是一種超凡權威，其基礎是人們對他的信仰和追隨。那麼加強此種信仰就必然是該政府決定政策時的基本理念，以期政權鞏固和國家發展。五○年代中國政策選擇的史實可以證明這一論斷嗎？我們之所以用韋伯的超凡權威論來研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因為它能夠把「個人崇拜」和「群眾路線」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聯繫起來，來研究中國政權之性質及其政策制定之基礎。以現存名詞意義為準，「個人崇拜」是一種不健康的領袖風格；但是在韋伯理論體系中，它是超凡權威的基礎。「群眾路線」往往是指一種健康的工作作風，在此它卻成為領袖得以維持其超凡權威的途徑。換言之，如果毛澤東能使他的追隨者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或是「以人民的名義」，「為人民服務」，他們對他的崇拜和緊跟就只會加強，不會減弱。領袖和追隨群眾是一對互存和互動的社會政治關係，有些政治心理學家用「互相照鏡子」（mutual mirroring）的理論來解說此種關係：領袖在群眾的鏡子裡看到了他的力量的源泉，而群眾在領袖的身上看到了他們的希望但他們本身所不具備的改變現狀之能力。以1966年毛澤東多次接見紅衛兵為例，領袖站在高高的城樓上看著激動流淚狂呼口號的追隨者，他加強了自信去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完成他所確定的歷史使命；而年幼無知的紅衛兵們遠遠地看到領袖向他們招手，從而加強了他們的使命感去緊跟領袖。 這種領袖和追隨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可以為我們提供一條研究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的新途徑。
　　如果說他的不顧一切的自信是他最終成為超凡權威的重要個人素質，那麼即使是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就已表露出不同凡人的志向和抱負。他十六歲離家讀書時抄寫了一首詩以表自負：「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有一天他坐在池塘邊，看到一隻青蛙相去不遠。一個平常的十六歲少年大概會聯想起動物和自然界，但毛澤東卻不由自主地表述了不成人傑不罷休的志向：「獨坐池塘為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出聲。」毛澤東四十三歲時寫下了「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的詩句，看來是緣由可求的。幾年之後，中共在內戰中打敗國民黨，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的毛澤東已成為主宰中國的領袖，紅太陽升起了。人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他獨手掌控黨和國家的基礎，中共在毛澤東時代的一黨專政其實是一人專政。如果韋伯的超凡權威論需要例證的話，毛澤東時期的中共政權恐怕是最典型不過了。但是從個人崇拜到超凡權威政權的確立有一個歷史過程。從這層意義上來說，中國五○年代政治的特色就是毛澤東個人崇拜向超凡權威政權發展的過程。本書旨在研究這一時代的中國重大外交內政事件及其相應決策過程來看毛澤東超凡權威是怎樣確立和鞏固的，及其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利弊關係。

文章試閱

第一章 東方的列寧，出征朝鮮：1950-1953
今天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可能會同意楊成武將軍的判斷。但是人們是不是知道毛澤東在聯合國軍入朝之前，並遠遠在中國邊界安全受到威脅之前，就鼓勵金日成用武力統一朝鮮半島，入侵南韓，並承諾需要時會派中國軍隊入朝相助？另一個為人鮮知的史實：1950年9月15日，麥克阿瑟仁川登陸成功後，北朝鮮的軍隊兵敗如山倒，而聯合國軍迅速推進到三八線上。金日成10月1日請求毛澤東出兵援助，史達林也再三敦促，但毛澤東一改初衷，遲遲不願出兵。最後出兵入朝的決定是到10月18日才作出的，而美國在10月8日已決定越過三八線。美國的決定是建立在中國不會出兵的判斷上的。如果毛澤東10月初就決定出兵，美國可能為此而停止在三八線以南，朝鮮戰爭是否可以就此避免？
　　毛澤東在出兵朝鮮的決策和出兵後的戰略，前前後後出現過很大的變化。本文將分三個階段來追溯他的思路和政策的轉變。第一階段從1949年到1950年9月。在此期間，由於中國革命的勝利，毛澤東在國內外的聲譽極速增長。他希望組織一個由他領導的「東方情報局」來協調和指導亞太地區國家的革命運動。史達林同意毛澤東的想法，並建議先由三國的黨組成：中國、北朝鮮和日本。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和金日成交流頻繁，他對朝鮮黨用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想法極力支持。只是史達林不願與美國直接衝突，遲遲不給金日成入侵南韓開綠燈，直至1950年春。朝鮮戰爭爆發後，北韓的軍事進展順利，毛澤東積極準備派兵入朝作戰。第二階段從1950年9月的仁川登陸和相繼的北韓軍事崩潰到10月18日。在此期間，毛澤東一改初衷，遲遲不願出兵朝鮮。但是他又不願對外顯得遲疑和軟弱，因此他推說是政治局的多數不同意出兵；他還造成一種印象，中國不出兵是因為史達林改變初衷，不給空軍地面保護。史達林說服不了毛澤東，只能指示金日成做撤退到中國或蘇聯的準備。然而毛澤東又改了主意，最終決定出兵。他為什麼在出兵問題上如此的反反覆覆？第三階段從1950年10月18日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到1951年7月停戰談判開始。在此期間，毛澤東開始非常謹慎，不打大仗，不取城市，同時希望打一下就能談判停戰。他的這種小心謹慎的戰略很快轉變成速戰速決的冒進戰略。中朝軍隊在第一次戰役打退了毫無準備的敵人後，他不顧彭德懷再三請求延緩進攻，讓部隊休整補給後再越過三八線，而命令志願軍不斷出擊，接連打了五個戰役；最後兩個戰役以失敗告終。同時，聯合國提出對中方非常有利的停戰談判條件，但毛澤東堅持要徹底在戰場上打敗敵人，拒絕談判。當毛澤東最後不得不接受停戰談判時，中方戰場上已是損失慘重，外交上也失去了良機。他的戰略思路的變化莫測是否同他對自身的權威形象過於注重有關？

第一階段：東方的列寧積極推動朝鮮革命和統一
　　1948-1949年中國革命即將成功，毛澤東國內外的聲譽節節上升，但是他究竟何許人也？各種評價和猜測紛繁不一。美國中央情報局和決策人物認為毛澤東是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和南斯拉夫的狄托一樣，會同史達林的蘇聯發生衝突。這種「東方狄托」的解說使華盛頓對北京出兵朝鮮的判斷屢屢出錯。甚至當志願軍已集結於北朝鮮山區，幾個中國士兵已被美國人抓住，中央情報局仍然堅持中國不會出兵，而那些中國俘虜是對方有意送來，以期嚇退向北推進的聯合國軍。美國決策層對毛澤東的誤解造成了軍事上的挫敗，由於美軍毫無思想準備，志願軍很快就占領了三八線以北地區。當時只有一個真正的中國通，司徒雷登，才實實在在地看懂了毛澤東。他在1949年6月告訴華盛頓：毛澤東的「不尋常的自信」可能使他想成為「東方的列寧」，從而對莫斯科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提出挑戰。最近披露的中俄文資料證明司徒雷登是正確的。
　　1947年歐洲共產黨組成國際情報局，此時的史達林把戰略目標放在歐洲，似乎對亞洲革命不很關注和支持。毛澤東從1948年起，卻熱心於創立東方情報局。他向蘇聯方面提出訪蘇設想，他有意同史達林商談的問題中包括東方革命力量如何聯合的方法。1949年初，史達林派米高揚到西柏坡，毛澤東正式向蘇方提出建立亞洲共產黨情報局來與印度支那、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朝鮮等國的共產黨建立聯繫。莫斯科看來已理解毛澤東的想法，米高揚當即表示蘇共中央同意建立以中共為首的共產黨東亞國家局，最初可以包括中國、朝鮮和日本三個共產黨，以後可逐步擴大。史達林知道在亞太地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贊助革命，可以牽制歐美勢力，有利於蘇聯安全利益。如果他目前不能分心，為何不讓迫不及待的毛澤東去發揮呢？ 1949年7月史達林對在蘇聯進行祕密訪問的劉少奇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成熟的黨，祝願中共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列。中蘇兩家都應多承擔一些義務，而且應該有某種分工。希望中國今後多做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蘇聯對西方多承擔一些義務，多做些工作。革命中心現在轉移到了中國和東亞，中共應當履行對東亞各國革命所承擔的責任。因此應與東南亞各國建立密切的聯繫。」同時史達林在5月26日警告毛澤東不要建立東方情報局為時過早。解放軍南下，逼近東南亞，會造成那裡的革命形勢，帝國主義會想盡一切辦法控制他們的勢力範圍，和中共的軍事衝突是可能的，甚至可能在青島登陸，插到南下解放軍主力後方。毛澤東對史達林的警告非常注意。5月28日他得到情報說青島的美軍活動異常頻繁，他馬上調整軍事部署，令二野推遲南下兩個月，三野包圍青島並守衛上海，要在從天津到上海的沿海地區安排足夠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