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國際傳播」國際化

作者簡介

編者簡介
李金銓（Chin-Chuan Lee）
　　國立政治大學聘任的教育部「玉山學者」。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曾任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國際傳播、媒介政治經濟學、媒介與社會、新聞史，以及傳播的社會理論。在學術道路上矻矻求索四十年，以歷史脈絡為經，以全球視野為緯，穿梭傳播學的時空脈絡遠近縱橫。2014年獲頒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費雪導師獎（B. Aud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2018年獲頒國際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終身成就獎，2019年獲選國際傳播學會會士（ICA Fellow），同年獲頒中國新聞史學會卓越學術獎。

作者簡介
李金銓（Chin-Chuan Lee）
　　同編者簡介。

伊萊休•卡茨（Elihu Katz）
　　賓夕法尼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學院榮休校聘教授（Trustee Professor），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榮休教授。著述極富，近著包括The End of Television? （與培迪•斯堪諾合著）、Media Events（與丹尼爾•戴楊合著）， The Export of Meanings（與塔瑪•利比斯合著）及Personal Influence（與拉查斯菲合著）五十週年紀念版。曾獲得根特、海法、蒙特利爾、巴黎、羅馬、布加勒斯特、魁北克和西北等多間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張讚國（Tsan-Kuo Chang）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博士，台灣交通大學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榮休教授。曾獲得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AEJMC）國際傳播分會傑出貢獻獎（2005）。先後出版三本學術著作，並在《傳播研究》《國際輿論研究學刊》《新聞/政治國際學刊》《傳播學刊》《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新媒體與社會》《政治傳播》《輿論學刊》等英文學刊發表數十篇論文。

揚•瑟韋斯（Jan Servaes）
　　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榮休講座教授兼系主任，麻塞諸塞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傳播與可持續社會變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講席教授。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Elseevier）學刊主編，「傳播與發展和社會變遷」「傳播、全球化與文化認同」叢書主編。在國際與發展傳播、信息傳播科技與媒介政策、語言與跨文化傳播、參與與社會變遷、人權和衝突管理等領域著述眾多。近著包括Substainabil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e in Communication（2012）。

保羅•曼西尼（Paolo Mancini）
　　意大利佩魯賈大學制度與社會學系教授，傳播學專業和社會與政治理論博士項目負責人。曾任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研究員。英文著述包括Politics, Media and Modern Democracy （與大衛•斯萬森合著）和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與丹尼爾•哈林合著），並與丹尼爾•哈林合編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

邁克爾•柯廷（Michael Curtin）
　　加州大學厄聖塔芭芭拉分校電影與媒介研究系全球研究Mellichamp講席教授，卡西-沃爾夫中心媒介產業項目負責人。先後出版或主編American Television Industry（2009），Reorienting Global Communication: Indian and Chinese Media beyond Borders（2010），Playing to the World’s Biggest Audience: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ilm and TV（2007）等多種著作。主編英國電影協會出版的國際電影產業叢書，曾任《中華傳播學報》（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聯合主編。

亞普•範欣內肯（Jaap van Ginneken）
　　曾任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學院及傳播系副教授，目前定居南法尼斯，獨立著述。研究和寫作橫跨兩大領域，一是國際傳播和電影產業，相關著作包括Understanding Global Media（1998）和Screening Difference（2008）；另一是群體心理學和動力機制，相關著作包括Crowd, Psychology, and Politics（1992）,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Public Opinion（2003）, Mass Movements（2007）, Mood Contagion（2013）和Political Hubris in Western Leaders（2014）等。

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
　　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博士，曾任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教授，現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講座教授，英文學刊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創刊主編之一。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國際傳播等領域著述甚豐，近年的研究聚焦轉型社會媒介體制的比較研究。

西爾維奧•瓦斯博德（Silvio Waisbord）
　　喬治華盛頓大學媒體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曾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和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主編，近著包括Reinventing Professionalism: News and Journalism in Global Perspective（2013）, Media Sociology: A Reappraisal（2014），Communication: A Post-Discipline（2019）等。

朱迪•波倫鮑姆（Judy Polumbaum）
　　美國愛荷華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榮休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訪問教授（2012-2013）。擁有報章報導、2013雜誌新聞和攝影新聞等領域的訓練和背景，研究興趣包括當代中國新聞業、表達自由、媒體與文化互動。

張隆溪 （Lonxi Zhang）
　　哈佛大學博士，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曾任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在比較文學等領域著述豐富，中英文著作包括The Tao and the Logos（1992）,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1998）,《走出文化的封閉圈》（2000）、《中西文化研究十論》（2005）,Unexpected　Affinities: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2007）等。

羅德尼•本森（Rodney Benson）
　　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社會學博士，紐約大學媒體、文化與傳播系系主任、教授。曾在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挪威等國任訪問教授。出版專著Shaping Immigration News: A French-American Comparison （Cambridge, 2013），在比較媒介體制和場域理論等領域發表數十篇論文。與馬修•鮑爾斯（Matthew Powers）合著Public Media and Political Independence（2011），與艾瑞克•內維爾（Erik Neveu）合編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2005）。目前的研究聚焦商業、公共和公民社會媒介所有權的運作邏輯。

彼得•達爾格倫（Peter Dahlgren）
　　瑞典隆德大學媒體與傳播系榮休教授。從晚期現代社會與文化理論視角研究媒體與民主，尤其是民主參與與數字媒介的關聯。活躍於歐洲學術網絡，曾在歐洲和美國多間大學擔任訪問學人。近著包括The Political Web （2013）, Media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2009），合編Young People, ICTs and Democracy（2010）。

阿爾溫德•拉賈戈帕（Arvind Rajagopal）
　　紐約大學媒體、文化與傳播系教授。在各類學術期刊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主編The Indian Public Sphere（2001），發表著作包括Politics after Television （2001出版，榮獲亞洲研究學會2003年庫馬拉斯瓦米圖書獎）及其他三部書。 曾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也曾擔任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研究員。目前撰寫專著《去殖民化殖民：印度全球化的文化政治》。

譯者簡介

李紅濤
　　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挪威奧斯陸大學兼任教授。研究興趣包括媒體與集體記憶、媒介社會學。出版合著《記憶的紋理》，在中英文期刊發表30餘論文。

黃順銘
　　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新聞學教授，青年長江學者，兼任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研究興趣包括媒體與集體記憶、榮譽社會學、新聞社會學、新媒體與社會等。

陳楚潔
　　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博士，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媒介社會學、數字新聞業研究、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至今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等期刊發表論文十餘篇。

宋韻雅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副教授，人工智能與媒體研究實驗室主任。曾任康奈爾大學客座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國際傳播，線上社會網絡、新聞學研究。

袁夢倩
　　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研究員，入選江蘇省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計劃「雙創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博士，史丹佛大學、多倫多大學訪問學人。研究方向為媒介文化研究、口述歷史與社會記憶、城市傳播與社區營造、當代中國文化政治。

書籍目錄

中文版序╱李金銓

國際傳播的國際化：反思以後的新起點╱李金銓
逛櫥窗：論「國際傳播」的國際化╱伊萊休•卡茨（Elihu Katz）
超越拉查斯斐：國際傳播研究及其知識生產╱張讚國
超越現代化和報刊的四種理論╱揚•瑟韋斯（Jan Servaes）
新聞業的專業模式：在同質化與多樣性之間╱保羅•曼西尼（Paolo Mancini）
「媒介首都」生成的條件——全球媒介的地方情境╱邁克爾•柯廷（Michael Curtin）
好萊塢不朽的生命力：「帝國冒險」類型與《阿凡達》╱亞普•範欣內肯（Jaap van Ginneken）
重啟國際傳播「帝國的維度」╱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
「去西方化」與世界主義的媒介研究╱西爾維奧•瓦斯博多（Silvio Waisbord）
在地經驗，全球視野：國際傳播研究的文化性╱李金銓
把「媒介生產」理論化為准自主場域：中國新聞研究再評價╱朱迪•波倫鮑姆（Judy Polumbaum）
翻譯，交流與東西間的理解╱張隆溪
公共領域、場域與網路：去西方化世界中的西方概念？╱羅德尼•本森（Rodney Benson）
世界主義與國際傳播：理解公民社會行動者╱彼得•達爾葛籣（Peter Dahlgren）
後殖民視覺文化：基於印度的討論╱阿爾溫德•拉賈戈帕（Arvind Rajagopal）

作者簡介
譯者簡介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
　　傳播研究是美國文化的產物，後來逐漸擴散到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成為支配性的觀點與範式。本世紀初，英國學者柯倫與韓國學者朴明珍首發其端，編撰一本書，名曰《媒介研究的去西方化》（Curran & Park, 2000），我有幸參與其中。隨後也有若干零星的聲音呼應之。
　　「去西方化」以後的下一步是什麼？在我看來，就是要「國際化」。
　　本書取名《「國際傳播」國際化》（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因為主流的「國際傳播」並不太「國際」，實質上只是「美國」的「國際傳播」，而不是「國際」的「國際傳播」，也就是大抵透過美國外交政策和美國中產階級學者的瞳孔看世界，於是世界變成了美國的放大版。我們共同的願望是把國際傳播真正地「國際化」。一旦國際傳播國際化，整個傳播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國際化了。
　　「國際傳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旨趣何在？容我從幾方面簡單闡述，可以說是殊途而同歸：
　　第一，《論語》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劉殿爵先生把這句話譯為「The gentleman agrees with others without being an echo; the small man echoes without being in agreement.」 （見Confucius, 1979: 122）君子和小人的道德判斷，姑不置論，但echo（回聲）一字譯得甚妙。國際傳播不能獨尊某種觀點，要求其他人、其他國家或其他文化跟著附和，而是必須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下求同存異，不斷溝通對話。
　　第二，著名古典音樂指揮家巴倫波恩說：「你要保存極端（的聲音），但要找到聯繫，隨時找到聯繫，這樣會有一個有機的整體。」（Barenboin & Said, 2002: 69）樂團的生命力來自各種聲音有機的聯繫，而不是抹煞、壓制或取消刺耳的聲音，交響樂本來就是各種不同的樂器和音調的矛盾統一。管見以為，巴洛克的賦格（fuge）形式以同一音調在不同音階同時展現，彼此獨立自主，而又相輔相成，對國際傳播—通過合作和競爭達成深度的瞭解—尤具啟發的意義。
　　第三，正如闡釋學大師高達美（Gadamer, 1999）提出「視域交融」（fusion of horizons）之說，打破中西二元對立。各種文化傳統的交流，小則達到八百多年前管道升寫給趙孟頫《我儂詞》中說的「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大則從太極的「陰是陰，陽是陽」（文化自主）達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滲透交融）的境界。
　　第四，本書不斷強調「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精神，一方面反對「美國（或西方）就是世界」的文化帝國主義霸權，一方面也反對義和團式的文化民族主義。華人社會要爭取學術平等對話的權利，只能拿出實實在在的學術業績，這必須靠整個學術社群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不能靠口號式的吶喊、社論式的宣示或拍腦袋的囈語。
　　在我的學術生涯四十年中，一直關注國際傳播，從《傳播帝國主義再商榷》（Lee,1980）開始，歷經《全球媒介奇觀》（Lee, Chan, Pan & So, 2002）、《中國媒介，全球脈絡》（Lee, 2003）、《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李金銓，2004），以至於《「國際傳播」國際化》（Lee, 2015）和《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李金銓，2019），可謂一脈相承，也是一以貫之。
　　《「國際傳播」國際化》英文原著由我任主編，由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印行。本書緣起於我在香港城市大學邀請跨世代著名學者的「南北對話」。這些名家星光閃爍，來自美國、英國、印度、阿根廷、以色列、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瑞典和華裔，他們沒有老調重彈，沒有虛晃一槍，而是以最嚴肅的態度發表真知灼見，甚至呈現智慧交鋒的火花。
　　本書從知識論和方法論的高端視野討論大問題，而不糾結於具體瑣碎的小課題，確信是一本國際傳播的重要著作，值得費神迻譯，以饗華文世界的廣大讀者。為此，我乃「徵召」李紅濤、黃順銘、宋韻雅、陳楚潔和袁夢倩等五位深具潛力的年輕學人，讓每人認領翻譯兩章到四章的「任務」。我有幸和他們誼兼師友，他們在教研百忙之中熱心共襄盛舉，令我十分感動。我也要感謝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無償讓渡中文翻譯版權，教育部「玉山學者」計劃資助出版，以及聯經出版公司精心編輯付梓。
　　譯事之難，沒有親身經歷無法充分體會。為了求「信」，我們首先要求儘量貼近原文，不加不減；為了求「達」，我們要求適度砍掉「洋腔」。一方面不能「太不像」中國人講話，長句繞來繞去，文字生硬，令人望而生畏；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太像」中國人講話，以致抹煞了原作者的個性、神態和風格。如此拿捏分寸，斟酌得失，實在頗費躊躇。我們決定分四個步驟進行：第一步是譯者自校，第二步是譯者互校，第三步是譯者再度自校，最後我閉關一整個月，幾乎逐句根據原文校讀。這樣繁複認真的手續，但求滿足「信」與「達」的要求，「雅」則未敢相期。經此「一役」，我對卓越的翻譯家增添了幾分敬意。
　　期盼本書能為華人學術社群提供一個契機，共同提高文化自覺，並增進對國際傳播的貢獻。

文章試閱

好萊塢不朽的生命力：「帝國冒險」類型與《阿凡達》
亞普•範•欣內肯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我們見證了蘇聯、華沙公約組織與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集團解體，也見證了網路的興起，成為全球化的工具。隨之，「自由市場」的狂歡引發了一系列經濟泡沫，波及非西方的貨幣市場、網路股票市場和住房抵押貸款，最後二○○八年爆發全球信貸危機達到頂點。1
　　如今，我們正目睹著巴西、印度和中國等新興力量迅速崛起。它們的崛起不是靠外國的「發展援助」(development aid)，而是因為這些國家足夠大而多元，能用本國的力量實現資本積累，提升生產力。
　　主要問題在於：這些深刻的變革，在多大程度上會影響跨國╲跨文化╲跨種族的傳播和媒體的全球圖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架構內發動的「世界資訊與傳播新秩序」（NWICO）的爭論，早就因支配媒體的國家激烈反對而被擱置了：這些主要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及其親密盟國，有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富有的本國媒體市場。
　　近年來終於崛起了一些重要的非西方媒體和媒體集團，但在各大洲流通的媒介材料幾乎仍來自西方世界。通訊社的電訊稿、辛迪加新聞、圖書與翻譯、連環漫畫與視頻遊戲、玩具人物和周邊產品如此，新聞圖片和影像資料、電視劇與電視制式，以及電影亦然。誠然，香港、孟買和其他城市已成為主要的電影中心，但是它們沒有什麼電影能在周邊鄰國，或在中印的海外僑民之外產生影響。
　　探究這一趨勢的意涵，需要關注的不是另類電影，而是世界級大片（Stringer, 2003）。這些大片有助於塑造全球信仰，以及對歷史、地理與社會的看法。IMDb網站提供了一個詳盡的電影資料庫，包括每一部電影上映期間「全球票房」收入的最新資料和其他資訊。其中羅列出了一份大片的詳盡名單。目前有三九○部電影在上映期間的票房收入超過二億美元2。下面讓我們進一步剖析。

一、誰製造了全球大片？棱錐與棱柱
　　在這近四百部電影中，70.3%由單一國家製作：67.9%（超過三分之二）由美國包辦，而僅有2.3%由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製作。即使這些少數「外國」影片中，也有四部是其他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製作的，三部是歐洲國家製作，還有兩部是日本製作。相比之下，29.7%（接近三分之一）的電影是國際合拍：其中，27.4%（超過四分之一）美國參與製片，僅有2.3%的影片美國未參與。到目前為止，合拍片中的最大份額（全部大片的19.2%）有其他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加拿大、英國、愛爾蘭、澳大利亞或紐西蘭）參與，15.9%有歐洲內陸國家（主要是德國，因為該國有特殊稅法）參與，僅有三部電影有日本參與制作。
　　因此，美國仍然是這個領域的龐然大物，即使最親密的盟邦也只能扮演邊緣的角色，其他國家就更不用提了。香港參與制片上榜三次，中國大陸和臺灣各一次（因為同一部精彩的武俠電影《臥虎藏龍》而上榜）。而印度則根本未上榜（儘管《貧民百萬富翁》部分地使用了印地語，卻未被列為印度製作的電影）3。其他洲（亞洲其他國家、太平洋、中南美、非洲或中東）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上榜。
　　好萊塢「七姐妹」主要製片公司，參與製作了多數大片：環球（四十三部）、華納（四十二部）、迪士尼（含博偉，三十五部）、二十世紀福克斯（含福克斯二○○○，三十二部）、派拉蒙（二十九部）、哥倫比亞（二十二部），及後起之秀夢工廠（二十部）。即使較小的美國電影公司也比（原來的）歐洲公司上榜更多次，譬如寶麗金（三部）和戈蒙（一部）。索尼上榜過一次。由此引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何美國至今仍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僅僅是因為它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語言上的全球影響力，還是有其他結構性因素？
　　一個顯見的因素是：在好萊塢拍電影無疑是一筆生意，各方參與投資，計算該如何收回成本。他們會賭一把，但通常不會偏離主流意識形態太遠，以便控制風險。影片上映前，還會在美國觀眾中「試映」。如果需要的話，會補拍一些新場景，並重新剪輯其他場景。有時，會加一個全新的（通常更加樂觀向上的）結局，直至整部電影與觀眾產生「共鳴」為止。
　　與此對照的是，歐洲和其他地方的電影經常拍得更「藝術」，關鍵是有政府津貼。製片人常得向「風格導演」屈服。不過，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國是由各種移民群體所組成的「馬賽克」社會，有些新移民甚至英語講不流利；而歐洲國家則大致長期生活在單一的語言和文化環境中，因此受歡迎的法國、德國、義大利以及西班牙電影多半無法跨越文化藩離。
　　好萊塢從一開始就懂得拍較易突破社群界線的電影，善用人們對於「生產價值」的基本反應，包括精心設計的布景和道具，宏偉的場面和特效（再貴也要用最新的技術），耀眼的明星陣容，建立明星制度，加上典禮、獎項、狗仔隊與八卦的配合。
　　此外，名列榜上的近四百部大片中，至少有四十部是出了兩部及以上的系列電影。顯然，這些熟知的公式容易在全球行銷，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還得益於速食連鎖和軟性飲料公司的有力支撐。這些電影還捆綁了遊戲和電視劇、玩具和公仔、海報和服飾、書籍和漫畫，每一部電影都成為值數十億的產業。這個數字顯示全產業鏈加速發展的態勢。
　　關鍵是，美國與西方七國集團（G7）的支配地位，影響非西方觀眾有多深？誰有能力在世界舞臺發聲，誰只能保持沉默？大略比較就可以揭示問題的本質了。大多數大片的製作者構成了一種棱錐或者棱柱體：他們多是男性白人，以英語為母語，已是或將是身懷數百萬美元的富翁；他們從西方主要大都會的視角來看世界——儘管他們大都自詡為世界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
　　在更根本的層面上，他們已經內化了大西洋中部的全球史地觀，以及核心的神話與傳說。雖然他們自己覺得自由地「構思有創意的幻想作品」，其實常常不經意地複製了民俗和流行文化（小說、漫畫）的陳詞濫調—常常讓人回想起殖民與種族隔離的歲月。縱在今天，很多大片還是種族中心主義的：它們通常讓非西方觀眾以西方視角看世界。
　　不過，這些影片的影響總是不太簡單，因為從影片生產到觀眾接受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意義交涉」。早期研究發現，美國、荷蘭、以色列觀眾，以及這些國家的移民，最後還有日本，對所謂「德克薩斯風」的熱播電視連續劇《朱門恩怨》的主題闡釋迥然不同，可見觀眾「接受」問題之複雜（Ang, 1985; Liebes & Katz,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