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文明論衡（余英時文集18）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2021）
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長期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為當代史學研究者及知識人的典範。

書籍目錄

書系總目
歷史與思想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
東漢生死觀
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
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
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
到思維之路
民主制度之發展
自由與平等之間
文明論衡
香港時代文集
我的治學經驗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余英時雜文集
余英時序文集
余英時時論集
余英時政論集（上、下）
余英時書信選
余英時詩存


目次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序
文明與野蠻
論進步
論自覺
論傳統
論文化整體
附錄一　「五四」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檢討——兼論今後文化運動的方向
附錄二　我對中國問題的反省
附錄三　中國社會重建的一點檢討
附錄四　「文明」與「文化」釋名

推薦序/導讀/自序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序
本書所收的幾篇論文有一個共同之點，即都是討論文化問題的。前面幾篇是討論文化原理的部分，曾在「文明論」的總題目之下分別發表在《人生》雜誌上。關於文化哲學方面，我曾擬定了十幾個子目，準備陸續寫成一部分量較重的東西。可是由於我個人學力之所限，對於一些自己還沒有考慮成熟的問題便不敢遽下斷語，故有些觀念雖已在我的腦海裡盤桓甚久，我仍然沒有勇氣隨便寫出來。還有一些事實上的困難也值得談一談；首先是我自從入新亞研究所以後，主要的精神都集中在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方面，一般寫作的工夫自然減少得多了，尤其是文化哲學所牽涉的範圍太廣，一個問題之提出至少要有相當時間的準備，這在我也是很難做到的，所以往往要隔一兩個月才能寫成一篇。其次是參考書的缺乏。以往討論文化哲學的人多偏重於「哲學」與「精神」方面，故不免有武斷不合歷史事實之處。在近代學者中祇有湯因比（Arnold Toynbee）、達尼列夫斯基（N. I. Danilevsky）、克羅伯（Alfred L. Kroeber）、素羅金（Sorokin）等少數人是例外。我想文化哲學如果真要成立一門踏實的學問則不能不建築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之上，而關於文化研究的最大科學成果則當推新興的「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他如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社會學……等亦占重要的地位。而我個人對於這些學問卻都是門外漢。益以香港書籍之缺乏，更使我有「力不從心」之感，有時雖有一點見地也因為缺乏材料而無法動筆。在這種種困難之下，本書所收的一些論文實在是簡陋得不成樣子。我祇希望將來能有機會看到更多的書籍時再修正與補充已寫的論文，並繼續草成懸而未寫的子目。所以我最後決定將此書定名為《文明論衡》第一集，以示初引端緒之意，而且將來若再有這一類文字，亦可繼續出第二、第三……等集。這是希望讀者們諒解的。
　　附錄所收的幾篇論文可以說是前幾篇原理的實際運用，而且都是和近代中國文化及其與西方文化如何求配合諸問題有關，雖語多空泛而實經反覆思維所得，讀者閱此數篇將更能瞭解前幾篇的涵義所在。作者近年來思想態度上有所改變，全書力求兼容並包與融會貫通，而無取於「罷黜百家」之狹隘胸襟。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一方面是開創的，一方面又是集大成的，這兩種性質都祇有在一種極其廣闊的精神中才能表現出來—渺小的靈魂是承擔不起偉大的時代責任的。作者於此真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因此，縱使本書毫無知識上的價值，這一點繼往開來的心願也還希望能獲得讀者們的同情與支持！
　　余英時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日　於香港新亞研究所

文章試閱

文明與野蠻
　　文明一詞對於我們是非常熟悉而親切的。我們天天嘴裡會提到它，耳朵會聽到它，眼睛會看到它，筆下會寫到它。我們不僅和它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且還衷心地喜愛它。我們常常慶幸自己生長在文明社會之中；同時也不時意識到自己是文明的人而引為驕傲。但是我們真的瞭解它嗎？如果有人問我們：文明究竟是什麼？它的意義又怎樣；我們能夠回答嗎？所以認真考慮起來，這個熟悉的名詞又是如此的不容易瞭解。蘇格拉底曾說，最簡單的概念往往是最難於界說的；「文明」便正是這樣一個最簡單的概念。施維澤（Albert Schweitzer）說得最明白：「什麼是文明？這問題本身就應迫使所有自認為是文明的人加以注意，可是在世界一般的著述中，直到今天人們仍很難找到關於這個問題討論，至於答案當然更是找不到了。人們都假定自己早已獲致了文明，所以根本不覺得有對文明本身加以界說的必要。如果這個問題曾經被人們觸及過，那麼參照著以往的歷史與當前的現實，它照說已可以獲得充分的解決了。但是現在當事實已無情地逼使我們自覺到：我們是生存在危險的文明與野蠻相混雜的世界之中時，因之，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我們都必須試著去決定真正文明的本質。」（The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 p.21）
　　一般人對於文明的瞭解常常流於現象與形式的；許多從人的本能中發展出來的事物卻被人們尊奉為文明的成就。當人們看到都市中那些高聳雲霄的建築物時，人們覺得這真是近代文明的輝煌果實；當人們進入近代這種組織嚴密的社會中時，也不免要震驚於人類文明程度之高；此外許多人類物質的與社會的建設也都成了我們歌頌文明的對象。我不敢說這些事物不是文明，更不敢否定它們和文明之間的關係；然而我卻敢說，文明的意義絕不止此，而有其更超越豐富的內涵。這些事物產生的根源，分析到最後乃是人的本能；而此種本能卻又不是人類所獨有，動物學家告訴我們，許多下等動物也同樣具有這種能力，在人類社會以外，我們不難發現：蜜蜂是「理想的社會主義者和殖民者」；螞蟻和蜜蜂則有著工作諧和的複雜社會生活；海獺能夠築堤，鳥兒也可以築巢並且遷徙有定時；蜘蛛則比人類更早就懂得織網。昆蟲世界裡有礦工、有木匠、有泥水匠；而且還遠存在於人類具有手工業以前。猩猩亦在人類婚姻制度建立之前便有了可愛的家庭生活。野獸之間也還有某種程度上的私有財產。尤有甚者，即使藝術活動，在禽獸生活中亦同樣有其存在。因之，從人的本能上所發展出來的一切去認識文明的意義顯然是錯誤的、不根本的。
　　中國傳統學者最愛講「人之異於禽獸」之所在，用現代的話說，這個所在便是文明。「文明」是西文 civilization 的譯名；《易經》上雖早有「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的話，但其意義卻與 civilization 毫無相通之處。〈舜典〉上的「睿哲文明」也還祇是對個人而言的，不足以盡 civilization 的涵義。在西方，文明是和野蠻（barbarism 或 savagery）對稱的；這恰和中國的人獸之分之義相吻合。在一般人的想法，人獸之分總不出乎上面所說的一些社會與物質的建設。但是近代動物學研究的結果卻又告訴我們這些分別是經不起分析與考驗的。那麼人與禽獸—文明與野蠻的真正分野究在何處呢？歷來的說法甚多，希臘文明曾假定人是理性的動物，用理性的有無作為劃分人獸相異的標準。東方的佛教則說人人皆有佛性；中國儒家也講「人性」。無論說法怎樣不同，其根本意義則一：即承認人具有某種特殊的精神，超越於其他一切動物。著名的文明史教授桑戴克（Lynn Thorndike）在其 A Shor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一書的導論中，於列舉了人獸之間的許多相同點之後，卻說道：「審美的感覺則是人類所單獨發展了的。人之所以超越其他動物乃在於他能從其觀察與經驗之中獲得教益，能對一切分散在他們之間的各種本能的活動加以效仿、適應和改進，並將這一切綜合成一個更豐富的生命和文明。」英國當代歷史家湯因比亦在其《歷史的研究》的巨著中，於種種不同的文明的比較研究之後，提出「自明」（self articulation）的概念，承認人有與文明俱來的靈性。像桑氏與湯氏之類的學者，從歷史與文明的研究中亦竟能達到與哲學家、宗教家相同的結論，這說明人類確然得天獨厚地被賦予一種精神特質；這種特質使得文明的產生成為可能。但是儘管這種特質已經為人們所承認，它的意義如何則尚沒有獲得更進一步的分析。那就是說，我們祇知道人類有創造文明的獨特秉賦；至於此一秉賦如何才能創造文明，則依然在我們知識的範疇之外。這裡我們得重新對文明的意義及其精神加以檢討。
　　前面我們說到文明是與野蠻相對待的；文明與野蠻的強烈對照顯然使我們對文明的概念之認識愈益清楚，我們很容易想像到這兩種狀態的截然不同，但是這種體驗卻極難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要徹底弄明白文明的涵義，我們還得從它的正面意思上考察一番。

　　英國約翰．穆勒（J. S. Mill）曾寫過〈文明〉（“Civilization”）一文。他在該文中開宗明義便說：「『文明』一字正如其他許多人性哲學的名詞一樣，是有著雙重意義的。它有時意味著一般的人類改進；有時意味著某幾種特殊的改進。」桑戴克則認為文明是人類政治與社會制度、藝術與工業、科學與思想種種建設性的成就之全。桑氏的意見可以說是代表了大多數學者的文明觀；如美國蒙佛德（Lewis Mumford）教授亦強調文明的整體性，認為文明是許多部分及其他功能的總匯，因之政治、社會、經濟、藝術、科學等等祇應該平衡演進，而不宜有某一部分發展得太突出以致危害到整個文明。這種看法對於近代西方文明的流弊真是一語道破。當代社會學大師素羅金根據他的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特殊研究，認為一般學者對文明一詞的用法未免過於不謹嚴；在素氏看來，任何一種文明，如埃及文明、希臘文明或西歐文明……都表現出一種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的連續。因此他專門注重文化的內在一致性。這種把文明與文化清楚地分別開來的做法，梅岳（Elton Mayo）教授也是其中之一，依梅氏的見解，文明是具有普遍性、世界性的，文化則是個別性的、民族的。梅氏與素氏相同之點乃在於他們都視文明為若干文化的綜合。西方學者對文明的研究最近數十年來頗不乏人，見解亦極分歧；以上所提到的幾家說法祇是比較流行的一般觀點而已。
　　中國傳統學術史上雖無文明之名，亦沒有專門研究文明的學者；但若干與文明的意義相近似的概念在古代文獻中則依然尋得到痕跡。《論語》載孔子的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其中「文」字便接近文明的本義。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變局；在當時，新的文化沒有建立起來，而殷周以來的文化正統卻正在搖搖欲墜之際。所以孔子對其時的「禮壞樂崩」的文化衰象頗為惋惜；《論語．子罕》章有一段很有意義的記載：「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裡雖包括了孔子個人的感慨和自負，然而「文不在茲乎」的「文」字卻正是指著一種文明精神而言的，故朱子註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這和前面桑戴克、蒙佛德二氏的文明定義竟不謀而合。《論語》還有一處當作動詞用的「文」字，〈憲問〉章：「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為成人矣！』」此處的「文」字也就是英文裡的 to civilize；而「成人」一詞，據我的看法，則不妨解作文明人的古稱。當然「文」字在論語中的用法極多，其意義也因之而有種種不同，如「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謂之文也。』」朱子引蘇氏註云：「……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祇有「經天緯地之文」才是最廣義的「文」，文明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