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唐君毅與香港

作者簡介

趙敬邦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宗教及神學哲學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及新亞研究所佛學中心副研究員。著有Thomé H. Fang, Tang Junyi and Huayan Thought: A Confucian Appropriation of Buddhist Ideas in Response to Scient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16）、《激盪即無礙：佛教與儒道思想的互動》（2020）和《即凡見聖：唐君毅人學論》（2023），學術興趣主要為儒家與佛教之間的對話。

書籍目錄

序 劉楚華
自序
導言
第一章：一場在港的文化運動
一、與港結緣
二、人文主義的倡議
香港的性格
三、傳統與現代的衝突
新亞的特色
四、新亞與中大的糾紛
分歧的出現
哲學的理解
關係的破裂
五、對香港的啟示
第二章：哲人的香港足跡
桂林街歲月
太平山經歷
大嶼山遊覽
中上環購書
沙田的意義
農圃道樓梯
香港的影響
第三章：留給香港的遺產
一、印章及簽名
二、眉批
三、家庭
四、他人贈書
趙冰
吳俊升
王道
韓裕文
謝幼偉
胡蘭成
其他
附錄：唐君毅年表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
劉楚華
過去幾年，敬邦每逢學期結束之前，總會熱心地領一班新亞書院的學生，訪農圃道新亞書院舊址，為他們介紹書院歷史並參觀圖書館。圖書館內設唐君毅先生紀念室，存放 1987 年唐師母謝方回女史捐贈的唐先生全部遺書幾千冊。多年來這批書籍一直珍藏那裡，久之，認真閱讀利用的讀者已為數不多了。
　　2020 年大疫以來，敬邦每週到此查閱唐先生藏書，分類表列，用心地鉤出書中唐先生的眉批筆記簽署等痕跡，目的在編一張較詳盡的唐先生讀書目錄，藉此讓學者深入了解唐先生學問各階段的發展歷程，這是研究唐先生哲學的中外學者所期待的訊息，很有意義的一項工作。意外的是，今天收到的書目，已擴充成一本完整的小書冊，真是可喜。
　　翻開書稿，首章開篇，作者引錄勞思光教授多年前的話，說他見證了唐先生在新亞書院的文化運動由盛而衰的過程……。作為哲人的後輩、從上世紀走過來的老新亞人，在不同階段或經歷其境，或有所聽聞，讀之不免怵然，為之慚愧，為之感慨。定過神來一想，即就由唐先生由創立新亞到退出中文大學的這段歷史來看，三十年間由盛而衰，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事實。然而，我們能就此判定唐先生所推行的教育理想，他投入中國文化精神建設工作都完全落空了？中國文化花果飄零之後，果然如唐先生的善願: 靈根自植了嗎？又何從自植……？印象中過去文教界，甚至近年對港台新儒家的批判聲中，曾出現過不少同類的疑問。
　　這本小書帶我們回顧這場發生在殖民時代香港，由民間學者自覺推動的中華文化建設運動。它廣泛蒐羅資料，依據史實，客觀陳述，呈現了唐先生篳路藍縷的艱辛與當時社會環境的關係。分析先生的教育理念，篇幅不多，而體察入微，深中肯綮。作者生動地描繪了唐先生的生活狀態，終其一生，學問追求與事業奮鬥，時刻呼喚中華文化的靈魂，念茲在茲，又隨時回應現實社會的問題。
　　據我推測，以敬邦的年紀，應不曾見過唐先生，當算是唐先生的再傳學生吧。在他嚴肅而滿懷敬意的書寫中，我讀到一顆青年學者的心，似乎要透過唐先生的奮鬥經歷尋求啟示。世道人心萬般複雜，不論喜歡與否，客觀現實中不確定的危機變化，總要面對。現代化、全球化、能源、貧窮、戰爭、病疫、自然災難……不同的困難，新一代當如何自處，問題如何解決？對於中華文化的前景，還可以懷抱怎樣的希望？
　　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惟有能獨立思考，持續反省，上下求索，文化的靈根生機長在。農圃道校園，錢公手植的柳樹枯死了，其他眾花草木生意盎然。那幾株經歷風雨的鳳凰老木，每到夏日，壓不住的艷紅似火，年年復年年。


自序
本書的撰作，源於筆者一段替新亞研究所整理唐君毅先生藏書的機緣；這批藏書為何保存在新亞研究所，則喚起筆者對唐先生與香港關係的反思。因此，一切也得從筆者參與整理唐先生藏書一事說起。
　　跟唐先生「結緣」，源於就讀預科的時候。其時香港預科課程設有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唐先生的〈與青年談中國文化〉是指定課文之一。為了更好地了解作者的觀點，筆者找來收錄文章的《青年與學問》查閱。惟和絕大部分預科生一樣，筆者當時對唐先生的觀點只是似懂非懂，且由於唐先生的文風頗為奇特，暗地裡已決定考試過後將不再閱讀他的其他作品。直至預科即將畢業，某天在學校走廊巧遇向來尊重的郭志偉老師，隨便向他查詢有什麼書籍可供暑期閱讀，郭老師即拿出白紙寫上「《人生之體驗續編》 唐君毅」數字。筆者當時只感奇怪，心想唐君毅的著作是否真的如此值得閱讀？之前感到其文其書難以理解，是否只是筆者程度未夠所致？是以，遂利用暑假仔細閱讀唐先生這一著作，終發現唐先生的觀點實極具啟發性。自此即嘗試閱讀他一些關於人生哲理的書籍，筆者亦從此開始喜歡唐先生其學。
　　至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本科，由於當時筆者對西方哲學頗為好奇，遂副修哲學以求有更多機會接觸西哲思想。惜相關課程的上課時間與主修科相撞，為了符合學分的要求，只好無奈選修有關儒學的課程，授課老師則為劉國強先生。由於對中國哲學本沒太大興趣，故對劉老師的學術背景亦不以為意。記得在第一課時，劉老師叫同學在紙上寫下對儒學的印象，筆者即寫上「迂腐」二字。當時劉老師不以為忤，只言希望課程可改變一些同學對儒學的負面印象。課堂上，劉老師談得最多的是唐君毅先生的觀點；課堂後，他則跟同學分享唐先生的軼事。筆者其時才知劉老師原來是唐先生的學生，而透過劉老師的一些分享，「唐君毅」乃不再純然是一過去了的人，而是藉著如吾人對他的懷念等方式而得以繼續存在。由於新亞書院是香港中文大學其中一所書院，而唐先生則是新亞書院其中一位創辦人，故筆者曾向劉老師查詢唐先生在中大的足跡。劉老師才言唐先生的足跡主要不在中大，而是在新亞研究所，並帶同筆者在內的數位同學到研究所參觀。在參觀活動中，見到新亞研究所的圖書館內有一「唐君毅先生紀念室」，內藏唐先生遺留下來的一批書籍，惜多年來未有人對之加以整理，只能一直存放在紀念室中。筆者當時即有幫助整理該批藏書的衝動，但礙於能力及學歷，自問未有資格承擔這一重要工作，故只好期待該批藏書能終有為人翻閱的一天。但從劉老師的分享和親臨新亞研究所等經歷，已使筆者更能認識唐先生的性情和品格，並愈益敬佩唐先生其人。
　　距離是次參觀逾十年，筆者亦憑研究唐先生對佛教華嚴思想的闡釋為題而從研究院畢業。適值新亞研究所計劃成立佛學中心，筆者在因緣際會下得以敬陪末座參與其事。殊不知開會當天，研究所所長劉楚華教授突然詢問筆者會否有意整理唐先生的藏書。作為唐先生著作的長期讀者和主力研究他思想的學人，能有機會整理唐先生的藏書固然機會難逢；放在心中多年而未有和人分享的期盼竟突然有實現的可能，更是讓筆者感到不可思議。的確，有意整理唐先生藏書的人士甚多，惟這一機會和責任竟落在筆者身上，現在想來還是令人難以置信。在整理藏書的過程中，筆者得對唐先生的種種更作認識，從中亦開始注意到唐先生與香港的關係實遠比學界設想的複雜。經過近三年的整理，工作終大致完成，由此乃催生這一本有關唐先生與香港的小書。
　　事實上，唐先生的學問和事業與香港有密切關係，惜他在港的歲月卻頗為寂寞。誠如其在《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補編》中自言，他只期待自己的著作能有人閱讀和了解，除此以外未有太大奢望。也許，唐先生這一卑微的願望反映了他晚年的唏噓。本書的撰作，首先是希望唐先生的在港經歷能讓更多人認識，藉以增進讀者對他思想的同情和理解；其次，則是希望透過唐先生的經歷反思香港在文化事業上扮演的角色，從而加強對香港的認同和信心。本書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謝新亞研究所劉楚華所長的信任，讓筆者可以接觸唐先生該批珍貴的藏書。筆者並感謝劉所長在百忙之中為本書作序，並容許本書使用有關藏書的照片；新亞研究所圖書館主任潘秀英博士為筆者在圖書館的工作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她對圖書館的承擔和書籍的熱愛尤使筆者感動。潘博士早前雖驟然離世，但筆者相信其在天之靈必定樂見本書終能順利出版；謝浩然先生毅然幫忙為唐先生的大量藏書進行拍攝，使筆者最終能夠順利解決有關相片的難題。除特別注明外，本書所用照片即由謝先生提供；香港中文大學的關子尹老師就出版事宜所提供的協助；張燦輝老師慷慨借出唐先生手稿及其他相關文件的電子檔案，以及林健枝老師就拍攝時需要留意的地方所作建議等，均是本書得以順利完成的重要助力，筆者對各位師友的幫助衷心感謝。最後，多謝家人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體諒，使筆者能繼續做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情。


導言（節錄）
唐君毅先生（1909-1978）是近代中國其中一位重要哲人，他的地位不但為華人學界所認同，名聲亦遠傳至國際。有評論形容唐君毅的人格和學問代表了中國文化中最優秀的部分，我們若認識他的經歷和細味其著作，當發現以上形容可謂不無道理。由於唐君毅的一生非常豐富，故不同人可循不同角度對之作出分析，並從而對他作出不同評價：有論者強調唐君毅對儒家的忠誠，認為他是當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有論者認為他深受西方哲學影響，可謂黑格爾主義者；亦有論者把焦點放在其性情和人格，以為這些特質才是唐君毅最具魅力的地方。此外尚有其他角度，不一而足。誠然，各種闡釋均加深我們對唐君毅的了解，惟有一重要角度卻偏偏為人忽視：唐君毅是在香港建立事業和發展學問。換言之，「香港」是吾人在討論其事業和學問時必須正視的元素。
　　的確，唐君毅的事業和學問增加了香港的文化氣息，其多少改變此地純然是一商業社會的狀況；香港的環境則影響唐君毅對各種事情的理解，其對於此人如何發展他的哲學有著極大的影響。由於唐君毅與香港的關係如此密切，故吾人若忽視香港這一地方，則必然對唐君毅的了解有所不足；我們如忽視唐君毅這位人物，則對香港在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亦會缺乏正解。本書即對唐君毅與香港這一重要關係作出分析，冀能一方面更助讀者了解唐君毅其人，另一方面亦更助讀者了解香港其地。
　　本書共有三章。第一章討論唐君毅在香港的文化運動。近年學界喜用「南來文人」形容一班在上世紀中葉由中國大陸逃難香港的文化人，藉以強調大陸和香港在文化上的淵源。這一論調當然反映了事實的某一面向，惟卻容易輕視了這些「南來文人」之所以來港的原因。誠如唐君毅言，他所以離開中國大陸是因為未能服膺於當時在該地盛行的唯物思想，故他在香港的工作正是要提倡人文主義，從而對治時弊。唐君毅這一文化運動在近代思想史上可謂饒有意義，因其不但加強我們對傳統中國哲學特性的理解，亦幫忙塑造現代香港高等教育的面貌。本章即對這一在港的人文主義運動所涵意義作出反省。第二章介紹唐君毅在香港的足跡。唐君毅在香港生活接近三十年，其不但在此地留下了不少足印，香港的不少地方亦反過來影響唐君毅的視野。如果「南來文人」一詞意含中國大陸為香港帶來傳統文化，則香港對這些人士的影響便是為中國文化帶來了現代啟示。換言之，中國大陸和香港在文化上的關係當不僅是「南來文人」為香港帶來文化的一面，亦有著香港元素啟發中國文化的一面；彼此實是雙向的互動，而非單向的施受。本章即討論這一互動關係，以嘗試補足學界的一些既有看法。第三章評論唐君毅留在香港的一批藏書。蓋在唐君毅逝世後約十年，其夫人謝廷光女士（又名謝方回，1916-2000）把乃夫的藏書捐增香港的新亞研究所圖書館。這批藏書一直保存在圖書館內，至近月才整理完成。當中部分藏品不但有助說明唐君毅哲學的特色，亦有助重整他在香港的故事，間接增加我們對香港的了解。本章即評論這批藏書的特色和價值。
　　以下，即讓我們重新翻閱唐君毅與香港的故事，以察看其對今人當有著什麼啟示。

文章試閱

第一章：一場在港的文化運動
一、與港結緣
1978 年 3 月 11 日，唐君毅先生的靈柩在數位友人和學生的護送下，於運往台灣安葬前在九龍土瓜灣農圃道新亞書院舊址（現新亞中學所處位置）繞場一周並進行祭祀，藉以對新亞和香港作最後的道別。由此，一場發生在香港的文化運動亦暫告一段落。
　　唐君毅祖籍四川，他的成長、求學和工作原均在中國大陸的不同省市，但為何其竟與當時仍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發生連繫？這則要由 1949 年說起。唐君毅在 1909 年生於四川宜賓，年少時求學於重慶，曾於北京的中俄大學和北京大學修讀哲學，後畢業於南京的中央大學哲學系，歷任中央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和江南大學教務長等職。誠如唐君毅自況，他在兒時已有不少涉及道德反省的經驗，例如當他聽到父親說世界終有一天會毀滅的故事時便覺傷感，後來看見土地乾裂便憂慮世界即將毀滅；觀看有關孫中山（1866-1925）革命事跡的影片後，感慨有限的個人能把自身的理想投向無邊的宇宙；在發生「天狗蝕月」時，眼見人們用各種方法以圖拯救月亮而省悟人的初心為善，以及與父親離別時所感受到的悲傷等，凡此經歷均使他堅信人有仁心的存在。至於他往後的思想發展亦離不開由這些涉及道德反省的經驗出發，以求進一步解釋這些經驗的實在性。因此，唐先生的成長雖值新文化運動風行中國的時代，惟他對當時流行的全盤否定傳統中國文化的做法卻始終有所保留，因他認為傳統中國文化正好能就其所親身經驗的仁心作出合適的解釋；至於對其時甚為盛行的唯物思想更是不能接受，因這種對人心的存在和作用抱持否定態度的思想，實與他的個人經驗不符。
　　在 1949 年初，時廣州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 （1906-1991）邀請錢穆（1895-1990）與唐君毅兩位到廣州講學，二人乃於同年 4 月由內陸遷往廣州；又由於中國共產黨有席捲全國以致政局未明之勢，兩人遂於 6 月 7 日晚乘船逃至香港。唐君毅雖曾在同年 8 月下旬短暫返回廣州以圖辦學，但 9 月上旬即再次回港。自此，其一生便未有重回中國大陸，而他與香港亦展開了一段不解之緣：香港自由的環境成就了唐君毅的學問和事業，一如他的夫人謝廷光女士憶述：「如果 1949 年不是王淑陶先生多次邀請錢先生和唐先生來廣州華僑大學任教，唐先生也不一定來到香港，也不一定有這麼多的著述，也要感謝王先生，也像冥冥中有天意。」；唐君毅的學問和事業則豐富了香港的文化面貌，余英時（1930-2021）在晚年便言：「1949 年到今天，整整六十年來香港的文化面貌所起的重大的變化，而這個變化裡面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唐君毅先生。」正是唐君毅與香港的關係如此密切，故吳俊升（1901-2000）有言：「唐教授形骸與香港永別了。但是唐先生的學術文章，言論風範，以及人格典型，將永留香港，也就是說唐先生的精神，將永與香港同在。」
　　事實上，由唐君毅認為當時仍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在本質上即有一原罪，故他在未到香港前心中根本沒有此地的存在，認為留港只是流亡，討論中國學問應在大陸或台灣，明言其在香港並沒有根，而他們一眾流亡香港的學人所關心的亦非香港而是中國；到後來告誡年青學生不要如前人一樣只把香港視為客居之地，而應該用所學知識以求香港社會的進步；再到晚年認為自己之得以來港或是天意仍希望為中國留下一些文化種子，坦言若沒有香港則恐怕連這點希望也告熄滅，甚至認為香港是為中國指引出路的燈塔，足見唐先生對香港的感情實非常複雜，其對香港的印象亦隨他居港時日的增加而有所改變，以致對香港在人類文化中所能起的作用亦由原初的輕視轉變為抱有極大的期望。由於唐君毅與香港的關係如此特殊，我們乃有把他在香港的事跡作一整理的必要：他的文化事業究竟反映什麼思想？他在香港有著什麼不平凡的經歷？這些思想和經歷對香港又有什麼意義？本章即圍繞這些問題作出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