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到不自由之路：普丁的極權邏輯與全球民主的危機

作者簡介

提摩希．史奈德
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東歐史，畢業於牛津大學，曾在巴黎、維也納和哈佛大學擔任過研究員。曾獲漢娜．鄂蘭獎章、萊比錫書展大獎、美國藝術文學院文學獎項，文章評論散見全美各大媒體、報章雜誌專欄。撰有多部備受稱譽的史學著作，包括《血色大地》、《黑土》、《暴政》、《重病的美國》等。同時也是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外交關係理事會暨良知委員會的成員、維也納人類科學研究中心的常駐研究員。

譯者簡介

林俊宏
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喜好電影、音樂、閱讀、閒晃，覺得把話講清楚比什麼都重要。譯有《人類大歷史》等書。

書籍目錄

引言　005
第一章　個人主義或極權主義　023
第二章　承繼或失敗　051
第三章　統合或帝國　089
第四章　創新或永恆　139
第五章　真相或謊言　195
第六章　平等或寡頭　265
結語　339
致謝　345
附注　349

推薦序/導讀/自序

聯合推薦
成令方╱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退休教授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房慧真╱作家
晏山農╱文化工作者
張潔平╱飛地書店創辦人
陳健民╱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葉　浩╱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依姓氏筆畫排序）


全球媒體一致讚譽
極具洞見又令人不安的分析之作，一個所有人都應該瞭解的，吞噬全球的政治危機。
——哈拉瑞，《人類大歷史》作者

我們正急速走向法西斯主義，提摩希．史奈德這位美國作者為我們指出了這項事實。
——斯維拉娜．亞莉塞維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提摩希．史奈德描述了此時此地、過去與現在，我們正面臨的人類活動陰暗面……但就如他在《暴政》傳達的，即使災難伺機而動，他也拒絕臣服。
——喬納森．克希，暢銷宗教書作家

《到不自由之路》提供了一個簡短有力、考據詳實的歷史紀錄──關於普丁對俄羅斯統治、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及俄羅斯如何介入美國2016年總統選舉。
——《芝加哥論壇報》（The Chicago Tribune）

我們生處在一個危機時代，提摩希．史奈德言詞有力地指出，如要瞭解普丁，必須從他的想法著手……《到不自由之路》是一本極好的敲門磚。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提摩希深諳此議題……如今面對愈來愈多的政治謊言、掩蓋真相等邁向法西斯的徵兆，很難不為此感到戰慄。
——丹尼爾．德雷納，《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扼要卻令人不寒而慄、無法忽視的閱讀體驗。
——《衛報》（The Guardian）

在所有試圖解釋西方民主制度的著作中，沒有一本比提摩希．史奈德《到不自由之路》更流暢、也更令人驚怖。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文章試閱

引言（節錄）
二○一○年是個反思回顧的時候。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讓世界上的大筆財富消失，而經濟復甦起起伏伏，又多半是富人得利。此時的美國總統是非裔人士，而歐洲在二○○○年代的大冒險（歐盟東進）也似乎已經完成。二十一世紀過了十年，距離歐洲共產主義垮台已過二十年、距離二次大戰開始已有七十年歷史，二○一○年似乎是個適合回顧過往的年分。
那一年，我也和歷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在他的臨終病榻前合作。我最崇敬他的作品，就是二○○五年出版的《戰後歐洲六十年》（Postwar），書中講述歐盟如何完成難如登天的壯舉，將過去帝國的碎落片段重組成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最重要的民主區。全書結尾深刻思索著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的回憶。而賈德指出，在二十一世紀，光靠程序與金錢還不夠：想追求體面的政治，就必須正視恐怖的歷史。
賈德在二○○八年患上肌萎縮側索硬化症（ALS，俗稱漸凍症），這是一種退化性神經系統疾病，得病後必死無疑，過世前就困在一具大腦無法控制的身體裡。賈德無法控制雙手之後，我們開始用錄音的方式，談論關於二十世紀的各種主題。我們在二○○九年談話時，美國總認為資本主義不會改變、民主制度必將到來，但這讓我們兩人憂心忡忡。賈德已經寫過，二十世紀曾有一批不負責任的知識分子如何助長了極權主義。而他當時也開始擔心二十一世紀又出現另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完全不接受其他概念，於是讓討論變得平板、政策難以推動、不平等成為正常現象。談話當時，我正在撰寫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納粹德國與蘇聯在歐洲所犯下大規模政治屠殺的歷史，書中先談人民與他們的家園，特別是猶太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俄羅斯人、波羅的海人、波蘭人，這些人居住的地方都曾經歷納粹與蘇聯兩種政權。雖然那本書的各個章節看來殘酷，談的都是有意為之的饑荒、屍坑、毒氣室，但全書抱持的態度很樂觀，認為我們能夠找出大規模屠殺的原因、能夠回憶起死者的話語，也就能夠訴說真相、可以汲取教訓。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波蘭落入共產政權之手，成為蘇聯的附庸國，卡廷也成了禁忌話題。一直要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歷史學家才能找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蘇聯文件清楚指出，這項大規模屠殺是刻意為之，經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親自批准。自蘇聯垮台以來，新成立的俄羅斯聯邦一直在努力解決史達林恐怖主義所遺留的問題。二○一○年二月三日，我當時寫的書正要收尾，俄羅斯總理向波蘭總理提出一項驚人的建議：於該年四月、也就是大屠殺發生七十週年之際，在卡廷舉辦聯合追悼活動。四月一日午夜，那天正是我兒子的預產期，我將完稿寄給出版社。四月七日，波蘭總理率領的波蘭政府代表團抵達俄羅斯。隔天，我的妻子分娩。
……
在那之後，一切都改變了。普丁成為總理之前，已經連任兩屆總統，並在二○一一年九月宣布將再度競選總統職位。他所屬的政黨在十二月的國會大選表現不佳，但仍然取得多數席次。到了二○一二年五月，經過另一場看來籠罩著黑幕的大選之後，普丁再次擔任總統。從此之後，只要討論蘇聯的過往（甚至例如他自己開始的卡廷議題），都被視為刑事犯罪。在波蘭，斯摩棱斯克空難讓社會團結了一天，但接著就引發長達多年的對立。對二○一○年四月空難的執念與時俱進，已經排擠原本要追悼的卡廷大屠殺，更確確實實地排擠波蘭在過去歷史上的種種苦難。波蘭和俄羅斯不再反思歷史。時代在變，又或許是我們的時間感正在改變。
歐盟陷入一片陰影。我們在維也納的產科病房，有便宜的保險支付一切費用，提醒著我們歐洲計畫其實十分成功，許多服務在歐洲視為理所當然，在美國卻難以想像。另一個例子是，能讓我前往醫院的地鐵快速且可靠：這在歐洲再正常不過，但在美國又是難上加難。二○一三年，俄羅斯開始譴責歐盟墮落並懷有敵意。畢竟如果俄羅斯民眾看到歐盟的成功，可能會覺得過去的帝國都能成為繁榮的民主政體，於是俄羅斯聯邦也遭到危及。
隨著俄羅斯的鄰國烏克蘭與歐盟愈走愈近，俄羅斯在二○一四年入侵烏克蘭、併吞部分領土。到了二○一五年，靠著許多歐洲和美國人推波助瀾，俄羅斯的網路戰越過烏克蘭，開始染指歐洲及美國。二○一六年，英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一如莫斯科長期的倡議；美國選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成為總統，背後也有俄國付出心力。這位新上任的美國總統除了有著諸多缺點，更無法反思歷史：在大屠殺的相關場合無法寫下適當的留言，連在自己的國家也不對納粹分子提出譴責。
二十世紀腳步已遠，但我們並未從中學到教訓。俄羅斯、歐洲和美國出現一種新的政治形式，一種新時代、新的不自由。
……
引導歐美走入新世紀的，是一個講述「歷史的終結」的寓言，我稱為線性必然政治（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感覺未來只不過就是現在的線性發展、進步的法則都已在掌握之中，一切別無他法，也就覺得沒有什麼真正能做的事。在線性政治的美國資本主義版本裡，自然就會帶來市場，市場就會帶來民主，民主就會帶來幸福。至於在歐洲版本裡，則是歷史就會帶來國家，國家就會從戰爭中學到和平是件好事，於是選擇融合為一，走向繁榮。
在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之前，共產主義也有自己的一套線性政治：自然就會帶來科技，科技就會帶來社會改革，社會改革就會帶來革命，革命就會帶來烏托邦。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最後是由歐洲及美國版本的線性政治勝出，歐洲在一九九二年成立歐盟；至於美國，則認為共產故事的失敗證明資本主義才是真理。在共產主義告終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美國和歐洲不斷講述自己那套線性政治的故事，也就培養出一群沒有過去歷史的千禧世代。
一如所有這樣的故事，美國版本的線性政治故事並非真正符合事實。從一九九一年後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命運就能清楚瞭解，某個體系崩潰，並不是把一切清空重來，不會看到自然帶來市場，市場帶來權利。美國於二○○三年在伊拉克掀起非法戰爭之後，如果能好好面對自己造成的災難後果，就該學到這個教訓。至於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和二○一○年美國放鬆對選舉獻金的管制，則讓富人的影響力增加、選民的影響力則遭削弱。隨著貧富差距拉大、投資期限（time horizon，希望達到投資目標的期限）縮短，認為明天會更好的美國人已愈來愈少。如果覺得國家失靈、無法保障理所應得的基本公共財（像是教育、退休金、醫療保健、交通運輸、育嬰假、假期），就可能讓美國人每天都過得惶惶不安、覺得看不到未來。
線性政治的崩潰，會帶來另一種時間感：永恆迴圈政治（politics of eternity）。線性政治讓人覺得未來必然走向美好，而迴圈政治則讓國家落入一種被害者的迴圈循環。時間不再是走向未來的一條線，而是無止境地一再面對過去的相同威脅。在線性政治裡，人人都知道一切終將進步、變得更好，所以沒有人需要負責任；在迴圈政治裡，則是覺得無論我們做什麼，敵人總會來臨，所以也沒有人能負起責任。迴圈政治家所傳達的信念，則是認為政府並無法協助社會整體，只能防範各種威脅，於是進步精神讓位給了末日之感。
在權力方面，迴圈政治人物會製造危機，操弄由此而成的情緒。為了讓人不要注意到這些政治人物對改革的無能為力或毫無誠意，這些政治人物會讓公民每隔一小段時間就交互體驗著各種狂喜與暴怒，以現在淹沒未來。而在外交政策上，對於原本該成為公民所希冀的各種成就，迴圈政治會加以貶低、抵制。迴圈政治運用科技，在國內外傳播各種政治上的捏造故事，否認眼前的真相，而將真實的人生簡化為種種吸引注意力的奇聞軼事與感受。
……
本書的目的，就是要為了歷史而重新掌握現在，也就是要為了政治而重新掌握歷史。這意味著，在這個事實性本身都遭到質疑的時候，我們將要試著理解當代世界史（從俄國到美國），一系列相互關聯的事件。二○一四年，俄國入侵烏克蘭，是對歐盟和美國的現實測驗（reality test）。許多歐美人士忙著追打俄羅斯的宣傳幻影，忽略維護法律秩序。於是，歐美浪費時間研究究竟是否真正發生入侵、烏克蘭到底算不算是一個國家，以及烏克蘭究竟有沒有被入侵的價值。這顯露歐美一項巨大的弱點，而俄國也很快加以利用。
歷史作為學科，正是始於與戰爭宣傳的對抗。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史上首部歷史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Peloponnesian Wars）中，對於將領對自己行動的說明，以及這些將領做出各種決定的背後真正原因，仔細地做出區別。在我們這個時代，不平等加劇，也讓政治故事捏造的成分提升，於是調查報導變得更加珍貴。調查報導的復興始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勇敢的記者身入險境，交出一篇又一篇的報導。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新聞重點集中在盜賊統治（kleptocracy）與貪腐的問題，也是由受過相關報導訓練的記者來報導這場戰爭。
……
歷史真的能夠如此當代嗎？雅典與斯巴達作戰已經是兩千多年前的事，所以我們還以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算是古代歷史。然而，當時那位史家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就是他當下經歷的事件，就算提到對過去的討論，也是為了清楚闡述當下的風險，而本書也謙卑地遵循這種方法。
本書就算談到俄羅斯、烏克蘭、歐洲和美國的歷史，也是因為出於定義當下政治問題的必要，是為了澄清某些目前籠罩著這些問題的迷思。本書引用相關國家的第一手史料，希望從中找出各種模式及概念，協助我們瞭解自己的時代。這些史料的語言包括俄文、烏克蘭文、波蘭文、德文、法文及英文，除了是學術的工具，也是經驗的聖水盆。這些年來，我除了閱讀及觀看俄國、烏克蘭、歐美等地的媒體，親身造訪許多相關地點，有時也得以比較針對特定事件的描述，看看自己及親友的認知與當地說法有何出入。本書每章的重點都是關於某個特定事件、特定年分：極權主義思想的回歸（二○一一年）；俄國民主政治的崩潰（二○一二年）；俄國對歐盟的攻擊（二○一三年）；烏克蘭革命與隨後的俄國入侵（二○一四年）；政治故事在俄國、歐洲及美國的傳播（二○一五年）；川普的勝選（二○一六年）。
在線性必然政治看來，政治基礎不可能有什麼真正的改變，也就讓人懷疑這些基礎究竟是什麼。如果我們認為良好的政治秩序會自然而然延伸形成未來，就不用去問這個秩序究竟是什麼、為什麼這樣是好的、這是怎麼維持的，以及該如何加以改進。歷史就是（而且也必須是）關於政治的思想，因為歷史在線性與迴圈之間打開一道縫隙，讓我們不是在兩者間隨意飄移，也讓我們看到自己可能有所作為的那一刻。
等我們既跳出線性，也對抗迴圈，關於崩解的歷史就能成為一份指引，讓我們修復一切。腐蝕的狀態，正能揭示什麼能抵抗侵蝕，什麼能被強化，什麼能被重建，什麼必須重新構想。由於理解就是一種賦權，所以本書的章名都是呈現選項的形式：個人主義或極權主義、承繼或失敗、統合或帝國、創新或永恆、真相或謊言、平等或寡頭。這樣一來，個人性、耐力、合作、創新、誠實與正義都算是政治美德。這些特質絕不只是什麼好聽話或偏好，而是歷史上的事實，重要性不下於物質力量。這些美德與它們所激勵、滋養而成的制度密不可分。
一項制度可能培養出某些善的觀念，而且也需要這些概念來推動自己的成功。如果制度想發展蓬勃，就需要各種美德；如果想培養出各種美德，也需要各種制度。想追問公眾生活中的善惡道德問題，就不能不對結構進行歷史的調查。然而，線性必然政治與永恆迴圈政治讓各種美德似乎顯得無關緊要，甚至是可笑：在線性政治看來，善是一種早就存在的事實、而且一定會繼續擴張；而在迴圈政治看來，惡才是永恆，而我們只會一直是無辜的受害者。
如果想對善惡提出一套更好的說詞，就得重新喚醒歷史。


內文選摘
作為一個新國家，烏克蘭問題叢生，最明顯的就是貪腐問題。如果能簽署歐盟聯盟協定（亞努科維奇也曾承諾簽署），就能成為在烏克蘭境內推動法治的工具。歐盟的歷史功能，正是要在帝國之後拯救這個歐洲國家。雖然亞努科維奇可能沒有看清這一點，但許多烏克蘭公民都發現了。對他們來說，唯一能夠忍受亞努科維奇政權的原因，就在於可能簽署聯盟協定。因此等到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亞努科維奇突然宣布烏克蘭將不簽署聯盟協定時，人民就不再能夠容忍他的政權。但亞努科維奇在做出這個決定之前，曾和普丁談過。對多數烏克蘭人來說，都未曾注意到俄羅斯的迴圈政治，但此時它突然就來到家門口。
讓民眾發現寡頭統治與不平等現象的是一群調查記者，他們正是當代的編年史家，首先對迴圈政治做出回應。在二十一世紀寡頭統治的烏克蘭，是記者讓他們的同胞有了自衛的機會。穆斯塔法．納耶姆（Mustafa Nayyem）正是其中一位調查記者，他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覺得受夠了，在自己的臉書（Facebvok）頁面呼籲好友出門抗議。他寫道：「光按讚沒有用。」人民就是得把自己的身體帶到街頭。他們也這麼做了：一開始是學生和年輕人，成千上萬，來來自基輔和全國各地；一旦未來遭到凍結，他們就是失去最多的人。
他們來到獨立廣場，不再離開。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創造一項新事物：一個民族。

無論烏克蘭政治制度有多少缺陷，在一九九一年後，烏克蘭人都覺得應該無須使用暴力就能解決政治上的爭端。若有例外，例如高人氣的調查記者格奧爾基．貢加澤（Georgiy Gongadze）在二○○○年遭到謀殺，則會引發抗議活動。烏克蘭在二十世紀見證的暴力事件不在任何其他國家之下，但在二十一世紀民間能如此和平，是一項值得自豪的成就。烏克蘭與俄羅斯不同的地方，除了能夠定期選舉、沒有戰爭，也包括有和平集會的權利。因此在十一月三十日鎮暴警察攻擊位於獨立廣場的抗議人士時，人民大為震驚。「我們的孩子」遭到毆打的消息傳遍基輔，在流下「第一滴血」之後，人民開始行動。
烏克蘭公民出於對暴力的不滿，來到基輔幫助學生。其中有一位謝爾蓋．尼霍揚（Sergei Nihoyan），是一位講著俄語的亞美尼亞人，來自烏克蘭東南部的頓巴次（Donbas）地區。這位工人表達自己對「學生、烏克蘭公民」的支持。這些人都是下意識希望保護未來，對學生來說，是因為他們害怕失去歐洲；而對其他人來說，是因為他們害怕失去這些由獨立的烏克蘭所培養的下一代。也有一些老一輩人士來到獨立廣場保護學生，其中就有「阿富汗人」，是在紅軍入侵阿富汗後留下的老兵。二○一三年十二月的抗議示威活動，與其說是為了歐洲，不如說是為了維護烏克蘭政治的正確形式，是為了「正派」或「尊嚴」。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鎮暴警察第二次出動，驅趕獨立廣場上的示威民眾。消息再次傳出，這次是基輔不分各行各業的民眾，決定用自己的身體阻擋警棍。一位年輕的女商人回憶道，自己的朋友「刮了鬍子、穿上乾淨的衣服，做好在當晚喪命的準備。」一位中年文學史家也挺身犯險，同伴有一對老夫妻、一位出版商和一位醫生，她說：「我的朋友有一位是超過六十歲的病人，而他的太太年齡也相近，站在他們旁邊，我算是相當年輕、強壯而健康（我是一個五十三歲的女人，到了這個年紀，當然很難想像該怎樣用體力打敗有武裝的男性）。我的兩位朋友都是猶太人，而我是波蘭公民，但我們攜手同行，都是愛烏克蘭的人，我們都相信，如果這些示威抗議活動現在遭到鎮壓平息，我們的生命也將失去價值。我們確實到了獨立廣場，過程不能說沒有凶險。我的朋友莉娜是醫生，她是全世界最溫柔的人，身高只有一百五十公分；我得讓她跟鎮暴警察保持距離，因為我知道她會直言不諱地告訴那些警察，她對他們和這整個情形的看法。」十二月十日，鎮暴警察無法驅離民眾。
二○一四年一月十六日，亞努科維奇溯及既往，一方面判定抗議違法，一方面也將自己使用武力合法化。官方國會紀錄有著被抗議者稱為「獨裁法」的一系列立法。這些措施嚴重限縮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禁止根本未明確定義的「極端主義」，並要求非政府組織若取得外國資金，必須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引進這些法條的是一群與俄羅斯有聯繫的議員，而且就是取材自俄羅斯的法律。過程中，沒有公聽會、沒有國會辯論，甚至沒有實際投票：用的是舉手表決而非電子投票表決，而且舉起的手其實不到半數。但不論如何，這些法條都列入法典。示威抗議者瞭解到，如果被捕，將被視為罪犯。
六天後，兩名抗議者遭到槍殺。這兩起死亡案件，在美國或俄羅斯這兩個遠遠更為暴力的社會看來，或許很難理解在烏克蘭人心中有多大的重量。四週後，狙擊手又展開大規模屠殺，也就讓這兩起死亡個案變得小巫見大巫。而在五週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幾乎已經讓人無法再想起這些殺戮究竟是怎麼開始。但對於真正身處其中的社會而言，仍然會記得是在某些特定的時刻，犯下那些打破正派的行為。在一月的最後一週，開始有許多過去未曾支持獨立廣場抗議活動的烏克蘭公民，從全國各地大批前來。亞努科維奇手上似乎已經沾染血跡，讓許多烏克蘭人無法再接受未來由他繼續統治。
對抗議者來說，他們在這一刻體驗到自己政治社會的扭曲。這場抗議示威活動原本是為了捍衛成為歐洲的未來，但現在已經成為要保護少數烏克蘭現今的成果。而到了二月分，獨立廣場已經成為抵抗歐亞一體主義的絕望堡壘。在那之前，很少有烏克蘭人思考過俄羅斯的迴圈政治。但抗議民眾並不喜歡眼前看到的情形：各種可能性煙消雲散，而由暴力導向一個沒有未來的生活。
……
從二○一三年十一月至二○一四年二月，獨立廣場有超過一百萬人獻身在那冰冷的石板地上，這段歷史與那些失敗的鎮壓企圖歷史，絕無法相提並論。在過去，烏克蘭境內的示威者難以想像會發生流血事件；只有在流血事件後，才讓美國和歐洲注意到這個國家；而流血事件也成為莫斯科的藉口，派出俄羅斯軍隊，造成更多流血事件。於是，有一股強大的誘惑，要恢復烏克蘭過去在外界看來的形象，敘事的軌跡就跟隨著子彈的軌跡。
對於那些前往獨立廣場的人來說，示威抗議是為了捍衛那些他們認為仍然可能的事物：自己國家的美好未來。他們之所以在意暴力，是因為那代表他們難以容忍的事物。暴力總是短暫爆發，可能只有幾個片刻或是維持數小時。然而，民眾來到獨立廣場的時間不是只有幾個片刻或數小時，而是幾天、幾週、幾個月，他們的堅忍剛毅可以看出一種新的時間感、新的政治形式。那些人之所以能在獨立廣場留這麼久，唯一的理由就是找到新的組織方式。
……
二○一三年十二月一日，全球新聞界關注報導的是前一天晚上烏克蘭鎮暴警察毆打學生。烏克蘭學生蜷縮聚集在教堂裡治療傷口，但基謝列夫卻設法把這些抗議活動牽扯上與性有關的地緣政治。該晚在政論節目《本週新聞》（Vesti Nedeli）上，基謝列夫向觀眾重提十八世紀早期的大北方戰爭（Great Northern War），並將歐盟描述成一個對抗俄羅斯的新聯盟，說這些來自瑞典、波蘭和立陶宛的敵人，這次都是為了性變態而戰的戰士。事實上，波蘭與立陶宛在大北方戰爭其實並非俄羅斯的敵人。對迴圈政治來說，扭曲自己的歷史至關重要。
……
二○一四年二月初，俄羅斯總統府內流傳一份備忘錄，顯然正是基於葛金的研究，其中預測俄羅斯政策將如何改變。備忘錄一開始的前提，就是「亞努科維奇政權完全破產，俄羅斯不應再提供任何外交、金融和宣傳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利益，在於烏克蘭東南部的軍事工業複合體，以及對全國「天然氣運輸系統的控制」，而俄羅斯應以「烏克蘭國的解體」為主要目標。這裡提出的策略，是要以暴力同時打倒亞努科維奇和反對派，並入侵烏克蘭南部，破壞烏克蘭國家穩定。備忘錄提出三項宣傳策略，以掩護俄羅斯的干預手段：（一）要求烏克蘭以維護受壓迫的俄羅斯少數民族利益為名，將自身聯邦化；（二）將反對俄羅斯入侵的人斥為法西斯主義者；（三）將入侵行動定為由西方所引發的內戰。
在二○一四年二月十三日的政策文件中，伊茲博斯克俱樂部重提克里姆林宮機密備忘錄的內容。獨立廣場的事件可能引發俄羅斯人有樣學樣，因此絕不可容忍；亞努科維奇已經沒戲唱了；因此俄羅斯應該入侵烏克蘭，奪取任何能奪取的東西。一如總統備忘錄的內容，伊茲博斯克俱樂部政策文件的指導概念，在於俄羅斯應該先占領一些烏克蘭領土，接著等烏克蘭崩潰。伊茲博斯克俱樂部還建議，俄羅斯電視頻道應該刻意捏造一種說法，表示「法西斯政變就在眼前」，好讓人認為插手烏克蘭事務全屬正當；而等到戰爭爆發，這也確實就是俄羅斯宣傳的主線。
在伊茲博斯克俱樂部宣傳這種大致概念的那一天，普丁的宣傳大師蘇爾科夫抵達烏克蘭南部的克里米亞省。隔天，蘇爾科夫從克里米亞飛往基輔。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也選擇在當天（二○一四年二月十四日）正式定調，表示俄羅斯文明就是純真無辜的處子之身，必須保護不受西方性變態的侵擾。拉夫羅夫在《商人報》（Kommersant）重申伊林的觀點，認為「社會是一個有生命的生物」，必須保護不受歐洲那套享樂主義「拒絕傳統價值的影響。」對於那些為了追求歐洲法治思想而奮力一搏，當時正在犧牲生命的烏克蘭人，拉夫羅夫把他們說成是一群在歐洲性慾政治下的犧牲者。而且就算當時俄羅斯軍隊正在動員入侵烏克蘭、推翻烏克蘭政府，拉夫羅夫也表示俄羅斯其實是受害者。根據拉夫羅夫的說法，真正的侵略者是那些國際上的同性戀遊說者，他們「用一種如傳教士般的堅持，在自己的國內與鄰國之間傳播宣傳」。蘇爾科夫在二月十五日離開基輔。二月十六日，實彈已經派發到烏克蘭鎮暴警察手中。二月十八日，烏克蘭國會討論在憲法上的妥協作法，國民則等待著。然而，在獨立廣場上的示威抗議者卻震驚發現，自己面對大規模而致命的暴力事件。
這時，歐盟終於開始行動。雖然烏克蘭的示威抗議活動從一開始就擁護歐盟，但無論是歐盟、歐盟會員國，或任何西方人士都並未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暴力開始之前，獨立廣場的情勢幾乎完全沒有引發歐洲輿論任何注意。政客對雙方發出聊表心意，而幾乎沒有差別的呼籲，要雙方避免暴力。要等到暴力事件開始，外交人員才開始表達官方的關注。在獨立廣場上，這些冒著生命危險的人發現自己孤立無援，那些外交辭令也迅速成為他們所嘲弄的對象。隨著暴力力度加劇，嘲弄也成了哀傷。在獨立廣場的烏克蘭抗議者，揮舞著想像中「俄羅斯合眾國」的旗幟，表達這些大國在他們看來都同樣地漠不關心或抱持敵意。
……
烏克蘭抗議者有可能接受亞努科維奇繼續擔任總統的時機已經過去，如果曾有人懷疑他會不會在二月二十日早上辭職，當天結束時，這份懷疑已經煙消雲散。二月二十日，在基輔還有另一個俄羅斯代表團，由蘇爾科夫率領，成員包括聯邦安全局的一位將領謝爾蓋．貝塞達（Sergei Beseda）。這些俄羅斯人來到此處，並非為了談判。正如其他地方的狙擊手，隱身於獨立廣場周遭的狙擊手射殺大約一百人，其中多數為示威抗議群眾，也有少數是烏克蘭鎮暴警察。當時，並不清楚烏克蘭政府是否有人涉入這些槍擊事件、涉入程度又可能為何。
在這場大屠殺之後，無論是曾經支持他的國會議員，或是曾經保護他的警察，都拋棄了亞努科維奇。他逃離華麗顯眼的住居，留下大量文件，其中就有大量文件記錄著他曾付給曼納福特多筆大額現金；曼納福特在兩年後則成為川普的競選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