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

作者簡介

洪長泰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榮休）。香港中文大學學士（哲學），哈佛大學碩士（東亞研究）及博士（歷史學）。從事現代中國政治文化史、政治空間與儀式及民間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著有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中譯本《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中譯本《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

譯者簡介

麥惠嫻
香港中文大學學士（新聞），波士頓大學碩士（公共傳播）。譯有《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

書籍目錄

目錄
插圖目錄
中文版序
致謝
導論
第一章 文化警察與北京禁書
第二章 審查及整肅都市報：《北京日報》
第三章 打擊民間流行教派：一貫道與群眾動員
第四章 文化館：遍布基層的宣傳網
第五章 把孩子染紅：改造中國幼兒教育
第六章 政治公園：大眾空間用作宣傳舞台
第七章 建築與民族：團結在同一屋簷下？
結論
中文參考書目
外文參考書目
索引

推薦序/導讀/自序

文化的廣義是指一個社群的歷史記憶、文藝思潮、宗教信仰、教育理念和建築環境的總體。它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文化既是如此重要，所以古往今來的統治者，幾乎無一不想駕馭它，或據為己用，以鞏固自身的權力。另一方面，專制政權則慣用高壓的手段去箝制文化，消除異見，定於一尊。在政治上，誰控制文化，誰就控制人民的思想。
《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一本有關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建國後，創造出來的一種新文化。這種新文化，是受到政府全面監控的，我稱之為「紅色文化」。「紅色文化」涵蓋的領域非常廣泛，包括書刊、傳媒、宗教、教育、建築等範疇。這種控制是周密而有力的，透過中共中央及地方各政府機關去執行，力求鞏固共產黨的合法統治權。
此書是我十年前寫的《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2011年英文版；2019年中譯本）的姊妹篇。兩本書都是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文化政策，但關注點有所不同。《毛澤東的新世界》主要是分析中共文化政策的理念和大方向：如何改寫歷史、重塑政治空間和推廣烈士崇拜等。改造政治空間最著名的工程是擴建天安門廣場，把昔日紫禁城南面的宮廷用地，改建成一個比莫斯科紅場還要大數倍的巨型民族主義舞台。在1950年代，每年的五一勞動節和十一國慶均在此上演數十萬人的大遊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宣揚國家在中共統治下的輝煌成就。
《染紅中國》則是集中討論文化政策的籌劃、組織、執行和後果。我分析中共如何審查書刊和報章的出版，打壓民間宗教，建立基層宣傳網，改造幼兒教育，建造政治公園和民族博物館等政策。其中一個例子是首都的《北京日報》受到官方三個層面的監管：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第一書記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編輯們每天都為了什麼可以寫和什麼不可以寫而惶惶不可終日。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要說好中國故事，負面的消息絕不能見報。但如何理解高層領導的思想使他們戰戰兢兢，怕萬一誤觸紅線，後果堪虞。最令他們感到困惑的是中央的紅線不停在變，使他們無所適從。在編輯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一位編輯無奈地說：「貫徹主席思想是不容易的。」
此兩書相輔相成，可以視作毛澤東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倡要建立「文化軍隊」的理念，在中共建國初期是如何付諸實行。毛澤東認為奪取政權不能單靠軍隊，最重要的是必須有一支文化隊伍，控制整個文化思想領域，灌輸共產主義思想，規範市民的閱讀思考，改革教育制度以培養紅色接班人，來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
史家寫書，最主要是靠史料，尤其是檔案文件。但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開放的檔案資料非常有限，若要了解中共文化政策的全貌和真相，也只能等待有朝一日中國大陸全面開放檔案之時。
這本中譯本跟英文原著在排印上有兩點不同。第一是增加了圖片，由原先的10幅增至16幅。第二是把中文和外文的參考書目分開排版，方便讀者查閱。
此書能夠順利出版，我首先要感謝麥惠嫻女士。這是麥女士繼《毛澤東的新世界》之後，翻譯我的第二本英文著作。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願意出版這類賠本的學術書，特此致謝。在出版過程中，我要特別感謝總編輯涂豐恩博士的大力支持。人文線編輯王盈婷小姐細心指導，迅速提供許多專業意見，謹致謝意。

文章試閱

結論
建國初期開展的控制方法
中共的文化控制方法最好從歷史方面去理解。這套方法在延安時期已經定下基本模式；待中共政權取得合法地位及大量資源和人手之後，這套模式隨即發展成有全面策略和清晰規條的控制系統。共產黨在1950年代初以迅速有力的行動穩定政局，靠的是一方面鏟除地主及實行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大規模動員群眾，如1951年至1952年的三反及五反運動。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新政權更加緊鞏固統一的步伐。中共黨國透過抗美援朝的全國抗爭，把影響力擴展至公眾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中共的領導人受到蘇聯的啟發，加上從延安經驗所得，都明白在重建戰後社會時，文化範疇至為重要（同時也易招危險），不容放任不管。他們相信要馬上透過文化手段去培育新一代人。毛澤東在他的「延安講話」中提到「文化的軍隊」，不僅要「團結自己、戰勝敵人」，更要改變全國人民的思想，使他們成為社會主義新政權的積極擁護者。
建國初期基本政策和必要程序的制定，主要是依靠中央集權、制度化及高壓手段。在文化方面，共產黨關閉國民黨報社，開辦自己的官方傳媒機構，關閉懷疑與外國有聯繫的教堂，逮捕民間教派中被視為顛覆政權的人士，安排大規模漢族遷徙至少數民族地區，以及興建博物館展示共產黨各方面的成就。這種種文化控制政策隨著年月會有所改變，但很多仍然適用於今天，尤其是在新聞和書籍審查方面。

組織
中共根據列寧路線，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架構以取得政治控制。它的組織極為嚴緊，與國民黨的分幫結派大為不同；結果是毛澤東和黨高層能有效地向下發號施令。
嚴密的組織是需要一個有效率的官僚體制來配合。像蘇聯一樣，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實權，靠的是建立一支忠心耿耿的官僚隊伍，使他們依循一套嚴格的規律行事；這套規律包括政治忠誠、中央監督、職責明確畫分、統一指揮系統，還有絕對保密。以書籍出版為例，三層的控制架構──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院出版總署和北京市政府新聞出版處──對出版物實施多層審查，並要確保每一環節都依循已訂下的程序執行。這種由頭到尾都結構嚴緊的程序，是由書稿送審開始，經過編輯、印刷，再到最後的書店發行，一切都順序施行，環環相扣。出版總署和新聞出版處要確保沒有不良刊物流入公開市場，以及獲准出版的書刊會有助宣傳社會主義事業。在地區層面，三層架構即文化館、文化站和農村俱樂部也是依循相同的協調和控制原則。這樣多層黨組織的發展，是威權主義國家最令人畏懼的成就。
但著重組織也不是沒有自身的問題。政令與控制來自多個官方層面，互相重疊，會造成執行時的混亂，並令到不同層級出現矛盾。就文化館而言，它們多半是倉促成立，特別是在農村。其他運作失效的原因可歸咎於領導不力、資源缺乏、上級指示不清和人手不足。
再怎麼嚴密的組織，都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挑戰而削弱其運作能力。在1950年代，持續的政治不穩是其中一個因素。官員時常擔心自己的職位不保或政治前途受阻，因為他們的忠誠度要經過上級的不斷評估。毛澤東的「團結自己」指的不僅是團結思想，也是肅清被認為不可靠的黨員。反革命的威脅一日存在，躲在暗裡或黨內的特務、敵人和反動勢力一日都不能輕易放過。自延安時期起整風運動成了常規，在建國初期更越演越烈，持續篩查都說成是「清理」行動。北京市長彭真在1951年就警告：「為什麼現在要清理我們的隊伍？因為我們的隊伍很複雜。」要防止階級敵人的滲透，就必須不斷鏟除可疑的黨員。《北京日報》 便是一個實例，它連續解僱多批員工，指控他們隱瞞了地主或國民黨的背景。這樣的解僱引起了恐慌。隨後，更糟的還有1960年代因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令政治路線不斷改變，下層官員個人的前途越來越朝不保夕。
儘管有這些問題，這個從上而下的黨組織確實建立了一個有紀律和程序的高效能系統。紀律和程序是強大組織不可或缺的兩個要素。1949年以後建成的文化館，確實比它的前身，也就是協調不足、經費不夠的國民黨的民眾教育館有效得多。

審查制度
不論是以往或現在，審查制度都是共產黨另一厲害武器。審查制度象徵了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的衝突，也顯示了政治控制與自由創作之間的角力。最終，卻只餘下威權主義國家伸展其無限權力，管制國民什麼可以看和寫，什麼不可以。審查制度也是政府壟斷大眾傳播的主要手段。列寧視審查為必要的武器，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取得政權後，他馬上查封資產階級的報章。他說：「要容忍這些報章，倒不如不做社會主義分子好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占領的東德，當局發覺面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政府機關去審查東德人民的言論著作，因此必須倉促成立一個審查部門。中國共產黨的審查始於毛澤東的「延安講話」，它規定知識分子與藝術工作者在共黨控制的邊區必須跟隨群眾路線走。1949年1月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文化接管委員會，在文管會的推動下，這個審查政策變得更有制度和更合法。
共產黨接管印刷業（包括書籍和期刊）、其他媒體及大學機構之速度是驚人的。文管會廢除由來已久的文化規範，用新的準則替代。例如，1949年4月在北平學習的美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的年輕學者卜德（Derk Bodde），在日記中寫下他對共產黨早期的「思想控制」的觀察：

在藝術方面，文化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禁止了57齣屬於傳統劇目的演出。有23齣是迷信的；14齣是淫蕩的；4齣貶低國家尊嚴因為過分突出外敵的侵略（如匈奴和蒙古人入侵）；4齣一味迎合「奴化道德」；5齣擁護封建吃人禮教；7齣「極之乏味」或缺乏明確的劇情。

到了1949年中，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還有幾個月，北平軍管會宣稱占領工作極為成功。隨後審查情況持續不減，甚至變本加厲。例如出版和傳媒界幾乎鏟除了非共產黨的刊物，尤其是涉及宗教和少數民族等敏感議題。在北京市新聞出版處，審查員極為仔細地檢查宗教和少數民族的書籍，決定書籍是否符合國家政策。只要是擁護新政權的作品，就很容易獲得通過。1953年，在周恩來的鼓勵下，民族出版社成立並印製宣揚民族和諧團結的書籍。稍後用來慶祝建國十週年的民族文化宮，其建造也是用來表達同樣的主題。
毛澤東時代的審查制度是個複雜的程序，它不僅限制大眾輿論的表達或禁止知識分子的思想交流；就如大家已看到的一樣，它也令審查員與作者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審查員急切要訂立一連串外界不太清楚且經常變更的規條，以協助他們的工作並為自己的審查裁決護航；而作者則要謹言慎行，小心遊走於各種規條中，好讓作品能獲准通過出版。審查員的職業生涯在1950年代並非一帆風順。如果某人失職，沒找出文章中暗藏的顛覆用意，後果會很嚴重。又如第二章討論過的，《北京日報》的編輯和作者不論願意與否，後來都被捲入共黨領導層關於社會主義路線的內訌裡，導致報社為求自保而陷入自我審查中。
時至今日，中共繼續嚴厲執行各種審查。當然，中國並不是唯一的共產國家，禁止持異見的印刷和電子媒體的資訊流通，北韓和越南也這樣做。但經常被忽視的是很多非共產國家的新聞自由也受到攻擊。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西方式的自由報刊確實存在，但都是被政府緊緊監視。在這些國家，一隊隊審查員像例行公事般刪除批評當局的文章，而且正如一位新聞學者指出的：「只需把立法和集中所有權這兩事巧妙地結合起來，便能確保傳媒持續受到控制。」但中國與別不同之處，就是政府在文藝方面的干預超出了報章、書籍和電視的範圍；它伸展到幾乎所有文化領域，包括宗教、公園和博物館。共產黨控制人民的文化生活可說是鋪天蓋地，沒有遺漏。在世界上二十個最大的經濟體裡，中國是唯一在憲法上奉行一黨專政的國家。當共產黨揮動幾乎無限的權力大棒時，它的權威幾乎是無遠弗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