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修辭的陷阱：為何政治包裝讓民主國家無法正確理解世界？

作者簡介

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
1969年生於美國紐約。1995年於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與哲學系取得博士學位。現為耶魯大學哲學系教授。曾任教於羅格斯大學、密西根大學與康乃爾大學等校。

父母皆為歐洲移民，1939年分別從德國與波蘭來到美國。對史丹利來說，他的猶太裔身分是一種提醒，讓他自覺有義務關注弱勢族群的平等與權利。其關於政治宣傳、言論自由、民主、監獄制度與極權主義的著述，多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波士頓評論》、《衛報》等。著作包含《知識與實踐的旨趣》（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terests）、《脈絡中的語言》（Language in Context）、《技術知識的秘密》（Know How）、《法西斯如何運作》（How Fascism Works）。

譯者簡介

劉維人
自由譯者。從譯作出發，參與當代民主、公共討論等議題。譯有《被誤讀的哲學家》、《反民主》、《暴政》、《不穩定無產階級》、《暴民法》、《Mindf*ck 心智操控》等，並合譯有《憤怒與希望》、《後疫情效應》等。

相關作者簡介

審訂者 簡介 賴天恆
澳洲國立大學博士，現為應用哲學學會（Society for Applied Philosophy）博士後研究員。專長為政治哲學，研究主要關注不服從（disobedience），探討傳統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理論如何妨礙人民爭取權益，對抗不義，甚至成為既得利益的幫兇。此外，也關注民主、仇恨言論、語言與政治哲學、應用倫理學等領域。偶爾從事寫作，文章多刊登於「沃草烙哲學」專欄。

書籍目錄

推薦序　看見語言的惡之後，我們如何自處？╱朱家安（哲學雞蛋糕腦闆）
導　讀　言論如何侵蝕民主？╱賴天恆（澳洲國立大學博士）

引　言　宣傳造成的麻煩
第一章　政治思想史上的宣傳
第二章　宣傳的定義
第三章　自由民主國家中的宣傳
第四章　語言的操控機制
第五章　有問題的意識形態
第六章　政治意識形態
第七章　菁英族群的意識形態
結　論

謝　辭
注　釋
參考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當代思想大師
「新穎且重要的貢獻，令政治哲學界為之一振。」

★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紐約時報》傳奇書評人
「本書為一個重要且關乎當下的問題，提出了珍貴的見解。」

★湯米．謝爾比（Tommie Shelby）｜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書充滿了令人信服的例子，探討了宣傳是什麼，以及有問題的宣傳可能對民主構成什麼樣的威脅。史丹利所提出的是具概念性、規範性、歷史性及經驗性的案例，而且十分具有說服力且發人深省。他在處理的，是一個被許多哲學家忽視、但絕不應如此的重要議題。」

★強納森．沃爾夫（Jonathan Wolff）｜牛津大學公共政策系教授
「史丹利寫出了一本深富啟發性的書，讓政治哲學家注意到了政治宣傳的問題，並旁徵博引一系列哲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來說明他的分析、為他的主張提供支持。《修辭的陷阱》必將被廣泛討論與爭辯。」

★蕾．藍騰（Rae Langton）｜劍橋大學哲學系教授
「這是一本野心勃勃的書，史丹利在書中用他從知識論及語言哲學中獲得獨到見解，來檢視民主社會中通常戴著面具出現的宣傳。書中大量地使用了政治上的具體案例，不僅使論點更加有意思，也使主題本身的重要性更加耐人尋味。」

★羅伯．史坦伯格（Robert Sternberg）｜美國發展心理學權威
「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或缺，因為以言論煽動群眾之人已取得了二戰以來前所未見的成功。我強烈推薦這本書。」

★史蒂芬．希夫（Stephen Siff）｜邁阿密大學新聞系教授
「《修辭的陷阱》與其他從全面視角揭露美國政治生活模式的書籍相同（我想到的是愛德華．赫曼與諾姆．喬姆斯基的《製造共識》及蜜雪兒．亞歷山大的《新吉姆．克勞法》），這本書視野恢弘地向研究者們提出挑戰，以更詳細且具體的解釋來填補空白，說明了現象的運作與成因。」

媒體好評 ★《波士頓環球報》：
「史丹利跨越國家邊界與時代，爬梳政治宣傳的歷史，闡述政治宣傳如何操弄人們支持違反自身利益的理念。他發現，我們使用的語彙本身可能與其背後的政治同樣關鍵。」

★《科克斯書評》：
「史丹利列舉了從美國歷史上的種族主義到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等例子，隨著公眾與政治輿論進一步分化，他對政治宣傳與意識形態的批判只會顯得更為至關重要……這本書檢視了政治宣傳的鋪天蓋地，對我們大有助益。」

★《書籍論壇》雜誌：
「一部呈現了精采的見解與作者博學的著作。」

★《國家報》：
「《修辭的陷阱》值得被大力讚賞，而且任何關心政治與語言的人都應該讀這本書。本書所提共的工具與見解很難在此一概而論。」

推薦序
看見語言的惡之後，我們如何自處？
朱家安╱哲學雞蛋糕腦闆

擁有複雜的語言是人類獨特之處，然而語言的複雜往往出乎人類意料，這讓很多壞東西能藉由語言偷溜到這個世界。

當然，人類會把關語言，並不是所有能說出來的話都合理，得看這話是否符合事實。我們不是笨蛋，我們會盡力區分真假，抓出騙子。

不過，一句話符合事實，就夠好了嗎？在人類歷史上有不短的時間，話語如「在美國，平均而言，黑人學歷不如白人」、「在台灣，平均而言，有原住民血統的人學歷不如沒有原住民血統的人」都符合事實，而且或許現在也依舊如此。但這些話依然有問題。它們不適合當作簡單客觀的判斷來公開宣稱，也不該在篩選人類能力時被當成理據，因為這些話即便符合事實，該事實卻是誕生於不正義的歷史過往。

這些關於學歷的話語，告訴我們的應該是它們指涉的事實需要改變，而不是它們指涉的事實可以做為理據，讓我們進一步去評價不同族群的能力。在人類歷史中，語言的發展超過十萬年，而上述這些能協助我們察覺部分不正義的細微區分技術，則到了近年才逐漸普及。然而，這只是語言帶來壞東西的滄海一粟。

十萬年來，語言讓人類共同合作發展出前所未有的文明，但也讓人類彼此誤解發展出前所未有的憎恨、戰爭和屠殺。語言要在你身上產生這些效果，甚至不需要你是個心胸狹窄的壞人，只需要你是個知識有限的正常人，生活在有既定價值觀和敵我意識的群體中，並和其他正常人一樣受到種種偏誤和直覺影響。

只要符合這些條件，照《修辭的陷阱》作者傑森・史丹利的說法，你就跟大家一樣容易接受特定的「有問題的意識型態」，因此不容易認出看似中立、其實偏頗的「惑眾妖言」，最後成為更「不通情理」，難以理解別人和進行有效溝通的人。更糟的是，這樣的人對於自身理性客觀的信心往往還相當高，畢竟當一個人沒能力看到自己的缺點，並因此認為自己沒有缺點，也是很合理的。（若想快速初步掌握這些詞彙的意思，可以先去讀賴天恆為這本書寫的導讀。）

《修辭的陷阱》這本書很有可能是你讀過最實用的哲學書之一。而且不幸的是，只要人類的認知能力沒有重大進展，只要民主社會裡的溝通效果依然受到背景價值觀、社會氛圍、刻板印象和種種人類心理機制影響，這本書的「實用程度」恐怕不會下降。

如同我們受惠於語言良多，我們也有理由時刻警覺語言潛在的威脅。這不但是我們身為人類的日常，也是本書為你打開的眼界：讓你了解自己是個怎樣的人，持有怎樣的認知配備，會受到環境怎樣的影響，能夠用再平凡不過的話語「做」哪些事情、傷害哪些人。21世紀哲學家史丹利的研究反映古希臘德爾斐神廟銘文「了解你自己」（know thyself），但發揮的影響則擴及全人類。

要發揮此書的威能，在了解史丹利的分析之後，你基本上可以用這些分析來重新閱讀任何文本，像是社群網站動態、專欄文章、書，甚至學術論文。這些分析會讓你看出更多東西，包括隱藏的價值預設和刻板印象；此外，考慮到人不見得會意識到自己有哪些意識型態，也不見得察覺自己正在發表惑眾妖言，這可能讓你在某些地方比文字的作者本人更了解他自己。

本書的分析可能讓你更警覺明辨，也可能讓你更灰心沮喪、認為有效又無害的溝通真的很難進行，或者討論根本沒有意義。考慮到這些，我想給你一些建議：

看見說明的價值：良好掌握本書提供的概念，代表你可以熟練使用「有問題的意識型態」、「惑眾妖言」這些詞彙，但這不代表它們對你的溝通對象來說有任何意義。回想一下那些只會說「不要為政治正確而政治正確」和「台灣就是女權太高了」的人，就會知道揮舞詞彙跟做出有效的說明是兩回事。本書能讓你從世界看出更多東西，但要把這些新增的理解跟其他人分享，則有賴你在說明方面進行的努力。

注意自己犯錯的可能性：當你學會用鐵鎚，看什麼東西都像釘子。當你學到一套關於「有問題的意識型態」和「惑眾妖言」的分析，類似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你身上。從本書行文，可以看出史丹利相當小心避免自己的偏誤影響判斷，並且誠實對讀者揭露此可能性，身為讀者，我們對此態度表達敬意的最好方式就是沿用它。此外，我們可以注意自己秉持的主張有哪些細節，以及這些細節和自己的發言是否真的一致，避免在不經意之下，反而成為用惑眾妖言打擊自己認同的價值的人。

避免妖魔化別人：有些人真的是壞人，但也有些人真的不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人是好人，不代表他的政治意見會跟你相同。作為群體動物，人類內建敵我心理，我們容易把與自己的政治意見相似者看成好人、政治意見相異者看成壞人，這兩件事都對討論沒幫助，而且都會威脅你的生活品質。上面這些話聽起來很有道理，因為妖魔化別人聽起來很糟，但是，考量到人類既有的心理和處境，不妖魔化別人其實很難。如同史丹利所說，有時候我們得修正自己賴以過活的信念，才能不把某些人當成壞人。這有時候不只關於別人是怎樣的人，也關於你想成為怎樣的人。

最後，保持心情和建設性：這世界充滿惑眾妖言，「我們這些好人」難以跟有問題的意識型態抗衡，我們的聲音傳不出去，那些自以為客觀的人總是處於準備好充耳不聞的狀態。或許吧，但倡議和公共溝通很少有輕鬆的，而且往往是比氣長。如果你能找到夥伴，彼此開開玩笑、維持心情、想想點子，然後一次做一些、看見進展，你會更有機會撐下去，讓世界變得更好。

導讀
言論如何侵蝕民主？
賴天恆╱澳洲國立大學博士

語言的功用是什麼？如果我們心地善良，而且活在一個相對受保護的生活圈裡面，或許會覺得語言的主要功用是溝通，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是傳遞知識，是讓我們一同追求真理。然而，哲學家蕾・藍騰（Rae Langton）多次指出，對許多人來說，語言的重要功能，是分化族群，是貶低異己，是煽動仇恨，是爭權奪利。語言是一把兩面刃。

《修辭的陷阱》這本書主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民主社會的內部張力。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與平等。然而，就跟許多人所擔心的一樣，自由有機會被有心人士利用；甚至不只是有心人，出於善意的公民，往往也會因為無知，而做出傷害民主的事情。民主社會保障自由，保障個人的言論與表述自由，但這也同時讓語言的負面功用有空間充分發揮。從古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到邪惡納粹帝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而我們可以再加上從歐美的極右翼民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清楚知道這個民主社會的弱點：民主自由社會把足以摧毀民主自由的武器，奉送給民主自由的敵人。這個武器，就是惡性政治宣傳。

進入本書的主要論證之前，我先介紹兩個核心定義，以下皆為引用或者使用書中出現的案例。

顛覆型惑眾妖言（Undermining Demagoguery）：以某種值得支持的政治、經濟、理性理念為號召，真正的目的卻會妨礙那些理念實現的公共言論。

這是本書作者傑森・史丹利的論述中，最核心的討論對象。惑眾妖言往往乍看之下合情合理，但看似正當且重要的政治言論，實際上卻妨礙民主審議。舉例來說，史丹利認為在美國，針對選舉舞弊的說詞，就是一種惑眾妖言。要求訂定嚴苛的法律，規定選民必須出示身分證件才能註冊投票，表面上看似相當合理；畢竟，如果出現重複投票、冒名投票等行徑，選舉的公正性就會受到質疑，進而傷害民主的正當性。然而，在美國實際的社會體制底下（記得不像我國，美國沒有所謂的國民身分證，有照片的身分證件也非人人都有），該舉的實際結果是防止了極少數的選舉舞弊，卻「造成大量選民無法投票，光是賓州，沒有適當身分證件的選民就高達七十五萬八千人」。說保障「一人一票」，卻讓許多人無法投票，就是高舉民主理念來侵蝕民主正當性的惡性政治宣傳。

本書另一個重要的核心概念是「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flawed ideological belief），指的是一種具有以下兩種特性的錯誤信念：一、即使面對合乎理性的證據也難以捨棄；二、妨礙我們更近一步獲取相關知識，包括足以修正這些信念的證據。史丹利舉例說明，如果我們相信「法國人不可靠」，多半就會因此拒絕與法國人來往；但拒絕與法國人來往，就會妨礙我們認識法國人，難以獲得證據來推翻這個錯誤信念。

（當然，我們有時候必須去懷疑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是不是必然為假。舉例來說，有些人相信「女性就是溫順、臣屬於男性」。這可能目前為真，但是成真的原因，是擁抱這個信念的人強迫女性溫順，強迫女性臣屬於男性。）

有了上述兩個核心概念，我們便可以去進一步理解史丹利的核心論證。簡單地說，史丹利認為不平等的社會催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而這些信念妨礙我們去獲取相關證據，以致於難以察覺惑眾妖言的錯誤之處。如此一來，惑眾妖言便有發揮的空間，去分化人、貶低人、傷害人，去合理化不公平、不正義的政策，去妨礙民主審議。

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與平等。如果有任何政策影響到這兩個價值，就必須有好的理由支持。這些好的理由必須具有一個特性：「講道理」（reasonableness），也就是說，任何受到政策影響的人，都不能在合理的基礎上反對這些政策。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基本尊重：如果我要妨礙你、限制你，就必須有充分的理由讓你心服口服，而這就必須先充分考量到你的觀點。

有些政策表面上看似明理，實際上卻沒有考量到受影響的人。支持這類政策的言論就是惑眾妖言。舉例來說，從美國創國以來，白人就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貶低黑人。以前，白人宣稱種族之間有生理上的差異，但找不到科學證據；現在，白人宣稱是文化上的差異，卻往往沒有考量到歷史不正義的影響，也沒有考量到黑人在教育、治安、就業等各方面獲得的資源就是比白人少，更沒有考量到黑人所受到的各種刻板印象傷害。此外，他們宣稱政策上採取差別待遇，是因為考量到了黑人，是正確反應黑人跟白人之間的差異，這種說法就是一種惑眾妖言。宣稱黑人低劣，所以政策不需要考量他們的觀點，也是一種惑眾妖言。

或許有人會問，不是明明有各種科學、社會學證據，讓人理性上應能辨識出這種惑眾妖言嗎？為什麼白人仍無視明顯證據，仍然相信黑人劣等？史丹利認為，就是各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妨礙白人去面對這些證據。史丹利引用大量心理學上的證據，指出人們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功成名就多半取決於運氣。此外，人們更是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身分認同與不公不義緊密相關。人們因此傾向相信一個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相信社會實際上依照一個人的功成名就、公平地分配資源，也就是所謂的「功績主義」（meritocracy）。於是，人們進一步拒絕接觸、接受與功績主義牴觸的證據。美國白人不願意聆聽證據，去理解自己獲得的各種資源遠比自己的黑人同胞多，更不願意承認自己受惠於奴役制度——畢竟不少人的祖先就是奴隸主，但誰願意承認自己的祖先罪大惡極？史丹利指出，越是不平等的社會，人們越容易接受這類合理化自己不義優勢的有問題意識形態信念，進而不願意考量到抵觸這些信念的證據。除此之外，優勢團體更會透過教育、媒體等制度與機構，強迫受壓迫的族群接受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

讓我們回到一開始的問題：要怎樣防止自由回過頭來侵害民主？史丹利主張，不平等催生意識形態，意識形態讓惑眾妖言有發揮的空間，所以捍衛民主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消弭嚴重的經濟與社會不平等。

我相信說到這邊便已足夠。但如果身為讀者的你還未對我的言論感到厭煩，我想多說兩點：一點跟當代分析哲學的發展有關，另一點則牽涉到我國台灣的政局。

我一開始接觸到《修辭的陷阱》這本書，是因為我想要撰寫（並後來成功發表）一篇探討毀損老蔣銅像的學術論文。（當時，系上的博士後Renee Bolinger推薦這本書給我。我後來將這本書推薦給劉維人，希望他藉由翻譯將本書引入台灣。）這本書完全反映到當代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走向。過去，分析哲學探討如何理解「當今法國國王頭是禿的」這一語句，「知識是有充分證據的真信念」的概念分析，以至如何以語言行事、語句的預設又如何成為共同基礎的一部分等看似無聊的問題。有些人甚至進一步懷疑分析哲學的價值，主張說若把這些學術論文全部扔進垃圾桶，也不會對世界有任何影響。然而，這些看似瑣碎無用的分析哲學研究，在政治哲學上的重要性逐漸彰顯。我們看到哲學家探討色情作品如何貶低、甚至噤聲女性，而這建立在如何以語言行事、語句的預設如何成為共同信念的一部分等重要語言哲學基礎之上。哲學家點出知識的不正義，探討刻板印象如何傷害一個人說詞的可信度、探討缺乏足夠認知資源的人為何難以闡述自身所受壓迫等現象，更是建立在傳統分析哲學知識論的各種瑣碎探討之上。

當然，讓前述這些東西跟政治哲學扯上邊，女性主義哲學家、研究種族問題的哲學家功不可沒。史丹利在撰寫這本書時，也不斷強調以上這點。我認為史丹利這本書，以及近期大量興起的語言政治與社會哲學（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正是分析哲學百年發展下的重要成果。

我國正不斷面臨來自外部與內部的各種政治宣傳。舉例來說，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斷對外宣稱自己多民主，但宣稱的方式是扭曲民主的定義，再來說自己民主。這是典型的惑眾妖言。同樣地，我國也有部分人士不斷高舉重要的民主理念。舉例來說，一談到轉型正義，便有反對者主張要「和解共生」，主張面對過去的不義是在「撕裂族群」。然而，正是這些強迫被害族群及其家屬要不斷犧牲、不斷「原諒」、不斷接受、不斷單方面承受歷史傷痛的言論，在妨礙「和解共生」的願景。打著這個政治理念、迴避歷史不義，並要求繼續動用國家資源來稱頌歷史元兇的言論，就是惑眾妖言。類似惡性政治宣傳不勝枚舉。

我們需要思考如何防範惡性政治宣傳對民主的傷害。如果我們不願意採取言論管制這類很可能同樣傷害民主的措施，就必須認真處理讓惡性政治宣傳得以成功的意識形態。此時我們就得去追究，台灣有哪些社會結構讓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有發展的空間。

文章試閱

〈第二章_宣傳的定義〉
根據我的分析，政治宣傳的本質就是一種用政治、經濟、美學、理性理念來動員人民，達成政治目的的言論。宣傳必定會促進理念實現或者妨礙理念實現。而不同宣傳之間的第一項區別，就是它究竟是會促進，還是會妨礙它所呈現的理念。前者我稱為強化型宣傳，後者則稱為顛覆型宣傳。

強化型宣傳（Supporting Propaganda）：以某種理念為號召，並且利用情緒或其他非理性方式，讓該理念更容易實現的公共言論。

顛覆型宣傳（Undermining Propaganda）：以某種理念為號召，實際上的目的卻會妨礙該理念實現的公共言論。

顛覆型宣傳的目標與它所聲稱的理念彼此矛盾。它高舉理念爭取人們支持，所呼籲的行動目標卻往往會妨礙理念實現。

接下來，我將暫時專注於討論怎樣的宣傳有助於落實（廣義的）政治理念，怎樣的宣傳會妨礙政治理念。無論是有益的目標、中性的目標、還是有害的目標，都可以使用強化型宣傳。推動型宣傳的任務是協助落實政治理念，但不是藉由提出理由去支持那個政治理念的真實性或優點，而是藉由扔出強烈的情緒，譬如懷舊、感傷、恐懼，讓受眾無法負荷。這些情緒會讓受眾去注意到支持那個理念的理由，然後用典型的理性方式去支持那個政治理念。不過康德提出了一種概念叫做理性意志（rational will），也就是理性個體根據理性法則行事的能力。由於推動型宣傳並不是訴諸理性意志，如果某個完全訴諸理性意志的信念，承載了某個理念所要實現的目標，那麼那個目標就無法透過推動型宣傳來達成。推動型宣傳只能讓受眾在情緒之中，忘記考慮某些原本會想到的可能性，集中精力下執行目標，推動某個他們原本就知道的政治理念。

我對顛覆型宣傳的定義要求非常嚴謹。顛覆型宣傳所呼籲的行動，必須與它拿來當號召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馳。丹尼爾•帕南（Daniel Putnam）在私人通信中向我提出一種更廣義的宣傳定義：只要是利用政治理念來削弱同一政治體系中其他政治理念的言論，就算是宣傳。譬如在美國，自由是一種政治理念，機會平等也是一種政治理念。根據帕南的定義，那些守護自由，而且會降低機會平等的言論，譬如那些以減少窮人機會為代價，以守護經濟自由為由呼籲減稅的言論，可能就屬於宣傳。根據我的定義，這並不算是顛覆型宣傳。不過如果用下面這個更廣義的方式來定義顛覆型宣傳，那麼這種言論就算是顛覆型宣傳了：

顛覆型宣傳（定義2）：以某種政治理念為號召，實際上卻會讓該政治理念家族中任何一種政治理念更難實現的公共言論。

我擔心後面這種定義可能會過於籠統。不同的政治理念的確時常彼此衝突，事實上很多人就認為自由與平等彼此衝突。我擔心帕南提出的定義，會把其實是政治理念彼此衝突的狀況，誤當成顛覆型宣傳。

在我的定義中，宣傳之所以為宣傳，是因為它帶有某些特定屬性，而且通常以語言或意象的形式出現。但平常我們也會說報紙和學校是宣傳工具，這種說法似乎把宣傳工具定義成：

宣傳工具（Vehic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Propaganda）：製造宣傳的場所或機制。

不過有時候，媒體與學校即使從來都沒製作過任何宣傳，依然是宣傳工具。譬如，它可以隱瞞某些原本應該提供的資訊，藉此達成宣傳效果。如果一個新聞機構說自己的任務是報導所有相關的政治決策，卻經常不報導某些政治決策新聞，直覺上它就是宣傳工具。如果一所學校說自己的任務是提供所有相關的重要資訊，讓學生成為有知識的公民，但卻經常對學生隱瞞某些重要資訊，那它就是宣傳工具。在自由民主國家中，應該有不少上述這種宣傳工具。因此清楚界定怎樣才算是這種宣傳工具，對本書的目標非常重要。

在討論自由民主國家的宣傳時，下面這種宣傳工具的定義也許更為有用：

宣傳工具（Vehicle of Propaganda）：聲稱自己服膺於某種政治理念，所作所為卻會妨礙該理念實現的機構。

在自由民主國家，學校的任務是讓學生成為有知識的公民，讓他們擁有參與政治討論的必要資訊。如果學校刻意隱瞞某些資訊，譬如不讓學生知道該國用系統性不正義的方式對待某些群體，那麼學生就會把不完整的資訊當成是完整的。因此，學校其實是破壞了讓學生成為有充分知識公民的理念。如果學校讓學生明明只知道一部分的資訊，卻相信自己知道所有資訊，那麼學校即使從來沒有說過任何宣傳性言論，它依然是宣傳工具。同理，如果電視台或報紙說自己要報導該國政治決策的所有相關新聞，卻刻意隱瞞與決策相關的某些重要資訊，那麼它即使從來沒有說過任何宣傳性言論，依然是宣傳工具。它阻礙了自己代表的政治理念，沒有向受眾傳達所有資訊。

——

顛覆型宣傳會用某種政治理念，去傳播與其衝突的訊息，因而本質上就會妨礙該理念實現。接下來我要說，它會在這段過程中利用既有的有問題意識形態信念，甚至幫忙形塑那種信念。這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正是讓人看不出顛覆型宣傳自我矛盾的原因。

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之所以會讓人看不出顛覆型宣傳自我矛盾，是因為它豎立了認知障礙，讓你看不出宣傳的目標與它呈現的理念不符。譬如，它會讓你難以了解某些自由民主的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而這些概念又會導出哪些結果。在討論意識形態的第五章與第六章中，我們將找出這種認知障礙的本質，並解釋它們為何難以克服。

顛覆型宣傳比強化型宣傳複雜很多。正因如此，如何判斷什麼時候可以在政治中接受顛覆型宣傳，是一個棘手而複雜的難題。而且在評估什麼時候可以接受顛覆型宣傳時，還得同時考量許多其他因素。畢竟我們可以分別從道德與政治的角度，評估該不該接受某種手段。有時候，即使顛覆型宣傳可以傳遞有價值的資訊、達成有價值的目標，或者可以讓那些不應該實現的政治理念難以實現，這種手段也許在民主上還是無法被接受。

康德論述過：「說謊是最違背自身責任的行為。」他用規範式的判斷主張，凡是說謊，就是在人際關係中傳播不實，即使是善意的謊言也依然是錯的。我之前曾說，宣傳者可能真心相信宣傳，而宣傳的內容也可能是真的。但只要宣傳試圖繞過他人的理性意志去完成目的，無論是否發自內心或內容是否為真，康德都會說它違反道德。根據康德的觀點，宣傳無論目的為何，在道德上都不可接受。康德的倫理學基礎無可否認地符合我們直覺上的道德判斷，宣傳無論目的為何，我們肯定都無法接受。對康德來說，理性意志是我們根據理性原則，獨立於外來力量判斷事物的最低門檻。但宣傳徹底違背了理性原則。所有的宣傳都在操控理性個體，讓人們在完全不使用理性意志的狀態下服務於宣傳目的，這是一種欺騙。

我在這裡不預設康德的倫理學。但即使不去管宣傳在倫理上有沒有問題，我們也該擔心大部分使用顛覆型宣傳的論述在民主上可能都很有問題。

現在，我們來看一些強化型與顛覆型宣傳的例子。強化型宣傳很好找，譬如祭出國旗，或者利用人民對該國歷史的思古幽情來強化愛國情操，就是推動型宣傳。散布危言聳聽的威脅，引發人們對吸菸等行為的過度恐懼，進而增進人民的健康，也是強化型宣傳。此外，用某個群體過去犯下的錯誤，讓他們加強民族自豪感與自我認同感也是。塞爾維亞前總統斯洛波丹•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屢次利用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戰役（Battle of Kosovo）中無法成功抵禦鄂圖曼入侵一事，讓塞爾維亞人對過去的錯誤感到不滿，藉此強化人們的民族認同，就是一個例子。

我之前說，宣傳在民主上一定有問題。不過下一章會提到，有一種宣傳不但沒有任何問題，甚至還是必要的。因為當國家出現某類必須解決的不民主問題，只有這種宣傳可以處理。正確說來，這種宣傳本身並非民主審議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強化型宣傳在民主國家中也完全可以被接受；譬如，許多民主國家都會在香菸包裝上加註「吸菸會導致癌症」之類的恐怖警語，這類言論顯然是要用強大的情緒來落實某些理念，像是促進人民的健康。民主國家似乎都可以接受香菸包裝上的警語，卻不能接受米洛塞維奇的宣傳，這兩者之間究竟有何差異？

如果民主國家的公民沒有時間自己做研究，有時候衛生福利部就得去負責照顧公民的健康。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公民把提供健康資訊、提出相關警告的工作，全都委託給了衛福部。以香菸包裝上的警語為例，我們可以說這種時候是公民默許了衛福部去散播這種警告；但如果公民沒有默許，那麼香菸警語在民主上也會有問題。

接下來，我們來看幾個顛覆型宣傳的簡單例子。第一個例子出自卡爾•哈特所討論的，二十世紀早期的種族歧視意識形態。當時常常有人認為黑人離不開古柯鹼，譬如一九一四年就有一位醫生在《紐約時報》上說黑人特別容易重回這種毒品的懷抱：

大部分的黑人（negro）都既窮、沒讀書、又遊手好閒……一旦養成吸毒習慣就沒救了。想讓黑人遠離毒品就只能把他們關起來，但這也只是治標而已。他們一旦被放出來，就會再次回到毒品的懷抱。

城市的富有菁英吸食古柯鹼，其他沒錢的人則只能吸食廉價古柯鹼。但在一九八ま與一九九ま年代的「反毒戰爭」（drug war）中，下城黑人吸廉價古柯鹼而被判刑的人數，明明高達富有白人因吸高純度古柯鹼而被判刑的一百倍，政客卻能成功地讓人們認為這是合理的，而且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哈特用有力的論證指出，政客之所以可以在「反毒戰爭」中，讓人民相信這麼誇張的判刑人數差距與社會強調「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的理念之間沒有矛盾，就是因為二十世紀早期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至今都默默讓人們覺得黑人特別容易吸毒，不會注意到這麼大的判刑人數差距顯然違反正義。這種宣傳宣稱自己要讓社會守法循序，卻讓人們接受了不正義的定罪結果，反而使守法循序的理念難以實現。

第二個例子來自詹姆斯•霍根（James Hoggan）的《掩蓋氣候真相》（Climate Cover-Up）。霍根在書中提到，美國石油協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組了一個團隊推動〈全球氣候變遷溝通行動方案〉（Global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Action Plan），而且「這份文件直接寫明自己的目的，就是藉由媒體傳播，讓民眾相信氣候變遷論述中有很多說法並不可靠」。他指出，該團隊的創始成員之一史蒂芬•米洛伊（Stephen Milloy）是《福斯新聞》（Fox News）裡的「垃圾科學專家」，「這個人一輩子都在搞公共關係與遊說。埃克森美孚（Exxon）、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愛迪生電力協會（The Edison Electric Institute）、國際食品添加物委員會（International Food Additives Council）、孟山都（Monsanto）等公司都付過他錢，讓他把環保研究抹黑成帶有其他目的的「垃圾科學」（junk science）」。米洛伊要求科學必須保持客觀，但他的言論卻違反了這項理念，只有那些相信了企業贊助的氣候變遷否定論意識形態的人，才看不出來。

第三個例子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標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萬歲！」這句話中有問題的地方在於「萬歲」。數千年來，這個詞在中國通常都出現在百姓對皇帝的呼號「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裡面，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希望皇帝能一直統治下去。問題就出在這：君主制的政治理念是服從權威，「革命」卻是反對服從權威的。但這句話裡面的意識形態，會讓人民以為所謂的「革命」就是讓國家幫每個人做所有決定。一旦相信了這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人民就看不出「革命」與服從權威根本水火不容。

第四個例子來自美國最高法院，它在二ま一ま年「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中裁定，企業也擁有美國憲法中賦予公民的權利。最高法院的判決文，把言論自由等權利延伸到企業身上這件事，寫得像是《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把公民權利延伸到當時法律還沒認可的族群一樣，看起來就像是在宣揚民主精神。但「聯合公民」（Citizens United）這類組織的政治獻金本身，卻是對民主的威脅，一旦撤除組織資助候選人的金額上限，政府就會逐漸落入大金主的手中。

第五個例子是美國的「成功神學」（the Prosperity Gospel），這是某些傳道者用電視來傳播的福音，它認為耶穌用施予財富來呈現祂的愛。接受基督會讓你獲得財富，想要發財就要信基督，錢越多表示信得越深。但耶穌早就盡力澄清過這種謬論，甚至在《馬太福音》中直接明文表示，福是賜在飢渴慕義的人以及為義受逼迫的人身上，而不是富人身上。只有那些相信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把資本主義的唯物價值當成基督教教義的人，才看不出耶穌宣揚的學說跟發財是矛盾的。

第六個例子是納粹黨的官方言論，它們把猶太人說成對大眾健康的威脅，譬如希特勒說「猶太人是黑死病」的主張。這句話是公共健康警訊，而說這句話的人聲稱自己所言為真，希望凡是理性的人都認真思考猶太人有多危險。那些深陷反猶意識形態的人，會真心誠意地散播這類言論。但實際上，當時有很多德國人都是猶太人。去傷害這群德國人，就違反了促進公共健康的理念，因此這類言論的目標，顯然與自己高舉的理念背道而馳。

第七個例子來自杜博依斯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美國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當時的主流看法，譬如「哥倫比亞學派」歷史學家約翰•伯吉斯（John Burgess）與威廉•鄧寧（William Dunning）都認為，美國內戰之後的重建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獲得自由的黑人無法好好自己治理自己。杜博依斯認為事實不然。他說戰後重建之所以失敗，其實是因為白人經濟菁英利用貧窮白人心中的種族歧視，去阻止他們和獲得自由的黑人攜手組織勞工運動，增進整個勞工階級的利益。但當時他的說法幾乎沒有人理，大部分人都選擇了帶有明顯種族歧視的詮釋，經過了幾十年後，人們才終於承認杜博依斯的解釋才正確。杜博依斯在該書最後一章〈歷史中的宣傳〉指出，伯吉斯與鄧寧的詮釋傷害了歷史，扭曲了歷史應該準確地陳述真理的理念，使其淪為統治與權力的工具：

如果歷史必須講究科學，如果精確忠實的人類行為細節紀錄可以成為後人的量尺、成為國家的道標，那麼歷史的研究與詮釋方法就必須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但如果我們是要把歷史當成自嗨的工具、當成國家自我吹捧的素材，讓歷史帶給我們虛幻的滿足感，我們就既不能用科學的方式研究歷史，也不能把科學的研究結果寫進歷史之中，而必須直接承認自己在使用某種版本的歷史事實，並讓我們的下一代長成我們想要的樣子。

杜博依斯認為，伯吉斯與鄧寧，以至於整個白人對於美國戰後重建的歷史詮釋，全都是宣傳。因為這種論述號稱忠於歷史，卻違背了歷史應該符合科學記錄真實的理念，讓歷史去為強權與利益服務。

（摘自：《修辭的陷阱》，〈第二章_宣傳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