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清點每一個人：分類、標籤與認同，人口普查如何定義國家與你我身分

作者簡介

安德魯・惠特畢（Andrew Whitby）
　　牛津大學計量經濟學博士，於世界銀行發展數據組擔任資料科學顧問，從事視覺化、溝通與戰略工作，致力於研究全球經濟創新、成長與發展。在此之前，惠特畢以研究員與經濟學家的身分任職於英國創新智庫NESTA，處理社會政策和經濟監管方面的各種問題。
　　早在十年前，惠特畢開始他在牛津大學的學術生涯時，就想過寫一本以人口普查為主題的書。雖然事隔多年後，他才實踐這個想法，但在NESTA與世界銀行工作時，惠特畢一直與人口普查與統計相關主題有著若即若離的緣分，也在一次又一次協助調查時，讓寫這本書的想法更趨成熟。
　　惠特畢認為，儘管當前人們為大數據分析與這種新的統計視野感到興奮，但通過公部門的人口普查來了解社會，仍是最關鍵與核心的方式。他希望《清點每一個人》能使讀者透過解讀特別的量化觀點，理解人口普查如何從滿足統治者的行政管理需求，最終發展成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柱。
　　《清點每一個人》是惠特畢的第一本著作。

譯者簡介

周宜芳
　　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後負笈劍橋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曾任職於金融業、出版業，曾任天下文化財經書系主編。現為自由譯者。譯或合譯有《雜訊》、《激進市場》、《不當決策》、《開拓者》、《誰說人是理性的》、《設計思考全攻略》、《雪球》等，目前累計近三十多種。賜教信箱：[email protected]。

書籍目錄

序章 人口統計，大有關係
那時，凱撒奧古斯都頒下諭旨
人口統計的戰場上
隔離牆
政治永遠都在不遠處
意志之國
點算每一個人

第1章 民數記
落實公民義務
最早的普查
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
撒但的詭計
希羅多德如是說
來自伯利恆的彌賽亞
尋根

第2章 政治算術
重商主義與寶嘉康蒂
數學作為治理手段
從英國到美洲
制憲者的難題
第一個美國人
從孔多塞到馬爾薩斯
普查的豐收年

第3章 藏在打孔卡片裡的肖像
調查項目
機器擴充╱代替人力
為每個人都製作一張打孔照
人口普查競賽
普查帶來的創新

第4章 書面人
理性運作有如機器
個資保密
自然人的代理人
希特勒優生學與統計
摧毀前必先建構
普查在征服後現身
「盧森堡！」
製作身分證
祖父母的宗教信仰
恐怖故事還未結束

第5章 世界普查
人口學的終極目標
家庭計劃
清點地球上九五％的人口
人口即將爆炸
人口悲觀主義隊長
一胎化
中國第一次現代普查
成長趨緩到顯露衰退
綠色革命
不確定性

第6章 漏網之魚
普查一直在出錯
種族隔離與鉛筆
普查大人物
捕捉—再捕捉
下一次會更準確
政治操弄的可能
＃普查失敗
普查迎來終結？

第7章 透明的公民
難以忽視的成本
行政資料介入
普查是否成了環形監獄？
新疆教育營
普查的當代必要

謝辭
注解

文章試閱

序章　人口統計，大有關係

約旦河西岸北端的法庫阿（Faqqu’a）村莊外，穆罕默德．阿塔里（Mohammed Atari）站在一座橄欖樹園一方舒爽的蔭涼裡。他告訴我們，這些是古羅馬時代的樹——這是個驚人的宣告，不過那節瘤錯結、要兩或三臂才能合抱的樹幹都是明證。穆罕默德身穿黑色上衫、兩截褲，頭包著黑棕雙色的阿拉伯頭巾，還戴了一頂寬邊布帽。他眼睛盯著我們那些拖著長長的隊伍步下山坡、朝我們走來的團員，隨著團員走近，他默默點算著人頭。他伸出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兩兩數算停歇樹間的人。我們總共有十八個人：十四名瑞士遊客加上他們的瑞士導遊；我這個來自澳洲的闖入者；穆罕默德，他是巴勒斯坦人；還有他的同事阿梅德（Ahmed），也是巴勒斯坦人，他領著一匹驢子，名叫「卡西米羅」（Casimiro）。
在我們前頭走了一天的是另一個更大的團體，三十個挪威人。他們的導遊涅達爾（Nedal）清點人數的方式不是直接一個個點算。他把團員分成六組，每組五個人；他們一停下來，每一組有多少人一目瞭然，馬上便可確認有沒有人走丟。這個有效率的程序有其必要，因為他們會經常停下來唱聖歌或讀經文，這點和我們不同。這群挪威人是朝聖者，至於瑞士人，多半只是一般觀光客（不過是勇敢無懼的那種），來這裡是為了觀賞風景，體驗文化和歷史，還有親身經歷徒步旅行。
穆罕默德和涅達爾分別用自己的方法小心看管著各自的團體。我們走的路線都是「聖誕之路」（the Nativity Trail）：這是一條長途步行的路線，從以色列的拿撒勒（Nazareth）到約旦河西岸的伯利恆（Bethlehem），我們的導遊可不希望我們走散了。現代劃定的分界線貫穿這片古老的土地，但並非全都看得出來：它們是一場未解決的衝突所留下來的傷口，遲遲沒有癒合。
但是，在今天，橄欖樹下一片祥和。陽光閃耀，路面相當平坦，易於步行。穆罕默德帶的這團快樂又自如，這是他們此行想要的。我對此處的興趣卻不同。雖然這群愛冒險的瑞士退休人士好心地收容了我，但那群虔誠的挪威團引起我更強烈的共鳴。儘管宗教不是我的動機，我也在此展開了一趟朝聖之旅。

▌那時，凱撒奧古斯都頒下諭旨
一九九一年，我五年級，我父母把我轉到一所頗負盛名的聖公會學校。我們家不是特別虔誠的宗教家庭，但這是一所好學校，我很快就習慣了每週進禮拜堂敬拜的節奏。在校第一年的那個學期，最後一週裡的某一天，我坐在教堂的長椅上，布里斯本夏日凝滯、慵懶的空氣裡讓我悶熱難耐。一個男孩起立，走到有著鷹翼裝飾底座的講台就定位，開口朗讀：「〈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節。」

那時，凱撒奧古斯都頒下諭旨，命羅馬帝國的人民都辦理戶口登記。這是第一次戶口登記，正值居里紐任敘利亞總督。大家都回到本鄉辦理戶口登記。約瑟因為是大衛家族的人，就從加利利的拿撒勒鎮趕到猶太地區大衛的故鄉伯利恆，要和已許配給他、懷著身孕的瑪麗亞一起登記。他們抵達目的地時，瑪麗亞產期到了，便生下第一胎，是個兒子。她用布把孩子裹好，安放在馬槽裡，因為旅店沒有房間了。（當代譯本修訂版）

他讀到「居里紐」（Quirinius）時結巴了一下。我卻為「加利利」（Galilee）和「猶太」（Judea）的奇特發音而大感驚奇。還有「戶口登記」（census），對我而言，這個字是個新詞彙。
倘若我是個比較細心的孩子，我就不會覺得這是個新詞彙，因為就在當時不過幾個月前，一九九一年八月六日，澳洲政府進行了人口普查。儘管我顯然沒怎麼留意到這場普查，但它盡責地關注到身在將近一千七百萬人當中的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在我們家的廚房裡，我母親手邊有一疊半開的尋常郵件，她倚著檯面，填寫那份橘色的表格。（當時的我可能正在另一個房間裡看電視。）
如今，在美國生活多年的我在網路上發現了一份一九九一年澳洲普查表格的空白存檔。表頭寫著：「普查就像是為我們的國家做一次盤點（stocktaking）。」這是做普查的人最喜歡的描述，可以追溯至超過一世紀之前。我想，我能理解他們不斷援引這個說法的原因：「census」這個語彙源自拉丁語，發音時唇齒間會穿梭著可疑的嘶嘶聲，而「stocktaking」屬於盎格魯撒克遜語系，長相令人安心。盤點的意思就是清點倉庫貨架上的箱子：產品甲有多少箱，產品乙又有多少箱。盤點是例行事務：沒什麼好擔心的，甚至也沒什麼好傷腦筋的。
但是，清點國民人數與清點貨物箱數是兩回事。人不會坐著不動，不會像箱子一樣靜靜地等著點算畫記。人無法用像是「零脂」、「低碳」等標籤簡單分類，雖然統計學家有時候會假裝他們可以。點算人數自有一套方法，它甚至是一門科學，但不是會計。點算的對象如果是箱子，箱子無動於衷，但換作是人，這種行動可能會對他們形成壓迫，或是賦予他們權力，甚至會改變他們的自我身分認同。對於被點算，民眾有可能接受，也有可能反抗。
今日，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是至少十年做一次人口清點，也就是十年一度的普查，而「十年一度（decennial）」又是另一個源自拉丁語的字彙。從我們用於描述普查的字裡行間，以及前文引用〈路加福音〉對耶穌誕生的場景記述，如果你因此以為古羅馬人是普查的始祖，那也算是情有可原，只不過事實並非如此。就像法律、稅賦和宗教一樣，人口統計也是一種社群制度，它的歷史和社群的形成本身一樣悠久，可以追溯至古中國、肥沃月灣，或許還包括人類開始大規模群居的其他每個地方。
現代的普查與古羅馬時期的普查也不盡相似。就像許多源遠流長的制度一樣，在歷史的長河裡，普查也有許多彼此各異、相互衝突的功能。普查的出現是為了滿足統治者的行政管理需求，但最終發展成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柱。普查在統計學家自稱是統計學家之前就吸引了他們的關注，接著普查蓬勃發展，在統計學家這個名號正式成立之際，成了科學探索的工具。當國家與帝國兼併之時，普查是它們的定義和柱石。然而，人民也不只一次利用普查來抗議，反對那些帝國。
人口普查這個概念不僅限於國家與帝國，小型的社區、城市和省也會實施人口統計。就算是位於內華達沙漠的黑石市（Black Rock City）這個臨時城市（每年只有在無政府主義者活動「火人祭」〔Burning Man festival〕期間重建）也有人口統計（二○一八年的人口大約是七萬人），但本書的重點在於國家的普查。普查程序往往有強烈的象徵主義色彩，用於劃分疆域國界時，它的力道不亞於地圖或邊界圍牆。普查是集體自我反思的時刻，相當於豆子罐頭決定要清點自己而做的盤點。

▌人口統計的戰場上
我之所以踏上這片聖地（具體而言是約旦河西岸），是為了更深入理解這套古老的制度。在這段著名的《聖經》記述裡，那些普查體制裡的古羅馬老祖先所走過的路，我也想要重新走一回；這是我的朝聖之旅。但是，在檢視現代的人口普查時，這裡也是世界上深具啟發性的一個角落。巴勒斯坦是個未境之國，此處就像一座興建中的建築物，管線堆和電梯井裸露在外，現代國家的基礎建設（包括人口普查）也是脆弱不堪。
我來到這裡還有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在這個夾在地中海與約旦河之間的狹長地帶，人口統計成了一個戰場。根據以色列最新的計算，這裡的居民大約有九百萬人，其中七百萬是猶太人，其餘大部分是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或者說，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但是在一個名詞從來就不中性的地區，兩者只能算是大約相同，而不是完全等同）。巴勒斯坦的領土與以色列為鄰：約旦河西岸（夾在以色列海岸與約旦河之間）以及加薩走廊（與埃及為鄰，切進以色列海岸的一小片土地）。大約有五百萬人以此地為家，以他們的種族（如果不是公民身分）來看，他們是那兩百萬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同胞。在這塊土地上，算術一刀切分出七百萬猶太人和七百萬阿拉伯人。
這塊包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土地，面積和比利時差不多，是兩個不相容的主權主張所爭執的標的。那項爭端已經鬱結了幾十年，經常釀成暴力事件。這塊土地小雖小，在全球的舞台上卻有著異常突出的重要性，已成了複雜難題的代稱。這個地區的歷史被人熱烈辯論，即便是當今的事實也難逃爭議，包括我在前文所引述的人口資料。不過，有一件事是大家普遍都同意的；要解決這個爭端，解決辦法只有以下兩者之一：「兩國解決方案」或「一國解決方案」。
一九四七年，聯合國在針對當時的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British Mandate of Palestine）所做的分治決議裡正式提出了「兩國解決方案」。長久以來，國際社會都偏好這項議案，也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別建國，比鄰而立。一般的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也一直對這個方案表示歡迎。此方案的聲勢在一九九○年代中期的《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達到顛峰，在這一系列的協議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建立了可行的關係，讓巴勒斯坦初具雛形的政府得以成形。不久後，以色列總理以撒．拉賓（Yitzhak Rabin）在一項和平集會裡被自己的公民刺殺身亡。「兩國解決方案」自此變得相當渺茫。
另一個「一國解決方案」，也就是讓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這兩個群體在單一邊界裡和諧共處，共享主權和政府權力。今日的以色列有相當可觀的阿拉伯語非猶太少數群體，因此已是實質上的雙民族國家（binational state）。但是，如果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正式併入，這個少數群體會變得龐大許多；在這個共有的國家裡，說阿拉伯語的少數群體將會在人數上與另一個民族旗鼓相當。正因為這點，對於許多猶太以色列人來說，「一國解決方案」是無法想像的，因為根據他們主張的基本原則，以色列應該是猶太人的避難所。
對以色列來說，人口統計的難題並不是什麼新挑戰。聯合國一九四七年的分治計劃是根據英國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三一年的人口普查資料而議定的，在普查報告裡，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以及其他人一清二楚地分列在不同欄目，不過在真實世界裡，他們是混居的。按照聯合國的計劃（按照任何可能的計劃），為數可觀的阿拉伯少數族群被納入提案裡的猶太國家，對此，官方報告只是冷淡帶過：「這是計劃的失誤。」占多數的猶太人比例其實不到五○％，而要維持一個號稱是猶太人的國家，這實在不是個能讓人放心的優勢。對以色列的建國者來說，這不只是個失誤而已，而是生存的威脅。
一九四七年後期，衝突陸續發生，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宣布獨立後，衝突更是嚴重。人口組成的狀態迅速變遷。多達七十五萬的阿拉伯人逃離了他們那片被指定為猶太國領土裡的家園（還是一樣，這個數字有爭議）。這至少有部分是刻意的驅逐行動。巴勒斯坦人稱之為「大災難」（Nakba）；今日，這是巴勒斯坦民族故事的重大事件，這是他們的出埃及記。
在人口統計的戰場上，普查一下子就化身為武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在以阿戰火最為猛烈之際，以色列這個國家迅速進行了第一次人口統計。從統計學的觀點來看，這件事說起來相當詭異：為了求取準確性，普查舉行的時機應該是在穩定的承平年間。當前的國際建議指稱：「時間點應選在大部分人待在自己的經常居住地之時⋯⋯傳統節慶、朝聖與禁食期⋯⋯不適合進行普查工作。」戰爭期間顯然極不適合，所以連列舉都不用提。然而，當時以色列實施了七個小時的宵禁，以確保居民待在家裡，普查人員也有軍隊保護，於是普查大功告成。

……

▌點算每一個人
如今，人口普查仍然位居種種資訊來源的中心，但這無法保證普查的未來。在這個有駕照和護照、報稅和福利發放、指紋和視網膜掃瞄、每小時社群媒體現況更新和每分鐘地點追蹤的世界裡，傳統的普查似乎有時空倒錯之感，就像某一群社會學家所說的「極端現代主義的過時介入」。普查久久實施一次、執行成本高昂，而且又受限於嚴格的隱私規定。
有些國家現在完全禁止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轉而維持人口名冊記錄，也就是公民與訪客的資料庫，由於資料庫會不斷更新，其正確度與即時性都足以讓十年一次特別進行的人口普查變得多餘。這個做法始於北歐世界，現在正流傳到其他歐洲國家以及歐洲以外的地方。人口名冊很可能會成為數算、分類人民這段漫長歷史的下一個階段。
不過，傳統的人口普查目前仍是主流，也是本書的核心。動用大量普查官的實際普查有其特別之處。一八八二年，托爾斯泰（Leo Tolstoy）也曾經加入這樣的一支普查大軍，在莫斯科的卡莫尼契斯基區（Khamovnitcheskiy）挨家挨戶地計算當地居民。他很嚴肅地看待自己的工作，與莫斯科形形色色的勞工階層面對面：「工匠、製靴匠、製刷工人、製櫃工作、車床工人、鞋匠、裁縫、鐵匠⋯⋯計程車司機、獨居年輕女士⋯⋯女性小販、洗衣工、舊衣買賣商、錢莊、零工，以及沒有任何固定工作的人。」他寫道，人口普查「提供了⋯⋯一面鏡子，讓整個社區以及我們每個人對鏡凝視，不管願不願意。」
普查絕對不是枯燥的統計活動，它最終和人有關，是量化社會史的一種形式。

內容試閱

第一章　民數記

▌最早的普查
公元前四千年，文明的曙光初現之際，也就是蘇美文化的早期，有普查嗎？蘇美社會享有公共財，包括防洪堤和灌溉水渠，因此當時顯然曾編組並協調過大批的勞動力。正確的居民人數有助於這項工作的推動。但這類的普查不管形式為何，都是名副其實的史前事件，因為書寫的發展本身或許是公元前三二○○年的事。
就像現代社會裡幾乎所有的事物一樣，今日的普查也仰賴書寫。但是，就算沒有書寫，簡單的人數計算也完全可行。希臘「史學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曾提到一個關於斯基泰人（Scythians）的故事。他們是公元前一千年住在中亞的游牧戰士民族。「他們的國王名叫阿里安塔斯（Ariantas），由於他想要知道到底有多少斯基泰人，於是下了詔令，要每個人交出一個箭鏃；要是有人膽敢違抗聖旨，就要處以死刑。數量龐大的箭鏃按照規定繳了上來，而國王（理應已經點算過數量）決定用這些箭鏃打造紀念碑，流傳於世。」殖民時期之前的非洲也有類似的方法，例如達荷美王國むKingdom of Dahomey，今日的貝南（Benin）め使用寶螺殼，或是伊博族（Igbo，今日屬奈及利亞）使用薯蕷。這種點算物件的方法既能避免直接點算到人，也不需要書寫。

……

▌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
到了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周朝時期（從神話進入可考的歷史），我們發現普查是中國政府的既定體制。周朝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重視優良政府、和平、繁榮、道德和正義等原則，而這些都因為有層級化的官僚制度與詳盡的記錄才能發揮力量。在這樣的一個國家，普查是國家機器的基石。
據說孔子本身對普查深為尊崇。根據《論語》的記載，孔子在路上遇到帶著人口書表的官員經過時，會屈身伏在車前橫木上，向對方鞠躬，以示尊敬。同理，據說君王本人也要跪著收受那些書表。儒家思想主張，優良政府能吸引人民移居，前來歸附，因此普查人口數不只是判斷國家繁榮的依據，也是行政管理品質的指標。
雖然前現代的普查有時候會被摒為簡單的活動，完全以強制實行稅賦和徵兵等義務為焦點，中國清點人口的用意卻不只於此。公元二○○年左右，儒學家徐幹曾寫下一篇關於人口的文章，論及普查的用途。除了徵稅和徵兵，文中還列舉出更多項目：「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還有「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這些功能（土地分配、規劃製造活動、制定經濟法規等）超越了個人義務的範疇，與現代普查所主張更廣泛的目的互相呼應。「故民數者，」徐幹問道：「其惟審民數乎？」（顯然不只如此。）
中國早期的這些普查看起來也相當兼容並蓄。大部分的古代普查只計算成年男性公民。但是根據一位二十世紀早期研究者陳煥章（注：清末民初思想家，師從康有為，一九一一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於在香港設「孔教學院」）的論述，周朝的普查所納入的對象「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注：語出《周禮》〈秋官〉），每個人都含括在內，似乎也同時把男性和女性納入計算，也有文件報告九州之地個別的性別比例。
最早的中國普查沒有做到的（或者沒有流傳後世的）是可靠的人口計數。人口總數的數字，高者有公元前三三三年的三千萬，低者有公元前二○○年的五百萬。既然普查和稅收相關，低報的狀況應該會隨著稅賦負擔的加重或減輕而有所變化。古代中國的幅員廣大（雖然不及現代，但仍在一百萬平方英里之譜），需要分權化的治理，謊報因而有機可乘。比方說，地方官員可能會在壓低轄境戶數，只上繳一部分的稅收，其餘則中飽私囊。
這類問題並非中國獨有。隨著國家的實體擴張、人口增加，正式的公民義務也愈形複雜。儘管一如徐幹的觀察，人口資料有諸多用途，但是普查的執行架構往往取決於個人義務，尤其是稅賦這個複雜的議題。即使在前工業化的經濟體，賦稅也有許多選擇：直接稅可以依據人數、土地及其他財產、或是產出的比例來核定（今日分別稱為人頭稅、財富稅或所得稅）。稅賦的核定與收取或許是分開執行，各自有不同的週期。收稅工作可能授權給地區領導者或是出售特許權給民間。這些選項都受到一國所實行的政治結構所限制，而又回過頭來影響政治結構。

第2章 政治算術

▌重商主義與寶嘉康蒂
一七○三年，至少在關注領土內居住人口這件事上，弗烈德里克四世並不是唯一的特例（雖然他在人口的衡量上領先諸國）。人口成長是重商主義的核心信條，是十六至十八世紀主宰許多西歐地區的官房主義的近親。重商主義相信，國家應該規範經濟活動、提倡出口並限制進口，此外，國家應該囤積自國際貿易而來的金與銀，因為這是國家財富的衡量指標。根據這個理論，龐大的人口就成了不可或缺的附帶條件：一方面，人口是市場成長的必要動力；另一方面，人口也是建構強盛軍力的必備資源，可在海外展示權力，以保衛貿易。
當歐洲國家開始在全球各地建立殖民地，重商主義的信念成了這些國家的指引，包括對人口的看法。第一個在北美經營成功的英國殖民地位於維吉尼亞州的詹姆士鎮（Jamestown），而這座城鎮其實是一六○七年依照合股公司章程設立的商業組織。這些早期的英國殖民地人口稀少，得面臨大自然、滿腔敵意的原住民，以及不久之後跟進的歐洲列強等威脅，處境宛如在風雨中飄搖。人口成長成為一種防禦策略，帝國強權因而開始密切關注新占領地的人口狀況。
從原住民鄰居的觀點來看，這些增長的殖民屯墾區是入侵的威脅。一六○○年，美洲的歐洲後代人口不超過二十五萬人，幾乎全部都住在南境較為完善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區。然而，他們人口雖少，破壞力卻很強，造成原住民人口從一四九二年之前可能多達四千萬人（或更多），到了十七世紀初期減少到大約一千萬人。隨著法國、荷蘭和英國殖民地往北擴散，鳥銃和天花的致命組合使得北美原住民似乎注定難逃相同的命運。
然而，殖民區並非不戰而得。與維吉尼亞英國殖民區接壤的波瓦坦族（Powhatan）邦國就對歐洲的威脅勢力存著高度警覺。他們與詹姆士鎮的英國人有貿易往來，也會爆發衝突。一六一六間的一段和平時期，他們派遣了一支由酋長女兒寶嘉康蒂（Pocahontas）所率領的外交使節團前往倫敦。這項任務潛藏著另一個目的。陪同寶嘉康蒂出行的人員當中，有一個名叫烏塔瑪托馬金（Uttamatomakkin）的波瓦坦族人，他接到打探人口資訊的指令，以掂量潛在的威脅。
幾年後，殖民地的領導者、早期的歷史學家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上校在英國記述到：「據他們的說法，む波瓦坦め『國王』刻意派他來計算這裡的人數，並詳細報告我們這些人以及我們國家的狀況。」烏塔瑪托馬金有備而來：「抵達普利茅斯（Plymouth）時，他要了一根長竿，認為只要在上面畫下刻痕，就足以記錄他眼見所有人的人數。」但是，根據史密斯的說法，烏塔瑪托馬金的籌算終究無法應付這項挑戰，他「很快就因這項工作精疲力竭。」另一位曾與代表團見面的作家薩繆爾．普爾查斯（Samuel Purchas）寫下了更精確的描述：「他的算術沒多久就不管用了。」

第四章　書面人

▌個資保密
對於一般人來說，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所做的普查，最大的改變是融入了隱私的正式觀念。就十九世紀初的普查而論，大家大致上都能理解普查有其限制，政府不會像古代那樣，把普查資料直接用於稅賦或徵召個人的目的。但這並不是所謂的隱私：一直到一八四○年的美國（也包括這一年），普查申報表都會在每個城鎮公告，以檢查是否有誤。隱私不受保障。真要說的話，普查資料的個人隱私不過是統計學家慣用研究方法的產物，反正對他們而言，個別的資料點並沒有什麼價值。
資料保密第一次成為議題，與工商業調查有關；起初是企業主擔心，普查員可能會把敏感的資訊透露給競爭對手或顧客，或用於徵稅目的。隨著人口普查詢問的問題變得更詳細、顯然也更具侵略性時，個人之間也開始普遍有這種顧慮，擔心申報表裡殘障或「弱智」家人的記錄會影響到自己的名聲。一八五○年，美國中止了申報表的郵寄；而在一八七○年，普查人員被告知，他們應將申報表「視為極機密文件」。
一開始，這種做法與其說和抽象的隱私權有關，不如說是為了確保資料品質而採取的必要手段。一八九○年的普查新增關於「債務和疾病」的問題時，《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說這是「對個人公民和私人企業的嚴重侵犯」。但是，《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s）的觀察可能更能挑動普查統計學家的敏感神經：「大部分的人可能會迴避作答，或給出不正確的答案，而根據這些資料所彙編的報告，在統計上當然不具真正的重要性，也沒有價值。」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普查仰賴的是大眾的信任與合作，政府或許可以強迫人民參加普查（光是一八九○年，紐約市就有六十起不配合普查的逮捕案件），卻無法強迫人民誠實回答。在那個時代，社會的隱私觀念正在迅速發展，為了誘使大家自願揭露資訊，普查必須做出回應，保證資料只會用於官方目的。
英國的普查運作則更加致力保護隱私。普查表的回答不僅能受到保護，防止鄰居和競爭對手的窺視，就連國家本身要使用資料，用途也有嚴格的限制。一八六一年，十九世紀中期主導英國普查實行的流行病學家威廉．法爾（William Farr）宣布：「所有的事實⋯⋯都必須被視為機密資訊，不能用來對任何人不利，也不能用於滿足『閒來無事的好奇心』。」一九一○年，美國也做出同樣的結論，塔夫特總統（William Howard Taft）堅定宣告：「普查與課稅、兵役或服刑、強迫入學、移民法規無關，也與任何全國、各州或地方法律及命令的強制執行無關，不會有任何人因為依規定提供資訊而蒙受任何損害。」

第五章　世界普查

▌人口悲觀主義隊長
官方對人口問題的行動停滯不前，於是有一群企業領導者、慈善家與國際主義者（多半在美國）開始浥注財務資源，致力促進全球人口成長的研究、因應行動與公眾意識。一九五二年，石油大亨洛克斐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III）成立了人口委員會（Population Council），是一個總部設於紐約的非營利機構，資助人口控制計劃的研究。一九五四年，產業家修伊．摩爾（Hugh Moore）贊助了一家私人基金會，出版《人口炸彈》這本小冊子；這個標題後來被埃利希借用，做為他的書名。小冊子流傳甚廣，先是郵寄給美國的名人和有影響力的人士，最後發到一千五百萬人手中。
「人口爆炸」（population explosion）雖然是更早之前就出現的詞彙，但這個字是從一九五○年代中期才開始漸漸為主流媒體採用，成為熱度爆表的流行用語。一九五九年，有將近兩千萬人觀看過美國電視網CBS製作的紀實節目《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Explosion）。這個名詞在一九六○年一月躍登《時代》（Times）雜誌封面。諸如一九六五年的《饑餓星球》（The Hungry Planet）以及一九六七年的《一九七五年大饑荒！》等書，都是在強調這個論點。等到一九七○年，當深夜節目把埃利希捧為美國的悲觀主義隊長，人口爆炸的意象成了討論人口議題的預設方向。
在美國以及聯合國，對人口議題關注熱度的升溫掀起了一場民間運動，其力量終於得以對抗長久以來牽制人口控制政策的宗教保守主義。一九六五年，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組成行政團隊，「尋找新方法，運用我們的知識，協助因應世界人口爆炸的問題。」全國天主教福利理事會（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uncil）表示反對，但是《生活》（Life）雜誌寫到：「如今，統計數字重於政治壓力。」一九六六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強調人口議題關注的新焦點，隔年，祕書長吳丹（U Thant）宣布為人口控制計劃開設自願基金。這個基金在一九六九年成為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UN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vities，簡稱UNFPA）。第二年的四月，有人呼籲在一九七四年召開下一屆世界人口大會：在這一年，世界人口預期會超過四十億人。後來，這一年被定為「世界人口年」。
對於一個人口政策的步調慢如蝸步（或是完全不動）的國際體制來說，這是重大的一步。毫無疑問，它的核心是專家真切的憂心，以及資料在累積之後所引發出的，對於審慎研究的回應。但是，謹慎的專家已經敲了好一陣子的警鐘，而一直要到民間倡議人士接手敲鐘，並在大眾媒體的擴音鼓吹下，美國和聯合國才同心協力，採取行動。一旦人口成長的議題被放到人口爆炸的框架下檢視，就不可能再被漠視。

▌一胎化
這項主張不是很中肯——至少以當時中國最近的經驗來說，實在是有失公允。在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下，中國試圖急遽發展工業化，因此歷經了二十世紀最嚴重的一場饑荒，或許也是史上最嚴重的饑荒。這場災難的規模當時被隱瞞了起來，但是現在歷史學家認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間，中國有一千五百萬至兩千五百人萬人餓死。無論革命有何利益，餵養人口不在其列。
這是蘇聯早就學到的教訓，從政府對一九三七年普查的迅速鎮壓行動上就可略窺一二。或許中國也想避免同樣的窘境，於是自一九五○年代末期起，人口的資訊就愈來愈神祕，鮮少公開。一九六四年的普查統計結果顯示，中國大陸人口總共有六億九千五百萬人，但是到一九八○年代初期之前，中國一直向世界隱瞞這次調查的存在，也不急著實行另一次普查。一九七○年度的全球普查，參與的國家數創新高，不過由於中國缺席，全球納入普查的人口比例跌至七一％。
不過，儘管中國在國際的舞台上提出抗議，在國內卻對自家人口採取了行動，因為中國領導人已經認為，人口問題是個嚴重的威脅。布加勒斯特的宣言與一個過時的正統互相呼應，也是毛澤東一九四九年採取的立場。中國一九五三年的普查結果在國內引發了顧慮，海外亦然。一九五六年，中國總理周恩來談到「採取有利於生育控制的措施之必要」，而在隔年，中國取消了所有對結紮和墮胎的限令，並自一九七○年起免費提供避孕用品。一九七三年，也就是在布加勒斯特大會裡拒絕人口成長目標的前一年，中國默默採納了它自己內部的人口目標。中國真正反對的不是人口控制本身，而是國際規定的人口控制。
事實上，中國很快便成了最嚴苛人口控制手段的典範。一九七九年，中國實施惡名昭彰的一胎化政策，規定婦女在生過一胎後，必須強制接受避孕或結紮，否則就會面臨嚴重的懲罰，包括失去就業、健康和教育等福利。生了第二胎的夫婦，要接受更多的懲罰。

第七章　透明的公民

▌普查是否成了環形監獄？
許多我訪談過的專業統計人員都認為，至少在中高所得國家，人口登記是普查無可避免的未來。並非所有人都樂見這個預期中的未來。日常接觸到私密的個人資料可能會讓人心像蘭茲念念不忘的那種全知夢想，但也可能會對隱私深切尊重，並對任何會威脅到隱私的事物戒慎恐懼。
從我著手寫作本書以來，我也歷經過類似的內在衝突，在以下這個問題盤旋：普查是否成了環形監獄（注：Panopticon，一種監獄的構造，看守者在環形中心，可以看到所有囚室的狀況）的基樁？又或者普查並無害處，甚至有益，基本上是一個建構社群的正面概念，由於福利國家的推動而與理性、技術官僚政府的開端不謀而合，並有助於創造一個大部分人都能比兩千年、甚至兩百年前過得更好、差距無可計量的世界？

（更多精彩內容，請一起閱讀八旗文化出版《清點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