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與中國共舞：美中關係五十年

作者簡介

主編
石文安（Anne F. Thurston）
草根中國倡議計畫（Grassroots China Initiative）前主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中國研究計畫高階研究教授。撰寫、編著許多關於中國的書籍，包括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China's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暫譯：《人民的敵人：大躍進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折磨》）、A Chinese Odyss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Chinese Dissident（暫譯：《中國奇遇記：一位中國異議人士的生活時代》）、與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合著《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以及與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合著的《噶倫堡的製麵師：達賴喇嘛二哥回憶錄•不為人知的圖博奮鬥故事》（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 Public Affairs）。

譯者
陳於勤
臺師大翻譯所口筆譯組碩士，現為臺師大翻譯所博士生。

審校
陳建元
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著有《基督宗教、自由貿易與美國獨立：從塔克思想看英格蘭啟蒙》。

本書作者群
克雷格•艾倫（Craig Allen）　前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主席
瑪麗•布朗•布洛克（Mary Brown Bullock）　艾格尼絲•斯科特學院名譽校長
戴博（Robert Daly）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季辛吉美中研究所所長
馮稼時（Thomas Fingar）　史丹佛大學弗利曼•斯伯格里國際研究所舒思深亞太研究中心研究員
傅瑞珍（Carla P. Freema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副教授兼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長
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　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高階研究員
高龍江（John W. Garver）　喬治亞理工學院山姆•能恩國際事務學院榮譽教授
黃嚴忠（Yanzhong Huang）　西東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全球衛生研究教授與系主任
藍普頓（David M. Lampton）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階研究員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高階研究員退休
趙文詞（Richard Madsen）　復旦大學─加州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教授及主任
毛雪峰（Andrew Mertha）　中國問題研究喬治與薩迪•海曼教授、高等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計畫主任
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　獲頒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全球政策與策略學院的蘇君樂講座教授之名譽，目前研究中國的產業政策
董雲裳（Susan A. Thornton）　美國高階外交官退休，在美國國務院的歐亞及東亞領域擁有近三十年經驗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作者群包括出身學者、中國相關非政府組織領袖、前外交官和政府官員的中國專家，從政治、外交、經濟、社會、文化、商業、教育、醫療和軍事等多個角度分析美中交流五十年的利弊得失。
★討論的時期涵蓋了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五任中國領導人，以及自尼克森開始到川普的九任美國總統，拉開時間縱深，宏觀地審視美中雙邊關係的演進以及與世界的互動。

書籍目錄

【第一部分　美中關係的成與敗】
第一章　與中國交流──美中關係五十年╱石文安（Anne F. Thurston）
第二章　美中交流之邏輯與效能──目標、前提、衝擊╱馮稼時（Thomas Finar）
第三章　對中國崛起處理不當──中國南海衝突與美中關係從策略夥伴轉變為敵╱高龍江（John W. Garver）

【第二部分　思考如何看待中國】
第四章　半世紀的交流──中國研究與中國學界之角色╱毛雪峰（Andrew Mertha）
第五章　美國夢與中國夢──非和平的演化╱趙文詞（Richard Madsen）
第六章　美中回顧──四十年的商業關係╱克雷格•艾倫（Craig Allen）
第七章　中國經濟的觀點──我們學到了什麼？我們未能預測到什麼？╱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

【第三部分　務實的非政府民間合作】
第八章　策略調整──美國基金會、宗教團體、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瑪麗•布朗•布洛克（Mary Brown Bullock）
第九章　美中關係──公衛觀點╱黃嚴忠（Yanzhong Huang）
第十章　思想家、建構者、象徵、間諜？──交流時代的美中教育關係╱戴博（Robert Daly）

【第四部分　斷層、威脅和平、未來思考】
第十一章　美中軍事關係──從敵對到協商，也許再度敵對╱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
第十二章　中國周邊──美中關係的裂痕╱傅瑞珍（Carla P. Freeman）
第十三章　美中外交關係四十餘年──現實與建議╱李侃如與董雲裳（Kenneth Lieberthal and Susan Thornton）
第十四章　與中交流──悼詞與風暴的反思╱藍普頓（David M. Lampton）

後記
謝詞
本書作者群

譯名對照表

推薦序/導讀/自序

〈後記〉

　　拜登在本書（原文版）出版前幾週就任美國總統，他面臨的國內外挑戰比二戰後杜魯門以來的歷屆總統都要更棘手──致命的流行病、困頓的經濟、因黨派而分裂的公民社會、充滿緊張局勢的國際情勢。
　　新總統的首要任務是結束疫情，這樣經濟才能復甦，人民得以重返工作崗位，孩子可以重返學校。他也必須修復搖搖欲墜的美國政體。早在疫情開始之前，拜登就呼籲關注我們的民主，因其不再堅不可摧。他的目標是改革美國教育系統使孩子的受教育機會不再由環境或種族決定、實施改革以解決刑事司法系統的不平等問題，以及恢復政府的透明度、誠信與問責制度。他主張，民主制度仰賴強大的中產階級，而強大的中產階級則是仰賴經濟安全。為了促進經濟安全，也必須對基礎建設進行大量投資──包括高速公路、橋梁鐵路、網路寬頻、能源與教育。
　　拜登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標是使美國恢復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能力，他不斷精神喊話：「不僅取決於我們力量的展示，也取決於我們作為榜樣的力量。」他上任後的首項行動就是重新加入《巴黎協定》與世衛組織，並希望恢復臺灣作為世衛成員的地位。他計畫建立一個新的世界民主聯盟，就從召開全球民主峰會開始，旨在更新升級自由世界面對新挑戰時共同精神與目標。他認為存在三大挑戰：氣候變遷、新核戰威脅及具有破壞力的科技。有人批評拜登的外交政策是冷戰思維的遺毒，而拜登的回應是承諾將以新的角度重新設想美國許多的傳統歷史夥伴關係。因為政府曾經對待傳統、長期的朋友像敵人一般，卻將獨裁者視為朋友，這種對待方式造成的信任關係破裂，需要時間來修復。
　　拜登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工作了數十年，這使他比歷史上的其他總統都擁有更多的外交政策經驗，甚至比曾在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擔任北京美國聯絡處負責人的老布希還要多。拜登在擔任參議員期間訪問過六十多個國家，拜會過約一百五十位領導人。他重視專業知識並依賴經驗豐富的外交政策顧問團隊，其中許多人在歐巴馬政府期間曾與他共事。他承諾重建國務院，該部門因在川普領導下失去數千名經驗豐富的專家而遭受重創。
　　拜登與中國的互動經歷超過四十年，他出國訪問的第一站就是臺灣，並於一九七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時，作為首次訪華的國會代表團成員之一踏上中國。他對中國人權議題的關注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當時北京對和平抗議人士暴力鎮壓讓人權議題成為美國人關注的焦點。他認為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需要獲得客觀的新聞報導，並且需要更好地理解西方民主制度，於是提議建立一家針對亞洲的美國新聞廣播電臺，這便是一九九六年創立並營運至今的自由亞洲電臺（Radio Free Asia）。他支持中國加入世貿，並與歐巴馬一起公開歡迎中國的經濟崛起。在二○○一年，拜登面帶微笑，彎下身子在北京郊外的農村與一位九歲小男孩握手，留下了照片紀錄。根據最近的報導，這位男孩現在已經長大，他還記得當時拜登打趣地說也許有一天他可以成為中國領導人。
　　在二○一一及二○一二年，副總統拜登與習近平會面八次，共二十五個小時，希望了解習近平是什麼樣的領導人，也在二○一二年接待習近平訪美。最初拜登團隊對習近平印象深刻，並誤認他是改革者，但這種欽佩很快開始消退。在總統大選期間，他稱習近平為暴徒，並承諾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拜登政府執政的早期種種也確實顯示如此。強硬的對中政策或許是本屆總統與上屆總統唯一的共同點，但拜登的國際經驗、基於事實的決策風格以及願意妥協，在在都顯示，比起川普的時代，他對美中關係的處裡能夠大幅降低衝突。拜登可能傾向透過尋找可以合作的議題來穩定兩國關係，同時在雙方沒有共識的議題上，保持堅決態度。
　　氣候變遷與醫療保健是美中兩國必須加強合作的領域。拜登認為氣候變遷是地球面臨最大的長期危機，他明白要成功解決這個問題，必然需要國際合作。中國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產出最多汙染的國家，因為中國大量依賴煤炭能源，其碳排量超過美國與歐盟的總和，但中國也是太陽能與風力能源最大的消費與生產國。作為《巴黎協定》的一員，中國承諾要在本世紀末以前，將全球暖化程度限制在比工業化前高出攝氏兩度的範圍以內，並預計在二○三○年或更早達到碳排量的高峰值。中國在太陽能與風力發電領域的經驗中，或許有不少值得美國借鑑之處。
　　如本書中黃嚴忠（他為許多關於中國應對疫情的新聞報導中提供專業知識參考）所撰寫的章節所述，目前的新冠疫情也突顯出在醫療健康領域進行國際合作的必要性。然而美中兩國都已錯失在疫情初期的合作機會：美國將病毒歸咎於中國，稱其為「中國病毒」（China virus）；中國最初隱瞞了疫情的爆發，封鎖了試圖說出真相的專家，然後還向國外銷售有瑕疵的醫療與防護裝備。拜登上任總統，以及他對結束美國疫情的積極關切，應該能為兩國重啟醫療健康的合作提供契機。
　　另一個可能合作的領域是北韓與伊朗的核武問題。中國與美國同樣擔心這些國家可能生產核武，而且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比美國要大得多。
　　但衝突仍持續不斷。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1940-）所描述的，中國仍會繼續是美國建國兩百四十四年以來所面對最未知而費解的國際挑戰。中國侵犯人權的事件仍持續發生，這將是與拜登政府發生衝突的源頭，畢竟美國政府對中國目前的兩大人權問題早有關注。第一個問題在新疆：新疆自治區遠在中國國境的西邊，有多達一百萬名穆斯林維吾爾人被關押於再教育營中，雖接受職業培訓，但也被迫放棄自己穆斯林身分，並且強制使用普通話。第二個問題是香港：北京背棄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時中國所承諾的「一國兩制」模式。中國不斷干預香港（相對民主）的政體，而同時香港民眾的憤怒與絕望也在不斷加深。
　　最後，中國最近對臺灣的挑釁，如戰機飛越臺灣海峽中線以及對臺灣海岸隨機開火，可能會使美中關係迅速偏離正軌。許多中國問題專家認為，美中兩國之間唯一可能導致真正戰爭的分歧是臺灣問題，而香港與臺灣問題密切相關。自一九四九年敗戰的蔣介石部隊撤退至臺灣、建立中華民國以來，臺灣已發展為成功、運作良好、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經濟繁榮，擁有進步的生活水準，身分認同也愈來愈獨立。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仍然聲稱擁有臺灣主權，且從未放棄武裝統一的可能。中國政府反對香港獨立的每一個舉動都在提醒臺灣人民，他們可能就是下一個。美國在對中國武統臺灣的可能性維持一貫的戰略模糊政策，不過，正如同中國未曾放棄武統，倘若中國採取行動，美國也不會放棄武力介入。
　　總之，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會因拜登上任而消失。這些分歧真實存在，並具有潛在的危險性。然而，拜登總統本身的專業知識與經驗，以及他重組國務院並仰賴專業經驗與知識的決心，意味著兩國關係將有更好、更理性的管理，讓兩國能夠在現有的必然衝突之外，找到可以合作的領域。儘管仍存有問題，但這樣一來，世界可能會稍加安全一些。

文章試閱

〈第14章　與中交流──悼詞與風暴的反思〉（節選）

文╱藍普頓（David M. Lampton）

　　　　我非欲辯駁布魯圖斯之言，
　　　　我只言我所知。
　　　　昔日諸君愛戴凱撒，並非毫無起因，
　　　　何故今日不為其哀悼？
　　　　嗚呼，判斷之思想，竟逃遁似蠢獸，
　　　　人類已失其理智！請容我言，
　　　　我心在凱撒之棺中，
　　　　須待我心歸來，方可復言。

　　　　　　　　　　　　　　　　　　　　　　　馬克•安東尼之葬禮演說，《凱撒大帝》，第三幕第二場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46-1616）

　　以莎士比亞筆下馬克•安東尼（Mark Antony）在凱撒大帝（Caesar）葬禮上的發言為精神，我在此埋葬自一九七二年以來四十多年眾所皆知的美中「交流時代」。如同安東尼的葬禮演說，我將讚揚逝去的時代；與安東尼不同的是，我的讚揚將平實直接、清楚明確，不為其辯護，也不對其嘲諷。然而，在讚揚過後，我們這些「生者」仍然要面臨核心的問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在美中關係的後交流時代，未來互動的性質仍不明確，不過目前看來其方向與兩國及其人民長遠、全面的利益背道而馳。這種趨勢可能會持續下去，因為兩國對彼此的安全焦慮都日益加深，而且先前保持正面態度的選民或者支持者也逐漸疏離，種種原因推動著國內政治，致使兩國關係愈走愈遠。分道揚鑣的代價將不斷累積，直到在未來某個時刻，那些更具有建設性及冷靜思考能力的人有機會──或是有勇氣──發揮，或者重新發揮影響力。
　　隨著千禧年來到第三個十年，美國兩個占主導地位的政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與感受在許多方面趨於一致。這種趨勢反映出美國人對中國的普遍看法急劇下滑，在西歐也是如此。
　　傳統上，美中關係就像一張三腳凳，安全、經濟、文化與外交各為一隻腳。直到二○一○年左右，當其中一隻腳疲軟無力時，其他兩隻腳須有能力承重。但在二○一○年後，安全問題從作為交流與建交關係的支柱，逐漸轉變對兩國充滿摩擦的主因，正如馮稼時（第二章）、傅立民（第十一章）、高龍江（第三章）及趙文詞（第五章）在各自章節所詳述。大多數的社會更傾向於優先考慮安全，將其置於其他考慮因素之上，因此在安全問題日益嚴峻的情境之下，北京與華府去化解各種針對美中關係的牢騷或者不滿的動機或理由，也日益減少。
　　在華府與北京，貿易、金融及教育關係逐漸深陷安全焦慮之中（參見本書戴博的第十章），更別提這些領域本身也早已變得衝突不斷。兩國的整體政策，都與支持雙邊關係的對方支持者愈走愈遠。在美國，北京逐漸疏遠美國商界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到二○一六年，美中關係中的安全、經濟、文化與外交三隻腳同時變得不穩定，這是過去近三十年來從未發生過的。接著，從二○二○年第一季起，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巨幅放大對中國負面的看法，因為美國咸認中國是疫情的起源地。一開始北京試圖掩蓋並淡化這一點，後來才勉強與世衛組織合作。可以預見的是，美國對北京最初新冠病毒反應的批評，被解讀為華府企圖羞辱中國及其人民。
　　在美國，美中關係三支柱削弱的背景是眾人根深柢固的成見：兩國經濟關係從根本上來說是不公平的、缺乏互惠性；展望未來，中國成為法治、人道主義國家的前景也似乎愈來愈黯淡，而美國商界也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正在開倒車（本書由艾倫撰寫的第六章與諾頓的第七章皆直接談論了此問題）。北京當局愈來愈擔心美國可能永遠不會將中國視為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國，甚至會試圖破壞中國政權之穩定──歐巴馬政府二○一一年的「重返亞洲」政策，還有拒絕接受當時新上任的習近平關於「新型大國關係」之呼籲，成為北京理解美國檯面下目的的典型代表。這種負面觀點在中國十分普遍，中國人民認為：中國如今更強大且更值得尊重，美國須表現一定程度的敬重；相對地，美國的衰落（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暴露了出來，華府也需要因應和調整。在美國，中國的虛張聲勢使得美國民眾更加擔心北京將會考驗華府的決心。隨著川普與習近平分別在華府與北京掌權，這一切都達到了頂峰。兩位都是民粹主義型領導人，都不像他們的前任那般熱衷於交流；兩者都減少對專家與技術官僚的依賴，取而代之的是集權式的強人政治管控。
　　本章的重點並非美中兩國究竟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這一步，而是著重於：有哪些跡象顯示美中交流時代──如我們過去四十多年來一直在談論──在許多重要的面向已經結束？隨著美中兩國走向衝突頻仍、合作減少的未來，過去交流所得的益處，有什麼將會逐漸減少甚或遭受完全摒棄？我們從那漫長而在許多方面皆有豐碩成果的交流時代中，能學習到什麼可以幫助我們處理美中關係，並應對未來挑戰的課題？最後，新的後交流時期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冷戰時期（一九四六至一九九一年）有何相似與不同之處？面對未來，這些差異將會十分重要。

▼交流的消逝：從消除疑慮到威懾遏制

　　為了進入討論，我將交流時代的期間定義在一九七一至二○一六年左右，這幾十年間的交流主要的特徵是具有某種延續性。美中之間獨特的互動模式定義了這個時代，當時美國盛行（儘管未被普遍接受）某種態度、目標及政策傾向。我將這時期視為一個整體，藉以強調持續了四十五年的核心特徵──以政策的壽命而言，這是一段相對較長的時期。
　　一九六九年初尼克森總統上任後不久，便採取嚴肅而漸進的態度展開與毛澤東的接觸，進而開啟了交流時代，但隨著川普與習近平的上臺，交流時代畫下了句點。儘管八屆美國總統政府（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老布希、柯林頓、小布希、歐巴馬）與四屆北京政府（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都存在顯著的差異，美中的互動模式從本質上來說是連續一致的。
　　正如李侃如與董雲裳在共同撰寫的第十三章中提到：「歷屆美國總統都認為幫助減輕這些（在中國後文革時期）巨大挑戰帶來的衝擊，既符合國家利益同時也是道德責任。」文革摧毀了一九六○年代末至一九七○年代初的中國，其面臨的挑戰包括脫貧、重建教育體系、改善醫療保健，以及建立讓北京認為有利於己的國際秩序。簡而言之，美國的任務是給予足夠的動機使中國實施更人性化的治理，以期創造和平的先決條件。
　　中美雙方最初是為了打擊蘇聯政權而攜手（在本書馮稼時所撰之章節詳述），後來也合作反恐。在整個交流時期，儘管多次出現危機及溝通中斷的情況，然而在整個交流時期，對話是一切的前提。就對話者而言，這種關係不斷擴大和深化，從以「最高」領導人為中心的互動與對話模式，如尼克森（和季辛吉）與毛澤東（和周恩來）之間的互動，發展到從卡特總統與鄧小平時代逐步擴大至社會對社會的互動與對話，正如布洛克在第八章所述。美中交流的核心，在於促成兩個社會在各個層面愈來愈頻密的對話與互動。
　　交流背後的基本思考邏輯是，若雙方能鞏固相互理解，雙方社會及其經濟、民間社會團體與官僚機構若能更加緊密交織在一起，美中關係便會更加穩定，更富有成效，也更易於管控。美中關係好比初到小人國被用繩索綑住的格列佛，繩索綑得愈多愈牢，帶來的系統性破壞就會愈多愈嚴重。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兩國互動時的限制一直比美國更多，這種經濟、教育與文化交流，仍大幅地擴展到兩國間參與交流的部門、個人、機構與政府單位，正如本書相關章節所述一般。自然地，我們社會內部與社會之間的參與者愈多，複雜性及衝突點就愈多，但「交流愈多穩定性愈高」是整體時代的假設。
　　儘管危機及嚴重事件屢屢發生（如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一九九五年與一九九六年的臺海危機、一九九九年貝爾格勒的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誤炸事件，以及二○○一年南海的美中軍機擦撞事件），而且就戰略而言中美雙方互不信任，但它們並未將對方定義為最嚴重的國安問題。在一九九○至二○○○年代，儘管美中交流之基礎不如以往穩固，但北韓核計畫與全球反恐戰爭等事件，仍為有限的美中安全合作提供了機會。正如馮稼時對筆者的評論中所說，這些事態發展，讓北京與華府可以「假裝」彼此的戰略關係與交流比實際情況更「健康」。同樣重要的是，在整個千禧年期間，從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戰爭到伊拉克戰爭，華府的關注焦點一直在東亞以外的地區。
　　漸漸地，由於愈來愈多事件發生，加上解放軍實力日益提昇，中美雙方在安全方面的策略都變得愈發保守。當美軍深陷中亞與中東問題的泥沼時，北京察覺到美國衰落的跡象，甚至已達日薄西山的程度。二○○八至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鑑於中國當時有能力有效刺激國內成長並良好應對全球貿易與金融風暴，讓北京認定美國的實力已大幅衰退。不過，北京也擔心華府可能會因中國實力增強而變得更加挑釁好戰，因此中國與日俱增的自信心隨之逐漸踩了煞車。
　　但就美國而言，華府僅能眼見中國的軍事、經濟與實力急速成長而乾著急。如諾頓在第七章所言，「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我自己）無法預見中國崛起為經濟超級大國後，所帶來的巨幅變動」，也無法預見其變動速度之快。愈來愈多證據顯示，北京有意非法取得智慧財產權，並在美國競爭優勢最大的中國市場排擠美國。為達上述目的，中國利用其龐大的國內市場誘引外國企業，以獲取必要的技術轉讓。
　　但撇開弦外之音不談，在整個交流時代，兩國公開宣布的政策與整體戰略，都強調消除疑慮而非威懾遏制（reassurance rather than deterrence），並且著重於透過雙邊關係實現國內經濟目標。事實上，二○○一年美國遭受恐怖襲擊，一時間推進了美中安全關係合作，如李侃如與董雲裳合著章節以及傅立民撰寫章節所描述。甚至在二十一世紀首個十年末尾，全球金融危機也突顯了華府與北京在各自的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合作以維持全球經濟成長與金融穩定的重要性。儘管美中之間長期存在諸如商品貿易逆差擴大、匯率、市場進入、非關稅壁壘、技術轉移與智慧財產盜竊等問題，但雙方都認為擴大雙邊經濟關係對兩國關係具有重要的正面影響及穩定作用。在這一時期，透過經濟相互依存建立安全與繁榮是主流想法。在交流期間，企業界看到的是業務問題，而非戰略衝突。事實上，商界普遍支持與北京的正常貿易關係，也支持中國在二○○一年加入世貿組織。
　　在歐巴馬與胡錦濤政府末期，各方對交流時代的意見都愈來愈多──例如北京在南海強勢推進，以及華府的「重返亞洲」（後來稱為「再平衡」）──而川普與習近平時代的到來，使兩國關係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強人之間的互動成為雙邊關係的顯著特徵，且兩位領袖的作風都與前任背道而馳，著實令人不安。新時代的高階領導人更具主導地位，他們較少仰賴各自政府機關與專家學者所提出的技術官僚政策而行動。事實證明，川普與習近平都決心在國內與國際經濟事務中介入更多，與其前任相比，他們較不信任市場或專家的智慧。
　　雙邊關係多方面惡化，政府間、部會間既有廣泛而定期的對話，以及活躍而相對無拘束的非政府組織對話，都已大幅減少。雙邊非政府組織互動在頻率、規模與重要性方面都明顯下降，反映出北京二○一七年一月頒布《外國非政府組織法》所帶來的影響。正如戴博與毛雪峰在各自章節（第十章與第四章）所述，雙方的學生、學者、智庫研究人員不易取得簽證，學術與教育關係之纖維已經磨損。到二○一九年年中，往來於美中兩國的學者與商界人士憂慮日增，擔心旅行簽證是否能獲准核發，也擔心在兩國之間移動時會遭遇各種刁難（例如在邊境卡關）。而私部門間的對話內容空洞，迴避了最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雙方都在追蹤彼此的間諜，並且都試圖透過金流來追蹤對方的「影響力作戰」（influence operations）。
　　威懾力量與軍備競賽已經壓倒了透過軍方交流與對話試圖消除的疑慮，其中一個跡象便是使用「侵略」（aggression）一詞來描述中國的行為，而非使用「強硬的對外政策」（assertive foreign policy）之類較為溫和的措詞。在美中兩國治國方略中，強制手段占據了主導地位，而外交與文化交流方面則退居二線。美國國防部的政策是很好的例子：對某些繼續接受中國資金建設孔子學院的學校，削減國防部的資助，而某些國會議員也響應（實際上是鼓動）這一號召。二○一九年九月，美國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表示需要「聯邦政府、研究機構、私營公司、非營利組織與執法單位攜手合作，在與日俱增的威脅下，確保美國研究事業的完整與安全」。在中國，外國學者取得檔案與田野調查機會的管道正在不斷減少，而商業與金融關係現在成為威脅雙邊關係的爭議焦點（請參閱艾倫所撰寫之章節）。華府與北京針鋒相對地對彼此的出口商品上徵收報復性關稅，使互惠互利的概念名譽掃地，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龐大的經濟與商業關係正遭受來自政治的砲火，華府追求「脫鉤」，而北京則追求「自力更生」（self-reliance）。
　　隨著美中關係進入二○一九下半年，中國對香港的權力行使（愈發嚴厲的聲明與過當的港警執法）以及對新疆的行動〔「再教育」營（"reeducation" camps）〕，成為主要的爭議焦點，對臺灣的壓力也增加了，中國甚至試圖影響二○二○年的臺灣總統大選（但未成功）。面對香港數月的動盪及中國對香港自治運動的更多限制，在二○一九年十一月，美國國會通過並由川普總統簽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北京並未讓步，反而在次年年初逮捕許多年長一輩的香港民主推動者，並實施了一項可對外國人執法的《國安法》，該法條適用於在香港及中國境外活動的外國人士。在二○二○年八月，華府派出自一九七九年以來最高級別的官員──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ecretary）亞歷克斯•阿札爾（Alex Azar, 1967-）訪問臺灣，激怒了北京。
　　北京與華府現在都將對方定義為主要的外部安全挑戰。川普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將中國從關鍵供應鏈中驅逐出去（例如華為；雖也嘗試針對中興通訊但最終失敗，換來的是中國的以牙還牙）。中國實際上也已經將美國最具競爭力的網路公司（例如Google及Facebook）排除在其龐大的國內市場之外，但同類型的中國公司卻在美國及全球地區獲致成功。習主席使用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法寶，以應對對美依賴的焦慮，無論是在糧食還是關鍵技術方面。二○一八年九月，《中國日報》刊登了一張習近平與一群農民工的合照，讓人想起文革期間毛主席與農民的著名場景。這張照片的說明寫道：「因中國在國際上面臨單邊主義抬頭及貿易保護主義上升，習主席強調自力更生的重要性──糧食要靠自己，實體經濟要靠自己，製造業要靠自己。」華府與北京正在相互較勁，雙方都採取更為嚴格安全、重商主義及進口替代的政策，同時因各自對間諜活動與推翻政權的恐懼而限制了知識交流。以下將提供四個案例的實質內容來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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