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應許之地：歐巴馬回憶錄

作者簡介

【作者】
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
　　美國第四十四任總統，於二○○八年十一月當選並連任。他著有兩本《紐約時報》暢銷書《歐巴馬的夢想之路——以父之名》及《歐巴馬勇往直前》，於二○○九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他與妻子蜜雪兒（Michelle）住在華盛頓特區。他們有兩個女兒，瑪莉亞（Malia）和莎夏（Sasha）。

譯者簡介

【譯者】
陳琇玲（第1、2、16、17、24、27 章）
美國密蘇里大學工管碩士，曾任大學講師、軟體中文化暨影片翻譯譯者、Alcatel Telecom主任稽核師。已出版譯作百餘部並多次獲得金書獎殊榮，現以翻譯為樂並習畫自娛。重要譯作包括《杜拉克精選：個人篇》、《歐巴馬勇往直前》、《小眾，其實不小》、《物聯網革命》、《數據、謊言與真相》、《成為這樣的我：蜜雪兒•歐巴馬》、《平台策略》等。

【譯者】
鍾玉玨（第3、4、10、11、23 章）
台大外文系畢，夏威夷大學傳播系碩士。譯作涵蓋政治、經濟、心理、管理，譯有《無敵》、《活出歷史》、《我的人生》、《失業並非壞事》、《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跑出全世界的人》（合譯）；《常識不可靠》、《忠實的劊子手》、《刻意休息》、《從Q到Q+：精準提問打破偏見僵局》。

【譯者】
楊明暐（第5、6 章）
中興大學外文系畢，現任職中國時報。譯有《日本VS西方》、《大家來聽管絃樂》、《EQ致富法則》，合譯有《活出歷史》、《我的人生》、《從難民到國務卿》、《抉擇》等書。

【譯者】
陳文和（第7、8、9、12、13、14、15、21、22、26 章）
輔仁大學法語研究所肄業，曾任中國時報國際新聞編譯，譯有 《有錢人與你的差距，不只是錢 》，合譯有《活出歷史》、《無敵》、《抉擇》等書。

【譯者】
林步昇（第18、19、20、25 章）
喜歡綠豆湯的貓奴，沉浮於接案人生，每天都痛並快樂著。近期譯作包括《精準成長》、《我們都是惡人》、《成為這樣的我：蜜雪兒•歐巴馬》等。身為美國首位非裔總統，歐巴馬在此本回憶錄中對在任期間的建樹未太過著墨，更多的是反省內政外交決策，並道出面臨艱難選擇時的取捨，部分折衝樽俎的情節更有如小說般精采。

書籍目錄

前言　
PART1•下注The Bet
PART2•是的，我們做得到Yes We Can
PART3•叛徒Renegade
PART4•傲骨之戰The Good Fight
PART5•世事就是如此The World as It Is
PART6•險些丟飯碗In the Barrel
PART7•高空鋼索On the High Wire
致謝
照片來源

推薦序/導讀/自序

【推薦序】人間天堂的不悔追尋
胡元輝（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許多人相信，此時此刻的人類，正面臨自作孽下的歷史性轉折點，若無根本性反思，勢必前景黯淡。許多人亦認為，此時此刻的民主制度，正遭逢史所未見的挑戰，若無積極性行動，勢將危機重重。

誠然，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極端氣候全球發威，仇恨言論四處流竄，種族對立鴻溝難弭，宗教衝突無時或已，貧富差距益趨懸殊……甚至專權統治與金權政治依舊是當今最顯著的政治地景。面對這些景象，我們確實有理由相信人類社會正面臨自我反噬的困境。但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卻在此時此刻出版回憶錄，並將書名定為《應許之地》。這位開創美國政治新篇章的首位黑人總統，難道看不見人類的種種困境？又為何相信造物者猶願鍾愛祂的選民？

歐巴馬總統任期結束之後，美國有不少專書與文章探討他的執政績效，有人認為歐巴馬長於政策、拙於政治；亦有人強調他精神遺產不少、政治突破不多。作為一個媒體工作者與大學傳播科系教師，歐巴馬競選總統時所高呼的「是的，我們做得到」（Yes we can），迄今猶在耳畔迴盪。但歐巴馬的八年總統任期過去了，推翻諸多歐氏政策的川普，亦在紛亂之中結束四年任期，美國民主卻已呈現歐巴馬口中的危機，何以致之？

無論外界評價如何，這位原本無意從政的社會工作者、民權律師，早在二○○○年參選聯邦眾議員失敗時就曾虛心檢討：「我已經成為政治人物，但我並不是優秀的政治家」。以政客及政治家的反思作為日後從政的新起點，無論是否同意歐巴馬卸任總統時所宣稱的「改變，我們做到了！」（Change, we did it!） 相信不少人可以同意，歐巴馬不僅開啟非裔美國人的從政新里程，亦為面臨劇烈衝擊中的「美國理想」做出新詮釋。

經由個人的社會實踐，歐巴馬認為，許多推動改革的美國人已形成一種「信念共同體」，相信「我們可以懷疑，可以質問，而且仍然可以尋求超越此時此地的偉大抱負」。憑藉此種強大的行動信念，歐巴馬於總統任內確實打開了諸多「可能之門」（the door of possibilities），激勵不少美國民眾重新思考：「這個國家是什麼，它可能成為什麼模樣。」儘管不少努力只是開啟了小小的門窗，甚至有些政策最終亦淪為幻影，但努力的過程終究彌足珍貴，飽含啟示。

歐巴馬的總統任期毫無疑問是他所稱的漫長戰鬥旅程，他在回憶錄中陳述了一個全球最強大國家的總統願景，透露了任內各項重大決策的思索脈絡與幕後折衝。毫無疑問，前者足以啟發年輕世代的人生志向與政治抱負，後者足以讓史家重新審視歐巴馬的政治歷程，並讓所有政治人物再次省思理想與現實的接合之道。或許應然與實然從來就不可能畫上等號，流著奶與蜜的人間天堂亦從來不會真實出現。但，正因如此，我們才有生存的意義，我們才須持續的奮鬥，讓應許之地成為一種扎扎實實的「可能」。

歐巴馬回憶錄所念茲在茲的「應許之地」，或許應作如是觀！

【推薦序】善良的艱難
胡培菱（美國華盛頓大學寫作中心及法律系教授）

二ま二ま年對美國及全世界來說都是震盪的一年，歐巴馬的自傳《應許之地》在美國總統大選告一段落的此時出版，可說是再恰當也不過。他的自傳讓讀者跟他一起檢視美國這個國家及人民所代表及所應代表的意義，一起評斷美國民主在過去十年的軌跡，也讓讀者看到他對這塊「應許之地」下一個十年的殷殷期盼。

在二○○四年崛起於美國政壇的歐巴馬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他成為美國第一位具有黑人血統的總統，這樣的成就所背書的是美國自由、平等的創國精神——不論出身、膚色、種族或性別，人人都有機會在美國安身立命、成就自我。然而歐巴馬很清楚，他的成功是異數，不是多數。美國雖然歌頌自由平等，但社會中卻長年充滿不正義，所謂的自由平等只實踐在社會中具有優勢的那一方，對於趨於劣勢的族群來說，美國主流社會反而是打著自由平等的旗幟來正當化劣勢族群無法取得資源的事實。也就是說，因為美國社會機會均等，所以無法達到成功反而變成了是個人的失敗、不需被同情或理解的咎由自取。極致的歌頌自由與平等可能造就出來的，反而是沒有同理心的個人主義以及對善良的漠視。

歐巴馬與眾不同的是，他是如此徹底相信美國價值，如此不被主流論述所左右（這跟他成長於美國主流社會之外有密切關聯），如此不滿足於齊頭式的平等，以至於他將在系統機制中真正落實美國價值視為己任：一個沒有全民健保的國家不算自由平等；一個特定族群入獄率遠超過其他族群的國家不算自由平等；一個貧富相差懸殊的國家不算自由平等；一個不鼓勵及協助人民投票（選民壓抑）的國家不算自由平等；一個強制遣返童年入境移民的國家不算自由平等；一個不合法多元成家的國家不算自由平等。這些，以及很多其他，都是歐巴馬八年任內的政績，充滿理想的他始終相信，「美國」二字背後所代表的基本承諾。

因此簡單來說，歐巴馬任內在美國所推動的就是不同族群之間同理心與善良的覺醒。他在本書中舉了一個相當適切的例子：當你家隔壁失火的時候，首要任務是請消防隊來救火，來幫助你的鄰居，也是幫助自宅不被烈火吞噬，而不是先去計較是否鄰居是因為電線走火（值得同情）或是在床上抽菸（咎由自取）才導致失火。當美國面臨經濟危機、房市崩盤之際，政府應該救助哪些人呢？這需要考慮嗎？我們能公平地區分懶惰不進取以求換取政府補助的人或是運氣不好的辛勤工作者嗎？抑或是應當抱持著人溺己溺的同理心拯救大局？當美國的某些民眾沒有工作或能力取得私人健保，而只能拖到病情嚴重才上醫院救治，導致即使破產也繳不出龐大醫療費時，政府及社會能打著自由平等的旗幟見死不救嗎？當貧者愈貧、全民健康水平下滑、私人保險公司及醫療機構因為這些呆帳變相調漲保費及醫療費時，顧全大局與計較誰值得同情又誰咎由自取何者重要呢？再者，某些族群歷史性及系統性的不成功，很多時候並不是由於個人選擇，而是長年的不正義所造成的無法翻轉，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又是誰該為他們的人生失敗負責呢？

歐巴馬執政期間所致力改善的族群互信與所提倡的同理心及善良或許過於理想化，他的遠見及他所認為美國對其人民及世界的承諾或許永遠無法完全落實，但就只因為我們都終將一死，並不代表我們不需在苟活的一分一秒之中為了能繼續活著而努力。為了某種善良的可能而努力不懈是一個政治家所能帶給民眾最高貴的情操。

歐巴馬政權結束四年後的二ま二ま年，我們看到美國社會嚴重分裂，在同理心及利己之心、在彼此提攜或彼此打壓、在對彼此善良的可能或不可能之間不斷拉扯。在這個歷史性的重要時刻閱讀歐巴馬自傳，他的字句提醒讀者勿忘當年他以初生之犢的真摯與熱誠所敲醒的良知；他的字句企盼著讀者，不分政黨、不分種族、不分性別，在美國這塊充滿希望的應許之地上，再給善良一次機會。

【導讀】為什麼是他？

楊少強（《商業周刊》副總主筆）

歐巴馬，一個出身普通家庭的黑人，自小失去父愛，沒有政治背景。剛到國會當參議員時，連廁所都找不到。

然而這樣一個政治菜鳥，一路打敗前第一夫人、越戰英雄，四十七歲就當選美國總統。這位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是如何煉成的？答案都在歐巴馬這本最新的自傳《應許之地》裡。

人們談論成功者，多半聚焦他的個人特質：毅力、耐心、聰明。這些特質歐巴馬當然也都有。但筆者在閱讀這本《應許之地》傳記時，明顯感受到歐巴馬與其他成功者不同：他始終強調的不是「我」，而是「我們」。

二まま四年初，他在競選時拍攝電視廣告，「我直接對著鏡頭說話，最後喊出口號『是的，我們做得到』（Yes, we can）」。這句極具感染力的口號，後來成為歐巴馬的代名詞。

Yes we can不是Yes I can，選我不是選歐巴馬，能做出改變的不是我，而是你自己！所以我們一起來打拚！這就是他能打動人心、一路過關斬將的祕訣。但口號人人會喊，為什麼歐巴馬能成功？因為他始終深入群眾，與選民面對面溝通。他的口號，是在第一線與民眾傾聽、交談甚至被吐槽，淬煉出來的。

一九九五年，歐巴馬第一次參選聯邦參議員，因為沒有政黨推薦，只好靠民眾連署。但靠著一步一腳印，歐巴馬收集到比規定數還高四倍的連署數。

他當選總統後，同樣堅持「深入群眾」路線。「每次出國參訪期間，我都特意舉行市民大會（town hall meeting）與年輕人互動。事前，我們不大確定會遇到何種狀況。會不會遭嗆聲？在毫無腳本的大會中，還有人來虧我。」靠著這些接觸，歐巴馬深切掌握民心。二ま一七年一月他離開白宮時，民意支持率高達六三%，史上僅次於柯林頓（六六%）與雷根（六四%）。這絕非憑空而來。

在和民眾面對面接觸，歐巴馬不只訓練出口才，也發掘出問題。「後來我改變做法，更專心聆聽選民的心聲。聽了愈多，愈多人打開心防。他們告訴我，工作一輩子，老了卻被解雇;因為還不清貸款導致房子被法拍或是得賣掉世襲的農場還債。買不起醫療保險， 有人得把醫師開的藥丸壓碎分幾次吃，以便藥能吃久一點。他們提到年輕人必須離家，因為家鄉找不到好工作。有些人因為付不起學費，被迫在快畢業之前輟學。」

世人公認歐巴馬的口才出色，但能打動人心的，從來不是華麗的辭藻，而是背後感動人心的力量。歐巴馬親自接觸群眾，從他們一句句訴苦裡，他的經驗值不斷地「升級」。筆者不禁想，這和商場競爭豈不有異曲同工之妙？企業主提供產品時，如果能深入客戶，傾聽他們一句句評價、吐槽，是不是也能創造出感動人心的產品呢？

當然，這本書也不是完美無缺。人當然不可能完全客觀，歐巴馬對這些事件與人物的解讀，是他站在特定立場的看法。是非如何，就請讀者自己評判了。

最後，從這本書也可一窺歐巴馬的歷史定位。身為美國史上第一個黑人總統，人們對歐巴馬的期待與他實際完成的功績，似乎有一段落差。

歐巴馬一上任就給了人們不少期待，不管是「全球廢除核武」，到推動穆斯林世界和解。歐巴馬任內最自豪的政績之一：推動美國「全民醫保」，如今也陷入民眾負擔過高的問題。歐巴馬告訴我們的是：即使有美國總統的大權，個人再聰明再有才幹，也須懂得用別人來幫你做事，才能達到成果。這或許是評價歐巴馬的功過時，帶給我們的啟示。

文章試閱

書摘_20章

七星期後，空軍一號在北京降落，這是我首次正式訪問中國。我們按照指示把所有非政府電子設備留在機上，同時抱持一切通訊都被監控的心態來應對。
即使橫跨了數座海洋，中國的監控能力同樣令人驚嘆。在總統大選期間，中方駭進我們競選總部的電腦系統（我把這件事視為自己可望勝選的好兆頭）。他們遠端操作就足以將所有手機轉換為錄音設備的能力廣為人知。如今我們踏上中國的土地，他們監控起來更加容易。網絡安全專家建議我們的幕僚，務必要有心理準備，我們訪問期間的一言一行都會遭到監聽。若要從飯店打電話討論國安相關事宜，我必須到走廊另一頭架有SCIF（敏感資訊隔離設施）的套房；SCIF是座藍色大帳篷，設置在房間中央，發出詭異又迷幻的嗡嗡聲，用來阻絕周遭任何監聽設備。我們代表團部分成員得在黑暗中穿衣甚至洗澡，以避開可能巧妙藏在每個房間的針孔攝影機。
有時，中國情報部門厚顏無恥到簡直像拍喜劇。有次，我的商務部長駱家輝（Gary Locke）前往參加籌備會議的途中，發現有東西忘在飯店房間內。一打開房門，他發現除了兩名房務人員在整理床鋪，居然還有兩位西裝筆挺的男子仔細翻閱著他桌上的文件。駱家輝詢問他們來意時，兩人卻一語不發經過他身邊，隨即離開房間。房務人員始終沒抬頭，而是忙著更換浴室大小毛巾，完全把駱家輝當成隱形人。我們團隊成員得知此事後，有人聽完直搖頭，有人啞然失笑，我相信外交人員最終對此正式表達不滿。但我們後來與胡錦濤主席及其餘中方代表成員正式會面時，沒人提起這件事。我們與中國有太多生意要做，針對中國的間諜活動也沒少過，因此不想把事情鬧大。
以上大約概括了當時美中事務的狀況。表面上，我們從上屆政府延續下來的關係看似相對穩定，不像與俄羅斯政府有明顯的外交裂痕。打從一開始，蓋特納和希拉蕊就多次與中國高層官員會面，並正式成立工作小組來因應各種雙邊問題。在倫敦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我與胡主席會晤時，談到了追求「雙贏」政策，同時裨益美中兩國。但在外交禮儀之下，潛藏著長期醞釀的緊張關係與不信任——不僅攸關貿易或間諜等細部問題，也攸關更為基本的問題：中國再度崛起對國際秩序和美國全球地位有何影響？
※※※
美中兩國三十多年來得以避免公開衝突，這不僅僅是憑運氣而已。一九七○年代中國實施經濟改革、果斷對西方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就恪遵鄧小平的八字箴言：「韜光養晦，等待時機」，以工業化為首要之務，大規模軍事建設退居次位，廣邀尋找低廉勞力的美國企業把營運部門搬到中國，歷屆美國政府，幫助中國在二○○一年取得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資格，到頭來讓中國更能大幅進軍美國市場。儘管中國共產黨嚴格控管國內政治，但並未輸出其意識形態；中國在做生意上來者不拒，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皆然，宣稱不加論斷他國國內事務是項美德。中國覺得領土受到威脅時，立場有可能變得強勢，亦不滿西方批評其人權紀錄。但即使是在美國對台軍售這類易引爆衝突的問題上，中國官員也盡其可能把爭端當成例行公事：透過措辭強烈的信件或取消雙邊會議來表達不滿，但絕不會讓事態升級到太嚴重的田地，以免阻礙滿載中國製造的運動鞋、電子產品和汽車零件的貨櫃進入美國港口和你家附近的沃爾瑪超市。
這種戰略上的耐性幫助中國節省資源，避免在海外投資時付出高昂代價。此舉也幫助掩蓋了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一貫地迴避、放寬或違反所有談妥的國際商務規定。多年來，中國利用國家補貼、貨幣操縱與貿易傾銷，以人為方式壓低出口貨物價格，削弱美國本土製造業。中國對勞工與環境規章的漠視也達成相同目的。同時，中國採取配額和禁運等非關稅壁壘，盜取美國智慧財產權，並不斷向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企業施壓、要求交出關鍵技術，以加速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的崛起。
但中國並非特例。從美國到日本等幾乎每個富裕國家，都曾在不同發展階段採取重商主義來促進經濟發展。而就中國的觀點來看，所獲成果讓人無法反駁。距離數百萬中國人死於大饑荒僅僅過了一代，中國就已轉變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占全球鋼鐵產量將近一半、全球製造業二○%與美國服飾產業四○%
令人驚訝的是，華府的回應卻相當溫和。早在一九九○年代初，勞工組織領袖們就對中國日益不公的貿易行為敲響警鐘，他們找來了許多民主黨議員，尤其是來自鐵鏽帶（rust belt）各州議員來支持其理念。共和黨不乏批評中國的議員，其中有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之流的民粹政治人物，認為美國逐漸向外國勢力投降而大感憤怒，也有垂垂老矣的冷戰時期鷹派，至今仍擔心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入侵。
但隨著全球化浪潮在柯林頓和小布希時期席捲各地，這些聲音發覺自己成了少數派。錢根本賺都賺不完。美國企業與其股東喜歡將生產轉移到中國，減少勞力成本，大幅提升利潤；美國農民歡迎所有購買黃豆與豬肉的中國新客戶；華爾街企業則樂見數十位中國億萬富翁大筆投資倍增的財富，因應逐年擴大的美中貿易而獲聘的大量律師、顧問和說客也是如此。即使多數民主黨議員仍然不滿中國的貿易行為，小布希政府也向WTO申訴中國，但到我上任時，美國外交決策菁英與大黨捐款人之間已約略形成共識。與其實施保護主義，美國需要借鏡中國的遊戲規則。若我們想保持第一，就需要更加努力、開源節流，教導下一代數學、科學、工程——還有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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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對中國的觀點並不屬於任何陣營。我不贊同工會支持者直覺反對自由貿易，也不相信我們可以完全扭轉全球化，就像不可能直接關閉網路一樣。我認為柯林頓與小布希做了正確的決策，即鼓勵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史有明鑑，又亂又窮的中國對美國構成的威脅，勝過繁榮的中國。我認為，中國成功幫數億人脫離赤貧，堪稱人類史上的斐然成就。
然而，不變的現實是中國對國際貿易體系的博弈往往犧牲美國利益。自動化與先進機器科技可能是導致美國製造業工作減少的最大元凶，但中國的各項作為——在企業外包推波助瀾下——加速了這些損失。中國商品湧入美國，導致平面電視更加便宜，維持低通膨率，但代價是壓低了美國勞工薪資。我競選時承諾要替勞工爭取更優惠的貿易協定，也打算履行此一承諾。
但全球經濟岌岌可危，我不得不思考談判的時機與方式。中國握有超過七千億美金的美債，也累積了大量外匯存底，因此是管控金融危機的必要夥伴。想要讓美國與其餘國家脫離衰退，我們需要中國經濟繼續成長而非萎縮。只要我的政府沒有堅定施壓，中國不可能改變其貿易行為，前提是我得確保我們不會點燃中美貿易戰，讓全球陷入大蕭條，傷害我當初誓言要幫助的勞工。
為了促進中國改善貿易行為，我們也希望獲得其鄰國的協助。這需要花點工夫。小布希政府疲於應付中東問題，加上華爾街金融崩盤，導致部分亞洲元首質疑美國在亞洲是否日漸式微。同時，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讓日本與南韓等美國忠實盟友也愈發依賴其市場，小心翼翼地避免站在中國對立面。唯一對我們有利的便是近年來中國開始玩得太過火，要求實力較弱的貿易夥伴做出單方面讓步，還揚言要與菲律賓與越南爭奪南海少數具有戰略意義小島的控制權。美國外交官的彙報指出，亞洲國家對這種強硬策略愈來愈反感，希望美國能鞏固勢力範圍，以牽制中國的力量。
為了善用這項良機，我們團隊安排我過境日本與韓國，並在新加坡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十個成員國開會。途中我會宣布，自己有意繼續推動小布希政府開始協商的全新美國與亞洲貿易協定——這項協定的目標遠大，重點在敲定可落實的勞工與環境條款，民主黨與工會常抱怨過去協定（例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在這些方面付之闕如。我們向記者表示，我們後來所謂「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的整體目標，並非要圍堵中國或扼殺其成長，而是為了重新確立美國與亞洲的關係，強化國際法框架，而正是在這個框架下，亞太地區國家——包括中國——才能在短時間內成長得如此神速。
但我不大相信中國會抱持相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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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中國的第一站是上海，似乎是吃了禁藥版本的新加坡。上海看起來正如傳聞中的形象，是擁有兩千萬居民的現代大都會，高樓林立，每寸土地都充滿了商業、車流與建築起重機的喧囂。黃浦江上，巨大的輪船和駁船裝載著運往全球市場的貨物，在江面來來去去。熙熙攘攘的人群沿著寬闊的濱江大道漫步，不時停下腳步欣賞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未來風摩天大樓，夜晚華燈如同拉斯維加斯大道般明亮。在一座華麗的宴會廳內，上海市市長韓正（共產黨後起之秀，身著剪裁得宜的西裝，談吐風趣老練，不知為何讓我想起了狄恩．馬汀〔Dean Martin〕）替我們代表團與美中企業界大老準備了豐盛午宴，淨是珍饈佳餚與搭配的酒款，簡直媲美在麗思飯店舉行的高級婚禮。一直擔任我個人助理的雷吉印象最深的是，在場服務生全部是身著飄逸白色禮服的年輕女性，個個都像伸展台模特兒般纖細高。
他邊搖頭邊說：「誰料得到共產黨員長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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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方意識形態與炫富之間的矛盾，並未出現於我當天與數百名大學生面對面的市民大會上。中國當局對我慣性脫稿的風格十分警惕，精心挑選了上海頂尖大學學生參與—儘管他們彬彬有禮、熱情洋溢，提問卻缺乏其他國家學子打破沙鍋與桀驁不恭的精神（「那您會採取什麼措施加深中美城市之間的密切關係？」最尖銳的問題不過爾爾）。我不曉得是共產黨官員事先過濾所有問題，還是大學生深知不能說錯話以免惹上麻煩。
市民大會結束前我與部分學生握手聊天，從中得到一項結論：他們熱忱的愛國心至少不全都是裝模作樣。這些孩子年紀還太小，沒有經歷過文革的恐怖，也沒有目睹過天安門廣場的鎮壓；學校內沒有教過這段歷史，我猜他們的父母也避而不談。若部分學生不滿中國政府封鎖網站，很可能無法具體感受到國家機器的打壓，這對他們人生經驗之遙遠，好比美國刑事司法系統之於中產階級郊區的白人孩子。他們活到現在，中國體制讓自己與家人的生活不斷改善，而歐美民主國家似乎原地踏步，充斥公民社會的雜音與低落的經濟效率，至少遠看確實如此。
我們很容易以為，這些學生的態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若非因為中國經濟成長放緩重挫其物質欲望，就是因為經濟上安全無虞後會開始想要GDP無法衡量的事物。但這點難以保證。實際上，中國經濟崛起讓其招牌的專制資本主義在年輕人眼中，可以合理取代歐美自由主義，不僅上海的年輕人如此認為，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年輕人也抱持此種看法。他們最終願意擁抱的願景，有助於決定下世紀的地緣政治；我離開市民大會時，意識到想贏得新世代年輕人的支持，取決於我是否有能力證明，美國以人權為基礎的多元民主制度，仍能實踐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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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並不像上海那樣浮華，不過從機場出發後，我們開車經過了似乎連綿二十英里的新建高樓大廈，彷彿一夜之間蓋好了十座曼哈頓。我們一抵達市中心，商業區與住宅區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大樓與宏偉紀念碑。一如往常，我與胡錦濤主席的會晤是令人昏昏欲睡。無論主題為何，他老愛從厚厚一疊講稿中朗讀出來，不時停下來等口譯員翻譯成英語，而且似乎都是事先譯好，不知為何往往比原話說得更久。輪到我發言時，他就會翻閱手邊文件，查找幕僚準備好的回答。我設法利用個人小故事或偶爾的說笑打破單調乏味的氣氛（我一得知廊柱環列的雄偉人民大會堂僅花不到一年建成，便故意打趣地對他說：「快把承包商的名字給我」），卻往往只見他一臉茫然。我不止一次想提議，我們不妨交換文件有空再讀就好，以免浪費雙方的時間。
儘管如此，我與胡錦濤的會晤仍讓我有機會就美國優先事務，列出明確的目標：管控經濟危機與北韓核子計畫、務必和平解決南海爭端、中國異議人士的處境以及推動對伊朗的新一輪制裁。有關最後一項，我以中國自身利益來說理，提醒若不採取實質外交行動，我們或以色列便可能不得不打擊伊朗的核子設施，這會對中國的石油供給造成更嚴重的後果。一如所料，胡主席在制裁問題上不置可否，但從他肢體語言的改變與其部長們振筆疾書研判，我們針對伊朗問題的嚴肅態度引起他的關注。
隔天，我與溫家寶總理會面時，也針對貿易問題採取直截了當的態度。儘管溫家寶的頭銜較低，仍是中國主要經濟決策者。與胡主席不同的是，溫家寶似乎很樂意即席交換意見，還直接為中國貿易政策辯護，他說：「總統先生，您得明白，無論上海與北京有多繁華，我們仍然是開發中國家，全國有三分之一的赤貧人口……這比美國的人口還要多。您不能指望我們採取相同的政策，因為那只適用於貴國等高度發達的經濟體。」
他所言不無道理。儘管中國經濟出現顯著成長，一般家庭——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的家庭——收入僅高於美國最貧窮家庭。我努力站在溫家寶的立場思考：不僅要整合橫跨資訊時代與封建主義的經濟體，還得創造足夠工作機會，滿足南北美洲人口總和的需求。若非我知道溫家寶等中共高官習於把國家合約與特許執照轉讓給家族成員，還把數十億美元資金存入海外帳戶，我可能會更同情他。
當時，我告訴溫家寶，有鑑於我們兩國之間龐大的貿易不平衡，美國無法再忽視中國操縱貨幣等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中國若不開始改弦易轍，我們就必須採取報復手段。聽了這番話，溫家寶便換了個方法，建議我只要給他一份清單，列出我們希望中國多加採購的美國產品，他會再想想辦法（他特別有興趣納入軍事與高科技產品，但美國基於國安理由，自然禁止向中國出口）。我表示，我們需要整體結構上的解決方案，而不是東一點西一點的讓步，而在我們一來一往的交鋒中，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市場攤位針對雞隻價格討價還價，而不是在全球兩大經濟體之間談判貿易政策。我再度體認到，對於溫家寶等中國高層而言，外交政策依然純屬一場交易。他們的讓利與獲利多寡，並不取決於抽象的國際法原則，而是取決於對談判方實力與籌碼的評估。只要沒有遇到阻力，他們就會予取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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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北京的第一天以國宴畫下句點，其中文化節目包括經典的中國京劇，以及藏族、維吾爾族與蒙古族舞團的綜合表演（司儀好心指出，所有少數民族在中國都受到尊重，這對數千名藏族與維吾爾族政治犯而言想必前所未聞），還有人民解放軍管弦樂團為我演奏的史提夫．汪達〈電話訴衷情〉（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胡主席靠過來跟我說：「我們知道你最愛他的歌」）。在生理時鐘被打亂整整五天後，我們整個團隊快撐不下去了；隔壁桌的賴瑞．薩默斯早已熟睡，嘴巴大開、頭向後歪，讓法夫斯發了封電子郵件給全團隊：「看來某人需要二度紓『睏』嘍。」
大夥（包括賴瑞）雖昏昏欲睡但意志堅定，隔天早上頂著時差參觀附近一段長城。當天很冷、寒風刺骨，太陽在灰濛濛天空中成了黯淡的浮水印。我們辛苦爬上沿著山脊蜿蜒的陡峭石牆時，都沒怎麼吭聲。根據我們嚮導的說明，自從西元前兩百年以來，多段長城都歷經修繕，不過我們所站的那段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當初是明朝為了抵禦蒙古與滿族入侵而修築。數百年來，牆體屹立不搖。雷吉於是問我，明朝最後為何會滅亡。
「內亂嘍，」我說，「權力鬥爭、貪污腐敗、農人挨餓，因為有錢人不是太貪婪，就是完全不在乎……」
「老樣子嘛。」雷吉說。
我點了點頭。「確實是老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