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

作者簡介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曾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2005年獲頒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個獎專為四十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與知識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設，是僅次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耀，也是未來最熱門的諾貝爾獎人選。2016年再獲BBVA基金會前沿知識獎（BBVA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表彰他在經濟、財務金融與管理學上的傑出貢獻。艾塞默魯是全球經濟學文獻引用次數最多的前十名經濟學者，他的論文產量驚人，是經濟學界最猛悍的新秀。
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
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既是政治學家也是經濟學家。他是世界知名的非洲與拉丁美洲專家，目前在玻利維亞、剛果、獅子山共和國、海地與哥倫比亞各國皆主持研究計畫，每年夏季會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安地斯大學授課。

譯者簡介

譯者　劉道捷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任國內財經專業報紙國際新聞中心主任，現為專職譯者，譯作等身，包括《大逃稅》、《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這才是價值投資》等，曾獲中國時報、聯合報年度十大好書獎及其他獎項。

書籍目錄

推薦序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
導讀一　林明仁╱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導讀二　陳嘉銘╱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序言
什麼是自由？群起反抗政府的敘利亞人為何爭取失敗？古代《吉爾迦美什史詩》與現代女權運動的故事，如何讓我們更瞭解自由的起源？

第一章　歷史如何終結？
生活在奈及利亞與剛果，納粹德國與共產中國的人，要面對怎樣不同的國家機器？人類如何約束國家機器，避免落入社會規範與專制獨裁的陷阱？

第二章　紅皇后
歷史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如何演變？古雅典城邦如何成功打造國家與社會的動態平衡，踏入自由的窄廊？

第三章　權力意志
為什麼會出現國家機器？國家機器如何改變社會？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祖魯戰士、夏威夷王國與喬治亞共和國的啟示。

第四章　走廊外的經濟學
國家機器讓人發大財？國家機器的有無如何影響經濟誘因？延續前章的四個例子，探討專制獨裁國家經濟成長的特色。

第五章　善政的譬喻
義大利城邦與墨西哥古文明如何制約國家機器，透過商業股票、產權保障與專業化貿易，創造與專制國家不同的經濟誘因？

第六章　歐洲剪刀
歐洲憑什麼？西北歐社會如何在雅典、義大利與墨西哥沒落後，重新穩住國家機器，重回自由的窄廊，締造近代史上前所未見的繁榮？

第七章　受命於天
從春秋戰國到現代中國，回顧「中央之國」的歷史，解析官僚科舉與商會之優劣，解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機器、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

第八章　紅皇后毀壞
有著民主傳統的印度，為何抹煞自由、創造貧窮的種性制度還是根深柢固？印度國家機器為何長期失靈？

第九章　魔鬼藏在細節裡
解釋歧異：戰爭、蘇聯解體與全球化，結構性因素如何與社會互動，創造不同的國家？比較普魯士、瑞士與蒙特內哥羅；波蘭、俄羅斯與塔吉克，以及瓜地馬拉與哥斯大黎加。

第十章　佛格森出了什麼問題？
美國國家機器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立憲精神與嚮往自由聞名的美國，為何會有著貧富不均、歧視黑人、犯罪猖獗的缺陷制度？

第十一章　紙老虎國家巨靈
為何拉丁美洲、非洲與亞洲許多後殖民國家，明明具備現代國家雛形，國家機器的能力卻被酬庸與貪腐侵蝕，既無法提供公共服務，也無能保障自由？

第十二章　瓦哈比的子女
中東伊斯蘭世界的國家如何透過專制國家機器，維持社會規範的窠臼，種下自由喪失、暴力與不穩定的因子？

第十三章　紅皇后失控
德國威瑪共和與一九六○年代的智利為何走向兩極化，導致強人與納粹崛起，最終掉出窄廊、喪失原本享有的自由？這對當代民粹政治又有何啟示？

第十四章　踏進窄廊
哪些條件才能幫助國家更順利轉型到自由的窄廊？南非、日本與土耳其等國的案例顯示，不同類型的國家在轉型時，會碰上截然不同的挑戰。

第十五章　和國家巨靈和平共存
當今世界的全球化與自動化，對政治經濟制度施加哪些危機與挑戰？迥異於美國的瑞典經驗，又有什麼地方值得學習，打造出更平衡、更能保障自由的國家與社會？

致謝
資料來源
引用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專序推薦：
朱敬一　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
專文導讀：
林明仁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陳嘉銘　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列名推薦：
王宏恩　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吳叡人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沈榮欽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范　雲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葉　浩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蔡依橙　醫師、「陪你看國際新聞」創辦人
閻紀宇　風傳媒執行副總編輯
戴興盛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顏擇雅　出版人、作家

★★★★四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賈德．戴蒙、各國媒體 一致推薦
★★★★《金融時報》2019年度經濟學必讀書單第一名！《科克斯評論》2019年度選書
強大的國家機器如何能與公民的自由共存？這是人類政治史上最大的難題。因為人類社會在過去一萬年來的發展趨勢，就是從小部落變成強大、足以讓數百萬人社會維持運轉的中央集權國家。這本偉大的書為這一根本難題提供了答案。您會發現它讀來發人深省，令人愉悅。
──賈德．戴蒙，《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普立茲獎得主
我們應如何看待當前民主國家面臨的挑戰？這本精彩、及時的書提供了一個簡單且強大的理論框架，評估各種不同的國家治理方式。本書的分析提醒我們必須保持警覺，維持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適當平衡──也就是維持在「自由的窄廊」裡──避免陷入無政府狀態或獨裁統治。
──本特．荷姆斯壯（Bengt Holmstrom），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自由得來不易。有許多人仍受政府效率低下之苦，被困在社會規範和傳統的籠子裡。其他人則被專制的巨靈制服。在這本深具原創性且令人愉悅的曠世巨作中，兩位作者帶我們穿越時空、穿越文明。這是一項只有他們才能達成的非凡成就，註定能再次締造《為什麼國家失敗》的出色表現。
──尚．梯若爾（Jean Tirole），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自由的窄廊》帶我們踏上穿越大陸和人類歷史的迷人旅程，找到自由的關鍵要素。在眼下這個時刻，沒有比這更重要的發現，也沒有比它更重要的書。
──喬治．艾克洛夫（George Akerlof），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又一本出色、有見地的書，兩位作者指出成功維持一個民主國家的重要與艱難。書中例證與分析族繁不及備載，讀來十分愉快。
──彼得．戴蒙（Peter Diamond），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兩位世界上最優秀的社會科學家合寫的權威之作，有著無數真知灼見與值得學習之處，這是一本真正的大師傑作。本書透過豐富的歷史資料，研究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微妙平衡，得出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結論，每位會思考的人都應該意識到：自由既罕見又脆弱，艱難地在暴政和無政府狀態之間撐出空隙。
──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西北大學經濟系教授，《富裕的槓桿》作者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出版時，許多人仍然認為美國是廣納性制度的主要典範──該國保障財產權和法治，實現了民主和富足。今天，美國收入分配的扭曲程度不亞於任何財閥當政的社會，代表性政治體制在一位煽動者的攻擊下似乎異常脆弱。《自由的窄廊》自創了術語「紅皇后效應」，用來代指為維護開放政治體制而進行的從不停歇的鬥爭。公民社會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跟上獨裁領袖的步伐，並遏制他們的專制傾向。
──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全球化矛盾》作者
兩位作者列舉了不同文明的成功或失敗案例，分析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鍵平衡，十分過癮。《自由的窄廊》註定是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書，替任何認真的政策制定者、學者或公民描繪了自由的未來。
──艾瑞克．布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麻省理工管理學院教授，《第二次機器時代》作者
並不是沒有國家壓迫就叫做自由，這是本書最關鍵、最正確的洞見。這本新書比前作更具原創性、更刺激，不只關注制度，更著眼於國家究竟如何運作。
──馬丁．沃夫（Martin Wolf），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首席經濟評論家
兩位作者問出了最根本的問題：如何解釋民主與專制的興衰？他們提供了一個充滿挑釁的框架來分析我們當前的民主危機，理解追求民主和自由的願望在當今面臨著什麼樣的危險。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本書的挑釁論點在直覺上是成立的，是一部獲益無窮的作品。
──科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starred review）星級評論
本書分析指出，自由是國家與社會不斷平衡的結果。如果英國（乃至美國）正在失去這樣的平衡，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會不會開倒車？這是一本重要且令人不安的作品，在這動盪不安的時代讀來宛如警醒。
──觀察者雜誌（The Spectator）
野心驚人之作，旨在解釋自由為何並不總是存在於世上每個角落。
──新聞週刊（Newsweek）
必讀之作。
──圖書館學報（Library Journal, starred review）星級評論
社會需要國家，國家也需要社會。兩位作者將豐富的全球史細節應用到一個簡單的分析框架中，針對當前的極權主義和無政府社會這兩個互相對立的風潮，提出了強有力的反駁論據。
──保羅．克里爾爵士（Sir Paul Collier），《外交雜誌》譽為全球頂尖思想家，前世界銀行發展研究組主任
出色且具有洞見，對當前世局再合適不過的一本書。全世界的國家正在為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緊張局勢而一籌莫展，不分左派右派的民粹主義都只提出輕率且危險的答案。相比之下，本書的兩位作者證明，只有結合能幹的國家機器與強大的公民社會──缺一不可，才能走進自由的窄廊。這是通往繁榮的正途，但正如本書所說的，「絕非易事」。
──麥可．巴柏爵士（Sir Michael Barber），英國教育學家，《如何管理政府》作者
《自由的窄廊》奠基於二十年比較研究的成果。雖然兩位作者都是經濟學家，但這本書並未充斥著經濟學術語或大量數字，而是和前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樣好讀。他們偏好制度分析，比較富裕民主國家和絕大多數貧困充斥的絕望國家之異同。他們有幸生長在前者，擁有充滿自信的社會與高效率的國家機器。自由就像希臘神話中的九頭蛇，在對抗單頭的專制巨靈時，沒有失敗的空間。
──保羅．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劍橋大學現代史教授，《劍橋插圖古希臘史》主編
雄心勃勃且發人深省，本書分析了當今許多關鍵主題，並將它們與世界上許多不同地方的歷史證據巧妙地聯結在一起。
──高盛集團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金磚四國」一詞的發明者

編輯小語
民主在退潮，自由在崩壞，身處動盪的時代，
馴服國家機器、保障公民自由的關鍵究竟何在？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作者　跨越千年政治、經濟與歷史，
解答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政治難題。

【編輯推薦理由】
許多人曾經以為，蘇聯解體與東歐共產國家民主化後，自由民主制度會定於一尊。然而，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都還沒走完，這樣的樂觀已先走入歷史。歐洲整合夢碎，英國上演脫歐，美國則選出狂人川普。老牌民主國家紛紛走入民粹治國與貧富不均的「動盪」危局，愈來愈多人心嚮所謂「中國模式」，建立高效穩定的專制國家；民主退潮、死亡之說甚囂塵上。而在這股「專制妖風」吹拂範圍之外，尚有無數第三世界國家，依舊陷於公權力不彰的無政府混亂，或許從未嘗過自由的滋味。
問題已經不只是「國家為什麼會失敗」，而是居然有國家能成功。成功控制國家機器，保障人民自由。為什麼這件事如此困難？社會科學能夠替世界指點迷津，找出「馴服國家機器，保障公民自由」的祕密嗎？
這正是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兩位作者在《自由的窄廊》一書中，試圖解答的最大難題，而他們做到了。
保障自由的關鍵，就是讓「公民社會」與「國家機器」兩者一樣強大，互相制衡，形成「窄廊」。本書會跨越經濟、政治與歷史，用最清楚易懂的簡單模型說明「窄廊」的概念，建構衡量自由民主的新框架。這個「窄廊說」簡單歸簡單，卻有紮實的歷史經驗作為基礎。作者引領我們走訪一個又一個文明故事，仔細檢視自由民主在世界各地、古今中外所生長（或生長失敗）的土壤。
這不是另一本憂心忡忡議論時政，或是大聲疾呼自由民主重要性的書。兩位作者放眼全局，重新叩問自由民主的起源。他們將多年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與全球範疇的「大歷史」比較分析融於一爐，替此一千年大哉問提供了富有時間縱深與地域廣度的解答。
隨著臺灣公民社會逐漸成形，民主自由、國家機器已不再是遙遠的學院詞彙，而是日常生活愈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書所舉故事好讀，理論清晰，更涵蓋許多對當今臺灣社會深切關注的重要課題，包括專制中國與民主美國的未來，以及自由之於臺灣社會的意義。註定要成為宏觀典範之作。

【推薦序】
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特聘研究員）

自從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一書之後，坊間有不少人嘗試撰寫「大歷史」的類似分析。當年，賈德．戴蒙觀察幾億年來的地理環境，加上他的演化生物學知識，推論出物種遷徙、病菌傳播、圈養畜牧、移民分佈的可預期模式，驗之於最近五百年的人類歷史，頗有說服力。由於他的分析涵蓋範圍極廣且時間極長，所以稱之為「大歷史」。
另外，英國籍的歷史學家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二○○一一年寫了《西方憑什麼》（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一書，也算是另一種大歷史。摩里士比較幾千年來東、西方文化與社會制度的發展，據此推論為什麼航海發現新大陸與工業革命都發生在歐洲，又為什麼西方能在最近五百年主宰世界秩序；這也是一種「分析幾百年大問題」的大歷史著作。哈佛大學語言學教授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最近寫了《當下的啟蒙》（Enlightenment Now）一書，記述中世紀啟蒙運動以來的種種人類成就，從民主法治到抗生素與量子力學，儼然也涵括了幾世紀一整箱的人類文明；這也是一個文明演進的大歷史。
《自由的窄廊》（The Narrow Corridor）一書是另外一種大歷史。此書想要解釋「民主自由」是如何產生的？孕育民主自由的土壤環境是什麼？民主自由為什麼在某些國家能生根、在其他國家又不行？這種跨文化的政治體制發展史，時間縱向數千年，地理橫向跨越北美、南美、非洲、西歐、中國、北歐、中東等地，當然也是不折不扣的大歷史分析。
然而大歷史分析畢竟是不容易的。也因為不容易，過去數十年也就只有《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本廣受好評的作品，得到普立茲獎；其他幾本書即使有些正面書評，但都稱不上是鉅作，頂多是力作（tour de force）。我自己也寫過《西方憑什麼》以及《當下的啟蒙》的書評，欽佩之餘還是有些保留。
所謂大歷史，當然就是要在時間軸線或地理軸線或是跨領域理論軸線廣闊延伸。賈德．戴蒙的書與其說是大歷史，不如說是「大地理」、「大生物演化學」；他把地表特徵、動物遷徙、馴養畜牧、寄生蟲、傳染病等，對照地理特徵研究得清清楚楚，細緻串連。然後，他才能發驚人之論，寫下具有絕對說服力的作品。但是，生物演化或地理變遷是冷冰冰的事實，少有前因後果的隱密、也沒有人云亦云的猜測、更沒有眾說紛紜的莫衷一是。是以大地理學好寫、大生物演化論也早就由達爾文一鎚定音，但是關於民主演變的大制度論、關於文明演進的大啟蒙論、關於現代史的大環境決定論，還真不容易形成一套令大家服氣的論述。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都是赫赫有名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著作等身，論述質量絕佳。由他們共同撰寫關於「民主自由」的大歷史論，恐怕是地表上能夠找到的最佳人選了。如果他們處理不了這個議題，我懷疑當今學界還有誰能處理。此外，民主自由涉及政治，而政治又涉及最醜陋最會勾心鬥角的政客，實在是詭譎多變又細緻陰柔的課題，幾乎需要有相當的文化社會背景，才可能進入狀況。作者之一的羅賓森長年研究拉丁美洲、非洲，已經是極為博學廣泛了。艾塞默魯則是經濟成長理論的權威，對於過去數十年各國政經多所涉獵。這樣的黃金組合，他們的論述是什麼呢？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認為，民主是在一條「窄廊」中孕育出來的。既為「窄廊」，表示進入廊道不容易、進去之後也有極大的機率震盪溢出，因此民主自由多少有「路徑依循」（path-dependent）的偶然性與不可測性，甚至也不穩定。艾塞默魯與羅賓森指出，廊道之所以窄，是因為一邊有基於私慾亟思擴權的政治菁英，而另一邊則是抑挫政治巨靈的社會力量，但是這股力量卻又始也疏、動也緩，未必是政治巨靈的對手。更嚴重的是，就算社會力量發動了、抑制菁英了，也要抑制得恰到好處，稍有不慎又會落入另一種政府效能不彰的困境。要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我們既需要有效能政府的服務，也需要抑制其政治脫軌的社會機制。兩者之間過猶不及，所以廊道極為狹窄。
前述「理論」有沒有道理呢？我認為很有道理。但是要成為大歷史論述，就要把這一套理論拿到現實世界做檢驗。歐洲、亞洲、非洲、美洲；中國、印度、菲律賓、美國；古代、近代、現代……這樣的檢驗工程何其困難！以我這樣一個熟讀中國歷史、臺灣歷史的人來說，若要我爬梳這些地方的巨靈政治勢力與社會約制，我都會覺得力有未逮。我也做過三年駐外大使，與各國外交官討論聊天上百次，對世界各地有些瞭解。但是即使如此，要討論古今中外政治制度的大歷史，大部分時間我也只能瞠目結舌，插不上話。兩位作者學識遠勝於我，但是除非他們智商是我智商的平方，否則這樣的研究工作也是極為艱鉅的。
至少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分析，我認為艾塞默魯與羅賓森的分析還有補充的空間。兩位作者認為，中國歷史幾千年來在法家與儒家之間擺盪，我覺得太過簡化了。儒家，誰說不是一種「以禮義束框架，協助君主控制臣民」的法家？儒家、法家，有分得那麼清楚嗎？法家也許像是霍布斯所說的巨靈，但是若說儒家是約制巨靈的社會力，我認為還需要輔助論述。許多人都說，政治菁英其實是儒、法交互為用的，沒有誰制約誰的問題。
此外，書中也提到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分析這兩個地方為什麼無法產生民主自由體制。我自己的想法是：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是最近一個世紀的「異形」怪獸。它是工業革命後資本主義怪獸所反彈出來的變種，既有集中財產的強制，又加上變種孕育時期法西斯主義的污染，遂形成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以集體主義為名的集權控制體系。時至今日，全世界控制思想最嚴重、封鎖網路最嚴重、濫用暴力最嚴重、洗腦民眾最嚴重的政府，一是中國二是北韓。如果硬要用「窄廊」框架分析中國與北韓，就像分析「狂犬病為什麼會咬人」一樣，我總覺得辛苦了一點。
如前所述，我基本上是同意兩位作者的「窄廊說」的，也認他們的理論是坊間「民主起源論」最精彩的一說。但是大歷史不容易研究，制度大歷史更是涉及複雜的文化社會背景。我們讀這本書，既要欣賞其大框架，也要仔細觀照其與現實現象的對比；既要學習也要思考。這樣，你才能體會「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道理。讀書求知能否使自己成長，恐怕也是在一條「窄廊」中掙扎的過程。

文章試閱

第一段：人類自由的未來？
本書要探討自由、探討人類社會爭取自由成敗得失的歷程和原因，也要檢討隨之而來的後果，尤其是對繁榮造成的影響。我們遵循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所定義的自由，他主張：
如果人可以十分自在、隨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行動、處分自己的財產和人員．．．．．．不必請准或仰人鼻息，就是擁有自由。
這樣的自由是所有人類的基本渴望，洛克強調：
任何人都不應該傷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
但顯然自由在歷史上很罕見，今天也一樣。每年中東、非洲、亞洲和中美洲都有數百萬人出生入死、逃離家園，不是為了追求更高的所得，或更好的生活，而是為了設法保護自己和家人，免於暴力與恐懼。
哲學家提過的自由定義很多，但洛克承認，最基本水準的自由，起碼必須是人民能夠免於暴力、恐嚇和其他貶損行為之害，人民必須能夠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能夠在不受不合理懲罰或嚴厲社會制裁的威脅下，過著自己選擇的生活。
***
一九八九年，法蘭西斯．福山預測「歷史的終結」，所有國家會趨向美國式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形成他所謂的「經濟與政治自由主義定於一尊」。僅僅五年後，羅伯．柯普蘭（Robert Kaplan）就在論著《無政府狀態山雨欲來》（Coming Anarchy）中，描繪出截然不同的未來景象。
二○一八年，尤瓦爾．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文章〈為什麼科技對暴政有利〉（Why Technology Favors Tyranny）中預測未來時，認定人工智慧的進步，預示「數位獨裁政權」會興起，政府會擁有監視和控制能力，甚至會主導我們的互動、通訊和思考。
因此，歷史仍然可能結束，只是結束的方式和福山所想像的大不相同。但究竟會怎麼樣結束呢？是福山預見的民主制度贏得勝利，還是無政府狀態或數位獨裁政權獲勝？中國國家機器加強控制網際網路、媒體和人民生活，可能顯示我們正朝數位獨裁政權的方向前進；同時，中東和非洲最近的歷史提醒我們，無政府狀態的前景並非遙不可及。
但是，我們需要一個有系統的方法來思考這一切。
我會在本書裡，主張如果自由要勃然興起，國家和社會都必須很強大。強大的國家才能控制暴力、執行法律和提供攸關人民生活的公共服務，以便賦予人民力量，做出希望追求的抉擇。強大的國家需要強大、流動的社會來控制和約束。
在專制國家打造的恐懼和鎮壓，以及暴力橫行、無法無天狀態這兩種情勢傾軋下，出現了一條通往自由的狹窄通道。社會與國家就是在這條走廊上，彼此制衡。這種制衡並不是靠某個革命時刻成就，而是兩者之間日復一日地持續鬥爭。這種鬥爭會帶來好處，國家和社會在這條走廊上，不僅互相競爭，也相互合作，這種合作會提高國家供應社會所需的能力，也會壯大監督這種能力的社會動員力量。
為什麼是一條走廊，而非一扇大門呢？因為達成自由是一種過程：你必須走過廊道上的漫漫長路，才能制服暴力、制定和執行法律，國家機器才能開始為公民提供服務。這種是國家及其菁英必須學習的過程，學會跟社會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和平共存，社會的不同部門必須學會互相合作、無視彼此之間的歧異。
這條走廊會顯得狹窄，是因為這絕非易事，你要怎麼抑制擁有龐大官僚體系、強大軍隊和可以自由決定法律內容的國家機器？當人民要求國家在複雜的世界上承擔更多責任之際，你怎麼能夠確保國家機器會維持接受控制的馴服態勢？你要怎麼在差異和分歧撕裂社會之際，保持社會一起合作，而不自相對立？你要怎麼防止這一切變成零和競爭？這一切一點都不容易，難怪這條走廊會顯得相當狹窄，難怪不論社會踏進或離開這條通道，都會引發深遠的影響。
所有這些事情都是你無法策畫的。當國家及其菁英太強大有力，社會卻溫馴服從的時候，為什麼領導階層要把權利和自由賜予人民？如果他們真的這樣做，你相信他們會信守諾言嗎？
我們可以從吉爾迦美什時代到今天的婦女解放歷史中，看出自由的起源。社會怎麼從這首史詩所說「每個女孩的處女膜……都屬於他」的狀況，進步到擁有女權呢？（噢，無論如何，有些地方確實享有女權。）女權有可能由男性施捨嗎？例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二○一五年，由大公國副總統兼總理、也是杜拜統治者的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設立性別平衡委員會，每年都以「最支持性別平衡的政府實體」、「最支持性別平衡的聯邦當局」和「最佳性別平衡行動計畫」等名目頒發性別平衡獎。二○一八年，穆罕默德頒發的獎項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全都頒給男性！大公國這種解決之道的問題是，這種做法是由穆罕默德策動，強加在社會上，沒有社會的參與。
相形之下，英國女權運動的歷史就比較成功，英國的女權不是由別人施捨，而是爭取來的。當時的婦女推動「婦女參政」的社會運動，倡議團體是從一九○三年成立、只限女性參加的英國婦女社會政治聯盟中分出來的，成立宗旨是爭取婦女選舉權。她們沒有等待男性頒給她們「最佳性別平衡行動計畫」獎，而是動員起來，從事直接行動，發揮公民不服從精神，炸毀當時擔任財政大臣、後來出任首相的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的避暑別墅，還把自己用鎖鏈綁在英國國會外面的欄杆上。她們拒絕納稅，又在被判決入獄後，發動絕食抗議，遭到獄方強迫餵食。
艾蜜莉．大衛森（Emily Davison）是婦女參政運動的重要成員。一九一三年六月四日，她在著名的葉森賽馬場中，闖進賽道，跑到英國國王喬治五世所擁有的賽馬安默（Anmer）前方。根據若干報導，她手持紫、白、綠三色爭取選舉權的旗子，被安默撞倒，如書中所附相片所示，並被摔倒的馬兒給壓在身上。四天後，她因為傷重不治身亡；五年後，婦女可以在英國國會議員選舉中投票。英國女性不是靠（男性）領袖寬宏大量的施捨，才得到權利，得到權利是她們發揮組織和爭權力量的結果。
婦女解放運動的故事並非獨一無二的特例。自由與否，幾乎總是取決於社會的動員力量，以及社會和國家及其菁英達成權力均衡的能力。

第二段：認識影響自由有無的紅皇后效應
自由和國家的終極能力，不僅取決於信任和合作，也取決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權力均衡。如果國家和菁英變得太強大，最後就會形成「專制巨靈」的國家；如果國家和菁英落在後面，結果就會變成「巨靈並不存在」的國家。因此，我們需要國家和社會同時並進，彼此都得不到優勢。這種情形就像是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在《愛麗絲鏡中奇遇》（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描述的紅皇后效應。在這本小說中，愛麗絲遇見紅心皇后後，兩人一起賽跑。「愛麗絲事後回想時，根本不大記得她們是怎麼開始比賽的」，但是她注意到，即使她們似乎都拚命地跑，「她們四周的樹木和其他東西，似乎根本都沒有改變過位置；不管她們跑得多快，她們似乎從來沒有超越過任何東西」。最後，紅皇后叫暫停。

愛麗絲十分驚訝地看著四周，說：「為什麼我真的覺得我們一直都在這棵樹下！一切都跟原來一模一樣！」
「當然是這樣啦，」紅皇后說：「你們會怎麼說呢？」
「噢，在我們的國家裡，」愛麗絲氣喘吁吁地說：「如果你像我們剛才那樣，跑得很快、很久的話，你通常會看到別的東西。」
「像有點慢吞吞的國家！」皇后說。「噢，在這裡的話，你拚命快跑，目的是為留在原地。」

「紅皇后效應」（Red Queen Effect）是指你為了維持原有的地位，而必須不斷地向前跑；就像國家和社會跑得很快，目的是為了兩者之間的平衡。在卡洛爾的小說中，所有的奔跑全都是白費功夫，但在社會和國家巨靈的鬥爭中並非如此。如果社會鬆懈下來，跑得不夠快，不能跟國家的成長並駕齊驅，受制約的國家可能會快速變成專制國家。我們需要社會的競爭，以便保持國家巨靈受到約束。國家愈強大、愈能幹，社會就必須變得愈強大、愈警覺。我們也需要國家巨靈繼續奔跑，在面對艱難的新挑戰時，壯大自己的能力，同時維持自主性，因為這樣不但攸關解決爭端和公正無私地執法，也攸關打破規範的牢籠。這一切聽來都相當雜亂無章（所有這一切奔跑！），我們會發現，情形經常就是這樣：雖然雜亂無章，我們卻必須依賴紅皇后效應，促進人類的進步和自由。但是，紅皇后本人會在社會與國家的權力均衡中，在其中一方忽而超前、忽而落後之際，製造很多的波動起伏。
梭倫設法激發紅皇后效應的方式，說明了這些範圍比較廣大的問題，他的改革不但為民眾的政治參與，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礎，也協助放寬直接限制自由，又在自由窄廊上防止必要政治參與的規範牢籠。
雅典人的牢籠不像其他很多社會的牢籠──例如本章即將談到的蒂夫族（Tiv）社會牢籠那麼令人窒息，卻仍然沉重到足以阻擋紅皇后的去路。梭倫藉著打破牢籠的這個部分，開啟了社會的根本變化，也建立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政治形態，能夠支持受到制約的新興國家巨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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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本書後面會發現，所有與紅皇后賽跑的過程都充滿了危險；但是，這種效應發揮作用時，卻會為雅典人和美國人所享有的那種自由，創造出條件。但話說回來，為什麼很多社會還是處在巨靈並不存在國家的狀況中？為什麼他們不試著創造中央權威，再加以約束？為什麼不讓紅皇后效應釋放出來？
社會學家通常會把無法建立中央權威這件事，跟缺少值得建立國家機器的若干重要條件，如相當高的人口密度、已經成形的農業或貿易等條件，串在一起。也有人認為，有些社會缺少必要的建國知識，根據這種看法，建立國家機構主要是一種「工程」問題，要引進正確的知識技能和制度性藍圖。雖然這些因素在某些情況下，都發揮了影響，另一個因素卻經常要加重要：這個因素就是避免國家巨靈猙獰面目的意願。如果你害怕國家巨靈，你就會阻止別人積聚權力，建立推動國家機器所需的社會與政治階級。

第三段：中國式的國家機器與自由
有個常見論點認為，要建立國家的能力，必須徹底掌控安全與強大的武裝力量。很多人就是根據這種信念，主張中國可能是其他開發中國家（甚至可能是已開發國家）的模範，因為中國的國家機器能力這麼高強，原因之一是沒有人挑戰共產黨的宰制。但是，你更深入觀察時，會發現中國的國家巨靈雖然專制，擁有的能力卻不如美國或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國家，原因是中國沒有強而有力的社會可以逼迫國家、跟國家合作或跟國家的權力競爭。沒有這種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權力均衡時，紅皇后效應不會發揮作用，結果是產生能力比較差的國家巨靈。
要看出中國國家能力的成長性，你不必看得太深入，只需要看看教育體系。教育是很多國家重大施政中的重中之重，不僅因為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會促使國家的發展比較成功，也是因為教育是把正確信念灌輸給公民的有效方法。因此，你會期望擁有強大能力的國家，應該能夠提供容易負擔的優質英才教育，動員公務員致力追求這種目標；但是，實情卻大不相同。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中，一切都可以出售，包括靠近黑板的前排座位和班長的位置。
趙華到北京一所小學替女兒註冊時，碰到區教育委員會的幾位官員，他們手中有一份名單，上面列出每個家庭必須繳交多少錢。這些官員並不經常出現在學校裡，但趙華卻必須在銀行裡存入四千八百美元進去，女兒才可以註冊。中小學教育是免費的，因此這些「費用」是非法的。從二○○五年起，政府已經下令禁止過五次（既然要禁五次，其中代表的意義就很明顯）。在北京的另一所菁英中學裡，家長每捐獻四千八百美元，學生的成績就會額外多得一分。如果你希望把小孩弄進頂尖的學校，例如跟北京著名的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送紅包的金額可能高達十三萬美元。老師也期望收禮—禮物愈多愈好。中國的新聞媒體報導指出，老師現在期望收的禮物包括設計師手錶、昂貴的高級茶葉、禮券，甚至是度假假期；比較積極的老師還歡迎附屬於銀行帳戶、全年可以補錢進去的轉帳卡。北京一位女企業家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說：「如果你不像其他家長那樣送好禮，你怕老師會比較不注意你的小孩。」
公務員怎麼可以這麼貪贓枉法？中國難道不是世界第一個用人唯賢的官僚制國家嗎？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們在第七章裡會發現，中國擁有歷史悠久的複雜、能幹官僚體系，但是貪腐橫行、用人唯親和買官鬻爵的歷史一樣悠長；這種歷史一直延續到今天。二○一五年內，一項針對三千六百七十一位共黨官員的訪調發現，高達三分之二的官員認為，獲得政府職位最重要的標準，是「政治忠誠」而非才能。一旦你聚攏親信，你就可以開始左右企業人士和公民，也可以藉著賣官創造聽話的下屬。政治學家貝敏新（Minxin Pei）分析二○○一年至二○一三年間，共黨官員涉貪定罪的五十個案例後，發現每一位官員平均賣了四十一個官位。底層賣官者包括安徽省五河縣的領導層張貴義和徐舍新，張貴義賣了十一個官位，平均價格為一萬二千元人民幣，折合美金的話，只有一千五百美元。徐舍新賣了五十八個職位。但是，在食物鏈比較上方，例如縣級單位，賣官所得高得多，有些官員在賣一個官位時，每個官位設法收取六萬美元。在貝敏新的研究裡，貪官靠著賣官，平均賺到十七萬美元。
張貴義和徐舍新只是小角色。鐵道部長劉志軍二○一一年遭到逮捕時，罪名是名下擁有三百五十棟公寓、現金超過一億美元。主因是中國的高鐵系統為貪污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良機，但是中國經濟擴張的其他絕大多數層面也一樣。劉志軍雖然垮臺了，其他人大都安然無恙。二○一二年內，中國一千位最富有的富人中，有一百六十位是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們的財產淨值為二千二百一十億美元，大約是美國政府三權分立部門中六百六十位頂尖高官財產的二十倍，但是美國的人均所得是中國的七倍左右。所有這一切應該都不完全會令人驚訝，控制貪腐，不論是官僚體系還是教育體系中的貪腐，都需要社會的合作。國家機器需要信任人民會如實舉報，人民對國家機構的信任，必須到達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去舉報的程度；在專制國家巨靈的嚴厲凝視下，這種情形不會出現。
你可能認為，這點主要是貪腐問題，中國會不會是在國家機器能力高超的情況下，容忍貪腐呢？這種解釋不但牴觸中國國家持續打貪（卻只有少少成就）的企圖，也牴觸即使在貪腐之外，中國的國家機器難以勝任國家日常功能。就像我們討論黎巴嫩時說的那樣，讓社會瞭解國家機器似乎是任何自尊自重國家的首要任務，讓社會瞭解經濟狀況更是首要中的首要。的確如此，如果共產黨要證明自己宰制中國具有十足的理由，那麼，利用經濟成長來證明應該是其中關鍵。因此，對共黨而言，瞭解和精確衡量經濟活動一定是重點目標。但是，這種瞭解就像控制貪腐一樣，需要社會的合作；社會不合作時，問題就油然而生：企業會不會躲在非正式、沒有登記的部門中，尋求自保呢？個人會不會對自己不信任的國家隱匿消息呢？官僚會不會編造數據，以求升官發財呢？所有這三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在中國尤其如此。這點似乎是大家不相信中國國民所得統計的原因，連現任總理李克強在二○○七年升任總理前不久，都還形容中國的國民所得數字是「編造出來、不能相信」的東西，他建議避開官方的統計資料，注意電力消耗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放款，說這些資料更能衡量經濟狀況。既然如此，中國國家機器要說明經濟狀況的能力就不堪聞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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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當然可以希望中國最後會變成對成長和秩序的焦慮比較少、比較自由、比較安全的社會。社會科學中有個叫做「現代化理論」的著名說法，認為國家富起來以後，會變得比較自由民主。我們是否能夠寄望中國出現這種轉變呢？答案是不大可能。將近二千五百年來，中國走在專制之路上，遠離自由窄廊，表示任何方向改變，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寄望中國快速走到「歷史終結的盡頭」，也可能仍為虛無飄渺的幻想。
自由在專制政體中不容易萌芽，今天的中國也不例外。和中國極為貼近的臺灣和香港，雖然跟中國承襲相同的文化，卻創造出強力要求自由的社會，中國則走向不同的方向。
本書寫作之際，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推動「社會信用制度」計畫，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受到監視，獲得一個社會信用分數，政府會監視所有的線上活動，但是也要在全國各地，架設二億臺人臉辨識照相機，就像喬治．歐威爾在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中說的那樣：「老大哥正在監視你。」《一九八四》這本名著一九四九年出版時，上述做法在科技上是一種夢想，現在卻再也不是夢想了。擁有最高社會信用分數的人，在旅館和機場裡會得到優遇，優先進入菁英大學、找到最好的工作。如同這個計畫的宣傳文件所言：
守信者暢行天下，失信者寸步難行。
但是，究竟有多順暢自由呢？到超級市場買瓶烈酒是餿主意，你會失去幾分。如果親戚朋友做了當局不喜歡的事情，你也要扣分。你跟誰約會或結婚，也會影響你的分數。如果你做了共產黨不喜歡的決定，你會被排除在社會之外，不能旅行、租車或租屋，甚至找不到工作，這種事情聽來全都像牢籠，不是由社會規範創造的牢籠，而是由國家機器的監視器創造的牢籠。
社會信用心態及其對自由的意義，鮮明地表現在中國西部數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家鄉的新疆省中。維吾爾族一直面對持續不斷的歧視、鎮壓、大規模囚禁，以及最嚴密的國家機器監偵技術的監視。現在他們必須忍受裝在自己家裡、監視自己一言一行的「老大哥和老大姐」們。
第一波這種社會監視器在二○一四年出現，當時中共大約派出二十萬共產黨員，前往新疆，「探視訪問人民、造福人民、收攬民心」，連他們也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下放到鄉下的都市居民一樣，受到維吾爾族的歡迎。到了二○一六年，第二波的十一萬臺監視器送到，作為「民族團結一家親」運動的先鋒，架設在家人遭到警察監禁或殺害的維吾爾族人家裡。第三波一百萬名共黨幹部於二○一七年抵達。這些大哥哥、大姐姐早上在地區中共黨部前面唱歌，勤奮地參加探討習主席「新中國」美夢的學習會。
維吾爾族不斷地遭到監視，為的是查驗他們忠誠與否，國語說得好不好？有沒有任何伊斯蘭拜墊或朝麥加跪拜的跡象？我是否聽到他們用阿拉伯語「祝你平安」（Assalamu alaikum）等伊斯蘭式問候語，跟別人打招呼？他們是否擁有一本《古蘭經》？齋月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對大部分人而言，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其實毫無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