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我的青春，在台灣

作者簡介

傅榆
第55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導演。
現從事獨立紀錄片工作，主要探索與關注台灣年輕人對台灣政治與社會的價值觀與態度。作品《藍綠對話實驗室》曾獲中國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紀錄片。紀錄短片《完美墜地》獲2016年香港華語紀錄片節短片首獎。2018紀錄長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金馬獎及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採訪撰文
陳令洋
清大台灣文學所畢業。曾為二二八共生音樂節工作小組成員。文章散見於文訊文學雜誌。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作者2018紀錄長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金馬獎及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作者金馬獎得獎感言全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部片，很多人以為是在講政治，但它其實更多是在講青春，青春很美好，但也容易犯錯。我們可能把錯誤的期待投射在別人身上，這有可能發生在人對人，也有可能發生在國家對國家。我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作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最大的願望。」

這是一本共鳴之書，也是勵志之書。
在台灣民主化歷程中成長、卻常在台灣喧囂的政治環境中感到迷失的人們，會在其中看到自己，以及被傅榆安靜堅定的努力所鼓舞。

書籍目錄

各界推薦
專文推薦 林蔚昀
自序

第一章 我的存在感保衛戰
-和台灣的民主一起長大
-台灣就要毀滅了
-超級大女人與家庭小精靈
-不曾消失的「29號」
-我的存在感保衛戰

第二章 電視計畫了我們的人生
-我不是仗義執言的人
-唯無哈黨
-兩千年上大學遇到政黨輪替
-入戲的觀眾
-深入敵營
青春•政治三曲──
前傳《不曾消失的台灣省》


第三章 原來紀錄片可以這樣哦？
-我的紀錄片啟蒙
-不碰政治的台灣紀錄片文化
-他們輸了我一點都不難過
-大家一起照鏡子
-質疑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就是質疑他的人生
青春•政治首部曲──《大家一起照鏡子》


第四章 藍綠對話實驗室
-霍格華茲魔法學院
-友善地說一聲嗨
-雅聞的反感
-非典型中港生
-我希望大家翻進去
-是反媒體壟斷？還是反中國因素？
青春•政治二部曲──《藍綠對話實驗室》 第五章 我們的青春，不只在台灣
-不是我的一廂情願
-我的中國經驗
-中港行
-三一八的缺席
-不得其門而入
-蔡博藝會來嗎？
-講重點！講重點！重點是什麼？
-陳為廷入港被拒


第六章 我不知道怎麼結束
-身為導演的罪惡感
-加入七日印象
-這一代人的故事
青春•政治三部曲──《我們的青春，在台灣》



第七章 你這個是台獨欸
-兩段得獎感言
-不一樣，你這個是台獨欸
-金馬事件的影響


第八章 對話持續進行
-回頭看藍綠
-台港中公民社會的重新反思

後記

附錄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國際巡迴演講全文
年表：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傅榆成長重要紀事

推薦序/導讀/自序

許多人都說要「超越藍綠」，但實際上只是「逃避藍綠」，不願正視問題的根源，自然也就談不上解決。傅榆以她的成長歷程和紀錄片創作為主軸，細緻呈現了青年世代的認同軌跡。這本書讓集體的政治問題落實到個人的生命經驗上，提供了相互理解的契機。
──朱宥勳（作家）

傅榆導演以純情、執著、和素樸勇氣，走出屬於她自己的創作特色，她早年就以影像反思她起源於原生家庭中的政治糾葛，後來她堅持多年實作跨海峽公民社會對話，一步步探問根本身分問題，而把自己鍛造成為具有思索政治問題能力的台灣導演。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第三種中國想像》作者）

選邊容易、對話困難。
期待傅榆推動的真誠對話，能讓台灣民主繼續深化。
──何榮幸（《報導者》創辦人兼執行長）

傅榆是大馬和印尼華僑來台定居的第二代，在台灣獨特的族群光譜裡，她是一位永遠的「他者」。多元的文化基因與紀錄片的歷練讓她養成了一個敏銳的旁觀之眼，也就是這樣的背景，在台灣複雜的政治認同下，她揭露並挑戰所謂「溫良恭儉讓」的台灣肌理，試圖讓光譜裡不同的人說出想法。於是，金馬獎典禮上，她以生澀而略帶顫抖的聲音向上千萬的觀眾一字一句地講出對台灣的國家想像，這看似莽撞卻真誠的行動來自她成長的蛻變。這本書期許著：有沒有可能，在我們共享的未來裡，人人可以無懼地說出自己的價值與信念？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民主的道路，不會有直線；自由的邊界，必然不規矩。這是我們共同的青春，在台灣。
──李惠仁（紀錄片導演）

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我在苗栗幫陳為廷辯護的時候，法庭外總有一台攝影機跟著他，掌鏡的是一個年輕女生，讓我覺得很奇怪。
「那是拍我紀錄片的傅榆導演啦」陳為廷這樣說。
當時還沒發生太陽花學運，陳為廷也還不是學運明星，後來因為常常看到傅榆，越來越覺得佩服她長時間拍攝紀錄片的毅力，彷彿要把所有發生的故事都記錄下來一樣。
《我的青春，在台灣》這本書，記載了不只是蔡博藝、陳為廷的故事，也包括傅榆自己、甚至是在那風起雲湧的社運年代裡，年輕世代共同的努力，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輕人的勇敢、堅強，當然，也可以看到徬徨與失落。
相信經歷過這樣時代的人，一定都不虛此行。
──邱顯智（雪谷南榕法律事務所律師）

任何社會事件裡面的人物都有其複雜的背景，連同拍攝創作者也一樣，如果讀者還記得金馬獎事件引發的軒然大波，如果你還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那麼我推薦你讀這本書，聽作者，聽當時的導演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林立青（作家）

在台灣這樣一個多元族群、文化且承載諸多歷史傷痕與故事的島嶼，我們的青春隨著政治演進不斷成長、掙扎而後消逝。我們成為了政治工作者，而後謳歌餘生不再回來的青春。傅榆書寫的是我們所有身為「解嚴世代」年輕人的青春。期許獻祭青春了的往後，台灣只有是非黑白，不再有是非藍綠
──林家興（紐約大學國際關係碩士、《新共和通訊》創辦人、前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

因為金馬獎上的發言，傅榆這一年來都很辛苦，擁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是罪，但她受到懲罰。人本來就不是平白無故自由，是無私的奮鬥與犧牲才能成就，是世世代代台灣人，用他們的青春，一步一步走到這裡。而現在，我們也在這麼做。
──胡采蘋（行銷部門主管，曾旅居中國十年）

感謝傅榆用自己的人生與創作，向大眾分享如何在交織的身份中，爬梳過去，書寫現在，尋找共同的未來。
──苗博雅（台北市議員）

啟蒙，是有趣又神秘的化學變化。因為一段話、一本書、一次新聞事件、一場運動、一部紀錄片，從此生命有了不同的樣貌。這本書記錄作者的啟蒙歷程，因此產生了一部影響深遠的記錄片以及震撼人心的金馬獎致詞，然後啟蒙了更多人的青春歲月。
──陳信聰（公視有話好說主持人）


多數人普遍有個共識，就是盡量不與人談及政治，但正因為我們擁有民主自由，才能以不同的聲音去對話，這是重要且可貴的
──鬼門圖文（圖文創作者）

《我的青春，在台灣》 有紀錄片無法紀錄的「我們」與「我」，對話的可能與不可能。書中環繞的危機感（記憶的、表現形式的、政治的、未來的），認同的差異與補充，在不同地帶運行的微痛與抵抗，不論是否完全咬合，都將引誘我們再次追問：我曾在哪個現場，又願意進入哪一個戰場——那是青春以後的事，是我們的台灣日常。
──馬翊航（《幼獅文藝》主編）

成長其實沒有終點，因此，青春期也可以無限延伸。只是，外界總還是要給你貼一個標籤，你已經不是小孩了，你已經是個大人了，你已經該如何了，或者是，你是台獨。
外界因為急於給自己早已預設好的立場做確認，而給予她許多標籤。
從傅榆導演的這本書裡，我看到，這些標籤有多沒意義。每個人都有一個複雜的人生故事。若真的要給這位金馬導演做出一個分類，她就是那個，至今仍然相信，人是可以透過溝通，了解彼此立場的。
作為政治宣導，一直到結尾都沒有結論，是不合格的。
但她是個影像工作者，她不是政治宣傳者，她不需要肩負這個重擔，她所創作的作品，她所描繪出的，是人的景況（human condition）
──張之豪（基隆市議員）

這本書不只是傅榆深刻自我探索的故事，也反映了台灣青年世代的政治思索旅程，更是整個民主台灣的一頁青春。
──張鐵志（作家）

傅榆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關於陳為廷及蔡博藝兩位學運青年的青春繁華錄，而《我的青春，在台灣》這本書卻是傅榆自己的青春繁華錄，是一個青年紀錄片導演的自我檢視及省思；沒有什麼比認真看待自己與他人的人生更重要的事，尤其是以紀錄他人人生為職志者，而傅榆做到了。
──詹正德（影評人）

有別於紀錄片電影吐露的創作面臨無助心聲，紀錄片確實有那麼點無法判斷結尾如何收才對的結論。書裡更詳實地傳達這段以民主紀錄的失焦青春。關於熱情、信念，以及人世間所有的進退兩難。
──膝關節（影評人）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對有些人來說是部有爭議的電影，《我的青春，在台灣》這本書，卻是再單純也不過的著作，記錄了傅榆的生命歷程，及其作品與生命輝映。「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也是部單純的電影，但也許是因為體制的複雜與邪惡，總讓人們看不見單純的人與單純的作品。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台灣公民行動影音紀錄協會理事長）

「台灣」是什麼——這是個艱難的問題。由於歷史因素，這小小的島上有各種認同，不只統獨，還有原住民與各國移民；這麼多不同認同的人，有可能構築出「共同的台灣」嗎？我認為本書在艱困中或許提示了某種溫柔的可能。
──瀟湘神（小說家）

（按推薦人姓氏筆畫排列）

自序
會有這本書的出現，其實很明顯，是因為二○一八年的金馬獎。那一場發生在我青春期尾端，足以改變我人生的意外。
一般來說，青春期大多泛指十多歲成長到二十多歲的時期。但對我個人來說，我真正的青春期，似乎是在我二十六歲、拍完第一部關於台灣政治的紀錄片《大家一起照鏡子》之後的二○○八年，才慢慢展開的。如果青春，指的是經歷啟蒙、探索、衝動、挫折然後成長的過程，那我的青春，大概就是從二○○八年，一直延伸到二○一八年，做完《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得到了金馬獎之後，才開始不得不接受，自己真的該長大，前往下一個人生階段了。
我一直覺得，自己比同年齡的人都晚熟得多，做什麼事情都是慢半拍，所以對許多道理的領悟，也都比一般人晚了一些。尤其是對於政治，對於身份認同，在大二以前，我可以說像是與世隔絕一般，沒有接觸過台灣社會真正的政治樣貌。至少在此之前，其實我不知道，原來談論政治，是敏感的。直到一次我與大學同學之間因為政治而差點引起爭吵，並且被其他同學拉開，才讓我發現，在場似乎只有我一個人，不懂這是怎麼一回事。不同立場之間的人不談政治，像是一種人人心知肚明的潛規則。
所以，當電視上在吵著本省外省的時候，我才開始困惑，自己到底屬於什麼人？當總統選舉越來越走向藍綠兩大勢力之爭的時候，我才開始困惑，究竟藍綠從何而來？當開始拍攝政治相關的紀錄片，我才開始更困惑，為什麼有好多事情，我原本都不知道？這些晚熟，我想是來自我雖然出生在台灣，卻相對特殊的家庭背景。
而這樣的晚熟，或許是促使我如此想透過不斷拍紀錄片，去探索台灣政治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是因為這種總是落於人後，需要不停追趕的不安全感，我想我不會有這麼強的動力，想要一直朝著這個主題繼續拍下去。從二○○八年到二○一八年，我拍了四部關於台灣政治的紀錄片。它們看起來是一部一部獨立的紀錄片，散落各處，沒人理解其中相關聯的脈絡。但對我來說，這幾部紀錄片，就是屬於我個人的政治成長簡史，像是三部曲，與一部前傳。
不過，儘管這些於我有多重要，我總認為，如果不是與自己有關，誰會想看另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因為如此，我從沒有把這些過程爬梳出來的意圖。很幸運也很感謝，我遇到了衛城出版社，還有願意聽我囉唆的口述，去蕪存菁編撰成文的令洋。他們讓我感覺，自己探索政治的這段成長歷程，或許的確緊緊扣著近代台灣政治歷史的演變。而爬梳這個過程的意義在於，可能讓更多人有機會從個人史的角度，去思考整個國家的歷史。重點不在於我個人，而在於這本書可能是一個媒介，讓生活在台灣的每個人，都有可能嘗試從自己生命史的角度，對照台灣的歷史，以至於理解與自己不同成長背景的人，在同一個時間點，又是如何面對與度過的。
我由衷的希望，這本書帶有這樣的功能，讓有機會閱讀到它的人，多花些時間思考自己面對政治的歷程，與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之間的關聯。這是我對這本書最大的期望。

文章試閱

和台灣的民主一起長大
在台灣出生成長，我們的青春經驗是什麼？
我出生在一九八二年。我這一代人，成長的時期，正是台灣解嚴之後，一步步邁向民主化的時代。可以說，我這一代人，就是和台灣的民主一起長大的。
在台灣，日常生活裡幾乎是無所不在地，有很多政治訊息。新聞很喧囂，每天都有很多議題、對立、口水仗。威權時代不會有這些。但我這一代人出生成長在台灣結束威權，起步建構民主的年代。我五歲的時候，台灣解嚴，民主進入幼兒期。我十四歲的時候，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民主很青澀，但是已經有它獨立的生命。我們成長的過程，幾乎一定會受到政治的影響。每一件台灣「民主化」歷程中的歷史事件，其實也都滲入我們的成長經驗裡，成為我們個人生命史的一部分。
所以，在台灣，和民主一起長大，究竟是一種甚麼樣的感覺呢？這並不是一條平順的路。青春會有理想。但是當時或許都沒想過，理想之中會藏著傷。我們想找到認同，卻要經過反省，才會注意到認同之中，也會藏著排擠與被排擠。這條路，我們到現在也一直在走。
而我的故事，只是許多故事當中的一個。


台灣就要毀滅了
「全國同胞們，台灣就要毀滅了！毀在民進黨的納粹法西斯手裡！毀在李登輝國民黨的慈禧太后義和團手裡！」─一九九四年台灣迎來了第一次台灣省長與直轄市市長選舉，我所居住的台北市，市長候選人呈現國民黨黃大洲、民進黨陳水扁與新黨趙少康三強鼎立的局面。當時趙少康策略性地將這場直轄市長選舉提升到了「中華民國保衛戰」的層次，因而在辯論會上這樣高喊著。最後那次市長選舉由陳水扁勝出，成為台北市第一位民選市長；同時，在省長選舉方面，我爸當年最喜歡的政治人物宋楚瑜代表國民黨，擊敗了民進黨籍的陳定南，成為台灣第一位民選省長（也是唯一一位）。
二十年後的二○一四年，台灣沒有毀滅，倒是發生了三一八運動，為了抗議政府草率通過與中國簽訂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一群學生們憤而佔領了立法院議場。這時的我已經成為了一位紀錄片工作者，持續以鏡頭紀錄著運動學生蔡博藝、陳為廷大起大落的人生。同樣在二○一四年，我大學時期的偶像郭力昕老師為我先前拍攝的紀錄片《藍綠對話實驗室》寫了一篇影評，叫做〈聆聽與對話─年輕世代重啟民主教育〉，開頭就從二十年前的那場台北市長選舉開始寫起，幾乎將趙少康所標舉的「中華民國保衛戰」視為二十年來台灣殺得難分難解的藍綠、統獨與省籍矛盾的開端。
回看二十年前，當時才小學的我，當然不曉得那場選舉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政治攻防，比起這個，我更苦惱於自己正面臨轉學後人生第一次遭受排擠的窘境。但我沒想到的是，那段揮之不去的排擠經驗，和台灣社會越來越糾結的省籍、統獨、藍綠問題，居然過了二十年後慢慢地連在一起，變成我生命裡最重要的議題。

我是傅榆，台灣人，但我爸媽並非本來就是。爸爸是馬來西亞華僑，讀大學的時候才來台灣；媽媽是印尼華僑，九歲時來台。在上大學以前，我總以為自己是「外省人」，對於這個族群分類名詞的意涵我從來都搞不清楚。那時天真地以為，所謂「本省人」就是閩南人，因為我不會說台語，所以我應該算是外省人吧？誤踩在這個位置上的我，總是對「台灣」有種疏離感，並對於「本省人」所宣稱的正義會有種難以接受的厭惡。但隨著我開始拍攝與政治認同相關的紀錄片，漸漸地我不再對自稱「台灣人」有任何的疑慮。會有這樣的轉變，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拍攝一部又一部關於台灣政治的紀錄片，讓我有機會認識到台灣過去發生的事情，尤其是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對那段歷史有越多的了解，越容易讓自己不再那麼容易僅以「省籍」遺留下來的
情緒看待身份認同。
現在的我，認同自己是個台灣人，我的夢想是有一天，台灣（不管叫什麼名字）可以成為一個主權完全獨立的國家。我曾經試著要爬梳這個夢想從無到有的過程，但始終找不到那個初始的時間點，或許就從我的童年開始說起好了。

這一代人的故事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總共剪輯了十二個版本，這是非常漫長的一條路。過程中可尚一直想要把我這個作者逼出來，讓我不要只是躲在這些角色背後而已。他逼我出現，逼我誠實地面對這一切。正是因為如此，我才把我所有覺得害羞、不堪的自己都放進去。
在看完第一支兩百分鐘的版本之後，可尚建議我和陳為廷、蔡博藝好好聊一聊。因為他看到的不只是他們兩位主角，片中還出現了很多台港中的年輕人，所以他好奇的不只是他們兩位，也不只是我個人，而是這些年輕人好像都有一些共通的理想，在這個時段被我紀錄了下來。但是現在，他們最青春的那一段故事已經過去了。他們怎麼看待當時的自己？怎麼看待這段青春？可尚說，這不是他們兩人的故事，也不只是我們三人的故事，而是這一代人的故事。
於是我決定找陳為廷和蔡博藝來看看我目前的剪輯結果。
在那之前，我已經接近一年多沒有好好拍他們了。我感覺到他們變了，不再衝撞了。曾經有一次我分別和他們聊天，問他們為什麼都不去社會運動的現場了？他們不約而同地說，老啦，這很正常啊。陳為廷甚至說，當學生的時候比較有時間啊，但大家不都是這樣嗎？出了社會就要去找工作啊。
我聽了心裡很不是滋味。那我算什麼？我不是早就在工作、早就出社會了嗎？你們真的只是因為當年是學生，才去參加社會運動的嗎？難道真的只是你們一時的熱血，不是信仰、不是理想、不是理念嗎？我非常失落。難道長大人就一定會變得現實、或者趨於平淡？我不甘心，是不是他們忘了什麼，失去了什麼初衷？
所以我一廂情願地想，如果讓他們看看過去的自己，那時的熱情與理想會不會召喚起他們的記憶，讓他們想起自己的初衷？
結果他們看完的反應不如我想像。我以為他們會很感動，會發出一些感慨，但是我並沒有將自己的矛盾與困惑拋向他們，他們有些無奈地回應：「我們現在怎麼想，為什麼要向別人交代呢？」他們甚至認為我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或許是為了打破僵局，陳為廷忍不住說，妳應該要去回顧那些細節，為什麼每個人在當初會做這樣的選擇，並從後來的實踐成果去檢討他的理念價值，這才有意義嘛！
由於與預期的結果有落差，我反過來問他們說：「那你們覺得我呢？」這時我已經隱約意識到，不能只從他們身上找到答案，好像必須要反問我自己才行。這也是受了可尚導演啟發的緣故。
在我出發去給陳為廷和蔡博藝看片子、跟他們討論之前，可尚導演問我：「妳要怎麼和他們聊？」因為我的想法比較渙散，很容易講著講著就不知道講到哪去了。他很擔心我沒有扣在我的核心問題上。
我列出想問的問題，大概都是這段過程裡沒問到的一些細節，例如他們每一次需要抉擇的時候，心裡在想些什麼？實際上這些問題比較偏向我對他們的詮釋，有點像是想要證實他們是否真的這樣想。可尚看完我寫的問題之後問我，妳真的想問這些嗎？這些事情很重要嗎？妳不是都知道了？
我那時候是以片子製作的實際考量出發，即便我可能知道答案，但我需要向他們證實。他們不說出來，我沒有辦法放進影片中。
但可尚覺得這些太枝微末節了。他問我：「妳到底為什麼要拍這一場？為什麼要去找他們？為什麼要給他們看片子？妳到底想幹嘛？」他溫柔但是犀利地逼問我。
我被逼急了，進入用力思考的狀態。
他換了個方式問：「如果要用一句話，說明補拍攝這一幕的初衷，妳想要說什麼？」我於是變得很直接：「因為我不知道怎麼ending。」他回說：「那不就結了？」
他的意思是，這不就是妳的答案了嗎？因為妳在這段過程中付出了那麼多努力，現在卻不知道要怎麼結束──這就是妳現在這個行動最大的初衷。所以妳不能被他們拉走，不能把問題丟給他們。妳要問問自己，到底在想什麼，妳想對他們、對自己說什麼，能不能在這支影片中說出來。重點在於妳自己。
然後我就出發了。
所以那個當下我才會把問題丟回我自己身上：「那你們覺得我呢？」
問題一說出口，我就發現了，原來自己這麼糗，原來真的是我自己不知道要怎麼辦？問題原來出在自己身上。於是我講著講著就哭了出來。
陳為廷與蔡博藝都很傻眼，因為沒有看過我這個紀錄片導演在他們面前哭。雖然我很愛哭，但我從沒讓他們看見我那麼失態的樣子。畢竟我比他們大了快十歲，而且我拍他們的片子很多都得獎了，所以不管是他們還是我自己，都認為我算是滿有能力的呀。
他們應該怎麼也沒有想到，原來，這個大他們十歲、得了很多獎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不知道自己問題在哪裡？他們原來以為我很有自主性、很清楚自己在做的事，結果：妳不知道怎麼幫片子收尾？那應該是妳自己就可以處理的事情啊。
在我哭出來的當下，蔡博藝反應很快，她立刻：「快拍導演！快拍導演！」攝影師竟然聽她的話，我沒叫鏡頭轉過來，但鏡頭真的轉過來了。這個瞬間，我們之間的權力關係反轉了。本來，拍紀錄片的詮釋權在我身上。縱使他們可以和我有些拉扯，有些事情他們可以選擇不讓我拍，可是因為我是紀錄片的拍攝者，最終詮釋的權力還是在我，彼此的關係終究不是對等的。
但是現在攝影機也對著我了，我好像被暴露在大家的面前，和他們站在同樣的位置上，跟他們一起被觀眾放大檢視。那是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時刻，我才不再只是躲在鏡頭後面拍攝他們的紀錄片工作者。我進入了影片。而我也意識到，就像可尚導演先前已經看出來的一樣： 這
不只是他們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是我們一代人的故事。
當下，我知道這就是片子的結束。

金馬事件的影響
金馬獎之後還有種種事情持續發生，我親身體驗到中國因素如何直接而強力地影響台灣人的處境。我真的感受到了，那些壓力，是透過種種非正面的方式，累加在我、以及我身邊的人身上的。
中國政府的壓迫讓我產生一股強烈的憤怒情緒，卻難以言喻。後來，我看了中國導演應亮的作品《自由行》，立刻就對片中主角的氣憤感同身受。我透過看到了另一位導演在他作品之中的表達，而能夠解釋發生在我身上這種情緒的由來。這就是誠實的創作對人世間的貢獻吧。創作者是在誠實地表達自己，也會讓其他有相似經驗的人感同身受，而理解自己正在經歷什麼。
應亮是一位中國導演，因為拍了一部涉及敏感議題的作品，被禁止回家鄉。他只能留在香港，成為一個流亡導演。他把自己的故事寫成一部自傳，還拍成電影《自由行》。片中，他將自己轉化成為劇情裡的一個女性角色，身份同樣是流亡的導演。其他出現在片中的角色還有導演的老公和她的媽媽。
片中，由於流亡導演本人不能回家，媽媽無法在中國和她見面，只好假借自由行的方式來台灣和女兒碰面。電影裡的女導演一直處於很生氣的狀態，不知道在氣什麼。她看到導遊總是對他們提防東、限制西，很怕會受到他們的牽連；但她的媽媽、她的老公卻得對導遊客客氣氣，卑躬屈膝地道謝。她非常慎怒，引出了很多內心戲。
我在看這部片的當下，非常能夠理解。我懂她在氣什麼，那是一種好像自己做錯了什麼，才會害得自己的家人得要這樣卑躬屈膝的感覺。那個憤怒，是氣自己，也氣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屈服於強權。她會生氣，是因為感受到強權的力量正透過她的家人，一股腦地往她那邊壓──我雖然沒有到要流亡的程度，但我也可以感覺到，中國的政治強權絕不是個抽象的議題。它對個人施加的壓力是非常具體的。
很多人不覺得中國因素真的會對我們造成影響，我卻真實地感受到了。可是我也很難讓大眾理解我的感覺，正如同影片裡面的女導演，即使是身邊親近的人也無法感同身受她的氣憤和無奈。在別人眼中，或許可能也會認為，金馬獎之後我看起來好像沒受到任何影響，甚至還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我確實是因為得到許多支持，才能確認自己並沒有做錯。比起其他許多受到更大壓迫的人，我受的傷沒有那麼重。大家都說我被網路霸凌，但這些來自於網路的指責跟誤解，我並沒有讓它們進到心裡，更不致於因此一蹶不振。即使有些人用很難聽的字眼，或用照片亂拼貼剪接來罵我，我也都不會放在心上。因為我能解構他們這些言詞、行為背後的原因，是有更大的勢力正在運作。
還有些人用激烈的措詞說，我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傷害台灣、認為我應該向李安導演道歉。對這些話我也不會因此而受傷。因為我知道說這些話的人，他們的話語體現的是背後複雜的意識形態；他們討厭三一八、討厭台獨、用辱罵的方式來否定我，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先被否定─台獨的主張基本上是在否定他們的價值觀，三一八運動反抗國民黨政府也是在否定他們的價值觀，所以他們用攻擊的姿態來看待我的言論。我並不會對他們那麼生氣，因為我可以理解每個意識形態背後，都有一連串的人生故事。唯一會讓我真正有感覺的，是有些人認為我太過自私，不夠體貼、沒有注意到現場其他人的處境跟想法，這點我覺得，我確實需要反省，我也真的在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