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老師的謊言：從高中課本拆解「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虛妄與希望

作者簡介

詹姆斯．洛溫 James W. Loewen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長期關注種族 、民權、勞工等問題，著有暢銷書《老師的謊言》與《謊言遍地美國：歷史景點的問題》（Lies Across America: What Our Historic Sites Get Wrong）等十餘本書。他的最新著作是與蕾貝嘉．史戴佛夫（Rebecca Stefoff）合著《老師的謊言：給年輕讀者》（Lies My Teacher Told Me: Young Readers’ Edition）。

2012年，美國社會學協會（ASA）特別頒獎給他，感謝他的學術貢獻促進了社會正義，他是第一個獲得這個獎項肯定的白人；同年，美國社會研究委員會（NCSS）也頒發「美國精神獎」給他，該獎項歷年得主有「現代民權運動之母」帕克斯（Rosa Parks）、2002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卡特（Jimmy Carter）、教育家羅傑斯牧師 （Mr. Rogers），這份殊榮得來不易。

洛溫教授是佛蒙特大學社會學榮譽教授，也在歷史頻道旗下《歷史雜誌》、歷史新聞網（HNN）擔任的特約作家，目前住在華盛頓特區。

譯者簡介

陳雅雲
美國蒙特利學院口譯暨筆譯碩士，英國新堡大學翻譯博士，現任教於新堡大學翻譯研究所，譯作近五十本，包括《一平方英寸的寂靜》、《踏入宇宙的一小步》、《改變世界的簡單法則》、《從零開始》等。

書籍目錄

序
第1章 歷史造成的障礙：創造英雄的過程
第2章　 1493年：哥倫布真正的重要性
第3章　 第一個感恩節的真相
第4章 紅眼
第5章 「亂世佳人」：隱藏在美國歷史教科書的種族主義
第6章 約翰．布朗與林肯：隱藏在美國歷史教科書的反種族主義
第7章 機會之地
第8章 老大哥：教科書描述的聯邦政府
第9章 眼不見為淨：選擇不看越戰
第10章 記憶深處：新近歷史的消失
第11章 進步是我們最重要的產物
第12章 歷史這麼教的原因
第13章 教這樣的歷史有什麼後果
後記 未來，該怎麼做？

推薦序/導讀/自序

緒論╱大錯特錯

多知多錯，不如少知少錯。╱比林斯（Josh Billings）

美國歷史之漫長、浩大、多樣、美麗與可怕，歷來筆墨難以形容。╱鮑德溫（James Baldwin）
隱瞞歷史真相是對人民施加之罪行。╱蘇聯格裡戈連科（Petro G. Grigorenko）將軍，致歷史期刊之私人信函，約1975年

不記得過去之人注定要重念11年級。╱詹姆斯．洛溫

高中生厭惡歷史，列舉最喜歡的科目時，歷史必定倒數第一。在他們的心目中，歷史是21門學科裡「最不相干」的科目，經常以「無聊」來形容。儘管大多數學生的歷史成績比數學、科學或英文都來得高，每每遇到歷史課，還是能逃就逃。即使被迫修習歷史，學習效果也會打折扣，所以每一、兩年都會有個研究跳出來，抨擊我們17歲的高中生竟然不知道某些事。
就連富裕白人家庭的男孩也認為高中歷史「太過簡潔、美好」。非裔美人、原住民和拉丁裔學生格外不喜歡歷史，學習成果也特別差。非白人學生的數學成績僅比白人學生差一點，英文成績再差一點，但歷史卻差最多。這結果很有趣：對少數民族來說，歷史顯然不會比三角函數或福克納（Faulkner）的小說難念。學生甚至不知道自己跟歷史格格不入，只知道自己「不喜歡社會科學」或「不擅長歷史」。
在大學，大多數的非白人學生都會遠遠避開歷史系。許多歷史老師都察覺到課堂上的低迷氣氛；若時間充裕，家庭責任輕鬆，資源充分，校長彈性施為，有些老師會棄用填鴨式的教科書，自行發展美國歷史課程。但更多老師是因為氣餒而漸漸妥協，他們隱約知道學生不像他們一樣對歷史充滿熱情，於是開始減少投入的心力，教學逐漸公式化，只確保自己比學生熟悉教科書的內容，教的也僅涵蓋下次考試會出現的部分。在大學，大多數學科的老師都很滿意學生入學前就已具備重要的學科知識，但這在歷史系卻大不相同。大學歷史教授對高中歷史課程向來感到不滿，我有位同事說他的美國史概論是「破除迷信第一章與第二章」，因為他認為必須先糾正學生在高中所學的錯誤資訊，他們才有空間容納正確資訊。這是歷史系特有的情形，比方說，數學教授知道高中很少教非歐幾何，但不會預設高中教的歐氏幾何是錯誤的，而英國文學教授也不會有高中會教錯《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想法。事實上，只有高中歷史是學生上越多課，變得越笨。
或許不用我說，人人都知道美國歷史的重要性。歷史與我們切身相關，勝過其他的主題，而無論我們現今的社會是美好、可怕、還是兩者兼有，歷史都記載著我們走到今日的過程。了解過去，才能了解自己與周遭的世界。我們必須了解歷史，而根據社會學家萊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說法，其實我們對這一點也心知肚明。
在學校體系外，美國人對歷史展現莫大的興趣。從高爾．維達（Gore Vidal，著作包括《林肯》和《波爾》等）或黛娜．佛勒．羅絲（Dana Fuller Ross，著作《愛達荷！》、《猶他！》、《內布拉斯加！》、《奧勒岡！》、《密蘇里！》）所寫的歷史小說經常成為暢銷書，即可見一斑。此外，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是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最受歡迎的三大博物館之一；「南北戰爭」系列為公共電視帶來新觀眾；根據歷史事件或主題拍攝的電影，例如《國家的誕生》、《亂世佳人》、《與狼共舞》、《誰殺了甘迺迪》和《搶救雷恩大兵》等，在在是令人讚嘆的泉源。由此看來，令學生感到無趣的並不是歷史本身，而是傳統的美國歷史課程。
我們面對的情況是：美國歷史充滿精彩和重要的故事，不僅有迷住讀者的魅力，甚至能吸引難纏的七年級生。這些故事展現出美國的本質，並與我們現今的社會息息相關。美國讀者，甚至年輕讀者，都需要也想要了解國家的過往。然而他們卻一路睡過了原本應呈現歷史的課程。
究竟是哪裡出了錯？
我們發覺問題的癥結在於，美國歷史課程仰賴教科書的程度高於其他的學科。我第一次在教育研究文獻中發現這情形時極度驚訝，因為再怎麼想也是其他學科（例如平面幾何學）比較需要研讀教科書。畢竟，如果學生要學習平面幾何學，很難透過訪談社區裡的年長居民，或從圖書館的書、舊報紙檔案，或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裡數以千計的照片和文件著手。這些及更多相關的資源都與美國歷史息息相關，原本應是研讀的對象，但學生在歷史課上（而不是幾何學課上）研讀的卻是教科書，還得回答每個章節後列出的55個無聊問題或大聲讀出答案等等。
在美國歷史教科書光鮮的封面裡滿是資訊，或許該說資訊為患。這些教科書厚重龐大，我先前收集的12本最受歡迎的教科書，平均重量就有2公斤，厚888頁。令人驚異的是，在過去的12年間，這類教科書甚至變得更厚。在2006年，我調查了6本新書（由於出版商合併，所以不再有12本），其中3本是舊書新版，源自半世紀以前出版的書，另外3本則是全新出版。這6本新書平均1,150頁，重量將近3公斤！我從沒想過它們還能變得更厚。我一直以為（或者該說希望？）在豐富的網路資源下，這些厚重的巨物肯定會過時而遭棄用。以前的教科書問世時，網際網路還沒誕生，歷史教科書的厚重有其道理：例如在密西西比州波圭契托（Bogue Chitto）或威斯康辛州比佛丹（Beaver Dam）的學生，除了教科書以外，拿不到多少與美國歷史有關的資源。但現在的情況不同：今日每一所有電話線的學校都可以連網。學生能瀏覽數以十萬計的原始資料，包括新聞報導、國情普查、歷史照片和原始文件等，也可以看學者、市民、其他學生、流氓騙徒等等對這些原始資料的二手詮解。現在已經沒有必要要求學生花九個月時間，單單只讀一本由相同作者群撰寫或集錄的書。
這些新書異常厚重，幾乎到危害讀者的程度。《美國之旅》（The American Journey）多達1,104頁，頁面比我最早收集的那12本巨大的高中教科書都來得大，重量肯定有兩公斤半。《美國之旅》是美國教育史上重量最重的中學指定用書（定價超過84美元，所以可能也是最貴的一本。）非營利性質的美國背包安全協會（Backpack Safety America）就是在整脊治療師和其他醫療照護專家的激勵下成立，宗旨在於「減輕教科書與書包的重量」。在這宗旨達成前，就由整脊治療師前往學校，教導正確的姿勢和舉物的技巧。
出版商也發覺這些書大得可怕，於是嘗試用有創意的頁數標法來掩蓋實際的總頁數。例如《美國之旅》共有1,104頁，但出版商對前面的42頁和最後的72頁採取不同的頁碼編法，設法把頁數降到了一千以下。但學生並沒有上當，仍然知道這是扛回家最重、放在腿上最沉、讀起來也最枯燥的書。
出版社編輯也明白，在可憐學生眼裡，這些書看起來有多駭人，於是他們精心製作引言和精美的內容，最先變動的就是目次表。以《美國人》（The Americans）為例，這本書長達1,358頁，重量超過3公斤，目次長達22頁，書中有大量插圖，還有許多彩色橫幅小標，例如「地理焦點」（Geography Spotlight）、「日常生活」（Daily Life）和「歷史焦點」（Historical Spotlight）。其後是三頁長幅設計，分別列出「歷史主題」（Themes in History）和「地理主題」（Themes in Geography）。然後又添了一些小技巧，教人如何閱讀複雜、分散且長達三、四十頁的章節，其中一個技巧說的是：「每章開頭均有兩頁介紹，以便讀者為閱讀內文做好準備。」
「唉，糟了，」學生哀號：「這書肯定沒什麼用。」每個學生都知道《哈利．波特》系列，不需要別人教就可以讀；但這本書不同。
不幸的是，書變得更厚之後，只會刺激有良知的老師花更多時間確保學生會讀它，以及做好書中需要耗費許多時間作答的問題與課題，這使得歷史課變得更加無聊。出版商為了讓教科書變得有趣一點，開始在書中加入種種特殊的輔助工具，以吸引學生。但這些花招反而造成反效果，許多甚至毫無用處，只對行銷部門有好處。《美國人》的目次表有許多彩色小標，但學生根本不需要「地理焦點表」。以書中的「巴拿馬運河」焦點來說，學生只需要查看後面的索引，就能找到這條運河的資訊，而不必先猜出它是一個地理焦點，然後在22頁目次中尋找地理焦點，再看其中是否有「巴拿馬運河」。這些小標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方便銷售人員向學區推銷這本教科書。
這些教科書如此厚重還有一個原因，出版商不願因漏掉某個特殊地理區或群體關切的細節，而導致其教科書不被採用。教科書作者似乎總是要為每一位美國總統寫一段話，連任期極短的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和米勒德．菲爾莫爾（Millard Fillmore）也不例外。每一章結尾處還有複習頁，以《美國人》為例，書中列出840條「重要概念」，再加上310條「學習技巧」，890個「專有名詞與名稱」，466個「批評性思考」問題，每章內還設有其他的研讀計畫，這還沒算上每章結束後的兩頁複習頁上所列出的數百個詞彙與問題。等一年念完時，沒有學生記得住那840個重要概念，更別說那890個專有名詞和無數看似事實的內容。在此情況下，學生和老師只好專心致力於一件事：為考試背誦專有名詞，然後再忘掉它們，以便空出腦細胞來記下一章的內容。難怪許多高中畢業生甚至記不得美國南北戰爭發生的年代！
學生說的沒錯：這些書的確無聊。歷史教科書敘述的故事沒有新意；每個問題都已有答案或即將有答案。教科書將衝突或懸而未決的史實排除在外，不論及任何可能有損國格的內容。當他們嘗試戲劇化的描述時，每每演變成通俗劇，因為讀者知道最終總會化險為夷，例如有一本教科書上就寫道：「儘管歷經挫敗，美國最終仍克服了這些挑戰。」大多數的歷史教科書作者都不肯嘗試通俗的寫法，文筆單調乏味，如果大聲唸，就像老師在喃喃自語，難怪學生感到無趣。
教科書作者鮮少以今證古。他們原本可以要求學生思考性別在當代社會中的角色，鼓勵思考女性在投票權運動或近期婦女運動的成就或未竟之處。他們原本可以要求學生為大樓管理員和股票經紀人的家庭制定預算，以鼓勵他們思考過去與現在的工會和社會階層。這些都是可做之事，但這些作者卻沒有採取這些做法，沒有把現今當作資訊的來源。
教科書也鮮少以古證今。書中把過去描述為簡單的道德劇，「當個好公民」是要傳達的訊息。「你們擁有值得自豪的傳統，應以那為榜樣，畢竟你們都已看到美國今日的成就。」採取這種樂觀主義並沒有錯，但對非白人學生、勞工家庭的小孩、發覺女性歷史人物稀少的女孩，或在社會經濟方面不太成功的人來說，卻可能是一種負擔。樂觀主義讓人不去試圖了解失敗的原因，只會責怪受害者。難怪非白人兒童對歷史總是敬而遠之，在讀了一千頁單調乏味的樂觀主義後，任何人都會生厭。

（以上節錄自《老師的謊言》緒論╱大錯特錯）

文章試閱

第一章╱
歷史造成的障礙：創造英雄的過程

美國所謂的本質其實是由一系列關於英勇祖先的神話所構成。╱詹姆斯．鮑德溫

我們在研究歷史時愕然發現，輕描淡寫罪惡或遺忘歪曲的觀念居然一再出現。我們不能記得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喝醉酒，只能記住他是卓越的憲法律師。我們必須忘記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曾擁有奴隸……只能記住我們認為值得稱頌、發人深省的事。當然，如果不這麼做，歷史就失去激勵人心與示範的價值。歷史描繪完美的人物與崇高的國家，卻沒有呈現事實。╱杜布瓦（W.E.B. Dubois）

將我們尊敬的人變成偶像，不僅傷害了他們，也傷害了我們……我們無法領悟，其實我們也做得到。╱查爾斯．韋利（Charles V. Willie）

本章的主題是英雄化，亦即把人變成英雄的變質過程（就像鈣化）。我們的教育媒介藉由英雄化的過程，將有血有肉的凡人變成令人欽佩的完美生物，但同時他們也變得沒有矛盾、痛苦，缺乏可信度和人情味。
許多美國歷史教科書裡充斥著傳記式的小品文，用以敘述極富盛名的人物（例如《應許之地》裡介紹歷任美國總統的小品文），以及頗富盛名的人物（例如《自由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Freedom〕以標題為「你知道嗎？」的方塊文，介紹第一個自美國醫學院畢業的女性伊莉莎白．布萊克威爾（Elizabeth Blackwell）；以及《烈日下的詩篇》〔A Raisin in the Sun〕的作者洛藍．韓絲貝莉〔Lorraine Hansberry〕，還有許多其他出名的人物）。這類的小品文本身是不錯的構想，它們介紹的人物能做為學習的榜樣，證明我們能以多種方式改變世界。它們也提供了介紹布萊克威爾和韓絲貝莉這類人物的空間，教科書裡才不至於通篇充斥著男性白人的政治人物。傳記小品文也敦促我們反思歷史教學的目的：若把發明車棚和改變居家建築空間的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跟簽署了第一個《文官法》（Civil Service Act）的契斯特．亞瑟（Chester A. Arthur）進行比較，誰值得比較多的篇幅？誰對我們今日的影響比較大？又例如，是布萊克威爾的崛起比較戲劇化、還是生來即注定擔任參議員的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無論選擇介紹哪些人物必定都有爭議之處，但是教科書除了介紹歷史人物的成就，也應呈現他們獲致成功的歷程。
我們可以對教科書列出的英雄名單一再提出批判，但我關注的倒不是該選擇誰的問題，而是教科書和課堂上是如何介紹這些英雄人物。二十世紀的兩位美國人物很適合作為英雄化個案研究的對象：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海倫．凱勒（Helen Keller）。威爾遜無疑是一位重要的總統，也獲得教科書的大篇幅介紹，相較之下，凱勒是沒有推動過任何立法、沒有改變過任何科學學科的歷程、也沒有宣戰過的「小人物」。我調查的歷史教科書中，只有一本登出她的照片，大多數的教科書甚至連她的名字都沒提到，但是老師們卻喜歡談她，經常採用以她的生平為榜樣的視聽教材或傳記。這些都是為了確保學生記得這兩位歷史人物的事蹟，但學生卻不一定能從中獲益。英雄化嚴重扭曲了凱勒和威爾遜（及許多其他人物）的生平，造成我們無法清晰地思考這些人物。
老師經常以盲聾的凱勒克服身體障礙為實例，鼓勵了許多世代的學童。每個念五年級的學童都知道安．蘇利文（Anne Sullivan）曾在凱勒小時候，把供水幫浦的「水」潑到凱勒的手上；至少有12部電影和教學影片是以凱勒的生平為主題，每部都是老題新拍。麥格羅．希爾出版社（McGraw-Hill）在教學影片中所下的結語是：「海倫．凱倫和安．蘇利文帶給這世界的禮物，是不斷提醒我們周遭世界的奇蹟，以及我們應該感激那些教導我們生命意義的人，因為沒有人不值得被幫助或不能獲得協助，每一個人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協助彼此發揮真正的潛力。」
為了從凱勒的生平汲取出枯燥乏味的座右銘，歷史學家和電影製作人忽視她實際的傳記，把她特別希望我們學習的教訓略去不看。凱勒勇敢地學習說話，但她的聲音卻在歷史中被迫消音，我們無法真正地了解她。
在過去20年間，我問過數百名大學生，看他們對凱勒的生平與事蹟了解多少。他們都知道她是又盲又聾的女孩，大多數記得她有個待她如友的老師蘇利文，以及她學會了讀書寫字，甚至說話。有些人回想起凱勒早期生活中的枝微細節，像是她住在阿拉巴馬州，在遇到蘇利文以前行為乖張、舉止無禮等等。有些學生知道她念到大學畢業，但沒有人知道其後發生的事，對她成年後的生活一無所知。有些學生鼓起勇氣說，凱勒後來成為「公眾人物」或「人道主義者」，或許代表盲聾人士發聲。有的學生問：「她是不是有寫文章？」或是「她好像有演講？」但都只是臆猜，沒有實際的內容。凱勒出生於1880年，在1904年自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畢業，並於1968年過世。她的成年生活長達64年，忽略這過程或僅僅用「人道主義者」一個詞概括一切，就像是避過不談的說謊方式。
事實上，凱勒是一名激進社會主義者。她在1909年加入麻薩諸塞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 of Massachusetts），甚至早在畢業前就已是社會激進分子，而且她本人特別強調這「並非」因為該學院的教導。俄羅斯革命之後，她歌頌新共產主義國家：「在東方，有一個新星正在興起！在舊秩序歷經苦難後，新秩序誕生，看啊，在東方，人之子已經誕生！前進，同志們，一起前進！向俄羅斯的營火前進！向將至的黎明前進！」凱勒在書房的書桌上掛了一面紅旗。她朝社會主義前的左翼漸進，後來加入世界產業工人聯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簡稱IWW），也就是遭威爾遜迫害的工團主義工會。
凱勒基於自身的殘障經驗以及對其他殘障人士的關懷，而獻身社會主義。起初，她致力於簡化盲人使用的字母，但很快發覺單單解決眼盲的問題，只是治標不治本。她在研究後發現，盲人在人口裡並不是隨機分布，而是集中在低下階層。貧窮的男性比較可能因工業意外或醫療照護不足而失明；成為妓女的貧窮女性，因感染梅毒而失明的風險較高。凱勒由此得知，社會階層制度控制著民眾在生活中的機會，有時甚至可以決定他們能否看得到。她研究的不僅止於書本上的學問：「我造訪壓榨勞力的工廠、製造廠和擁擠的貧民窟。我就算看不到，也聞得到。」
凱勒成為社會主義分子時，已經是世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但她很快變得惡名昭彰，她改信社會主義的舉動也掀起新的媒體風暴，只不過這次是遭到大加撻伐。原本對她的勇氣與智慧大加頌揚的報紙，現在強調她的殘障。專欄作家批評她無法從獨立自主的感官獲得資訊，因而受到提供她資訊的人影響。《布魯克林鷹報》（Brooklyn Eagle）的編輯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寫到凱勒時說，凱勒的「錯誤來自她在發展上受到明顯的限制。」
凱勒回憶起遇到這位編輯時說：「過去他對我的讚美多到令我羞於提起，如今我公開支持社會主義，他卻提醒我和大眾，我既盲又聾，因此特別容易犯錯。自我遇到他之後的這些年來，我的智慧肯定縮水了。」她繼續說：「噢，荒謬的《布魯克林鷹報》！他們罹患了社會性視障和聽障，他們捍衛的是令人無法忍受的制度，一個造成許多實際盲聾的制度，而這些正是我們試圖防止的。」
凱勒的晚年大多致力於為美國視障基金會（American Foundation for the Blind）募款，對於社會需要激進變革的信念一直沒有動搖。由於她是在歷經辛苦的奮鬥後才學會說話，因此她協助成立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為他人的言論自由奮戰。她捐贈100美元給國家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簡稱NAACP），隨款附帶一封支持信函，後刊登於該協會所辦的《危機》（The Crisis）雜誌中─在1920年代以白人的身分來做這件事是相當激進的行為。她在社會主義黨總統候選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每次競選總統時都表示支持，她也就婦女運動、政治和經濟發表評論。她在人生將盡時，曾寫信給美國共產黨領導人伊莉莎白．葛利．弗林，弗林在麥卡錫（McCarthy）時代以「莫須有」罪名入獄。凱勒在信中寫道：「親愛的伊莉莎白，生日快樂！願服務人類的意義，為妳勇敢的心帶來力量與寧靜！」
有些人可能不同意凱勒的立場，她對蘇聯的讚美在今日看來也過於天真、令人難堪，對一些人來說甚至是叛國行為。但她「是」一個激進分子的事實卻鮮為美國人所知，只因我們的學校教育與大眾媒體略去這一切。

（以上節錄自《老師的謊言》第一章╱歷史造成的障礙）